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连昌宫词》既然是依题悬拟之作，那么作于何时何地呢？考证《元氏长庆集》卷一二《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大略说：
“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好去老通川”（原注说：自称）。
这是元稹在通州司马任内曾经有机会见到韩愈诗的证明。
又考证《韩昌黎集》卷一〇《和李司勋过连昌宫》七绝说：
“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山原。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
这是韩愈和答李正封的诗，李氏原作，现在不可见。韩愈作诗的时候，是元和十二年冬淮西刚刚平定之后。很怀疑李氏原诗或韩公和作，远道流传，到次年即元和十三年春间就被元稹见到，因此依题悬拟，也赋写了一篇。当时元稹尚在通州司马任内，未出山南西道之境。看他托付宫边遗老问答的话，来抒发开元、元和今昔盛衰之感，与韩愈绝句的用意遣词尤其相符会。否则元稹既然在通州司马任内，他的居处距离连昌宫极为遥远，如果不是见到他人作品、有所暗示，绝没有无端忽然以连昌宫为题，而赋写这首长诗的道理。

据《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说：
“元稹是河南人，元和元年四月被任命为右拾遗。出任河南县尉。元和四年奉命出使东蜀，出使回来后分务东台。”
河南虽然是郡望，但洛阳却是元稹仕宦居游之地。元和五年未贬江陵以前，至少也应当一度经过寿安，连昌宫门内的竹子，墙头的桃花，都是亲眼见过的。所以依题悬拟，也能够切合。李正封的作品，其艺术高下不清楚如何。至于元稹这篇的波澜壮阔，绝不是韩愈的短句可以相提并论的，这又不待言说。至于《唐诗纪事》卷六二郑嵎《津阳门诗》，虽然也托付旅店主人的口吻，来叙述承平故事，抒发今昔盛衰之感，但不过是堆砌旧闻，祝愿颐养罢了。才劣而识陋，与近代王闿运的《圆明园词》、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相比，或许还有所不及。以文学意境来衡量，实在不足取。它之所以至今仍然被视为叙述唐明皇、杨贵妃故事的长篇巨制，大概是因为诗中的自注搜集故事颇为完备，可供参考罢了。

综合此诗末章前后文意来说，“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二句是已然语气，而非希望语气。所以“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二句，意思是说今年不依照往年的惯例，耕种宫前的御道，以待天子临幸。今年是淮西始平、天下遂宁之年，文意很明白，可见此诗实际成于元和十三年暮春。洪迈认为作于元和十一、二年间的说法，即使以依题悬拟而言，也还有不确切之处。

《连昌宫词》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话，与后来穆宗、敬宗两朝的政治尤其有关系，大略征引旧史叙述于下。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俛传》（参看《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长庆元年二月乙酉马总奏条）说：
“穆宗乘着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初，两河廓定，四方边境无忧，但萧俛与段文昌屡次献上太平之策，认为兵是用来平定祸乱的，时局已经安定，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认为兵不可马上除去，请求密诏天下有兵之处军镇，每百人中限定八人逃死，叫做销兵。皇帝既已荒淫放纵，不能深加考量，于是诏令天下照其策实行。而藩镇的士卒，合而为盗，潜伏在山林中。第二年朱克融、王庭凑再次扰乱河朔，一呼而遣散的士卒都来了。朝廷正在向各藩征兵，籍册既然不充实，随即进行招募。乌合之众，动辄被贼打败。从此再次失去河朔，大抵是销兵的失误。”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说：
“荆南监军崔潭峻很礼遇元稹，不以掾吏对待他，常常索取他的诗作讽诵读。长庆初年，崔潭峻回到朝廷（《新唐书》卷一七四《元稹传》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较为妥当。因为《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明言崔潭峻是元和逆党，即弒杀宪宗之党，而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长庆。可见崔潭峻归朝当在长庆以前），拿出元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报给皇帝。穆宗大为喜悦，问元稹在哪里？回答说，现在为南宫散郎。当日就转任祠部郎中，不久知制诰。由此极受恩宠。没多久，召入翰林院，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宦官们因为崔潭峻的缘故，争相与元稹交往，而知枢密魏弘简尤其与元稹相好。穆宗更加深知器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次上疏，说元稹与魏弘简是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语甚为激烈攻讦。穆宗顾及朝廷内外的舆论，于是罢免元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但皇帝的恩顾并未衰减，长庆二年拜为平章事。诏书下达之日，朝野没有不轻蔑嗤笑的。”

