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

原文

【背景介绍】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接受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家报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谈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部出现妥协投降倾向，制造反共磨擦。毛泽东在谈话中深刻分析了抗战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批驳了"限制异党"等反动政策，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原则。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⑴【注解】
〔1〕《新中华报》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此名，在延安出版。同年九月九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终刊。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三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⑵【注解】
〔2〕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⑶【注解】
〔3〕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经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⑷【注解】
〔4〕一九二四年十月，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它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垮台，冯玉祥等北方实力派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三日应邀北上。在离开广州前，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这个宣言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磨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⑸【注解】
〔5〕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⑹【注解】
〔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磨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⑺【注解】
〔7〕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5〕和注〔6〕。，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磨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⑻【注解】
〔8〕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1〕。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分析与启示

1. 对抗日战争形势的科学判断： 毛泽东准确判断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特征：
• 有条件相持： 在国际新形势和日本更加困难的条件下，相持阶段有条件地到来。
• 战略与战役区分： 战略反攻时期未到，但战役反攻必不可少。
• 三方面任务： 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正面巩固防御、大后方改革政治。

2. 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核心： 文章深刻阐述了民主政治与抗战的关系：
• 政治抵抗的重要性： 敌人主要进行政治进攻，必须加强政治抵抗。
• 民主与抗战的关系： 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是抗战胜利的保障。
• 实践检验真理： 用华北实行民主政治的成功经验驳斥"老百姓不能实行民主"的谬论。

3. 对"限制异党"政策的深刻批判： 毛泽东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批判了反动政策：
• 正名辨实： 共同抗日的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只有汉奸党才是真正的异党。
• 共同政治基础： 国共两党在抗日这一点上有共同政治基础，应该团结不应限制。
• 明确政治界限： 我们的口号必须与汪精卫的口号严格对立。

4. 提出著名的自卫原则： 谈话中提出了处理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则：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体现了共产党的克制和忍耐。
•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体现了坚决自卫的立场。
• 严格自卫立场： 任何情况下不超过自卫原则，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5. 运用历史智慧指导现实斗争： 毛泽东引用古训阐明政治原则：
• "无使亲痛仇快"： 引用东汉朱浮的话，强调政治斗争的基本原则。
• 古今用用： 将古代政治智慧运用于现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原则的普遍性： "亲者痛，仇者快"是政治斗争中必须避免的严重错误。

6. 对统一战线的深刻论述： 文章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
• 统一的内涵： 统一于抗战、团结、进步，而不是向相反方向统一。
• 边区的合法性： 陕甘宁边区是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正式承认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 分裂的可能性： 团结与分裂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关键在于创造政治保证。

7. 三大政治口号的提出： 明确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解决民族矛盾的基本立场。
•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处理内部关系的基本原则。
•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8. 谈话的艺术和策略： 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对话艺术：
• 有理有据： 用事实说话，用证据服人。
• 原则坚定： 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
• 策略灵活： 对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总结：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初期发表的重要谈话。谈话科学分析了抗战形势，深刻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著名的自卫原则。谈话体现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对于今天我们处理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学习这种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启示

1. 原则的坚定性与沟通的艺术性： 谈话面对不同立场媒体的尖锐提问，既清晰阐述了中共的原则立场，又展现了高超的沟通技巧。这启示我们：
• 在复杂对话中坚守核心信息： 无论是面对媒体、投资人、公众还是内部员工，当被问及敏感或挑战性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自己要传达的核心原则与事实（“不变”的部分），并在整个对话中反复、坚定地回到这些核心点上，避免被枝节问题带偏或模糊焦点。
• 针对不同对象调整沟通策略： 谈话者对三家背景迥异的媒体展现了同一的立场，但沟通的侧重点和回应方式可能隐含微调。这要求现代沟通者必须了解对话对象的背景、关切点和潜在偏见，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与逻辑进行阐述，以增强说服力。
• 以“答记者问”的严谨对待公开沟通： 任何面向公众的发言（如产品发布、危机回应、高管访谈），都应被视为一场“记者会”。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记录、传播和解读，因此必须逻辑严密、事实准确、分寸得当，做到“既回应问题，又主导叙事”。

