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原文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合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佚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圉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敌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过其情、以遇其主矣。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

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间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

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贵不能威，富不能禄，贱不能事，近不能亲，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产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诉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

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冶，从此产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译文

圣明的君主依靠法治而不依靠个人智慧，依靠规律法则而不依靠言说辩辞，依靠公正而不依靠私心，依靠大道而不依靠琐碎事务，然后自身安逸而天下治理。失道的君主则不是这样，放弃法律而依靠智慧，所以民众舍弃实务而喜好名誉；放弃规律法则而依靠言说，所以民众舍弃实际而喜好空谈；放弃公正而喜好私心，所以民众背离法律而妄为；放弃大道而依靠琐碎事务，所以君主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得不到治理。圣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守住道的要领，处于安逸享乐之中，驰骋射猎，钟鼓竽瑟，宫中的音乐，没有禁止约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有利于身体，便利形躯，保养寿命，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理。所以君主中有能运用这种道的人，不费心力，不劳思虑，不用力气，而土地自然开辟，粮仓自然充实，积蓄自然增多，兵器自然坚固，群臣没有欺诈虚伪，百官没有奸恶邪僻，奇巧技术技艺之人不敢高谈阔论轻率行动以夸大实情、以迎合君主。

从前尧治理天下，如同黏土在转盘上，任凭陶匠制作；如同金属在冶炼炉中，任凭冶匠铸造。他的民众引导他们就前来，推动他们就前往，使用他们就成功，禁止他们就停止。所以尧的治理，只是善于明确法律禁令而已。黄帝治理天下，他的民众不引导就前来，不推动就前往，不使用就成功，不禁止就停止。所以黄帝的治理，是设立法律而不改变，让民众安于法律。

所谓的仁义礼乐，都出于法律。这是先圣用来统一民众的。《周书》说：“国家法律，法律不统一，那么拥有国家的人就不吉利；民众不遵循法律，就不吉利；国家变更法律来治理民众，就不吉利；群臣不用礼义教化，就不吉利；百官办事的人背离法律而治理，就不吉利。”所以说：法律不能不恒常不变，是存亡治乱的根源，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的大法度。君臣上下贵贱都由此出发，所以叫做“法”。

古代的法律，世间没有请托拜谒推荐举用的人，没有见识广博学识渊辩说之士，没有奇装异服，没有怪异行为，都纳入法律规范来侍奉君主。所以明王所恒常坚持的有两件事：一是明确法律而坚决遵守，二是禁止民众的私心而收拢并使用他们，这两者是君主所恒常坚持的。法律，是君主用来统一民众驱使下属的；私心，是下属用来侵犯法律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的君主设立法度制定法律而坚决遵守，这样淳朴诚实的士人、熟悉法律的人、见闻广博学识渊博之人就不能扰乱，众人强者富贵者私勇者不能侵犯，信任亲近亲爱的人不能背离，珍奇怪异之物不能迷惑，万事万物不在法律范围内的不能动摇。所以法律，是天下的最高原则，圣明君主的实际功用。

如今天下却不是这样，都有好的法律却不能遵守。这样淳朴诚实的士人、熟悉法律的人、见闻广博学识渊博之人就能用他们的智慧扰乱法律迷惑君主，众人强者富贵者私勇者就能用他们的威势违犯法律侵犯欺凌，邻国诸侯就能用他们的权力安排儿子任命宰相，大臣就能用他们的私心拉拢百姓，削减公家财产来供养私门之士。凡是像这样而要求法律施行，国家治理，是不可能的。

圣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卿相不能削减自己的私利，群臣不能任用他们所亲爱的人，圣明的君主也明确其法律而坚决遵守，群臣修治通达如辐条聚集于轴心来侍奉君主，百姓和睦听从命令遵循法律来从事他们的工作。所以说：有制定法律的，有遵守法律的，有受法律约束的。制定法律的人，是君主；遵守法律的人，是臣子；受法律约束的人，是民众。君臣上下贵贱都遵从法律，这叫做大平治理。

