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近来有论者撰文，认为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的古文运动，远承北朝苏绰效仿古奥文体的余风，我认为此说与史实严重不符。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的兴起，根源在于天宝安史之乱后，寓居南方的文人对当下政治教化的反思反抗，再加上民间通俗文体的浸染影响，文人取用上古散文体制创作小说，日积月累，最终促成古文运动的成功。这一观点我曾在《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之关系》一文（刊载于《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二期）中简略阐发，因与本书论题无关，故而不再多加赘述。

上文所举数例足以证明：宇文泰效仿古制建立的周礼体系，在他离世不久，后代君主便无法维持施行，只得回归汉魏旧制，制度风貌逐渐与山东北齐、江南南朝趋同。待到隋朝承接基业，更是彻底摒弃北周仿古之制，举措明晰、毫无疑虑，几乎将宇文泰的复古之政全数废除。究其本质，《周礼》古制只是宇文泰为稳固政权、粉饰名分而临时推行的过渡手段，并非维系霸业的核心根基与长久国策。这一点会在后续兵制章节详细论证，单就职官制度而言，亦可阐明此理，看清宇文泰效仿周官制度的真实内核与局限。

《周礼》一书依托的核心是上古封建诸侯制度，关键在于推行封国自治、摒弃郡县集权；其军制也严格依照《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小国设一军。依据《周书》《北史·卢辩传》记载，北周未曾依从周礼、依旧沿用汉魏旧制的官职，大多集中在地方行政机构与统兵武职。由此可见，宇文泰仿照《周官》的改制，仅仅局限于中央文官体系，并未全面落地。

北周地方治理依旧沿用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度，分封爵位仅是虚名，并不会赐予诸侯土地、民众与地方治理实权；军事上实行府兵轮番宿卫制度，军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那些受封的藩王诸侯，根本无法拥有《周官》所规定的大小封国对应的三军、二军、一军的独立武装，周礼封建军制全然形同虚设。

另《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北史》卷六十三《苏绰传》记载相同）大略记载：苏绰又拟定六条治国诏书，上奏朝廷颁布施行。其中第四条《擢贤良》写道：如今各州刺史、郡守、县令皆配备下属僚吏，辅佐处理政务。刺史府高阶官员由朝廷直接任命，州府下级吏员则由地方长官自行选拔任用。长久以来，州郡高阶官吏选拔只看重门第家世。门第家世只是先祖的爵位俸禄，不能保证后代子孙聪慧贤明；当下选官用人，应当打破门阀荫蔽限制，唯才是举。若能得到贤才，即便出身仆役贱籍，也可拔擢为公卿宰相，伊尹、傅说便是先例，何况区区州郡官职？若非贤能之士，纵使是丹朱、商均这般帝王嫡嗣，也难以守住百里封地，更何况普通公卿子弟？

陈寅恪按：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北朝极力效仿南朝门阀政治、尊崇门第出身（详见《魏书》卷六十、《北史》卷四十《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而苏绰此论，实则代表宇文泰摒弃门第取士的主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极具革新意义的政治变革。既然北周连地方佐吏任用门阀士族都加以否定，自然不可能、也不愿意推行周代分封制，致使中央政权分裂削弱，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也正是宇文泰表面效仿《周礼》设立中央六官，地方却依旧坚守郡县集权、完全不照搬周代封建体制的核心原因。

另查《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大略记载：当时朝臣商议裁减州县半数官吏，充实农业生产。荀勖提出异议：裁减小吏不如精简冗官；若要合并机构，可将九卿九寺并入尚书省，御史兰台的职权划归三公府。只是这套官制沿袭数代，世人早已习惯，因此我长久暗藏此见，不敢轻易建言。由此可知，汉魏以来中央官职叠床架屋、职权重复，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弊端，却因循旧俗、不敢变革。宇文泰的官制改革，假借周礼古制、名号崇高，本质只是采纳近代学者精简中央官制的主张，加以扩充调整，改换官职名号来贴合周古之名。宇文泰创设周官制度的真实内涵与局限，便在于此，研史之人必须客观正视、准确理解。

前文所说第二件关键议题，即《唐六典》的书籍性质，在此稍加阐释说明。关于《唐六典》是否在唐代实际推行施行，《四库全书》卷七十九史部职官类的《唐六典提要》已有精准定论；近代日本西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七册中，内藤乾吉在《论唐六典的施行》一文中又做了详细补充阐发。因此《唐六典》的实际施用问题，学界已有定论，无需再额外争辩探讨。

但本书的核心主旨，是论证唐代官制近承隋朝，远继北魏、北齐，舍弃北周体系，整体与《周官》古制毫无关联。这本是浅显明晰的史实，却仍有世人被《唐六典》的仿古体例迷惑，不了解其编纂成书的始末缘由，产生错误认知，误以为唐代官制承袭周代礼法遗意，此观点与我的论证完全相悖，故而必须列举史实，逐条佐证辨析。

本文引用的史料，虽未超出四库馆臣考据所用的文献范围，但二者论证重心截然不同：四库馆臣聚焦《唐六典》是否实际推行，而我考证辨析的是唐代官制的源流体系。立论主旨有别，即便史料重合，引用论证也完全合理。

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类》（参考《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史部》职官类《唐六典》三十卷注解、卷一百三十二《韦述传》，以及程大昌《考古编》卷九《六典》条目）记载：开元十年，唐玄宗下诏令书院学士编纂《六典》进呈。当时张说担任丽正书院学士，将此事托付给徐坚。徐坚思索迟疑一年有余，感慨道：我先后七次主持修书，但凡有旧典依据、体例可循，都不难完成；唯独《六典》一书，长年苦思，全然不知该如何着手。

