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子《双调望江南·感旧》云：
思往事，花月正朦胧。玉燕风斜云鬓上，金猊香烬绣屏中，半醉倚轻红。 何限恨，消息更悠悠。弱柳三眠春梦杳，远山一角晓眉愁。无计问东流。
寅恪案：卧子此词有“消息更悠悠”之语，当是在河东君由松江迁往盛泽镇以后不甚久之时间所作。然则河东君《梦江南》词二十阕为原唱，而卧子《双调望江南》乃和作。明乎此，则知河东君词题为《怀人》，而卧子词题作《感旧》，所以不同之故也。
陈子龙《双调望江南·感旧》说：
回想往事，花月景象一片朦胧。玉燕形的发钗斜插在鬓发边，随风轻摆，兽形香炉里香火烧尽，我在绣屏深处，半醉着倚靠在红色帷幕边。
心中有多少遗憾，你的音讯越发渺茫无迹。柳枝在春风中摇曳，往日的春梦早已远去不见踪影，远处的青山如同你清晨含愁的眉弯。我没有办法去问东流的江水，何时才能再与你相见。
寅恪按：陈子龙这首词有“音讯越发渺茫”的句子，应当是在柳如是从松江迁往盛泽镇以后不久所作。那么柳如是《梦江南》二十首是原作，陈子龙《双调望江南》是和作。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柳如是词题作《怀人》，陈子龙词题作《感旧》，二者题目的区别正在于此。
前引黄九烟之语云“云间宋徵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并论崇祯八年春间多雨一事。今检卧子《诗余》中，其题为《春闺风雨》《春雨》者，共有三首。故知此三首当即黄氏所言。疑俱是卧子于崇祯八年春间为河东君而作者。兹更取河东君《戊寅草》中《更漏子·听雨》二阕与卧子词参证，以其亦为《春雨》，当是同时所作也。
卧子《醉落魄·春闺风雨》其一云：
春楼绣甸，韶光一半无人见。海棠梦断前春怨，几处垂杨，不耐东风卷。 飞花狼藉深深院，满帘寒雨炉烟篆。黄昏相对残灯面，听彻三更，玉枕欹将半。
其二云：
花娇玉暖，镜台晓拂双蛾展。一天风雨青楼断，斜倚栏干，帘幕重重掩。 红酥轻点樱桃浅，碧纱半挂芙蓉卷。真珠细滴金杯软。几曲屏山，镇日飘香篆。
又，《菩萨蛮·春雨》云：
廉纤暗锁金塘曲，声声滴碎平芜绿。无语欲摧红，断肠芳草中。 几分消梦影，数点胭脂冷。何处望春归，空林莺暮啼。
河东君《更漏子·听雨》（寅恪案：河东君此调两阕颇难句逗，姑以意标点之，可不必深究也）云：
风绣幕，雨帘栊。好个凄凉时候。被儿里，梦儿中。一样湿残红。 香焰短，黄昏促。催得愁魂千簇。只怕是，那人儿，浸在伤心绿。
其二云：
花梦滑，杏丝飞。又在冷和风处。合欢被，水晶帏。总是相思块。 影落尽，人归去。简点昨宵红泪。都寄与，有些儿，却是今宵雨。
前面引用黄九烟的话说：“松江的宋徵舆、李雯一起创作了许多描写春日闺房风雨的作品”，并且谈到崇祯八年春天多雨的情况。现在查阅陈子龙的词集，标题为《春闺风雨》《春雨》的共有三首，可知这三首就是黄九烟所说的作品。我怀疑都是陈子龙在崇祯八年春天为柳如是所作。现在再取出柳如是《戊寅草》中的两首《更漏子·听雨》与陈子龙的词互相印证，因为同样写春雨，应当是同一时期所作。
陈子龙《醉落魄·春闺风雨》第一首说：
春日楼阁掩映在锦绣般的原野上，大好春光有一半无人欣赏。海棠花落，美梦惊醒，勾起往年的春愁，几株垂柳，禁不住东风肆意吹卷。
落花散乱铺满深深的庭院，满帘冷雨，香炉升起袅袅青烟。黄昏时分独自对着残灯，一直听到三更夜深，玉枕半斜，难以入眠。
第二首说：
花朵娇艳，肌肤温暖，清晨在镜前描画舒展的双眉。漫天风雨隔断了楼阁的视线，斜倚栏杆，重重帘幕深深遮掩。
轻点红妆，樱桃小嘴色泽浅淡，碧纱半挂，芙蓉花般的容颜更显清丽。雨滴如珍珠般滴落在金杯里。层层叠叠的山水屏风旁，整日飘着香炉的淡淡青烟。
另外，《菩萨蛮·春雨》说：
绵绵细雨笼罩着曲折的池塘，声声雨滴打碎了原野上的碧绿青草。花儿默默凋零，令人心碎在芳草之中。
梦境一点点消散，几点冷雨如同冰冷的胭脂。不知到哪里盼望春天归来，空寂的树林里，黄莺在黄昏中哀啼。
柳如是《更漏子·听雨》（寅恪按：柳如是这两首词很难断句，姑且按意思标注，不必深究）说：
风吹绣帘，雨打窗棂，正是凄凉时候。被窝里，梦境中，落花都被雨水打湿。
香火燃烧得短暂，黄昏来得急促，催得愁绪万千。只怕心上人，正沉浸在这令人伤心的绿色春雨里。
第二首说：
如花的梦境易逝，杏花纷飞，又处在冷风细雨之中。合欢被、水晶帐，处处都是相思的痕迹。
身影消逝，爱人离去，细数昨夜的泪水。都想寄给你，谁知那点点泪滴，化作了今夜的雨。
李舒章《虞美人·春雨》（见《蓼斋集》三一《诗余》）云：
廉纤断送荼蘼架，衣润笼香罢。鹧鸪题（啼）处不开门，生怕落花时候近黄昏。 艳阳惯被东风妬（妒），吹雨无朝暮。丝丝只欲傍妆台，却作一春红泪满金杯。
又，吴园次《虞美人·春雨次李舒章韵》（见《今词初集（下）》）云：
红绒冷落秋千架，人约西陵罢。梨花和泪闭重门，却似玉儿憔悴忆东昏。 孟婆苦把东君妒，做作催春暮。愁春人正在朱楼，听尽丝丝点点倚香篝。
寅恪案：闵尔昌《碑传集补》二十《守令一》王方岐撰《吴园次后传》略云：
先生讳绮，字园次，江都人。〔顺治十一年〕甲午，滦州石学士申视学江南，得先生卷，拔冠多士，以明经荐入都。冢宰胡公兆龙拔置第一，授中书舍人，掌制诰。〔顺治十五年〕戊戌迁兵部职方司主事。〔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杪，先生年七十有六，微有腹疾，不数日而归道山矣。
当崇祯八年时，园次年十七岁。其入都则在顺治十一年，而李舒章于顺治三年丙戌以父丧归葬，事竣还京即卒（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顺治四年丁亥”条考证引《松江府志·李逢申传》）。故园次此词作成时间必不甚迟，作词之地亦应在松江地域，其时间或即在崇祯八年春季，亦未可知。园次年少美才，其和《春闺风雨》之词，殊不足异也。
李雯《虞美人·春雨》（见《蓼斋集》卷三一《诗余》）说：
绵绵春雨打落了荼蘼花，衣服湿润，香气也消散了。鹧鸪啼叫的地方紧闭房门，生怕落花时节又遇上黄昏，更添凄凉。
明媚的春光总是被东风嫉妒，不分早晚地下着春雨。雨丝只想飘落在妆台边，却化作一整个春天的泪水，盛满金杯。
另外，吴绮《虞美人·春雨次李舒章韵》（见《今词初集（下）》）说：
红色的绒绳闲置在秋千架上，与佳人在西陵相约的事也作罢。梨花带雨，紧闭层层院门，就像美人憔悴不堪，思念着远方的人。
风神苦苦嫉妒春神，故意催着春天逝去。伤春的人正在红楼里，倚着熏炉，听尽这丝丝点点的雨声。
寅恪按：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二十《守令一》王方岐所撰写的《吴园次后传》大致说：
先生名绮，字园次，江都人。顺治十一年甲午，滦州学士石申在江南主持学政，看到先生的试卷，选拔为第一名，以明经的身份推荐入京。吏部尚书胡兆龙将他列为第一，授予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顺治十五年戊戌，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夏末，先生七十六岁，轻微腹部不适，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崇祯八年时，吴绮只有十七岁。他入京是在顺治十一年，而李雯在顺治三年丙戌因父亲去世回乡安葬，事情办完回京后就去世了（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顺治四年丁亥”条考证引《松江府志·李逢申传》）。所以吴绮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一定不会太晚，地点也应该在松江一带，时间或许就在崇祯八年春季，也有可能。吴绮年轻有才，他创作和作《春闺风雨》这类词，一点也不奇怪。
复次，卧子《诗余》中关涉春闺或闺阁之题目者颇多，如《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及《探春令·上元雨》诸阕，皆当属此类。除《南楼雨暮》一词，将于论李舒章《题内家杨氏楼》诗时合并论之，其余今不备录。至于《柳梢青·春望》《天仙子·春恨》之类，则名士民族兴亡之感，与儿女私情绝无关涉。故虽为春季所作，亦不录之也。
卧子《诗余·菩萨蛮·春晓》云：
玉人袅袅东风急，半晴半雨胭脂湿。芳草衬凌波，杏花红粉多。 起来慵独坐，又拥寒衾卧。金雀带幽兰，香云覆远山。
又，《蝶恋花·春晓》云：
才与五更春梦别，半醒帘栊，偷照人清切。简点凤鞋交半折，泪痕落镜红明灭。 枝上流莺啼不绝，故脱余绵，（寅恪案：“余绵”谓当日女性卧时所著之绵紧身也。可参《红楼梦》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节。）忍耐寒时节。慵把玉钗轻绾结，恁移花影窗前没。
寅恪案：此两词皆言春晓。《菩萨蛮》调可与上引卧子《早春行（五古）》之“不令晨妆竟，偏采名花掷。香衾卷犹暖，轻衣试还惜”等句互证。《戊寅草》中复有《两同心·夜景（代人作）》一阕。所代之人疑是卧子，而首句亦与鞋有关，故并附录于此，借资好事者之谈助耳。
河东君《河传·忆旧》云：
花前雨后，暗香小病，真个思清切。梦时节。见他从不轻回，风动也，难寻觅。 简点枕痕刚半折。泪滴红绵，又早春文灭。手儿臂儿，都是那有情人，故把人心摇拽。
又，《两同心·夜景（代人作）》云：
不脱鞋儿，刚刚扶起。浑笑语，灯儿厮守。心窝内，着实有些些怜爱。缘何昏黑，怕伊瞧地。 两下糊涂情味。今宵醉里。又填河，风景堪思。况销魂，一双飞去。俏人儿，直恁多情，怎生忘你。
再者，陈子龙的词集中，涉及春日闺阁题材的作品很多，比如《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探春令·上元雨》等，都属于这一类。除《南楼雨暮》这首词，将在讨论李雯《题内家杨氏楼》诗时一起分析，其余不再全部收录。至于《柳梢青·春望》《天仙子·春恨》这类作品，抒发的是文人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与儿女私情完全无关，所以虽然是春天所作，也不收录。
陈子龙《诗余·菩萨蛮·春晓》说：
美人身姿轻盈，东风急促，半晴半雨的天气打湿了妆容。芳草映衬着轻盈的脚步，杏花盛开，满眼都是红粉春色。
起身慵懒地独自静坐，又裹着冰冷的被子躺下。金雀钗旁带着幽兰香气，鬓发如云，遮掩着如画的眉弯。
另外，《蝶恋花·春晓》说：
刚从五更的春梦中醒来，半睡半醒间，帘栊映出清瘦的身影。整理好绣鞋，泪水落在镜中，红光忽明忽暗。
枝头黄莺不停地啼叫，特意脱下贴身的棉衣，忍受着初春的寒意。慵懒地轻轻绾好玉钗，看花影渐渐移过窗前。
寅恪按：这两首词都写春日清晨。《菩萨蛮》可以与前面引用的陈子龙《早春行》（五言古诗）中“不想完成晨妆，偏偏摘下名花抛掷。香被依旧温暖，试穿轻衣却又爱惜”等句互相印证。《戊寅草》中还有一首《两同心·夜景（代人作）》，我怀疑代拟的人就是陈子龙，而且首句也和鞋子有关，所以一并附录在这里，供感兴趣的人参考。
柳如是《河传·忆旧》说：
花前雨后，带着淡淡的愁绪，真的思念得深切。梦中时节，看见他从不轻易回头，风吹动，却再也难以寻觅。