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的，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宦官中则有吐突承璀。然而宦官也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那些弒杀宪宗、立穆宗以及杀死吐突承璀的宦官们，世人号称元和逆党。崔潭峻，就是这个逆党中的一人。所以销兵之说，是元和逆党及长庆初年在朝得志的士大夫所主持的。这件事的始末，不是本文所能详尽的。但是《连昌宫词》末章的话，与萧俛、段文昌的销兵之说相同，难怪它特别受到穆宗的知赏，而被裴度所非常不能容忍。这就是读这首诗的人，对于知人论世的道理，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又有《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序》大略说：
“元和初年我罢去校书郎之职，与元稹将要应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
“四十四　销兵数
如果让逃跑的不捕捉，死亡的不填补，那么十年之间，便又销去十之三四了。所以不散弃他们，则军情没有怨恨。不增加他们，则其数目自然销减。”
既然如此，那么销兵之说，本来是元稹少年时所揣摩的当世之事之一。作《连昌宫词》时，不经意地随手写到了它。殊不料它竟然与自身的荣辱升沉，发生这样的关系，这就是当日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又元稹赋写此诗叙述玄宗时事，托付宫边野老之口，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之类，其中有与史实不甚符合的，可以置之不论。然而今日流传之本，也有后人妄加注解的，则不得不赶紧加以删订。如“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之句，现在《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二四此句下注说：
“天宝十三年禄山破洛阳。”
陈寅恪按：《旧唐书》卷九、《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同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丁酉安禄山攻陷洛阳，“十月”自是元稹误记，至于“十三年”之误，更不待言了（又《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新题乐府·立部伎》也有“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虏尘污”之句）。其中最可怪的，莫过于“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之句下注释说：
“肃代德顺宪穆”
六个字。根据诗中的文义，所谓“今皇”平定吴、蜀，攻取淮西（《连昌宫词》这几句，可与《元氏长庆集》卷二一代严绶《谕淮西书》参证），则“今皇”自是指宪宗而言，自玄宗不到离宫之后，顺数到今皇即宪宗，只有五个皇帝，怎么能预计穆宗或者加上玄宗而成六个皇帝？曾经遍考各种本子，都作“六”，没有作“五”的，可知这个误字相传已久。很怀疑元稹对于本朝君主传代之数，似乎不应该讹误到这个地步，而托辞为野老记忆不真之言。如《元氏长庆集》卷五二《沂国公魏博德政碑》所说：
“五纪四宗，容受隐忍。”
其“四宗”自是指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宗而言，所说既然没有差错，以彼例此，则也不至于误述。或者此诗经过崔潭峻之手进献于穆宗，阉割小人，不曾治学，习闻当日的销兵之说，图谋恢复先朝巡幸的典制，特别契合于“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句，于是断章取义，不顾前后文意，改“五”为“六”，借以兼指穆宗？这话出于臆测，别无典据，姑且备为一说于此，以待他日推证可也。

然而其后敬宗想要巡幸东都，大概也是受了宦官的诱惑，经过群臣极力劝谏，并畏惧藩镇举兵，不得已而中止。这件事的本末见《旧唐书》卷一七〇、《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兹移录《资治通鉴》原文及胡三省的注释于下，似乎也与“望幸”句意有关涉，读此诗的人可以一并取来参证。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敬宗宝历二年条说：
“敬宗自即位以来，想要巡幸东都。宰相及朝臣劝谏的很多，敬宗都不听，决意必行。已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巡视修整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胡三省注：自长安经过华州、陕州到洛阳，沿路都有行宫。如寿安的连昌宫就是其中之一）。裴度从容不迫地对皇帝说，国家本来设置两都，以备巡幸。自从多难以来，此事就废止了。如今宫阙营垒，各部门的廨舍，大都荒废坍塌。陛下倘若要巡幸，应该命令有关部门花上几年时间慢慢加以修葺，然后可去。皇帝说，历来议论此事的人，都说不应去。像您这么说，不去也可以。恰逢朱克融、王庭凑都请求派士兵和工匠帮助修整东都。三月丁亥，敕令因为修整东都烦扰百姓，停止了这件事（胡三省注：史书说修整东都的工程，不是因为群臣的论谏而停止，只是因为畏惧幽州、镇州的举兵罢了）。”

又有传本讹写应当立即校改的，如“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之句，《唐诗纪事》本（卷二七）作“玄武楼前花萼废”。《全唐诗》本“成”字下也有“一作前”的注释。按《唐六典》卷七说：
“兴庆宫在皇城的东南，东边靠着外郭城东垣（原注说：就是当今皇帝龙潜时的旧宅。开元初年作为离宫。至开元十四年又取永嘉、胜业两坊的一半来设置朝宫。从大明宫东边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道暗中相通）。宫的南边叫通阳门，通阳门的西边是花萼楼（原注说：楼西就是宁王的宅第，所以取《诗经·棠棣》的兄弟之义来命名此楼）。”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条（参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说：
“北面有一门叫玄武门（原注说：德宗建造门楼，外设两廊，持兵宿卫，叫做北衙）。”
据此，玄武楼在大明宫的北面，兴庆宫远在大明宫的东南，而花萼楼又在兴庆宫的西南角，那么花萼楼按地理方位来说，绝没有在玄武楼之前的道理。从前的人讥讽白居易《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句为错误，因为峨眉山在唐代嘉州境内，唐明皇从长安到成都并不经过其下（见《梦溪笔谈》卷二三《讥谑》及《诗人玉屑》卷一一）。却不知元稹出使东川，作《好时节》绝句（《元氏长庆集》卷一七），也有“身骑骢马峨眉下，面带霜威卓氏前”的话（并见《长恨歌》章）。这都是诗人泛用典故、率意牵附的毛病，不足深责。唯独此诗说长安今昔的变迁，托付往来年少之口，乃是写实之词，与泛用典故的不同。他对于城坊宫苑的方位，怎么能颠倒错乱到这种地步？像这类地方，自然属于后人传写的错误。况且花萼楼建于玄宗之世，是帝王友爱的美谈。玄武楼造于德宗之时，成为神策军宿卫的禁域。一成一废，对举并陈。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确着一个字，就已经包含在其中。如果不是文学的天才，怎么能这样？这就是元稹之所以能称“元才子”而无愧的原因吧？

