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史

一、征服北方诸部族

在初步巩固了对契丹各部的控制之后，阿保机即开始扩张其疆域。他扩张的第一目标，是就近图发展，统一塞北。

奚是契丹近邻，两者语言、风俗相近。奚有“胜兵三万余人，分为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其人善射猎，好与契丹战争”(21)。契丹强大后，奚为其役属，“虏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妫州北山，遂为东、西奚”(22)。妫州（今河北怀来）山北地区的奚族，后来又进一步扩充到山后各地。“山后”又称“山北”，故南迁奚族又称“山北奚”。唐天祐三年（906年）二月，阿保机“袭山北奚，破之”。同年十一月，又“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23)。阿保机对五部奚的征服，固然是以武力胁迫，但主要还是进行政治攻势。他们对奚人首领说：“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image00541.jpeg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24)“奚首”亦即传说中的契丹最早的首领奇首可汗，曷鲁奉阿保机之命前去招奚部归降，硬说这位首领是汉人所杀，目的是要求奚摆脱对中原的依附，转而支持阿保机在塞外建立游牧部族汗国。奚首领术里感其言，乃归降。

在契丹北面的乌古，又称乌骨里、于骨里、于厥律、妪厥律，“其人长大，髦头，酋长全其发，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诸国皆仰足。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25)。神册四年（919年），乌古亦为阿保机所征服。此役是其长子耶律倍打先锋。

黑车子室韦为室韦之一部，即《旧唐书·回纥传》的“和解室韦”。其住地当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湖东南，南与契丹接(26)。当回鹘强大时，黑车子室韦与鞑靼一同为其役属，为其左厢。唐末，回鹘散亡，黑车子室韦等部则随回鹘南徙至幽、并近塞地区，依靠当地的割据势力抗衡契丹。《辽史·太祖纪》载：

［唐天祐元年，904年］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谍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歼其众，乘胜大破室韦。明年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及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阿保机因伐黑车子室韦而与刘仁恭交兵，说明黑车子室韦的确是在刘仁恭的保护之下。因黑车子室韦人多势众，故阿保机征服该部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除奚和室韦以外，在北方广大地区还分散着许多部族，他们当中有些不仅在历史上与契丹有多方面的联系，而且也如同奚、室韦等部一样，其风俗、语言亦与契丹相近。鞑靼即是其中之一。鞑靼，在《辽史》中又作“阻卜”。“唐末五代以来见于史书者，只有近塞鞑靼，此族东起阴山，西逾黄河、额济纳河流域。”(27)这一部分，早就附于唐，并和契丹有接触，“其俗善骑射，畜多驼、马”(28)。除这一部分外，唐时还有居突厥东北的三十姓鞑靼及居西方的九姓鞑靼。《辽史》将这两部分鞑靼亦都称为阻卜。阿保机对他们都进行过征服战争。天赞三年（924年）六月“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image00542.jpeg林。丙午，遣骑攻阻卜……甲子，诏砻闢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29)。王国维认为阿保机征服的这一阻卜，“可拟唐时之西鞑靼”(30)，亦即“九姓鞑靼”。此外，阿保机还征服过另一部分阻卜。据《辽史·萧韩家奴传》载：“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胪朐河即后来所称的克鲁伦河，王国维称唐代这一地区的鞑靼为“东鞑靼”(31)，亦即三十姓勒靼。看来，阿保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亦是在天赞三年（924年）完成的。他是先征服了三十姓鞑靼，然后又征服西方的九姓鞑靼，最后迫使西域诸国入贡。阿保机对黑车子室韦及阻卜的征服，其结果与对奚的征服不尽相同，这两族没有像五部奚一样变成契丹的属部，而是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属于辽的“属国”。

回鹘，亦即回纥，源出丁零，初称“袁纥”、“韦纥”。原居鹿浑海（鄂尔浑谷口），渐辗转迁徙于色楞格、土拉、鄂尔浑三水之间，历臣于柔然、突厥、薛延陀。唐贞观十一年（647年）归唐，唐以其地置瀚海都督府。回纥助唐平定西突厥。7世纪80年代，后突厥兴，回纥分裂为两支：一支臣于后突厥，一支南徙甘凉归唐。8世纪20年代两支复合聚漠北。天宝三载（744年）骨力裴罗开创漠北回纥汗国，共存在一百零四年，传十五主。建牙于乌德鞬山（遗址在今哈喇巴喇哈逊）。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役九姓，西接黠戛斯，南邻唐，尽有东突厥汗国故地。唐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因受北方黠戛斯人侵逼，唐开成五年（840年）以后大部分西迁。西迁以后分为三支：一支迁至河西走廊，牙帐设在甘州（今甘肃张掖），故称甘州回鹘；另一支迁至高昌，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称西州回鹘，亦称和州回鹘、高昌回鹘。和州，即今新疆吐鲁番以东高昌故城。还有一支迁往葱岭以西，后建喀拉汗王朝。辽天赞三年（924年），阿保机西征过程中于十一月“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32)。此后，不仅甘州回鹘，其余西迁回鹘各部，也都与契丹保持着良好关系。契丹人中包含有相当多的回鹘后裔，他们很可能是西迁时留下未走的。《辽史·太祖纪》载，阿保机在世时，回鹘曾多次“入贡”。

