王国维。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
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古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
各类实用科学，直接间接都以改善民生、实用济世为宗旨，从来不会和政治、世俗社会的喜好追求相互抵触。
至一新世界观与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
可一旦有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出现，往往就和当下政治取向、世俗喜好格格不入。
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绝非真正之哲学。
倘若哲学家只迎合政治与世俗的喜好，却不顾真理本身，那就绝不是真正的哲学。
以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辩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污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餔餟的文学，绝非真正之文学也。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做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
欧洲中世纪的哲学一味只为宗教辩护，因此蒙受巨大屈辱；这也正是叔本华痛斥德国大学里官方哲学的原因。
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
只有精神富足充裕，又不必为生计终日劳碌的人，才能终身保有这种精神游戏的本真。
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绝无文学家之资格也。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餟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
成年之后，又不满足于孩童浅显的游戏，于是把自身的情感、所见的世间万物描摹刻画、吟咏感叹，用来释放内心积蓄的精神力量。
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放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玄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餟的文学之记号也。
等到文学可以博取声名之后，就有人借着文学沽名钓誉；而真正的文学，只好寄托在当世不受看重的文体里，借此显露本真。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
文学有两大根本要素：一是景物事理，二是内心情感。
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
景物事理，以描摹自然风物、人生现实为主；内心情感，是我们对这些现实人事的精神感受与心境态度。
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
从一个角度来说，必须内心清空杂念、不怀成见，才能深刻观察万物、真切体悟世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
古往今来，但凡能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人，必定要经历三种人生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重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重境界。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文学天才，有时几十年出一位，有时几百年才出一位；而且天才还需要渊博学问来充实，以高尚德行来主导，才能创作出真正伟大的文学。
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诗人描摹景物的精妙，堪比天地自然的造化之工；而这些佳句都出自离别之人、失意之士、戍边征夫之口，由此可知：情感真挚的人，观察万物也最真切传神。
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
《离骚》《远游》用数千字都倾诉不尽的家国忧思、人生苦闷，这短短十七字就概括无余，难道不奇妙吗！
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
宋玉、景差能体会屈原的情怀，效仿屈原的文辞；又亲眼目睹屈原的人生遭遇与高尚人格，所以他们的文字，几乎等同于抒写自身心声。
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
所以五代、北宋的诗歌（除少数几位大家外）没有多少值得品读的，而词却在此时步入全盛鼎盛时期。
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
至于叙事类文学，比如叙事诗、诗史、戏曲等，不包括普通散文，我国还处在发展幼稚的阶段。
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
身为东方文学古国，却在最高层次的叙事文学上没有能和西欧相匹敌的作品，这便是后世文学家的责任。
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
至于叙事文学，需要耗费漫长时日，取材范围广博，不是兼具天赋与闲暇的人，根本无法胜任。
此诗家之数之所以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这就是抒情诗人多得数不胜数，而能写好叙事文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原因。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
《三国演义》算不上纯粹的文学作品，但书中写关羽放走曹操一段，若非大手笔文学家，根本写不出这般神韵格局。
《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
《水浒传》刻画鲁智深，《桃花扇》塑造柳敬亭、苏昆生，这些人物的日常行事，看似平淡寻常、无惊天壮举。
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关壮缪之佼佼者乎？若此者，岂真如康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餟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餔餟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原载于1906年《教育世界》139号）
但他们行事全然不顾个人利害得失，依然能让读者心生无穷感慨、满怀崇敬，更何况关羽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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