枕上的痕迹刚刚消退，泪水滴落在红棉上，清晨的文字又早已模糊。双手双臂，都是那个有情人，故意牵动着我的心。
另外，《两同心·夜景（代人作）》说：
没有脱下鞋子，刚刚被扶起。欢声笑语，在灯下相依相伴。心窝里，真的有几分怜爱。为何在黑暗中，怕被你看见。
两人之间朦胧的情意，今夜都沉醉其中。又盼着鹊桥相会，风景令人怀念。何况情意缠绵，一双人影双双飞去。美人啊，你这般多情，叫我怎能忘记你。
复次，卧子《蝶恋花》词可与下章牧斋《有美诗》之“弓鞋笑足缠”及“轻寒未折绵”等句参较。“简点凤鞋交半折”句，似与《西厢记·酬简·元和令》“绣鞋儿刚半折”之语有关。或谓此“凤鞋”，疑是指旧日缠足女子睡眠时所著之“软鞋”而言。此种“软鞋”，盖以增加美感，兼有防止纤足涨大，并可免缠足帛条散乱之用，其底非木或骨所制者。至若程松圆诗“天粘碧草度弓鞋”之“弓鞋”（见《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孟阳《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雨宴达曙，用佳字（七律）》。详见前引。），则指河东君所著踏地行走之鞋而言。其底版为木或骨所制，与卧子《蝶恋花·春晓》词中所咏之软鞋区以别矣。
复据刘銮《五石瓠》“濮仲谦江千里”条云：
苏州濮仲谦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笔筒、臂搁之类，妙绝一时。亦磨紫檀、乌木、象牙，然不多。或见其为柳夫人如是制弓鞋底版二双。又或见其制牛乳湩酪筒一对，末矣。（可参宋琬《安雅堂未刻稿》二《竹罂草堂歌》题下注：“疁城朱松邻、白门濮仲谦皆以竹器擅名。”诗中述濮仲谦事颇备。）
寅恪案：河东君自矜其足之纤小，至于令当时良工为之制作弓鞋底版。由今观之，固觉可笑，但旧日风习，纤足乃美人不可缺少之主要条件，亦不必苛责深怪。河东君初访半野堂，虽戴幅巾及著男子服，然仍露其纤足者，盖欲藉是表现此特殊优美之点也。（可参第四章论河东君初访半野堂节。）
再者，陈子龙《蝶恋花》词可与下章钱谦益《有美诗》的“弓鞋笑足缠”及“轻寒未折绵”等句参较。“简点凤鞋交半折”句，似乎与《西厢记·酬简·元和令》“绣鞋儿刚半折”的话有关。有人说这个“凤鞋”，怀疑是指旧日缠足女子睡眠时所穿的“软鞋”。这种“软鞋”，大概是为了增加美感，兼有防止纤足涨大，并可免缠足帛条散乱之用，其底不是木或骨所制的。至于程嘉燧诗“天粘碧草度弓鞋”的“弓鞋”（见《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程孟阳《二月上浣同云娃踏青，雨宴达曙，用佳字》七言律诗。详见前引），则指柳如是所著踏地行走的鞋。其底版为木或骨所制，与陈子龙《蝶恋花·春晓》词中所咏的软鞋有所区别。
又据刘銮《五石瓠》“濮仲谦江千里”条说：
苏州濮仲谦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笔筒、臂搁之类，妙绝一时。也磨紫檀、乌木、象牙，但不多。有人见他为柳夫人如是制弓鞋底版二双。又有人见他制牛乳湩酪筒一对，末了。（可参宋琬《安雅堂未刻稿》卷二《竹罂草堂歌》题下注：“疁城朱松邻、白门濮仲谦皆以竹器擅名。”诗中述濮仲谦事颇备。）
寅恪按：柳如是自矜其足之纤小，以至于让当时良工为她制作弓鞋底版。从今天来看，固然觉得可笑，但旧日风习，纤足乃是美人不可缺少的主要条件，也不必苛责深怪。柳如是初访半野堂，虽戴幅巾及著男子服，然而仍露出其纤足，大概是想要借此表现这一特殊优美之点。（可参第四章论柳如是初访半野堂一节。）
抑更有可笑者，《有学集》一《秋槐诗集·赠濮老仲谦》诗云：
沧海茫茫换劫尘，灵光无恙见遗民。少将楮叶供游戏，晚向莲花结净因。杖底青山为老友，窗前翠竹似闲身。尧年甲子欣相并，何处桃源许卜邻。（自注：“君与余同壬午。”）
寅恪案：牧斋此诗当作于顺治五年戊子。盖牧斋以黄毓祺案被逮至南京，出狱之后尚留居金陵也。其时仲谦亦在白下。牧斋此诗以“遗民”称仲谦，则濮氏亦非如刘銮所记仅以制造工巧擅长。仲谦既与牧斋同庚，其为河东君制弓鞋底版，虽不能确定在何年，要亦在河东君适牧斋以后，濮氏之年龄，至少已过六十。以老叟而为此，可谓难能之事。然则牧斋诗“晚向莲花结净因”之句，不但如遵王《注》本解作结远公莲社之净因，亦兼可释为助美潘妃细步之妙迹矣。呵呵！又，《蝶恋花》词“泪痕落尽红明灭”句，疑用《才调集》五元稹《古决绝词三首》之二“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之意。盖卧子赋此词时，河东君离去之志已决。可参下引卧子《少年游·春情》及《青玉案·春暮》两词附论。所应注意者，微之此首诗中“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而攀折”之语。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虽颇相合，然微之此首诗中“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之语，则周文岸、宋辕文辈皆已先于卧子而攀折之矣。后来终为他人即钱牧斋之所夺，亦是必然之理。吾人今日取微之、卧子之诗词并读，殊不胜感惜也。“故脱余绵”之“绵”，疑指旧日女子寒冷季节卧时所著之丝绵短袄而言，即俗所谓“绵紧身”者，前已述及。卧子此两词所描写者，如特喜早起、不畏寒冷等情状，非一般女子之通性，而是河东君个人之特性。卧子造语能曲尽其妙，即此可见其为高才，非庸手所及也。
还有可笑的，《有学集》卷一《秋槐诗集·赠濮老仲谦》诗说：
沧海茫茫换劫尘，灵光无恙见遗民。少将楮叶供游戏，晚向莲花结净因。杖底青山为老友，窗前翠竹似闲身。尧年甲子欣相并，何处桃源许卜邻。（自注：“君与余同壬午。”）
寅恪按：钱谦益此诗当作于顺治五年戊子。因为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被逮至南京，出狱之后尚留居金陵。当时濮仲谦也在南京。钱谦益此诗以“遗民”称仲谦，则濮氏也不是如刘銮所记仅仅以制造工巧擅长。濮仲谦既与钱谦益同庚，他为柳如是制弓鞋底版，虽不能确定在何年，大概也在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以后，濮氏的年龄，至少已过六十。以老叟而做此事，可谓难能之事。那么钱谦益诗“晚向莲花结净因”的句子，不但如钱曾注本解释作结远公莲社的净因，也兼可解释为助美潘妃细步的妙迹了。呵呵！另外，《蝶恋花》词“泪痕落尽红明灭”句，怀疑用了《才调集》卷五元稹《古决绝词三首》之二“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的意思。因为陈子龙赋此词时，柳如是离去之志已决。可参下引陈子龙《少年游·春情》及《青玉案·春暮》两词附论。所应注意的，元稹此首诗中“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而攀折”的话。陈子龙与柳如是的关系虽颇相合，然而元稹此首诗中“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的话，则周文岸、宋徵舆等人皆已先于陈子龙而攀折了。后来终为他人即钱谦益所夺，也是必然之理。我们今日取元稹、陈子龙的诗词并读，殊不胜感惜。“故脱余绵”的“绵”，怀疑指旧日女子寒冷季节卧时所穿的丝绵短袄，即俗所谓“绵紧身”，前已述及。陈子龙这两词所描写的，如特喜早起、不畏寒冷等情状，不是一般女子的通性，而是柳如是个人之特性。陈子龙造语能曲尽其妙，即此可见其为高才，非庸手所及。
又，《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虞美人·咏镜》云：
碧阑囊锦妆台晓，泠泠相对早。剪来方尺小清波，容得许多憔悴暗消磨。 海棠一夜轻红倦，何事从教看。数行珠泪倩他流，莫道无情却会替人愁。
寅恪案：卧子此词后半阕尤妙。此镜必为河东君之物无疑，否则卧子词中语意不如是也。清代文人集中赋咏河东君遗镜之作品颇多（见缪荃孙《秦淮广记》二之四《纪丽类》及葛昌楣《蘼芜纪闻（下）》所引）。然大抵转袭旧文，别无新说。既是酿词，无关考证。且后人所咏之镜，究难定其真伪，故不备引。今唯择录钱塘汪菊孙诗一首于下，汪诗固不甚佳，但以菊孙与河东君同属女性，因附录之，聊资谈助云尔。汪远孙《清尊集》一五载菊孙《河东君妆镜诗（并引）》云：
周南卿明经藏唐镜一枚，背有铭云：“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证以初白庵《金陵杂咏》，知为河东君物也。今归又村仲弟，以拓本装册索题，即次初白韵应之。
红粉偏能国士知，可怜末路事参差。流传一片开元月，曾照香奁夜选诗。
另外，《陈忠裕全集》卷二十《诗余·虞美人·咏镜》说：
清晨的妆台边，碧玉栏杆、锦绣囊袋相映，清冷的镜面早早与人相对。这方尺大小的镜面如一片清波，却容下了我无数憔悴，在光阴中默默消磨。
海棠经过一夜，红艳已带倦意，为何还要让它对着镜子看？几行泪珠只好借它映照而流，莫说镜子无情，它却偏偏能替人含愁。
寅恪按：陈子龙这首词的后半段尤其精妙。这面镜子必定是柳如是的旧物无疑，否则陈子龙词中的情意不会如此深切。清代文人文集中歌咏柳如是旧镜的作品很多（见缪荃孙《秦淮广记》卷二之四《纪丽类》及葛昌楣《蘼芜纪闻（下）》所引）。但大多辗转抄袭旧文，没有新的见解。这些只是辞藻堆砌，和考证无关。而且后人所咏的镜子，终究难以判定真伪，所以不再一一引用。现在只选录钱塘汪菊孙的一首诗在下，汪诗虽然不算特别出色，但因为汪菊孙和柳如是同为女性，所以附录在这里，姑且作为谈资。汪远孙《清尊集》卷一五载菊孙《河东君妆镜诗（并引）》说：
周南卿明经收藏了一面唐代铜镜，背面有铭文：“对日如菱花绽放，临池似满月初生。官人照它整理帽巾，妾女对它完成梳妆。”用初白庵《金陵杂咏》印证，可知这是柳如是的旧物。如今归我弟弟又村所有，他把拓本装成册请我题咏，我就依着初白庵的原韵应和。
红粉女子偏偏能被英雄国士赏识，可惜晚年境遇坎坷世事无常。流传下来的这面唐镜如同开元年间的明月，曾经照过她在妆台前深夜选诗的模样。
复次，《戊寅草》中《声声令·咏风筝》一阕，乃河东君自述之作，盖其性格身世实与风筝相似。故此词为美人自己写真传神之作，如杜丽娘“自行描画，留在人间”者也（见《还魂记·写真》）。其《词》云：
杨花还梦，春光谁主。晴空觅个颠狂处。尤云雨，有时候，贴天飞，只恐怕，捉他不住。 丝长风细。画楼前，艳阳里。天涯亦有影双双，总是缠绵，难得去。浑牵系，时时愁对迷离树。
检《列朝诗集》闰四杨宛《看美人放纸鸢（七绝）五首》云：
共看玉腕把轻丝，风力蹉跎莫厌迟。顷刻天涯遥望处，穿云拂树是佳期。
愁心欲放放无由，断却牵丝不断愁。若使纸鸢愁样重，也应难上最高头。
羡伊万里度晴空，自叹身轻独不如。若到天涯逢荡子，可能为报数行书。
薄情如纸竹为心，辜负丝丝用意深。一自飞扬留不住，天涯消息向谁寻。
时来便逐浮云去，一意飘扬万种空。自是多情轻薄态，佳人枉自怨东风。
似与河东君此词有关，姑附记之，以俟更考。