渤海国，为靺鞨大氏所建，统治区域大约包括今东北地区大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王都设在忽汗城，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渤海镇）。渤海国的经济文化虽然比契丹先进，但统治者大氏腐败无能。天赞四年（925年）末，阿保机率大军进攻渤海国，天显元年（926年）正月，攻入渤海王都忽汗城，灭掉了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阿保机以渤海故地建东丹国，意即“东契丹”，并以其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东丹建立之初仍都忽汗城，改称天福城。耶律倍（899—936年）是阿保机与述律氏的长子，又名图欲，是当时契丹王朝的第三号人物。

当初，阿保机听从耶律倍的意见，决定不向新征服的渤海征收赋税。但是，东丹政权建立之后，阿保机又改变了主意，根据他启程返回皇都前的最后规定，只有十余万户的渤海国遗民每年要向契丹贡献布十五万端，外加马千匹。这样的负担，对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高的东丹来说，是相当沉重的，何况还有东丹朝廷的各项开支也同样要由这十万户渤海国遗民负担。于是，不甘心丧失权力的渤海国统治阶级和不堪忍受契丹剥削奴役的渤海人民群众，便联合起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起反抗斗争。首先是渤海人大批地逃往高丽。据《高丽史》卷二《太祖世家》载：己丑十二年（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就有“渤海人洪见等以船二十艘载人物来附”，“渤海正近等三百人来投”。甲午十七年（后唐清泰元年，934年），即渤海国亡于契丹后的第八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数万来投，赐姓名王继，附之宗籍，特授元甫，守白州以奉其祀，赐僚佐爵、军士田宅有差”。二十一年戊戌（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即渤海国亡后第十二年，仍有“渤海大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

除了大批逃亡之外，渤海人还在上京以外各地，举行公开的武装反抗，这种反抗斗争的规模相当大。当时渤海旧境之内，几乎无处不燃起反抗斗争的战火。其中，长岭府的战事从天显元年（926年）三月一直延续到八月，最后才由康默记会同韩延徽将该城攻下。安边、莫颉、定理三府也在同年三月一同起而反抗契丹统治。阿保机命其弟安端讨平，不出一月，三府皆平。但时隔不久，“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复叛，大元帅尧骨讨之”(33)。

阿保机认为，渤海各地此伏彼起的反抗斗争，都与大諲譔有关系。大諲譔虽已被俘，成了阶下囚，但渤海人仍以他为号召，力图兴复。为使渤海人不再对复兴故国抱有幻想，七月间，“卫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諲譔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34)。把大諲譔迁离渤海故地，并且让他隐姓埋名，从此不为人知，以免渤海人再以他为号召，掀起反抗斗争。然而，这一措施收效甚微。阿保机原以为把渤海旧境交给东丹王耶律倍即可高枕无忧了，实际上，东丹王的统治不仅面临渤海遗民持续不断的反抗，而且还遭遇阿保机的后继者耶律德光的疑虑和防范。

二、阿保机之死与德光嗣立

阿保机对东丹部署既定，即启程返回契丹本部。天显元年六月间，他在扶余府以东的慎州会见了后唐使节姚坤。当时后唐发生变乱，庄宗李存勖已死，李嗣源即位即明宗。姚坤受命前往契丹告哀。阿保机与姚坤纵论契丹与后唐的关系，并且表露了他征服渤海之后还要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勃勃雄心。没想到，会见姚坤后不久，阿保机在回上京途中染疾而亡。阿保机死后次日，淳钦皇后述律氏即宣布由她“称制，权决军国事”。当时，耶律倍和耶律德光都正在忙于镇压渤海各地的反叛活动，不在扶余府。天显元年八月“甲午，皇后奉梓宫西还。壬寅，尧骨讨平诸州，奔赴行在。乙巳，人皇王倍继至”。九月间，阿保机梓宫至皇都，权殡于皇城西北。“上谥升天皇帝，庙号太祖。”(35)

