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这篇节录集中阐述了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提出了“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曰斗，二曰帮”、“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等重要思想。这些论述体现了毛泽东运用辩证法处理党内关系的智慧，对于理解和把握党的团结与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象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启示 · 辩证法的光辉与局限
1. “一分为二”与“要分析”：辩证法的核心方法 毛泽东强调对一切要加以分析，不因一个人犯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支部书记写总结时写上“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这就是“一分为二”。这种方法论启示我们：评价人或事要全面客观，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这是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
2. “一曰斗，二曰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提出“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这一“斗”一“帮”既坚持了原则，又体现了团结。从善意出发帮助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这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进步得多。启示我们：批评的目的是帮助，而不是打倒。
3.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政治智慧的高度体现 毛泽东用“两只手”的比喻——一只手坚持斗争（原则性），一只手讲团结（灵活性）——阐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这一思想对于处理复杂的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启示我们：坚持原则不是死板，灵活变通不是无原则，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4. 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志与敌人的界限 毛泽东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犯了错误但仍可教育的同志，应用“斗”和“帮”的方法；另一类是“不可救药”的敌人，只能打倒。这种区分对于处理党内矛盾有积极意义，但问题在于实践中如何准确区分。反右运动中，许多本属第一类的人被划为第二类，造成扩大化。启示我们：标准必须清晰，执行必须慎重，不能随意扩大打击面。
5. “好汉也要三个帮”：集体主义与团队精神 毛泽东引用“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等中国成语，强调任何人都需要支持和帮助。这种集体主义思想对于团队建设很有启发。启示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所不能，要善于借助集体的力量。
6. “马克思主义者的百分比”：承认思想水平的差异性 毛泽东提出有百分之百到百分之十、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承认差异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但问题在于，在政治运动中，这种差异往往被简单化为“左”与“右”的对立，导致“百分之五十一”就是“左”，“百分之四十九”就成了“右”。启示我们：承认差异是一回事，如何对待差异是另一回事；差异应当通过讨论解决，而非通过斗争解决。
7. “有隔阂要开谈判”：沟通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毛泽东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通过“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来达成团结。这种协商沟通的方法，对于解决组织内部矛盾具有普遍意义。启示我们：很多矛盾源于缺乏沟通，真诚的对话可以化解许多误解。
8. “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从自然到社会的普遍规律 毛泽东用原子核与电子、质子与反质子等物理学例证，说明对立面的统一是普遍现象。这种从哲学高度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启示我们：不要害怕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关键在于正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9. “辩证法应该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让哲学走出书斋 毛泽东倡导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让支部书记也能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问题。这种让哲学大众化、普及化的思想，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维水平。启示我们：深刻的思想应当通俗化、普及化，而非束之高阁。
10. 辩证法的运用与异化：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毛泽东倡导的辩证方法，在党内团结问题上体现了高超的智慧。但在实际政治运动中，辩证法往往被异化为“两点论”变成“都有理”，“一分为二”变成“各打五十大板”，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启示我们：好的方法需要好的制度环境来保障，否则再好的方法也可能被滥用。
总结：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是一篇闪耀着辩证法思想光辉的文献。它所阐述的“一分为二”、“一曰斗二曰帮”、“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无往不在”等思想，对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增进团结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篇讲话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要全面分析；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要给予改正的机会；任何矛盾都要善于处理，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任何领导都不能自以为是，要依靠群众、借助集体力量。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正确处理不同意见、增进团队凝聚力，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也要认识到，好的方法还需要好的制度来保障，避免在实践中被异化或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