再者，《戊寅草》中的《声声令·咏风筝》这首词，是柳如是自叙身世之作，因为她的性格与遭遇实在和风筝很像。所以这首词是美人自我写照、传神之作，如同杜丽娘“自己描画身影，留在人间”一样（见《还魂记·写真》）。其词云：
柳絮还在梦中，春光究竟由谁做主？只想在晴空里找一处肆意狂放的地方。云雨情浓，偶尔也能贴近天际高飞，只怕终究抓握不住。
丝线悠长，风儿轻柔。在画楼之前，艳阳之中，即便远在天涯也有双双身影，总是情意缠绵，难以离去。却被绳索紧紧牵绊，时时对着迷蒙的树木满怀愁绪。
查阅《列朝诗集》闰四所收杨宛《看美人放纸鸢》五首七言绝句说：
同看美人玉手牵着轻丝，风力迟迟不要嫌它太慢。片刻间已飞向遥远天边，穿云拂树正是最好时机。
愁心想放却无处可放，割断牵丝也割不断愁肠。若是风筝也像人这般沉重忧愁，想必也难飞上最高处。
羡慕它能万里翱翔晴空，自叹身世轻盈却不如它自由。若到天涯遇见游子，可否代为捎去几行书信。
纸鸢薄情如纸、内以竹为心，辜负了手中丝丝缕缕的深情。一旦高飞便再也留不住，天涯的消息又向何处追寻。
时机一到便随浮云远去，一心飞扬，万般皆空。本就是多情而轻薄的姿态，佳人空自埋怨东风也无用。
这些诗似乎与柳如是这首词意境相关，姑且附记在这里，等待进一步考证。
河东君与卧子同居在崇祯八年春季，离去在是年首夏。其时间既可推知矣。其同居之地点，究在何处耶？此问题殊难解决，但可断言者，必非卧子松江之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九年丙子”条附录引《华亭县志》云：“平露堂。陈忠裕子龙宅，在普照寺西。”）而别在松江某处。其地今固不易考实，但鄙意似尚可依据卧子《自撰年谱》及所作之诗词并徐闇公、李舒章之诗文等，推测得之也。兹略陈所见，以求当世通人之教正。
《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云：
小楼极望连平楚，帘卷一帆南浦。试问晚风吹去，狼藉春何处。 相思此路无从数，毕竟天涯几许？莫听娇莺私语，怨尽梨花雨。
寅恪案：卧子取此“桃源忆故人”调名，以抒念旧之感，自不待言。至其以“南楼”为题目，当有深意。考南楼之典，最著者应推庾元规之南楼（见《世说新语·容止类》“庾太尉在武昌”条及《晋书》七三《庾亮传》）。此固与河东君无涉。或谓《才调集》五元稹《所思二首》之一（《万首唐人绝句》六载入刘禹锡诗内，题作《有所嗟》。
《全唐诗》第六函刘禹锡一二及元稹二七并载此诗）云：
庾亮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相逢相失还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
卧子取此诗之庾亮楼即南楼为题，以指河东君，似无不可。或又谓《文选》三十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诗云“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及“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卧子盖有取于孟夏之时，南楼之名，望所迟客之旨而赋是阕。或更谓东坡《永遇乐词·夜宿燕子楼梦盼盼》一阕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及“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卧子用《南楼》为题，实暗寓人去楼空之感。并可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八月十六夜有感《永遇乐》一词相启发。以上诸说，虽皆可通，然恐尚有未发之覆。鄙意卧子词题之《南楼》，即徐孚远弟致远别墅中之小楼，亦即鸳鸯楼是也。徐闇公《钓璜堂存稿》三《南园读书楼（五古）》云：
陆氏构此园，冉冉数十岁。背郭面良畴，缓步可休憩。长廊何绵延，复阁亦迢递。高楼多藏书，岁久楼空闭。丹漆风雨摧，山根长薜荔。我友陈轶符，声名走四裔。避喧居其中，干旄罕能戾。招余共晨昏，偃蹇搜百艺。征古大言舒，披图奇字缀。沿堤秋桂丛，小桥春杏丽。月影浮觞斝，荷香落衣袂。心赏靡不经，周旋淡溶。岂意数年来，哲人忽已逝。余复凌沧波，曩怀不可继。既深蒿里悲，还想华亭唳。他时登此楼，眷言申末契。
同书一四《梦与卧子奕》云：
思君频有梦相随，此夕从容方赌棋。恰似东山携妓日，兼如淝水破秦时。即今犹忆元龙气，向后谁传野鹤姿。惊起寒窗魂已失，萧萧零雨漫题诗。
同书同卷《旅邸追怀卧子》云：
风雨凄然发重嗟，昔年聊席愧龙蛇。空悲同缀羽陵简，不及相期句漏砂。墙内桐孙抽几许，房中阿骛属谁家。萧条后事无人问，唯有遗阡噪暮鸦。
同书一八《忆卧子读书南园作》云：
与君披卷傲沧洲，背郭亭台处处幽。昔日藏书今在否，依然花落仲宣楼。
同书一九《坐月怀卧子》云：
自从屈子沉湘后，江左风流异昔时。此夕把杯邀皓月，南园菡萏正纷披。
同书二十《南园杏》云：
南郭芳菲黄鸟鸣，杏花斜映野桥平。陈君昔日观书处，无限春风湖海情。
同书同卷《武静弟别墅有楼，卧子名之曰南楼，时游憩焉》云：
郭外南园城内楼，春光欲度好闲游。当年嵇阮林中饮，总作沧浪一段愁。
王胜时沄《云间第宅志》略云：
南门内新桥河南〔徐〕陟曾孙文学致远宅，有师俭堂，申文定时行书。西有生生庵别墅，陟子太守琳放生处。
陈乃乾、陈洙撰《徐闇公先生年谱》略云：
祖琳，字雍卿，号裕湖。以荫任太常典簿。（历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晚年皈依莲池大师，法名广沩，字警庵，又称生生道人。
《陈忠裕全集·自撰年谱》“八年乙亥”条云：
春偕闇公读书陆氏之南园，创为时艺，闳肆奇逸，一时靡然向风，间亦有事吟咏。
“崇祯九年丙子”条云：
春读书南园，时与宋辕文相倡和。
“崇祯十一年戊寅”条云：
是夏读书南园，偕闇公、尚木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为《皇明经世文编》。
“崇祯十二年己卯”条云：
读书南园，编《农政全书》。
嘉庆修《松江府志》七七《娄县》附记《园林门》云：
南园在南门外阮家巷。都宪陆树德世居修竹乡金沙滩，后葺别业于此，侍郎彦祯继居之。有梅南草庐读书楼，濯锦窝诸盛。崇祯间几社诸子每就此园宴集。
柳如是与陈子龙在崇祯八年春季同居，于当年初夏离开。这段时间已经可以推知。他们同居的地点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是陈子龙在松江的住宅，（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九年丙子”条附录引《华亭县志》说：“平露堂，陈子龙的住宅，在普照寺西边。”）而是在松江的另外一处地方。此地如今已经难以确切考证，但我认为仍然可以根据陈子龙《自撰年谱》、他所作的诗词，以及徐孚远、李雯等人的诗文，大致推测出来。现在略述我的看法，以求当世博学之士指正。
《陈忠裕全集》卷二十《诗余·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说：
登上小楼极目远眺，视野连着辽阔的原野，卷起帘幕，江上一帆正驶向南方水边。试问晚风吹过，将零落的春色吹向了何方？
相思之路无法计数，你究竟远在天涯何处？不要听黄莺娇柔低语，它也在埋怨这梨花带雨的暮春。
寅恪按：陈子龙选用“桃源忆故人”这个词牌，来抒发怀念旧人的情感，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他以“南楼”为题，应当另有深意。考“南楼”的典故，最著名的是庾亮在武昌的南楼（见《世说新语·容止类》“庾太尉在武昌”条及《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这自然与柳如是无关。有人说《才调集》卷五元稹《所思二首》其一（《万首唐人绝句》卷六收入刘禹锡诗中，题为《有所嗟》。
《全唐诗》第六函刘禹锡卷十二及元稹卷二十七均收录此诗）说：
当年在庾亮楼中初次相见，武昌的春柳就像你的腰肢。相逢又别离，一切恍如梦境，如今不知你身在何处，云雨无踪。
陈子龙借用这首诗里的庾亮楼也就是南楼为题，代指柳如是，似乎也说得通。又有人说《文选》卷三十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诗中“登楼为谁思念，临江等待迟来的客人”以及“孟夏的夜晚并不算长，日夜相隔却如同隔了一年”，陈子龙大概是取初夏时节、南楼之名、盼望所等之人的意旨来写这首词。还有人说苏轼《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一词中“燕子楼空，佳人在哪里，空自锁住楼中的燕子”以及“他日面对南楼夜景，为我长叹”，陈子龙用“南楼”为题，实际暗含人去楼空的感慨，并且可以和钱谦益崇祯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夜有感而作的《永遇乐》一词相互呼应。以上几种说法虽然都能成立，但恐怕还有未揭示的深意。我认为陈子龙词题中的“南楼”，就是徐孚远的弟弟徐致远别墅中的小楼，也就是鸳鸯楼。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卷三《南园读书楼》（五言古诗）说：
陆家修建了这座园林，悠悠已过数十年。背靠城郭，面对良田，漫步其中可以休憩。长廊绵延不断，楼阁深远曲折。高楼藏书甚多，年代久了便空锁关闭。朱红漆色被风雨侵蚀，山边长满薜荔。我的友人陈子龙，声名传遍四方。为避喧嚣住在这里，车马贵人很少到访。邀我早晚相伴，洒脱不羁，钻研各种技艺。引经据典，议论豪迈，翻阅图籍，连缀奇字。堤边秋桂丛生，小桥旁春杏艳丽。月光下举杯畅饮，荷花香气落在衣袖。心中赏爱之事无不经历，相交恬淡自然。哪里想到数年之后，这位贤才忽然逝去。我又漂泊江湖，往日情怀难以再续。既深怀逝者之悲，又思念华亭鹤唳。他日再登此楼，愿以晚年心意，续此旧交。
同书卷十四《梦与卧子奕》说：
思念你，常常在梦中相随，今夜从容对弈，恰似谢安在东山携妓游乐，又如苻坚在淝水大败之时。至今还记得你豪迈的气概，此后谁能传承你野鹤般的风姿。在寒窗中惊醒，魂魄已失，冷雨萧萧，随意题诗寄怀。
同书同卷《旅邸追怀卧子》说：
风雨凄凉，令人再三叹息，当年同席论学，自愧才华不及你。空自悲叹曾一同整理古籍，却未能相约求仙问道。墙内的桐树新芽长了多少，昔日的爱人如今又归属谁家。身后萧条无人过问，只有墓前乌鸦在黄昏中啼叫。
同书卷十八《忆卧子读书南园作》说：
与你一同在南园读书，傲视江湖，背靠城郭的亭台处处清幽。当年的藏书如今还在吗，落花依旧，如同王粲登楼，满怀愁绪。
同书卷十九《坐月怀卧子》说：
自从屈原沉江之后，江南的风流气象已不同于往昔。今夜举杯邀明月，南园的荷花正开得繁盛。
同书卷二十《南园杏》说：
南郊花草芬芳，黄莺啼鸣，杏花斜映着野桥，一片平旷。这是当年陈子龙读书的地方，饱含着无限春风与湖海豪情。
同书同卷《武静弟别墅有楼，卧子名之曰南楼，时游憩焉》说：
城外有南园，城内有高楼，春光正好，适宜闲游。当年嵇康、阮籍在林中饮酒，如今也只化作江湖一段愁绪。