述律氏（876—951年），汉名平，小字月理朵。其祖先是回鹘人，父名婆姑，娶匀德实女生述律氏。匀德实即阿保机祖父。阿保机即汗位之前，述律氏已经与之结婚。阿保机称帝之后，述律氏被立为皇后。述律氏作为契丹朝廷的二号人物，行军作战，经常参与谋议。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从渤海前线回师途中，在军营内接见姚坤，只见他“锦袍大带垂后，与其妻对坐穹庐中”(36)。尽管述律氏早就身居权力核心，但阿保机一死，仍然出现了政局动荡。首先是在后唐的引诱、策动下，契丹汉臣纷纷动摇，这使得刚刚全面接掌大权的述律后甚为焦虑。驻守平州的卢龙军节度使卢文进于当年十月投奔后唐。阿保机下葬时，王郁与其妻前往会葬，其妻泣诉于述律氏，要求回归故国，然而王郁却表示“愿常侍太后”。述律后听了很高兴，称赞说：“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37)所谓“惟王郎最忠孝”，正说明她已发现周围的汉人普遍发生了动摇。除了汉臣普遍发生动摇之外，契丹贵族对述律后的权威提出挑战者也大有人在。为摆脱这种困境，她不惜用大屠杀来对付这些乘机图谋作乱的蕃汉臣僚们。天显二年（927年）八月，由康默记主持建造的阿保机陵墓工程告竣，于是述律后决定“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成军节度使以奉陵寝”(38)。在营造陵墓过程中，述律后即以为阿保机殉葬为借口，趁机消灭了一批政敌。据《卢龙赵氏家传》记载：

初，辽祖殂，后述律氏智而忍，悉召大将妻谕曰：“我今寡处，汝等岂宜有夫！”复谓诸将曰：“可往从先帝于地下。”有过者多杀于木叶山墓隧中。公（赵思温）后以事忤后，使送木叶山，辞不行，曰：“亲宠莫后，若何不往?”曰：“子幼国疑，未能也。”乃断其一腕以送之，直公而不杀。(39)

关于赵思温得以死里逃生一事虽不见于《辽史》记载，但该书《地理志·上京道》记载：“是岁（天显元年）太祖崩，应天皇后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这件事可以印证她让赵思温“从先帝于地下”亦必实有其事。除赵思温外，其余被述律后视为眼中钉者，则没有那么幸运。阿保机死后，当年十一月，述律后“杀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郎君耶律匹鲁等”(40)。人殉之风，一直盛行于北方游牧民族中。“受先帝厚恩”的达官贵人们，本应主动请求为阿保机殉葬，因此，当述律后要求他们“从死”时，岂能不从。述律后就以这样的借口，很容易地除掉了一大批异己。阿保机的亲信，除了被杀掉的，还有被长期关押的及被迫出逃的。阿保机一死，述律氏接掌权力，原来受到重用、手握大权的人，如有不满或被怀疑有不满者，都被逼得走死逃亡。

述律氏摄政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天显二年（927年）秋，营建“祖陵”——阿保机陵墓的工程告竣，葬事既毕，她在天显二年十一月主持了汗位继承人的选举，候选人有两个，即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及次子耶律德光。德光，契丹名尧骨，生于唐天复二年（902年）。欧阳修称其“有智勇”(41)。当阿保机在世时，因其战功卓著，已为诸部所服。天赞元年（922年）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德光还占有一项更重要的优势，即其母述律氏倾向于他。尽管如此，耶律倍也并未放弃与其弟一决雌雄。他们最后还是要通过选举决定命运。

选汗仪式在皇都进行。届时，述律氏命二子乘马立于帐前，然后述律氏对诸酋长宣告：“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42)由于酋长们预先都已摸清她的意向，所以，她的话音一落，便竞相站过去为德光执辔，同时欢呼雀跃，表示唯德光之马首是瞻。这时，述律氏即顺水推舟，表示她愿顺从众人意志，宣布德光即位为天皇王。耶律倍则遭到冷落。