所以君主有三种方法：对喜爱的人不因私心赏赐，对厌恶的人不因私心惩罚，设立法度制定法律按标准决断的，是上等君主。对喜爱的人而因私心赏赐他们，对厌恶的人而因私心惩罚他们，违背大臣，疏远左右近臣，专凭自己心意决断的，是中等君主。臣子有所喜爱而为他们因私心赏赐，有所厌恶而为他们因私心惩罚，违背公共法律，损害公正之心，专听大臣的，是危险君主。所以作为君主，不过分宠爱，不过分厌恶；过分宠爱叫做失去恩德，过分厌恶叫做失去威严。威严和恩德都失去，君主就危险了。

所以明王所掌握的六种权柄是：让人生存、让人死亡、让人富有、让人贫穷、让人尊贵、让人卑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掌握的。君主所处的四种地位是：一是文治，二是武功，三是威严，四是恩德。这四种地位，是君主所处的。将权柄借给别人，叫做被夺走权柄；将地位借给别人，叫做失去地位。权柄被夺走地位失去，而要求政令施行，是不可能的。法律不公正，政令不完整，这也是权柄被夺走地位失去的途径。所以有歪曲法律，有毁坏政令，这是圣明君主用来自我约束的。所以权贵不能威慑，富人不能收买，卑贱者不能服事，亲近者不能亲昵，美貌者不能迷惑。根植坚固而不动摇，奇异邪恶就会恐惧，奇异改革邪恶转化，政令施行而民众跟随。所以圣明君主失去法度标准，设立法度法律，如同天地般坚固，如同群星般稳固，如同日月般光明，如同四季般守信，所以政令施行而民众遵从。而失道的君主则不是这样，法律设立随即废除，政令发出随后违反，歪曲法律而顺从私心，毁坏政令而不完整。这样权贵能威慑他，富人能收买他，卑贱者能服事他，亲近者能亲昵他，美貌者能迷惑他。这五种情况在自身不能禁止，因此群臣百姓各人带着私心而希望得到君主宠幸，他们希望而得到，那么君主日益被侵夺。他们希望而得不到，那么怨恨日益产生。日益被侵夺而产生怨恨，这是失道君主所应谨慎的。

凡是作为君主而不能运用法律，不适合自己的心意，看臣子脸色行事，背离法律而听从权贵大臣，这叫做权贵能威慑君主。富人用金玉侍奉君主而来，君主背离法律而听从他们，这叫做富人能用财富收买君主。卑贱的人用服输谦卑恭敬悲戚之色告诉其君主，君主因此背离法律而听从他们，这叫做卑贱者能服事君主。亲近的人用接近亲近亲爱有求于君主，君主因此背离法律而听从他们，这叫做亲近者能亲昵君主。美貌的人用花言巧语讨好表情请求君主，君主因此背离法律而听从他们，这叫做美貌者能迷惑君主。

治理得好的时代则不是这样，不知道亲疏、远近、贵贱、美恶，按法度标准决断。那些杀戮人的不被怨恨，那些赏赐人的不被感恩戴德。按法律制度执行，如同天地般无私，因此官员没有私下的议论，士人没有私下的评议，民众没有私下的说法，都虚心听从于上。君主以公正评论，以法律制度决断，所以治理天下而不感到沉重。如今乱君则不是这样，有私心偏见看事物，所以有看不见的；有私心偏见听言论，所以有听不见的；有私心偏见思考，所以有不知道的。私心，是蒙蔽阻塞失去地位的途径。君主舍弃公共法律而听信私下说法，所以群臣百姓都设立私人主张来教导于国家，结党营私来建立他们的私利，请托推荐来扰乱公共法律，人们用尽心思想要得到君主宠幸。君主没有法度标准来禁止这些，因此私下说法日益增多，而公共法律日益受损，国家得不到治理，从此产生了。

君臣，如同天地的位置；民众，如同万物的形象。各自确立他们的职责来等待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能各用其心而建立私利呢？所以遵从君主的命令而行动，即使有损害失败，也不惩罚；不是君主的命令而行动，即使有功利，也判死罪。这样下属侍奉上级，如同回声应和声音；臣子侍奉君主，如同影子跟随形体。所以上级命令而下级响应，君主行动而臣子跟随，这是治理的方法。不是君主的命令而行动，有功利，因此赏赐，这是教人妄为；遵从君主的命令而行动，有损害失败，而惩罚，这是让民众考虑利害而背离法律。群臣百姓各人考虑利害，而凭私心行动，那么法律制度毁坏而政令不能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