王沄《云间第宅志》大致说：
南门内新桥河南，是徐陟的曾孙、文人徐致远的住宅，内有师俭堂，为申时行所书。西边有生生庵别墅，是徐陟之子知府徐琳的放生之处。
陈乃乾、陈洙撰《徐闇公先生年谱》大致说：
祖父徐琳，字雍卿，号裕湖。凭借恩荫任太常典簿，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晚年皈依莲池大师，法名广沩，字警庵，又称生生道人。
《陈忠裕全集·自撰年谱》“八年乙亥”条说：
春天与徐孚远在陆氏南园读书，创作科举时文，文风宏大奔放、奇绝超逸，一时之间众人纷纷追随，其间也时常作诗吟咏。
“崇祯九年丙子”条说：
春天在南园读书，时常与宋徵舆唱和。
“崇祯十一年戊寅”条说：
这年夏天在南园读书，与徐孚远、宋存标搜集本朝公卿大臣有关时务国政的文章，编为《皇明经世文编》。
“崇祯十二年己卯”条说：
在南园读书，编纂《农政全书》。
嘉庆修《松江府志》卷七十七《娄县》附记《园林门》说：
南园在南门外阮家巷。都御史陆树德世代居住在修竹乡金沙滩，后来在此修建别墅，侍郎陆彦祯继续居住。园内有梅南草庐、读书楼、濯锦窝等名胜。崇祯年间，几社众人常常在此园聚会。
李雯《蓼斋集》三四《课业序》（参《卧子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略云：
今年春，闇公、卧子读书南园。余与勒卣、文孙辈或间日一至，或连日羁留。乐其修竹长林，荒池废榭。登高冈以望平旷，后见城堞，前见邱垄。春风发荣，芳草乱动。虽僻居陋壤，无凭临吊古之思，而览草木之变化，感良辰之飙驰，意慨然而不乐矣。兼以春多霖雨，此乡有恶鸟，雉尾而赤背，声若瓮中出者，绕篱大鸣，鸣又辄雨。卧子思挽弓而射之，竟不可得。又有啄木鸟，巢古藤中，数十为伍，月出夜飞，肃肃有声。獱獭白日捕鱼塘中，盱睚而徐行，见人了无怖色。文孙曰：“即我南园之中，我数人之所习为制科业者，集而广之，是亦可以志一时相聚之盛矣。虽然今天下徒以我等为饮酒赋诗，扩落而无所羁，方与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废畦町，岸然为跃冶者，以自异于世，而不知其局促淹困，相守一方，是区区者，盖亦有所不免也。”
李雯《蓼斋集》卷三十四《课业序》（参看《卧子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大致说：
这年春天，徐闇公、陈子龙在南园读书。我和周勒卣、陆文孙等人有时隔一天去一次，有时一连几天都留在那里。我们喜欢这里修长的竹林、广阔的林木，还有荒废的池塘与老旧的台榭。登上高冈眺望平坦旷野，身后可见城墙，眼前能望见坟冢。春风催开花草，百草随风摇曳。虽然地处偏僻简陋，没有登临凭吊古迹的情怀，但看草木荣枯变化，感叹美好时光飞逝，心中不免感慨怅然。再加上春天多雨，此地有一种怪鸟，羽毛像野鸡、脊背发红，叫声像从瓮里传出来，绕着篱笆大声鸣叫，一叫就下雨。陈子龙想拉弓射它，终究没能做到。还有啄木鸟，在老藤里做窝，几十只一群，月亮出来后夜间飞行，发出簌簌声响。水獭白天在池塘里捕鱼，睁着眼慢慢走动，见人一点也不害怕。陆文孙说：“就在我们这南园里，我们几人所研习的科举文章，如果收集起来加以扩充，也可以记录下一时相聚的盛况。只是如今天下人只把我们看作饮酒作诗、放纵不羁、不受拘束的人，把我们和古代放言高论的士人等同，轻视章句之学，不拘规矩，傲然自异于世人；却不知道我们困守一方，相聚于此，这点小小的相聚，也是不得已的事。”
寅恪案：综合上引材料推论，知崇祯八年乙亥春间，卧子实与河东君同居于松江城南门内徐闇公弟武静致远之生生庵别墅小楼，即卧子所命名之南楼。至南门外之陆氏南园之读书楼，则为卧子与几社诸子或河东君亦在其内，读书论文吟咏游宴之处。徐墅、陆园两处相距不远，往来甚便，卧子之择此胜地为著书藏娇之所，当非无因也。
寅恪按：综合以上所引材料推断可知，崇祯八年（1635）春季，陈子龙确实与柳如是一同居住在松江城南门内、徐闇公之弟徐致远（字武静）的生生庵别墅小楼里，也就是陈子龙命名的“南楼”。至于南门外陆氏南园的读书楼，则是陈子龙与几社诸位文人（有时柳如是也在场）读书、论学、作诗、游赏宴饮的地方。徐家别墅与陆家南园相距不远，往来十分方便。陈子龙选择这块好地方作为著书、安顿柳如是的处所，应当不是没有原因的。
又，徐闇公《旅邸追怀卧子》诗中之“阿骛”，实用《三国志》二九《魏书·朱建平传》之典。其文云：
初，颍川荀攸、钟繇相与亲善。攸先亡，子幼。繇经纪其门户，欲嫁其妾。与人书曰：“吾与公达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虽少，然当以后事付钟君。’吾时啁之曰：‘惟当嫁卿阿骛耳。’何意此子竟早殒没，戏言遂验乎？今欲嫁阿骛，使得善处。追思建平之妙，虽唐举许负，何以复加也。”
据此，“阿骛”非目河东君，乃指卧子其他诸妾而言。盖河东君已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夏归于牧斋，闇公岂有不知之理。若就陈、杨之关系严格言之，河东君实是卧子之外妇，而非其姬妾。然顾云美《河东君传》既有“适云间孝廉为妾”之文，卧子《乙亥除夕》诗亦有“桃根渺渺江波隔”（见《陈忠裕全集》一一《平露堂集》），牧斋《有美诗》复有“迎汝双安桨”（见《东山酬和集》一），河东君和牧斋《中秋日携内出游》诗更有“夫君本自期安桨，贱妾宁辞学泛舟”等句（见《初学集》二十《东山诗集》三），恐读者仍为当时习用名词及河东君诗中谦巽之语所迷惑，别生误解，遂附辨之于此。所以不惮烦赘者，因河东君自离去周文岸家后，即不甘作人姬妾。职是之由，其择婿之难，用心之苦，自可想见。但几历波折，流转十年，卒归于牧斋，殊非偶然。此点为今日吾人研考河东君之身世者，所应特加注意也。余详第四章论崇祯十四年辛巳夏钱柳茸城结缡节。
另外，徐闇公《旅邸追怀卧子》诗里的“阿骛”，用的是《三国志·魏书·朱建平传》里的典故。原文是：
当初，颍川荀攸、钟繇彼此亲近交好。荀攸先去世，儿子还年幼。钟繇为他打理家事，想把荀攸的妾嫁出去。他给人写信说：“我和公达（荀攸）曾一起请朱建平相面，朱建平说：‘荀君虽然年轻，但后事会托付给钟君。’我当时开玩笑说：‘那只能把你的阿骛嫁出去罢了。’哪里想到他竟早逝，戏言真的应验了。如今我想把阿骛嫁出去，让她有个好归宿。回想朱建平相术之神妙，就算是唐举、许负这样的相士，又怎能超过他。”
据此可知，“阿骛”并不是指柳如是，而是指陈子龙其他的妾。因为柳如是已于崇祯十四年（1641）夏天嫁给钱谦益，徐闇公不可能不知道。若严格从陈子龙与柳如是的关系来说，柳如是其实是陈子龙的外妇（情人），而不是他的姬妾。但是顾云美《河东君传》已经写了“嫁与云间孝廉为妾”，陈子龙《乙亥除夕》诗也有“桃根渺渺江波隔”之句（见《陈忠裕全集》卷十一《平露堂集》），钱谦益《有美诗》又有“迎汝双安桨”（见《东山酬和集》卷一），柳如是和钱谦益《中秋日携内出游》诗里更有“夫君本自期安桨，贱妾宁辞学泛舟”等句子（见《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我担心读者仍会被当时惯用的称呼以及柳如是诗中的谦辞迷惑，产生别的误解，因此在这里附带辨析。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明，是因为柳如是离开周文岸家之后，就不愿再做别人的姬妾。正因如此，她择婿之难、用心之苦，可想而知。她历经波折、漂泊十年，最终归于钱谦益，绝非偶然。这一点是今天研究柳如是身世的人，应当特别注意的。其余详细内容见第四章论述崇祯十四年夏天钱、柳在茸城成婚一节。
又，《全唐诗》第八函杜牧三《池州李使君没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七律）》第二联云：
巨卿哭处云空断，阿骛归来月正明。
上句之“巨卿”，乃范式字。其以死友之资格哭张元伯劭事，详见《后汉书·列传》七一《独行传·范式传》，人所共知，不须赘引。牧之以元伯目李使君，而自命为巨卿，固不待言。但“云空断”之语，似袭用杜少陵《别房太尉墓（五律）》“低空有断云”句（见《杜工部集》一三）。闇公诗之“阿骛”，除用《三国志·朱建平传》外，疑更用牧之此联下句，并暗以牧之此联上句“云空断”三字指阿云已与卧子断绝关系也。如此解释，是否能得徐诗真意，尚待详考。
另外，《全唐诗》第八函杜牧卷三《池州李使君没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七律）》第二联说：
巨卿哭处云空断，阿骛归来月正明。
上句的“巨卿”，是范式的字。他作为死友为张劭（元伯）奔丧的事迹，详见《后汉书·独行传·范式传》，众所周知，不必多引。杜牧把李使君比作张元伯，自比范式，这是很明显的。但“云空断”一语，似乎袭用杜甫《别房太尉墓》中“低空有断云”之句（见《杜工部集》卷十三）。徐闇公诗中的“阿骛”，除了用《三国志·朱建平传》典故外，我怀疑还借用了杜牧这一联的下句，并且暗中用杜牧上句“云空断”三字，指阿云（柳如是）已经与陈子龙断绝关系。这样解释是否能切合徐诗本意，还需要详细考证。
复次，《蓼斋集》二三《题内家杨氏楼》（寅恪案：“杨”为河东君之本姓，“内家”之称，又与河东君身份适合）云：
微雨微烟咽不流，南窗北窗锁翠浮。涛声夜带鱼龙势，水气朝昏鸿雁秋。归浦月明银海动，卷帘云去绿帆愁。（寅恪案：“云”即“阿云”也。）如今不有吹箫女，犹是萧郎暮倚楼。
寅恪案：舒章《题内家杨氏楼》诗虽不能确定何时所作，但详检《蓼斋集》此卷诸诗排列次序，第十三首为《伤春》，第十四首为《观射》，第十五首为《悲秋》，第十六首即此诗。诗中有“鸿雁秋”之语，明是秋深作品，与前引舒章《江神子》词乃一人同时所赋。更检《陈忠裕全集》一一《平露堂集》卷中诸诗排列次序，第四首为《春日风雨浃旬》，第五首为《观杨龙友射歌》，第六首为《伟南筑居远郊》，第八首为《立秋后一日题采莲图》，第十一首为《乙亥除夕》。今综合李、陈二《集》诸诗排列次序推计之，卧子所作《伟南筑居远郊》诗中有“夏云纵横白日间”之句，足证舒章《观射》一诗盖与卧子《观杨龙友射歌》为同时所作。依春、夏、秋、冬四季先后排列计之，更可证舒章《题内家杨氏楼》诗乃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所作。河东君与卧子同居，在崇祯八年春季；离卧子别居，在是年首夏；离松江往盛泽镇归家院，在是年秋深。然则舒章此诗乃河东君离松江后所作也。故知此“内家杨氏楼”即河东君与卧子同居之处，亦即卧子《桃源忆故人》词题“南楼雨暮”之“南楼”。据上引《众香词》，知河东君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夫“我闻室”乃牧斋营筑之金屋，所以贮阿云者，河东君取以名其词集，似有可能。但此点尚未证实，仍俟详考。至河东君之《鸳鸯楼词》与卧子之《属玉堂集》，实互有关系，乃相对为文者。若更加推测，则卧子之所谓属玉堂与鸳鸯楼，即南楼，同属徐武静别墅中之建筑物，又同为卧子所虚构之名也。
另外，《蓼斋集》卷二十三《题内家杨氏楼》（寅恪按：“杨”是柳如是的本姓，“内家”这一称呼也与她的身份相合）诗云：