2. 澄清事实，主动设置议程： 谈话主动对“限制异党”等不实传闻予以驳斥，并阐述了中共的抗战主张。这体现了现代舆论引导的关键：
• 主动揭露真相，阻击虚假信息： 在谣言或误解开始传播时，沉默往往意味着默认。组织必须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主动、及时地公布确凿事实，澄清误解，切断谣言传播链。事实是最好的消毒剂。
• 超越提问，传递完整叙事： 高明的沟通不是被动地一问一答，而是借回答某个具体问题之机，系统性地阐述己方的完整立场、政策和价值观（“设置议程”）。这能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孤立事件引向更宏观、更积极的叙事框架。
• 将挑战性问题转化为宣传契机： 充满敌意或刁难的问题，如果应对得当，恰恰可以成为彰显自身立场坚定、逻辑清晰、胸怀坦荡的绝佳机会。谈话将敏感的政治提问，转化为了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和民主诉求的平台。

3. 展现自信、开放与透明度： 同意与立场各异的记者谈话并公开发表，本身就展现了巨大的政治自信和开放性。这对现代组织治理意义深远：
• 自信源于实力的底气： 敢于面对各种质疑和挑剔的目光，前提是自身行为端正、策略正确、实力在握。对于企业而言，这建立在过硬的产品、健康的财务和合规的经营之上。自信是最好的公关。
• 开放是赢得信任的捷径： 在信息时代，试图掩盖或回避问题只会加速信任流失。以开放的态度（在合理范围内）披露信息、回应关切，尽管可能带来短期讨论，但从长远看是构建公信力的最有效方式。
• 透明度是管理预期的工具： 通过谈话清晰地阐明原则、底线和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际上是在对外界进行“预期管理”，减少了因误判而引发冲突的可能性。

4. 统一战线的策略沟通： 谈话对象包括了国民党方面的媒体，谈话内容多处旨在维护和阐释统一战线。这体现了在联盟内部沟通的复杂性：
• 对盟友阐明共同利益，管控分歧： 在与合作伙伴、合资方或生态伙伴沟通时，首要的是强调共同目标和利益，巩固合作基础。对于存在的分歧，应清晰、理性地阐明己方立场和底线，寻求理解和共识，避免分歧扩大化。
• 以公开沟通施加正面压力： 通过公开场合（如联合发布会、行业论坛）阐述符合双方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诉求，可以形成积极的舆论压力，促使合作方更认真地履行承诺，收敛损害共同利益的行为。
• 区分不同沟通渠道的作用： 如同这次公开谈话与私下谈判相辅相成，现代组织也需要灵活运用公开声明、私下磋商、第三方调解等多种沟通渠道，针对不同性质的问题选择最有效的沟通方式。

5. 策略清晰，留有空间： 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声明，是策略清晰的典范，同时为未来行动保留了充分空间。这对制定商业或竞争策略极具启发：
• 公布行动原则而非具体计划： 在竞争或谈判中，明智的做法是向对手或伙伴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和反应原则，而不是透露具体的行动方案和底牌。这既能产生威慑，又能保持自身行动的灵活性和突然性。
• “后发制人”的道德与策略优势： 表明自己坚持自卫、反击的原则，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将可能发生的冲突责任归于挑衅方。在商业中，这类似强调“不主动挑起价格战，但有能力应对任何竞争”。
•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可预测性： 清晰且公开声明的原则，使自身行为具有可预测性，这减少了误判，实际上降低了冲突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内外相关方可以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形成一种稳定的博弈格局。

总结： 这篇与记者的谈话，是展现 政治智慧、沟通艺术与战略定力 的经典案例。其现代启示的核心在于：在高度透明和媒介化的时代，如何面对公众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的战略能力。 它要求沟通者既要有坚守原则的“铁骨”，又要有化解误解、争取人心的“巧思”；既要善于主动设置议程、引导舆论，又要懂得在复杂关系中把握分寸、留有余地。一次成功的公开沟通，其价值不亚于打赢一场局部战役，它能澄清事实、巩固联盟、震慑对手、赢得人心，为事业的推进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和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