德光即位，怕东丹王耶律倍与渤海遗民联合起来反对他，因此，他先是严密控制其兄的行动。据《辽史·太宗纪》载，他即位后，曾频频“幸人皇王第”，这表明，自从东丹王奔丧来到上京之后即一直未能返回。在东丹王滞留上京期间，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已成了德光的心腹。另一掌东丹实权的契丹官员左大相迭剌在东丹立国之后不足一月就病故了，这样，羽之作为德光的代理人就取得了东丹的最高权力。羽之认为，渤海去上京遥远，契丹朝廷从这里得不到很大好处，且又需驻兵戍守，实在不合算。因此，他建议将东丹遗民迁徙至辽东地区。天显三年（928年）十二月诏令由羽之负责迁徙东丹的渤海遗民实东平（今辽宁辽阳）。当时，许多渤海人拒不服从，纷纷逃到新罗、女真境内。契丹不得已仍在形式上保留东丹政权，并升东平郡为南京，设立东丹国机构，统治迁徙到那里的渤海人。除此之外，契丹统治者还把大批渤海人迁徙到辽西等地。这样，渤海人被分散开，就很难再集合起来从事反抗斗争了，东丹王也就被架空了。德光部署既定，始于天显五年（930年）四月放耶律倍回到南京。九月，德光诏令置“人皇王仪卫”(43)，表面看来，他似乎是要为其兄壮声威，其实是以卫士“阴伺动静”(44)，等于把东丹王软禁起来了。后唐明宗得知耶律倍不见容于德光，便遣使持书越海与耶律倍秘密联系。耶律倍应后唐之召，于天显五年（930年）十一月，偷偷率部曲四十人离开辽南京，由辽东半岛南端渡海，到达后唐境内的登州（今山东蓬莱）。当他即将离开故国时，曾立木海上，刻诗以表所以出走的原因，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45)他以“小山”比其弟德光，而以“大山”自比。这首简洁而寓意深刻的小诗，反映了一个失意的政治家将要背井离乡出走时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

后唐明宗为召得东丹王到来而感到特别得意，对东丹王优礼有加，甚至以天子仪卫迎接此人，赐姓东丹，名慕华，命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瑞、慎二州皆在辽东，唐末以之设怀化节度，这说明“节度使”云云不过是送给耶律倍的虚衔，但后唐却是要藉此表明它自己也如同原来的大唐帝国一样，势力已远及塞外。随后，明宗又赐东丹王姓名为李赞华。由于东丹王在中原对契丹的牵制作用，再加上契丹几个重要将领相继被后唐俘获，故契丹连续数年未敢南犯。于是，明宗更加看重李赞华，于长兴三年（辽天显七年，932年）力排众议，以赞华为义成节度使。

东丹王在后唐期间，潜心钻研学问和绘画，不介入政治，但行为怪异。后唐庄宗夫人夏氏后嫁东丹王突欲，因其“性酷毒，侍婢微过，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长宫掖，不忍其凶，求离婚，归河阳节度夏鲁奇家，今为尼也”(46)。

三、援立石晋及占领幽蓟

长兴四年（辽天显八年，933年），当后唐明宗病危之际，发生了其养子秦王从荣抢班夺权的事件，事未遂，秦王伏诛。明宗死后，其第五子宋王从厚即位，是为愍帝。不过数月，又被明宗养子潞王从珂推翻。从珂即位，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934年），这是当年四月间的事。这时，流亡在洛阳的耶律倍仍然心向故国，他向契丹朝廷密报李从珂弑君自立，建议声罪致讨。契丹获得东丹王关于后唐发生内乱的情报后，先是在后唐北境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后唐卢龙节度使北平王赵德钧及河东节度使兼北面都总管石敬瑭都是寡廉鲜耻的野心家，他们虽身负防御契丹南下的重任，却暗中与契丹勾结。久蓄异志的石敬瑭，更把存放在洛阳及各地的财物都运往晋阳，诡称“助军费”，实际上是准备发动叛乱。在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清泰三年（辽天显十一年，936年）三月，大臣李崧和吕琦认为石敬瑭必结契丹为援，因此，朝廷当力争在石敬瑭之先与契丹结盟。因为东丹王尚在中原，述律太后非常希望与后唐改善关系，并曾屡次要求“和亲”，只是因为后唐还扣押着契丹将领，故一时未能实现。李崧等建议放回契丹被俘将领，此外每年再赠送“礼币”十万缗，这样结盟便不难实现。清泰帝一听，很受鼓舞，忙命他们起草《遗契丹书》，准备与之联络。但当他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又认为崧、琦二人之谋是“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廷”(47)，盛怒不已。于是以后再也无人敢提与契丹结盟之事了。