微雨轻烟仿佛凝滞不流，南北窗间都锁住一片苍翠。夜里涛声带着鱼龙腾跃的气势，早晚水气弥漫，秋来鸿雁南飞。明月照到归浦，水面如银海晃动；卷起帘子，云影远去，绿帆也带着愁绪。（寅恪按：“云”即“阿云”，指柳如是。）如今已经没有吹箫的佳人，却还是有萧郎在黄昏独倚高楼。
寅恪按：李雯（舒章）《题内家杨氏楼》一诗虽不能确定具体写作时间，但仔细核对《蓼斋集》本卷诗歌顺序：第十三首《伤春》、第十四首《观射》、第十五首《悲秋》、第十六首即此诗。诗中有“鸿雁秋”，明显是深秋所作，与前面所引李雯《江神子》词应是同一时期所作。再核对《陈忠裕全集》卷十一《平露堂集》诗歌顺序：第四首《春日风雨浃旬》、第五首《观杨龙友射歌》、第六首《伟南筑居远郊》、第八首《立秋后一日题采莲图》、第十一首《乙亥除夕》。综合李、陈二人诗集顺序推算，陈子龙《伟南筑居远郊》中有“夏云纵横白日间”之句，可证李雯《观射》与陈子龙《观杨龙友射歌》为同时所作。按春夏秋冬次序排列，更可证明李雯《题内家杨氏楼》作于崇祯八年深秋。柳如是与陈子龙同居在崇祯八年春天；初夏离开陈子龙另居；同年深秋离开松江前往盛泽镇归家院。可见李雯这首诗是柳如是离开松江之后所作。因此可知，“内家杨氏楼”就是柳如是与陈子龙同居的地方，也就是陈子龙《桃源忆故人·南楼雨暮》一词中的“南楼”。据前面所引《众香词》记载，柳如是留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我闻室”是钱谦益为她修建的金屋，用来安置柳如是；她用这个名字命名词集，是有可能的。但这一点尚未证实，仍需详细考证。至于柳如是的《鸳鸯楼词》与陈子龙的《属玉堂集》，彼此对应，显然有关系。进一步推测，陈子龙所说的“属玉堂”与“鸳鸯楼”（即南楼），同属徐武静别墅中的建筑，又都是陈子龙虚拟的名称。
舒章诗中“吹箫”之“〔秦〕女”，指河东君；“倚楼”之“萧郎”，指卧子。人去楼空之感，为舒章此诗之主旨。若非推定舒章作诗之时间及此楼所在之地点，则舒章诗意不能明矣。复检《陈忠裕全集》九《湘真阁集》，崇祯十一年仲冬所作《拟古三首（别李氏〔雯〕也）》之后，有《萧史曲》一篇，其意旨殊为隐晦。但人去楼空之感，则甚明显。故颇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盖舒章于崇祯八年秋深赋《题内家杨氏楼》一诗之际，在杨已去不久，陈尚往来陆氏南园、徐氏别墅之时。至崇祯十一年，则杨固早已离去南楼，陈虽屡借寓南园，而南楼则久空矣。斯《萧史曲》所以有“一朝携手去，此地空高台”之句耶？又，同书一四《湘真阁集》载《戊寅七夕病中（五律）》一首，亦似为河东君而作者。今得见《戊寅草》，首载卧子一序。其中作品止于崇祯十一年秋间，据此可以推知卧子于此时尚眷恋不忘河东君如此，则崇祯十一年为河东君作《萧史曲》涉及此楼，亦不足怪矣。
李雯诗中“吹箫”的“秦女”，指柳如是；“倚楼”的“萧郎”，指陈子龙。人去楼空的感伤，是这首诗的主旨。如果不考证出李雯作诗的时间与楼的地点，就无法真正理解诗意。再查《陈忠裕全集》卷九《湘真阁集》，崇祯十一年初冬所作《拟古三首（别李雯）》之后，有《萧史曲》一篇，用意十分隐晦，但人去楼空的情绪非常明显，因此很可能是为柳如是而作。因为李雯在崇祯八年深秋写《题内家杨氏楼》时，柳如是刚离开不久，陈子龙还经常往来于陆氏南园与徐氏别墅之间。到崇祯十一年，柳如是早已离开南楼，陈子龙虽仍多次借住南园，但南楼早已空寂。这大概就是《萧史曲》会写出“一朝携手去，此地空高台”的原因吧。另外，同书卷十四《湘真阁集》载《戊寅七夕病中》五律一首，看起来也是为柳如是而作。如今可见《戊寅草》，卷首有陈子龙作的序，其中作品止于崇祯十一年秋天。据此可知，陈子龙到这时仍如此眷恋不忘柳如是，那么他在崇祯十一年为柳如是作《萧史曲》并提到这座楼，也就不足为奇了。
复次，今检《蓼斋集》三十有《闻一姬为友人所苦，作诗解围（七绝）一首》云：
高唐即在楚西偏，（寅恪案：“西偏”之语，可参上引《云间第宅志》“西有生生庵别墅”句。）暮暮朝朝亦偶然。但使君王留意住，飞云更落阿谁边。
诗中之“飞云”，岂即“阿云”耶？但此“友人”，究不知谁指，颇有为卧子之可能。姑附记于此，以俟更考。
另外，今查《蓼斋集》卷三十有《闻一姬为友人所苦，作诗解围》七绝一首：
高唐就在楚地西边，（寅恪按：“西偏”一语，可参看前面所引《云间第宅志》“西有生生庵别墅”句。）朝朝暮暮的相聚也只是偶然。只要君王用心留住，飞云又会落到谁的身边呢。
诗中的“飞云”，莫非就是“阿云”（柳如是）吗？但这位“友人”究竟指谁，不能确知，很有可能是指陈子龙。姑且记在这里，等待进一步考证。
崇祯八年乙亥春间，陈、杨两人之关系，已如上所考定。兹有一疑问，即顾云美《河东君传》所谓“适云间孝廉为妾”之语。卧子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十年丁丑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惠州绍兴推官，兵科给事中，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何以仅称之为“云间孝廉”，而不以其他官名称之耶？应之曰：云美之以“孝廉”目卧子者，盖谓河东君“为妾”，实即“外妇”之时，卧子之资格身份实为举人，而非进士及其他诸职也。此点云美既所以为河东君及卧子讳，又标明其关系之时代性。斯固为云美之史笔，亦足证此关系发生于卧子为举人时，即崇祯三年庚午至十年丁丑之时期，此八年之间，唯有崇祯八年乙亥春季最为适合。故“云间孝廉”之为卧子，可以无疑也。
崇祯八年春天，陈子龙与柳如是的关系，已如上考定。这里有一个疑问：顾云美《河东君传》所谓“嫁与云间孝廉为妾”一语。陈子龙是崇祯三年举人，崇祯十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惠州及绍兴推官、兵科给事中、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为什么顾云美只称他为“云间孝廉”，而不用其他官职称呼呢？回答是：顾云美用“孝廉”称呼陈子龙，是因为柳如是“为妾”（实际是外妇）的时候，陈子龙的身份只是举人，还不是进士，也没有后来的官职。顾云美这样做，既是为柳如是与陈子龙隐讳，又标明了这段关系的时代特征。这正是顾云美的史笔，也足以证明这段关系发生在陈子龙举人时期，即崇祯三年至十年之间。这八年里，只有崇祯八年春季最为符合。因此“云间孝廉”指陈子龙，是毫无疑问的。
抑更有可论者，观卧子所自述崇祯八年春读书南园，虽号称与徐闇公孚远、李舒章雯、周勒卣立勋、陆文孙庆曾（寅恪案：《陈忠裕全集》一六《平露堂集·送陆文孙省试金陵》诗附《考证》引《复社姓氏录》云“陆庆曾字文孙”）几社诸名士共为制科业，间亦有事吟咏。其实乃如陆氏所言“饮酒赋诗，扩落而无所羁，方与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废畦町，岸然为跃冶者，以自异于世”。又，《娄县志》谓“崇祯间几社诸子每就是园（寅恪案：指南园）宴集”。由是推之，几社诸名流之宴集于南园，其所为所言关涉制科业者，实居最少部分。其大部分则为饮酒赋诗、放诞不羁之行动。当时党社名士颇自比于东汉甘陵南北部诸贤。其所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故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宴集，复是时事之座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非如《儒林外史》之鲁小姐以酷好八股文之故，与待应乡会试诸人共习制科之业者。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可知河东君早岁性情言语，即已不同于寻常闺房少女。其所以如是者，殆萌芽于吴江故相之家。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涘。继经几社名士政论之熏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牧斋《初学集》二十《东山诗集三·〔崇祯〕壬午除夕》诗云：“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有学集》十《红豆二集·后秋兴八首》之四云：“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牧斋所言，虽是河东君年二十五岁及四十二岁时事。夫河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沈湘复楚之志。世人甚赏其奇，而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匪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
还有一点可以讨论：看陈子龙自述，崇祯八年春在南园读书，虽然号称与徐闇公、李雯、周勒卣、陆文孙（寅恪按：《陈忠裕全集》卷十六《送陆文孙省试金陵》诗附考证引《复社姓氏录》云“陆庆曾字文孙”）等几社名士一起研习科举文章，偶尔也作诗。但实际上正如陆文孙所说：“饮酒赋诗，放纵不羁，把自己比作古代放言高论之士，轻视章句、不拘规矩，傲然自异于世人。”另外《娄县志》说“崇祯年间几社诸人常常在这座园子里聚会”。由此可见，几社名流在南园聚会，真正讨论科举文章的只占极少部分，大部分都是饮酒赋诗、放达不羁的行为。当时党社名士常自比东汉甘陵南北部的贤人，他们谈论的也不只是纸面文章，必定还涉及当时现实政治问题。因此几社这一组织，可视为一个政治小集团；南园的聚会，也就是时事座谈会。柳如是参与其中，并非像《儒林外史》里的鲁小姐那样痴迷八股，与准备科举的人一起研习时文。她参与的“课业”，其实是饮酒赋诗；发表的议论，也是奔放不羁。如此说来，柳如是这时与陈子龙同居南楼、同游南园，不只是他的女友，也可以看作几社的一位女成员。前面引宋让木《秋塘曲序》说：“座中有一位校书，刚从吴江旧相府中出来，流落人间。她所说的话，感慨激昂，完全不像闺阁女子言语。”由此可知柳如是早年性情言语就不同于一般闺秀。她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从吴江周文岸家开始萌芽。因为她天资聪慧、通晓文墨，在周文岸身边接触到许多当时政治见闻，自然能略知大概。后来又受到几社名士政论的熏陶，她心中“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观念，便在这时成熟。钱谦益《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壬午除夕》诗说：“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有学集》卷十《红豆二集·后秋兴八首》之四说：“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钱牧斋所说虽是柳如是二十五岁与四十二岁时的事，但柳如是早年出身风尘，后来却怀抱着沉湘复楚般的志节。世人惊叹她的奇，却不明白缘由。如今考证几社南园这一段往事，便知道她那份感时伤世、精卫填海般的心志，绝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由来已久。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自《牧斋遗事》诬造卧子不肯接见河东君及河东君登门詈陈之记载以后，笔记小说剿袭流布，以讹传讹，一似应声虫，至今未已，殊可怜也。读者若详审前所论证，则知虚构陈、杨事实如王沄辈者，心劳计拙，竟亦何补？真理实事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