张说又命学士毋煚等人查阅历代官制典籍，将唐代现行法令格式拆分归入六部各司，强行以当朝官制编排《六典》，刻意模仿《周官》六官体例。全书编纂艰难曲折，耗时数年。之后张九龄接任监修，委任陆善经接续编撰；李林甫主持朝政后，又交由苑咸修订补注，直至开元二十六年，全书才定稿进献朝廷，百官上表庆贺，此后《唐六典》便留存传世。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唐六典》三十卷（参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职官类《唐六典》条目）记载：此书署名御撰，由李林甫等人奉敕注解。据韦述《集贤记注》记载：开元十年，起居舍人徐坚奉诏修撰《六典》，唐玄宗亲手在白麻纸上写下六大纲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下令依照类别归类编排，整理成书。

张说将修书重任交给徐坚，徐坚苦思数年，毫无头绪；随后朝廷增派毋煚、余钦、韦述共同编撰，才勉强把唐代法令典章拆分归入六部，模仿《周礼》六官架构，历代官制沿革皆附注说明，全程编撰极为艰难。后续张九龄又命陆善经增补修订，直至开元二十六年定稿进呈，书稿长期收藏于书院之中。

今考证可知，《新唐书·百官志》大量取材于《唐六典》，内容核心源自唐太宗贞观六年定制的官制法令。《周官》六大职事与《周礼》六典原本就有国土、政务划分的差异，难以考据合一；唐代内外百官体系与周代官制截然不同，强行套用“六典”古名，牵强附会，实属不妥。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所言极为中肯：唐代既有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又设立尚书省，政务政令分属两处；既有尚书省总领庶务，又另设九卿九寺，权力分割为三，机构冗杂重叠。宋神宗喜好研读《唐六典》，元丰年间全盘效仿其体例改革官制，中书省草拟诏令、门下省审核驳回、尚书省执行落实，层层牵制，导致政务运转拖沓迟滞，神宗事后颇为懊悔。

陈寅恪按：唐玄宗一心效仿《周礼·太宰》六典名目，编纂唐代六官典籍，用以粉饰盛世、标榜礼乐，只是帝王一时兴起的举措。他并未深思：唐代官制近承北齐、隋朝，远绍汉魏旧制，与《周礼》上古制度完全割裂，根本无法强行拼凑附会。

正因二者体系相悖，以徐坚渊博的学识、丰富的修书经验，七次领衔修典皆游刃有余，唯独编撰《唐六典》束手无策。后续修书学士无可奈何，只得拆分唐代现行法令条例，硬性归入六部架构，迁就仿古体例，即便如此，仍耗费数年才勉强完书。

通读《唐六典》全书便能发现，它根本无法把唐代完整的官制体系划分为六大模块来匹配周礼六官，只是将朝廷法令条文依照职权范畴粗略分类、拼凑编排而已。

全书仅有每卷开篇的官名、员额排布仿照《周礼》序官体例，尚书六部的行文措辞刻意模仿周制，稍有形似。其余大量官职，皆是唐代独有、《周礼》从未记载，强行依附古经名目，不仅与唐代官制原貌差距悬殊，更造成机构叠设、名目冗余，画蛇添足。

徐坚深知唐制与周制格格不入，故而迟迟无法动笔；后续接手的编撰官员也全然明白这一症结，只因奉帝王诏命、身不由己，只能敷衍拼凑、勉强成书。纵使最终修成一部不古不今、名实不符的割裂之作，也只能将就完成，实属无可奈何。

综上而论，《唐六典》不但不能证明唐代官制承袭《周礼》，反而反向佐证：唐代官制与周代礼制，在体系架构、核心实质上毫无关联，而这一反证，正是本书核心论点的关键依据。

研史之人若是阅读《唐六典》六部职权记载，误以为唐代制度存有周礼遗意，不过是被仿古官名迷惑而生的错觉。此处不再逐条辩驳，仅摘录唐代儒臣议论武则天仿古改制的史料，便足以破除误区、厘清真相。

《唐会要》卷五十七《尚书省分行次第》记载：唐武德年间法令，六部排序为：吏部、礼部、兵部、民部、刑部、工部。贞观年间法令，排序改为：吏部、礼部、民部、兵部、刑部、工部。武则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朝廷效仿《周礼》六官，重定六部名号与排序，也就是后世沿用的六部次序。

《通典》卷二十三《职官典五》吏部尚书条目，在《周礼》天官太宰“掌管国家六典，辅佐君王治理天下”一句下注：古称冢宰，改称太宰，缘由在于：总领百官、统领全局，可称总宰；位列王庭、分掌职事，故称太宰，宰即为统领主管之意。周公摄政之时，制定六典职制，以此辅佐君王安定邦国。

汉成帝初年拆分尚书职权，设立四曹办事，完全依据政务需求设置官员、划分职责，并非效仿上古周制。东汉光武帝时期，尚书分为六曹；魏晋之间，或五曹或六曹，随时调整、并无定制。南朝宋、齐之后，固定设立六曹，体制风貌才稍稍近似《周礼》六官之名。

隋朝定型六部体制，架构愈发完备清晰。唐代武则天时期，刻意仿古改制：改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强行对应周代六官名号。

但若综合古今制度、考证职权实质便知：周礼天官太宰，对应后世应当是尚书令，绝非唐代吏部；而唐代吏部的职能本源，反倒源自周代夏官司士一职。由此可见，单靠名号附会古制，完全经不起史实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