又有《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载贾纬的话，说自唐高祖至代宗，纪传已经具备。那么今天的《旧唐书·玄宗纪》实际是根据旧文，君主的行为必定被记载，巡幸陪都的大典，绝没有漏载的道理。考证《旧唐书》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丁丑从东都回西京之后（《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都作丁卯。而《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作丁丑。应当依据张宗泰校记改为丁卯），就没有再到洛阳。此后大抵在冬季十月或十一月驾幸华清宫，从未东出崤函一步。所以《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参阅《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说：
“在此之前西北边数十州多驻重兵，地租营田都不能供给，开始用和籴之法。有个叫彭果的，通过牛仙客献策，请求在关中施行籴法。戊子敕令因年成丰稔谷价低贱伤农，命令增加时价的十分之二三和籴东西两京畿的粟各数百万斛，停止今年江淮所运的租。从此关中蓄积多余，车驾不再亲临东都了。癸巳敕令河南、河北租税应当输送含嘉仓的都留在本州。”
《国史补》卷上大略说：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为宫中有怪，第二天召见宰相想西幸。裴耀卿、张九龄劝谏。这时李林甫刚拜相，私下知道皇帝的意思，于是说，两京是陛下的东西宫。臣请求宣示有关部门，即日西幸。皇帝大为高兴。从此车驾到长安，不再东行了。”
虽然册封寿王妃杨氏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及《资治通鉴考异》并《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全唐文》卷三八《册寿王杨妃文》），当时玄宗还在东都，没有回西京。然而自从杨妃于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入道、随即入宫之后（详见《长恨歌》章辨《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明皇既然没有巡幸洛阳之事，那么杨太真更没有以皇帝妃嫔的资格跟随游览连昌宫的道理，可见杨太真始终不曾陪伴侍从玄宗到过一次连昌宫。诗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杆立”及“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等句，都是附会华清宫的旧说（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下说：华清宫有端正楼，就是贵妃梳洗的地方），构成藻饰之词。才人故作狡狯之语，本不可与史家传信之文视为一例，恐怕读者或许竟认为实有其事，特为此辨正如此。

至于《元氏长庆集》卷一七《灯影七绝》说：
“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
那也是元稹依据世俗传说，姑妄听之、姑妄言之。既然有“见说”的话，就更不值得辨正。而《全唐诗》第一九函《张祜》卷二《连昌宫》七绝所谓“玄宗上马太真去”的，又在元稹之后，尤其可以不论了。又诗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之句，《容斋续笔》卷二《开元五王》条已说它不是事实，所以这里不再辨正。只是洪迈认为杨太真在三载才入宫，则甚是疏舛，大概是误会《资治通鉴》的书法所致。我已在《长恨歌》章详细论述过了。

更有可以论述的，诗中说：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陈寅恪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卷三四至德元载六月“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条《资治通鉴考异》大略说：
“《新唐书》又说禄山到了，发怒，大搜三日。按《旧唐书》‘通儒为西京留守’编检诸书，禄山自反叛后不曾到长安，《新唐书》误。”
可见禄山自反叛后不曾到长安。连昌宫是长安洛阳之间的行宫，禄山既然自反叛后不曾到长安，那么应当无缘经过连昌宫前的御路，所以这件事与杨贵妃曾在连昌宫的端正楼上梳洗一样，同出于假想虚构。宋祁是史学名家，还有此失误，特附论于此，希望读此诗的人不至于沿袭宋祁的错误。

此诗还有唐代当时术语需要略加诠释的，如“贺老琵琶定场屋”的“定”，以及《乐府杂录》叙述贞元时长安东西两市互斗声乐的事中，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廛之胜”的“定”，其意义是压、压场的意思。又如“蛇出燕巢盘斗拱”的“斗拱”，就是今天营造学者所盛称的斗拱。“斗”字意义不可通，大概是古代工匠用以代替“枓”字的简写，实在不是本字，然而今天知道这一点的人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