唉！陈子龙与柳如是的关系，时间与地点既已如上考定，明白确实，无可怀疑。我虽不敢说像汉代老吏断狱一般精准，但也可以说揭开了三百年未被揭示的真相。一旦拨云见日，真是一大快事。自从《牧斋遗事》捏造陈子龙不肯接见柳如是、柳如是登门骂陈的记载之后，笔记小说辗转抄袭、以讹传讹，如同应声虫一样流传至今，实在可怜。读者如果仔细审阅前面的论证，就会明白像王沄等人虚构陈、杨故事，不过是枉费心机，于事何补？真理与实事终究不能磨灭，岂不是幸事。
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离去与卧子同居之徐氏南楼及同游之陆氏南园，别居松江他地，此地或即横云山，详见下论。卧子有词赠别，词之佳妙，固不待论，即就陈、杨两人关系言之，此词亦其转折点之重要记录也。兹论述之如下。
崇祯八年初夏，柳如是离开与陈子龙同居的徐家南楼，以及一同游赏的陆家南园，另居松江别处，这地方可能就是横云山，详见下文论述。陈子龙有词为她赠别，词作精妙自不必说；就陈、杨二人关系而言，这首词也是他们关系转折点的重要记录。现论述如下。
汤漱玉《玉台画史》三云：
借闲漫士曰：予弟子惠从禾中得〔黄〕皆令金笺扇面，仿云林树石，署款：“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皆令。”钤“闺秀”朱文，“媛介”白文，“皆令”朱文三印章。左方上有词云：“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寅恪案：“紫燕”句可与前引李舒章《夏日问陈子疾》诗“堂中紫燕小”句相参证。《杜工部集》一八附录《柳边》诗，后四句云：“紫燕时翻翼，黄鹂不露身。汉南应老尽，霸上远愁人。”乃卧子“紫燕”句所出，实寓春老送别之意。“青梅”句出《杜工部集》九《梅雨》诗前四句“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河东君离去南园，当在梅子尚青未黄之时，盖亦暮春初夏之节候。周处《风土记》云：“夏至前雨名黄梅雨。”周氏为江南人，取以证卧子之词，虽不中亦不远矣。“带雨”二字岂复暗用白乐天《长恨歌》“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与下文“泪盈红袖”之语相比应耶？）共寻芳草啼痕。”（寅恪案：《全唐诗》第三函孟浩然二《留别王侍御维》诗云：“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卧子改“欲寻”为“共寻”者，盖卧子虽与河东君短期同居南楼并屡次读书南园，然不过借其地为编著之处。故其在南楼及南园，乃暂寓性质，非家居所在。此句意谓其本人不久当离去，归其城中本宅。河东君亦将离去，移居横云山，因改“欲寻”为“共寻”耳。复检《陈忠裕全集》一六《平露堂集》崇祯八年诗，有《初秋出城南吊迩机之丧，随游陆氏园亭。春初予辈读书处也。感赋二律》之题，尤足证卧子亦于是年夏间即离去南楼及南园，还居城内本宅也。迩机名靖，崇祯六年癸酉举人。见嘉庆修《松江府志》四五《选举表》。又，河东君《湖上草·西泠十首》之二云：“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痛史》第二一种《甲申朝事小纪》七《柳如是小纪》引此诗，“新迹”作“芳草”。细玩语意，岂亦与卧子此词有关耶？）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寅恪案：卧子用“明知”二字，可见其早已深悉河东君之性情既如此，己身家庭之状况又若是，则南楼及南园之会合，绝无长久之理。虽已明知之，而复故犯之，致有如是结局。此意与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之旨相符。可哀也已！）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消魂。重提起，（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上）·满庭芳》，《历代诗余》六一《满庭芳·和少游送别》及《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满庭芳·送别》词，“重”俱作“才”，较佳。）泪盈翠袖，（《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翠”俱作“红”，是。）未说两三分。纷纷，（寅恪案：《淮海集·满庭芳》词云：“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卧子此词既是和少游，则“纷纷”二字，本于秦观，自不待言。但《玉台新咏》一《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纷纷”即“纷纭”。卧子遣去河东君，当不出于“阿母”即唐宜人之意，实由卧子妻张孺人假祖母高太安人之命，执行其事。大樽著此“纷纷”二字，盖兼具《淮海词》及《孔雀东南飞诗》之两重出处。其隐痛深矣！）重去后，（《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重”俱作“从”，是。）瘦憎玉镜，宽损罗裙。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云。无非是，（《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非”俱作“过”。）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调寄《满庭芳》，留别无瑕词史。我闻居士。”钤“如是”朱文小印。
汤漱玉《玉台画史》卷三记载：
借闲漫士说：我弟子惠从嘉兴得到黄皆令（黄媛介）金笺扇面，仿倪云林笔法画树石，落款：“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皆令。”钤有“闺秀”朱文、“媛介”白文、“皆令”朱文三方印章。左边上方有一词：“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寅恪按：“紫燕”一句可与前面所引李雯《夏日问陈子疾》诗“堂中紫燕小”互证。杜甫《柳边》诗后四句：“紫燕时翻翼，黄鹂不露身。汉南应老尽，霸上远愁人。”是陈子龙“紫燕”句出处，暗含春暮送别之意。“青梅”句出自杜甫《梅雨》：“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柳如是离开南园，应在梅子尚青未黄之时，也就是暮春初夏时节。周处《风土记》说：“夏至前的雨叫黄梅雨。”周处是江南人，用他的话印证陈子龙词，虽不中亦不远。“带雨”二字莫非又暗用白居易《长恨歌》“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与下文“泪盈红袖”相应？）共寻芳草啼痕。”（寅恪按：孟浩然《留别王侍御维》诗：“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陈子龙把“欲寻”改为“共寻”，是因为他虽与柳如是短期同居南楼、常在南园读书，但只是借地编书，属于暂住，并非家宅。这句意思是：自己不久就要离去，回到城中住宅；柳如是也要离开，移居横云山，因此改“欲寻”为“共寻”。再查《陈忠裕全集》卷十六《平露堂集》崇祯八年诗，有《初秋出城南吊迩机之丧，随游陆氏园亭。春初予辈读书处也。感赋二律》一题，更可证明陈子龙也在这年夏天离开南楼南园，回到城内旧宅。迩机名靖，崇祯六年举人，见嘉庆《松江府志》卷四十五《选举表》。另外，柳如是《湖上草·西泠十首》之二：“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甲申朝事小纪》卷七《柳如是小纪》引此诗，“新迹”作“芳草”。细品语意，莫非也与陈子龙这首词有关？）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寅恪按：陈子龙用“明知”二字，可见他早已清楚柳如是性情如此，自己家庭状况又是这样，南楼南园的相聚绝不可能长久。虽然明知如此，却仍然投入感情，终致这样的结局。这与亚里士多德论悲剧的意思相近，可悲啊。）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消魂。重提起，（顾贞观、纳兰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中，“重”都作“才”，更好。）泪盈翠袖，（各本均作“红袖”，是。）未说两三分。纷纷，（寅恪按：秦观《满庭芳》“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陈子龙此词是和秦观韵，“纷纷”二字出自秦观，不言而喻。但《孔雀东南飞》“勿复重纷纭”，“纷纷”即“纷纭”。陈子龙送走柳如是，应当是出于母亲唐宜人之意，实际由妻子张孺人借祖母高太安人之命执行。陈子龙用“纷纷”二字，兼有秦观词与《孔雀东南飞》两层含义，内心隐痛极深。）重去后，（各本作“从去后”，是。）瘦憎玉镜，宽损罗裙。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云。无非是，（各本作“无非是”作“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调寄《满庭芳》，留别无瑕词史。我闻居士。”钤“如是”朱文小印。