清泰帝刚即位，石敬瑭曾多次上表，借故自己健康状况欠佳，请求解除北面都总管之任，移镇别处，实际上是在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李崧等皆力谏不可表示应允。五月间当李崧不在宫中之际，反对与契丹结盟的薛文遇进言：“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图之。”(48)清泰帝一听，认为这是定天下的“奇谋”，决定不计成败，立即实行。于是令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以原河阳节度使宋审虔取代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随即，又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军都部署，督促石敬瑭尽快赴郓州上任。石敬瑭非但不奉诏移镇，反而上表指斥清泰帝不当立（因为他是明宗养子），要求他传位给明宗之子许王从益。清泰帝李从珂岂能示弱，他立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命张敬达、杨光远等率军进讨。

张敬达很快率领大军到达晋阳城南的晋安寨。石敬瑭则连忙遣使间道至契丹请求援助，并令桑维翰草表向耶律德光称臣，还表示愿对这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契丹首领“以父礼事之”，约定事成之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以为酬谢。石敬瑭此举，就连与桑维翰一起为其谋划推翻后唐的刘知远也认为未免太过分了：“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49)但石敬瑭坚持一定要这样做。耶律德光看了石敬瑭所上表，认为中原果然有隙可乘，复书石敬瑭，许以仲秋赴援。

后唐朝廷听说契丹要在仲秋南下，故屡次督促张敬达对晋阳加强攻势，然而始终未能攻下。这一年九月，正值秋高马肥，耶律德光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原平市境内）一路浩浩荡荡南下，旌旗不绝五十余里，舍代州（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山西忻州）不攻，直抵晋阳城外，列阵于汾水北岸，然后派人入城告石敬瑭即日与唐军对阵。石敬瑭急遣人告诉他说南军颇有实力，不可轻视，当待明日商议后再与之开战亦不为晚。然而使者未至，契丹军已与唐军交战，石敬瑭见此情况，亦忙令刘知远带兵助攻。

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率唐军步兵在晋阳城西北依山列阵，德光遣三千骑兵免胄直犯其阵。唐军见来犯者数量无多，且皆羸弱，于是竞相出阵邀击。契丹军佯败，唐军一直追到汾曲。契丹军渡河而去，而唐军则循河岸贸然向前推进，结果被契丹伏兵断为两截，所杀、俘者不下万余人。张敬达只好收拾余众退保晋安寨。当晚，石敬瑭出晋阳北门，会见德光。石敬瑭问：大军远来，士马疲惫，何以能速战而胜之。德光回答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兵既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50)石敬瑭听后，深表叹服。

唐军主力被消灭于晋阳城外后，德光即命五千骑兵护送石敬瑭入洛阳。清泰帝则于城破之际，拉东丹王一同赴火而死。十一月，德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晋割幽州管内及新、武、云、应、朔州之地以赂之，仍每岁许输帛三十万”(51)。除此五州之外，还有前此已被契丹占有的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寰、朔等十一州，自此，北方与契丹接壤的十六州地尽入于契丹。

契丹既得幽蓟十六州，并且每年获得巨额岁币。石敬瑭侍奉耶律德光的确非常小心谨慎，奉表称臣，称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52)。

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臣、称儿。这种父子关系并不是存在于寻常百姓之间，而是在两个君主之间缔结的，它一经确立，也就意味着后晋王朝统治下的中原百姓直至百官公卿，同时都沦为契丹统治者的奴仆。石敬瑭就是这样用牺牲民族利益的办法，为自己换得了一个“儿皇帝”的宝座。至于割地，更是留下后患无穷。中原既失幽蓟，从此无险可守，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打开了方便之门。

天显十一年（936年）年末，德光班师。十三年十一月，后晋又派冯道、韦勋、刘昫、卢重等出使契丹，德光与其母述律太后分别在上京开皇殿召见冯道一行。晋使献上幽蓟十六州图籍，并上德光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述律氏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德光改天显十三年（938年）为会同元年，表示他要努力将幽蓟地区的农业文化与塞外的游牧文化融会起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同时又下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改原来的南京东平府为东京。

契丹虽然对后晋有援立之恩，并且迫使后晋割地称臣，但德光对晋仍然有所防备。契丹与江南的吴国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为了增强自己与中原交往中的有利地位，契丹与吴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然，在这一关系中，吴国也自有其如意算盘。后晋天福二年（辽天显十二年，937年）吴国权臣徐知诰废杨溥自立，改国号为齐。五月，“吴徐诰用宋齐丘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53)。徐诰即徐知诰，后改名李昪，并改国号为唐，即历史上的南唐。南唐不仅要交好契丹，而且还企图破坏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初宋齐丘谋间晋。会契丹使燕人高霸来聘，归至淮北，唐阴遣人刺杀之。霸有子乾从行，匿之濠州，于是契丹颇信霸之死出于晋人。”(54)代李昪而立的是李璟。“李璟盗据江南，数通使契丹。”(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