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原文

【背景介绍】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对右派斗争的性质、策略和意义。此时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述了“放火烧身”、“引蛇出洞”的策略思想,强调大字报的作用,论述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篇讲话是研究反右派运动的重要文献,反映了当时党对形势的判断和斗争策略,也包含了后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些思想因素。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启示 · 历史经验与深刻教训

1. “放火烧身”策略的双刃剑 毛泽东提出“放火烧身”、“引蛇出洞”的策略,让右派充分暴露再加以反击。从战术上看,这一策略确实起到了暴露极少数攻击者的作用;但实际执行中,大量中间人士的善意批评也被当作“毒草”,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启示我们:政治斗争的策略必须慎重,不能用诱敌深入的方法处理思想分歧,否则会伤及无辜、留下后患。

2. 知识分子政策的转折与代价 讲话称知识分子“附在五张皮上”,认为其必须依附无产阶级。这种将知识分子整体视为“改造对象”的看法,导致了此后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和思想禁锢。五六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造成巨大的人才损失和心理创伤。启示我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简单化的阶级分析会把知识分子推到对立面。

3. “大字报”的兴衰与制度反思 毛泽东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大字报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广泛使用,成为大民主的工具,但也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和人身攻击。后来宪法取消了“四大自由”。启示我们:民主形式必须与法治相结合,没有法治约束的民主会走向反面。

4. 反面教员理论的局限性 将右派比作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样的“反面教员”,认为他们的攻击“教育了人民”。这种思维的问题在于:代价谁来承担?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及其家庭付出了沉重代价,用少数人的牺牲换取“教育”是不人道的。启示我们:教育人民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尊严为代价。

5. “群众路线”在运动中的异化 讲话强调“不要怕群众”、“群众就是孔明”。群众路线本来是好传统,但一旦被用来发动群众整群众,就会走向反面。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是在群众运动中被打倒的。启示我们:群众路线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不能把群众运动等同于民主。

6. “三个问题的大辩论”:辩论主题的设定与引导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好不好?走哪条路?谁来领导?这本应通过辩论澄清认识,但由于辩论“结论”早已预定,所谓辩论只是形式。启示我们:真正的辩论应当允许不同观点充分表达,预设结论的辩论不是辩论,而是政治表态。

7.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深层原因 从“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到实际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可以看出当时对敌情的估计严重偏离实际。深层原因包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度估计、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传统、以运动的方式处理思想问题。启示我们:政治决策必须有可靠的信息基础,必须建立纠错机制。

8. 对民主党派政策的转折 讲话点名批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标志着整风初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被阶级斗争逻辑取代。许多民主党派成员被划为右派,多党合作遭受严重破坏。启示我们:统一战线要有诚意和互信,不能把朋友当敌人。

9. “必要的”与“扩大化的”历史评价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严重扩大化了。”这意味着:反对极少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人有其必要性,但不能因此否定大多数善意批评、伤害大量无辜。启示我们:吸取历史教训,既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放弃必要斗争,也不能重蹈扩大化的覆辙。

10. 历史教训的现实意义 反右派斗争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它告诉我们: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群众,不能把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不同意见都当作政治问题。启示我们: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根本保障。

总结: 反右派斗争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付出的沉重代价。它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敌情;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不能用群众运动代替正常程序;必须坚持民主方法,不能用专政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简单化地对待知识分子;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诚意和信任,不能把朋友推到对立面。这些教训对于今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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