寅恪案：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钞》九及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三章第二节“柳如是”条，并引《玉台画史》，俱认此词乃河东君所作。不知淮海“山抹微云”原词，虽题作“晚景”，明是“别妓”。盖不仅从语意得知，即秦词“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之结语，用唐欧阳詹别太原妓申氏姊妹之典，更可为证也。（见《全唐诗》第六函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诗“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之句，并可参晁无咎补之《琴趣外篇》四《忆少年·别历下》词“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及姜尧章《白石词·长亭怨慢》“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等句。）卧子即和原韵，其为送别河东君之作，词旨甚明，无待详辨矣。《今词初集》选于康熙十六年丁巳（见此书鲁超《题词》及毛际可《跋语》），《历代诗余》编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两书时代皆较早。《陈忠裕全集》出于庄师洛等之手，考证颇精。此三书既皆以此词为卧子所作，殊可信也。
寅恪按：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钞》卷九、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三章第二节“柳如是”条，都引《玉台画史》，认为这首词是柳如是所作。他们不知道秦观“山抹微云”原词虽题作“晚景”，实际是送别妓女之作。不只从语意可以看出，秦词结尾“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用的是唐代欧阳詹与太原妓女分别的典故，更可证明。（见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并参看晁补之《忆少年》“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姜夔《长亭怨慢》“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等句。）陈子龙依原韵和词，明显是为送别柳如是而作，词意十分清楚，不必多辨。《今词初集》编选于康熙十六年，《历代诗余》编于康熙四十六年，两书时代都较早。《陈忠裕全集》出于庄师洛等人之手，考证精审。这三部书都把这首词归于陈子龙，十分可信。
此词本为卧子崇祯八年首夏送别河东君之旧作，而河东君所以复重录之于黄媛介扇面者，殆由画扇之时令正与当年陈子龙送别己身之景物相同，因而枨触昔情，感念题此欤？关于以他人之诗词题扇，因而误为题扇人所作，如《容斋四笔》一三“二朱诗词”条略云：
朱载上，舒州桐城人。中书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学，十八岁时，戏作小词，朱希真见而书诸扇，今人遂以为希真所作。又有折叠扇词，公亲书稿固存，亦因张安国书扇，而载于《于湖集》中。
与此甚相似，可为例证。
这首词本是陈子龙崇祯八年初夏送别柳如是的旧作，而柳如是后来重新抄录在黄媛介的扇面上，大概是因为画扇的时节与当年陈子龙送自己时景物相同，因而触动旧情、有感而题吧。把别人诗词题在扇上，以致被误认为题扇人自作，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如《容斋四笔》卷十三“二朱诗词”条大致说：
朱载上是舒州桐城人，中书舍人朱翌（新仲）是他次子，有家学渊源，十八岁时戏作小词，朱希真见了写在扇上，后人便以为是朱希真所作。又有一首折叠扇词，作者亲笔原稿尚存，也因张安国写在扇上，被收入《于湖集》。
此事与本例极为相似，可作例证。
又，词中“芳草”“故人”之语出孟襄阳诗，前已言之。但“故人”一语，卧子除用孟诗之成句外，兼袭用古诗《上山采蘼芜》中“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之旧辞（见《玉台新咏》一《古诗八首》之一）。此点可与河东君《湖上草·西泠（七律）十首》之二，末四句所云：
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芳草还能邀凤吹，相思何异洛桥津。
等语，互相参较也。“无瑕”者，疑是媛介之别号。“东山阁”即“惠香阁”，当在绛云楼。可参第四章论黄媛介与钱柳关系节及论牧斋绛云楼节。此扇为媛介之画，既不署受者之款，尤可证此扇乃媛介所自用，而“无瑕词史”与媛介应是一人也。更有可注意者，即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河东君所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七律）》“此去柳花如梦里”之句（见《东山酬和集》一），与此词“怨花伤柳”之语殊有关系。此点亦俟下章论之。寅恪颇喜读卧子此词，又见媛介画款有“东山阁”之语，遂戏改昔人成句，共赋短诗三章。兹附录于下。
另外，词中“芳草”“故人”出自孟浩然诗，前面已经说过。但“故人”一语，陈子龙除用孟诗成句外，还兼用古诗《上山采蘼芜》中“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的典故（见《玉台新咏》卷一）。这一点可与柳如是《湖上草·西泠十首》其二末四句对照参看：
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芳草还能邀凤吹，相思何异洛桥津。
“无瑕”，疑是黄媛介的别号。“东山阁”即“惠香阁”，应在绛云楼内。可参看第四章论黄媛介与钱、柳关系一节，及论钱谦益绛云楼一节。这把扇子是黄媛介自画，又没有题写受赠人款识，更可证明是黄媛介自用，“无瑕词史”就是她本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十三年冬天柳如是所作《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中“此去柳花如梦里”一句（见《东山酬和集》卷一），与这首词“怨花伤柳”语意密切相关。这一点也留待下章论述。我很喜欢陈子龙这首词，又见黄媛介画款有“东山阁”字样，便戏改前人成句，赋短诗三首，附录于下。
崇祯甲申夏日黄皆令于东山阁画扇，上有柳如是题陈卧子《满庭芳》词。词云：“无非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因戏改晋时旧语，兼采龚璱人诗句，而易其意旨，共赋三绝。
美人顾影怜憔悴，烈士销魂感别离。一样黄昏怨花柳，岂知一样负当时。
清和景物对茫茫，画里江山更可伤。一念十年抛未得，（寅恪考定此词为崇祯八年四月大樽送别河东君之作，至崇祯十七年首夏题扇时，已十年矣。是年河东君将偕牧翁自虞山往南都翊戴弘光也。）柳花身世共回肠。
兴亡江左自关情，远志休惭小草名。我为谢公转一语，东山妓即是苍生。
崇祯十七年夏天，黄皆令在东山阁画扇，扇上有柳如是题写的陈子龙《满庭芳》词。词云：“无非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我因而戏改晋代旧语，兼采龚自珍诗句，改换其意，赋三首绝句：
美人顾影自怜憔悴，烈士伤怀感慨别离。一样黄昏怨伤花柳，谁曾知同样辜负当时。
清明初夏景物茫茫，画中江山更堪感伤。一念十年放不下，（寅恪考定这首词是陈子龙崇祯八年四月送别柳如是之作，到崇祯十七年初夏题扇时，已经整整十年。这一年柳如是将与钱谦益从虞山前往南京辅佐弘光帝。）身世如柳絮，令人百转愁肠。
江左兴亡自来牵动情怀，远志不必惭愧小草之名。我为谢安改写一句话：东山妓，即是苍生。
近日得见重印本《皇明经世文编》一书，虽不能详读，但就其序及凡例并卷首所列鉴定名公姓氏有关诸人中可与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十一年戊寅”及“十七年甲申”等条互相印证者，约略论述之。至其所言诸人，本文前后已详言者，或虽未言，而其姓名为世所习知者，亦不多赘。其他诸人之可考见者，则少加笺释。明知不能完备，姑附鄙见，以求教于当世深通明季史事之君子。唯原书卷首有“云间平露堂梓行”七字及长方印章“本衙藏板，翻印千里必究”十字。论者取《儒林外史》第一三、一四、一八、二八等回，以“平露堂”为书坊之名，以陈卧子等为书坊聘请选文之人。殊不知平露堂乃卧子宅中之堂名（详见下引王沄《云间第宅志》），实非书坊之名。且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九年丙子”条明言“是岁有《平露堂集》”（见《陈忠裕全集》卷首，并可参《陈集》中之《平露堂集》及集首之《凡例》）。故论者以《儒林外史》相比拟，未谛也。或谓卧子家贫，一人何能镌此巨册？由书坊出资，请其编选，似亦可能。鄙意卧子之家固贫，此书所列作序及鉴定诸人，疑皆不仅以空文相藻饰，实或多或少曾有金钱之资助，不过当时风气，不便明言耳。就诸人中之姓名及文字考之，知当日松江府知府方岳贡助力最多。此书乃当时江左文社之政见，诸文士一旦得志，则此书不但托之空言，即可付之实施矣。又，方氏请其时江南最高长官张国维作序，并列有复社魁首张溥之序，可知当日江南名宦及士绅，亦皆赞同此政见。斯鉴定及作序者之姓名所以繁多若是之故欤？至印章中之“本衙”二字，殆指松江府，或指卧子崇祯十三年庚辰所任绍兴司李之衙门，未敢断定，仍俟详考。
我近来见到了重印本《皇明经世文编》，虽然没能仔细通读，但就书中的序言、凡例，以及卷首列出的参与鉴定的名士姓名中，可以和陈子龙《自撰年谱》里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七年等记载相互印证的部分，做一个大略的论述。对于其中已经在本文前后详细说过的人物，或是姓名众所周知的人物，不再多作赘述。其他可以考证的人物，略加注释说明。我明知内容难以周全，姑且附上浅见，向精通明末历史的先生们请教。原书卷首有“云间平露堂梓行”七个字，还有一方长方印章，印文是“本衙藏板，翻印千里必究”十个字。有研究者引用《儒林外史》相关回目，把“平露堂”当成书坊的名字，认为陈子龙等人是书坊聘请的选文先生。他们不知道，平露堂其实是陈子龙家中的堂号（详见下文所引王沄《云间第宅志》），并不是书坊名号。而且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九年条明确记载“这一年编成《平露堂集》”（见《陈忠裕全集》卷首，亦可参考《平露堂集》正文及卷首凡例）。所以用《儒林外史》的情况来类比，是不准确的。有人说陈子龙家境贫寒，一个人怎么可能刊刻这么大部头的书？由书坊出钱请他编选，似乎也有可能。我认为，陈子龙家固然清贫，但书中列出作序和参与鉴定的诸位人士，恐怕不只是写文章挂名装点门面，实际上或多或少都提供了资金支持，只是按照当时风气不便明说而已。从这些人的姓名和文字考察，可知当时松江知府方岳贡出力最多。这部书体现了明末江南文人群体的政治主张，这些文人日后如果得志，书中的主张就不只是空谈，而是可以付诸实施。方岳贡又请当时江南最高长官张国维作序，还收录了复社领袖张溥的序言，可见当时江南的高官名士也都认同这一政治主张。这大概就是作序和参与鉴定的人数如此众多的原因。至于印章里的“本衙”二字，大概指松江府衙，也可能指陈子龙崇祯十三年担任的绍兴推官衙门，我不敢确定，有待进一步考证。
《皇明经世文编》卷首载有《序》九篇，兹择录最有关者于下。
《皇明经世文编》卷首载有序文九篇，这里选录关系最密切的几篇如下。
方岳贡《序》云：
贡待罪守郡十有一年。政拙心长，劳轻过重，犹幸此乡多文雅之彦，若徐文学孚远，陈进士子龙，宋孝廉徵璧，皆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相与网罗往哲，搜抉巨文，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上自洪武，迄于今皇帝改元，辑为《经世》一编。文从其人，人从其代，览其规画，足以益才智。听其敷奏，足以壮忠怀。考其始终，足以识时变。非徒侈一代之鸿章，亦将以为明时之献纳云尔。襄西方岳贡禹修父题。
方岳贡序说：
我在松江任官已有十一年，为政笨拙但用心颇深，事务繁重、责任重大。所幸本地多有才学出众的文人，如徐孚远、陈子龙、宋徵璧等人，都有济世之才、救时之策。他们一同搜集前代贤哲的篇章，选取关系军国大计、切合现实之用的文字，上自洪武朝，下至当今皇帝改元之时，编成《经世文编》一书。文章依作者归类，作者依时代排列，阅览这些规划谋略，可以增益才智；研读这些奏议，可以振奋忠怀；考察其始末沿革，可以明白时势变化。这不只是夸耀一代的宏大文献，也是为当世献上治国方略。襄西方岳贡禹修父题。
张国维《序》略云：
云间陈卧子同徐闇公、宋尚木所集《经世编》成，郡守以其书示余，余读而叹曰：“猗与旨哉！我国家治安三百年，列圣之所畴咨，诸臣之所竭思，大约可见于兹矣。”今三君俱以通达淹茂之才，怀济世安邦之略，采遗文于二百七十年之间，襄盛事于数月之内，而郡守又能于政事之暇，兼统条贯，以扬厉厥事，故功相得而速成。后之君子其欲览观于斯者，岂非有不劳之获哉！余待罪江南，既嘉三君有当世之志，而又多太守能博尽英才之意，以布之天下，而即以卜诸贤异日之所树也。于是乎言。东阳张国维题。
张国维序大略说：
松江陈子龙与徐闇公、宋尚木编成《经世编》，松江知府把书给我看，我读后赞叹说：多么精深美好！我大明治国三百年，历代帝王的谋划、诸臣的尽心竭虑，大体都能在此书中见到。这三位先生以博学通达之才，怀济世安邦之略，在二百七十年的文献中采集遗文，数月之内便成此盛举。知府又能在政务之余统筹主持，使此事得以发扬光大，因此相辅相成、很快告成。后世君子想要阅览前代治国方略，岂不是可以不劳而获？我任职江南，既赞赏三位先生的济世抱负，又称道知府广揽天下英才的心意，将此书传播天下，并由此预见诸位贤才日后的功业。因此写下这篇序。东阳张国维题。
张溥《序》略云：
余间语同志，读书大事，当分经、史、古、今为四部。读经者辑儒家，读史者辨世代，读古者通典实，读今者专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数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学必成。同志闻者，咸是余说，而云间徐闇公、陈卧子、宋尚木尤乐为之。天才英绝，闭关讨论，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难也。客年与余盱衡当代，思就国史。余谓贤者识大，宜先经济，三君子唯唯，遂大搜群集，采择典要，名《经世文编》。卷凡五百。伟哉是书，明兴以来未有也。今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时，载笔之始，又先以国家为端，他日继涑水者，其在云间乎。社弟张溥题。
张溥序大略说：
我曾对朋友们说，做学问应当分为经、史、古、今四类：治经专攻儒家学说，治史明辨朝代沿革，考古通晓典章制度，研今专注本朝政事。各人依性情相近者分工研究，集合多人之力治其一科，不到二十年学问必能有成。赞同我的人都认为我说得对，松江徐闇公、陈子龙、宋尚木尤其愿意这样做。他们天资卓绝，闭门研讨，想要一人兼通四部也并非难事。近年他们与我品评当世人物，有志于编修国史。我认为贤明之人识大体，应先讲求经世济民之学，三位先生深表赞同，于是广泛搜集文集，选取典制精要，编成《经世文编》，共五百卷。这部书规模宏大，是明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巨作。如今三位先生隐居林泉，上天给予他们闲暇，著书之初便以国家为重，日后能继承司马光（涑水先生）事业的，大概就在松江吧。社弟张溥题。
许誉卿《序》云：
予被放以来，杜门寡交，卧子、闇公、尚木独时相过从。卧子读书养气，其劲骨热肠，亟当为世用。尚木与闇公诸子，并以旷世才，闭户著述，究心千秋之业。予尝览斯编，一代兵、农、礼、乐、刑、政大端，赅是矣。而于忠佞是非之际，尤凛凛致辨焉。以故言以人传者，重其人，亟录其文。言不以人废者，存其文，必斥其人。诸子泾渭在胸，邪正在目，其用意深，而取裁当，故足多也。以予所知，闽中黄石斋先生负重名，顷抗疏直言，声震天下，而不能不心赏斯编，闻已为之作序，予更何庸赘一词？予惟以诸子之志如此，他日出而以天下为己任，必可以副圣天子求贤图治之至意，洗士大夫经济迂阔之旧耻，则斯《编》固其嚆矢焉尔。同郡许誉卿题于南村草堂之遁阁。
许誉卿序说：
我被罢官以来，闭门谢客、很少与人交往，只有陈子龙、徐闇公、宋尚木时常来访。陈子龙读书修身，风骨凛然、热心济世，应当被朝廷重用。宋尚木、徐闇公等人，也都有旷世之才，闭门著述，潜心于千秋不朽的事业。我曾阅览这部书，一代兵、农、礼、乐、刑、政等大政方针，无不完备。在忠奸是非的辨别上，尤其态度严明、辨析清晰。所以，对于言论因人品可贵而流传的，便推重其人、急录其文；对于不能因人废言的，便保留其文而批判其人。诸位心中是非分明、眼中邪正有别，用意深远、取舍恰当，值得称赞。据我所知，福建黄道周先生身负盛名，近来直言上疏，声震天下，也十分欣赏这部书，听说已为之作序，我又何必再多言？我只认为诸位有如此志向，日后出来以天下为己任，必能不负皇上求贤图治的心意，洗刷士大夫经世之学迂腐空疏的旧耻，而这部书正是他们事业的先声。同郡许誉卿题于南村草堂之遁阁。
徐孚远《序》略云：
余从陈、宋二子之后，上承郡大夫先生之旨，收辑明兴以来名贤文集与其奏疏，凡数百家，其为书凡千余种，取其文之关乎国事者，凡得如干卷。他日有魏相其人者当国，省览此书，以为有裨治理，庶几因是推其由来，以渐窥高皇帝之渊微，或有弘益哉！或有弘益哉！华亭徐孚远闇公氏题于华隐堂。
徐孚远序大略说：
我跟随陈子龙、宋徵璧二人，秉承知府先生的意思，搜集明朝开国以来名贤的文集奏疏，共数百家、上千种书，选取其中关系国家大事的篇章，编成若干卷。希望日后有魏相那样的贤相执政，阅览此书，认为有益于治国，并由此推求制度渊源，逐渐领会明太祖的深远用意，或许能大有裨益。华亭徐孚远闇公氏题于华隐堂。
陈子龙《序》云：
古者有记事之史，有记言之史。言之要者，大都见于记事之文矣。导发其端，使知所由；条晰其绪，使知所究；非言莫详。甚矣，事之有借于言也。而况宗臣硕彦敷奏之章、论难之语，所谓“嘉谟远猷”，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不为之裒缀，后之君子何以考焉？此予与徐子、宋子《经世编》所由辑也。明兴二百七十年，海内治平，驾周迈汉，贤才萃生，勋在竹帛；而遗文绪论，未有统汇，散在四方。盖有三患焉：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夫金匮之藏，非远臣所知；然有官修之书，莫不载在方册。永乐中，命杨士奇等辑名臣奏议，前代已甚备。本朝此类文献，至今尚缺。章奏贮于各省，等待编纂，若不损坏，也多被割裂，不足观览。古时有大臣去世，朝廷往往搜集其遗书，藏于太史府，现在已无此事。汉、唐、宋盛世，曾派人四处重金求书，今日也没有。文献想要不流失，怎么可能？所以说朝廷没有称职的史官。六朝以前不必说，唐宋科举取士，世家大族在朝不绝，家集族谱藏于祖庙。如今高官多出身寒微，公卿很少有贤能的后代，甚至书籍被贱卖、交给仆婢处理，想要搜集文献极为困难。所以说国家没有能保存文献的世家。俗儒厚古薄今，文人只重文采不切实用。抱残守缺，则训诂文字充斥；追求辞藻，则终日雕琢文句。对于当今君主所重、现实事务所急的是非得失，却不用心研究，很少有人留意经世书籍，天下才智日益匮乏。所以说士人没有实学。有这三种弊病，编成全书极为困难。孔子观书于周，萧何收书于秦，所取都是天下重要书籍，足以用于治世。好的谋略与典章，是通达时务者的借鉴，是谋划国事者的工具。今天不搜集，数十年后散失更严重，后来者的责任，又能推卸给谁？我自幼读书，不喜章句之学，喜欢谈论当世之事，常跟父老前辈谈论名公伟人的事迹，以至忘寝。成年后北游燕赵、京师，凡各衙门职掌、政令所及，见到相关人士必加询问，遇到相关书籍必加收藏。虽浅陋健忘，但载于文献的内容尚可概见。家居闲暇之时，加以整理。徐、宋二先生都是海内英才，我得以依靠他们完成此书。虽有缺漏，不敢当记言正史，但让务实者取其谋略，儒者守其典章，史家广其见闻，或许还有可取之处。有人说：从前汉东平王求《史记》，大臣认为汉初谋臣奇计、地形险要都在其中，不宜赐给诸侯王。今此书多论军事粮饷、形势险要，都是国家大计，为何公之于世？我说：不然。祖宗立国规模宏远，先朝大臣学术醇正，并无纵横诡辩之论。王业的深浅，看人才盛衰即可。我朝世代有济世辅国之臣，皇上广求贤才，用人如江海不择细流。那么这部书，岂只是增长见识，更是用来教化忠义啊。华亭陈子龙题。
陈子龙序说：
古代有史书记事，也有史书记言。言论的精要，大多体现在记事文字中。揭示事情的开端，使人明白来由；梳理脉络，使人通晓原委，没有言论就无法详细说明。可见事实必须依靠言论来记载。何况重臣贤士的奏议论辩，那些良策远谋，对上可作为一代典章制度，对下可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不加以汇集整理，后人如何考证？这就是我与徐先生、宋先生编纂《经世文编》的原因。明朝开国二百七十年，天下太平，超越周汉，贤才辈出，功勋载入史册，但遗留的文献却没有系统汇编，散在四方。大概有三种弊端：一是朝廷没有称职的史官；二是国家没有能保存文献的世家；三是士人缺乏切实有用的学问。皇家藏书不是外官所能知晓，但官修书籍都记载于典籍。永乐年间，朝廷命杨士奇等人编辑名臣奏议，前代已经十分完备。本朝这类文献至今仍不完备。奏章收藏在各省等待编纂，即使没有虫蛀损坏，也多被割裂取舍，不值得观览。古代大臣去世，往往搜集其遗书藏于太史府，如今已无此事。汉、唐、宋盛世曾派人四处重金求书，今天也没有。文献想不流失，怎么可能？所以说“朝无良史”。六朝以前不必说，唐宋科举取士，世家大族在朝接连不断，家族文集、先世功业藏于祖庙。如今高官多出身寒微，公卿很少有贤良后代，甚至书籍被贱卖、交给仆役处理，想搜集文献极为困难。所以说“国无世家”。迂腐的儒生厚古薄今，文人只求文采不重实用。抱残守缺，则训诂文字充斥；追求辞藻，则终日雕琢。对当今要务、现实急务、是非得失却不用心，很少有人留心经世书籍，天下才智日益匮乏。所以说“士无实学”。有这三种弊病，成书极为困难。孔子在周地观书、萧何入秦收书，所取都是天下重要典籍，足以用于治世。好的谋略典章，是知今者的借鉴、治国者的工具。今天不搜集，数十年后散失更严重，后来者的责任又能推给谁？我自幼不喜章句之学，喜欢谈论时事，常听父老谈名公事迹，以至忘寝。成年后北游燕赵、京师，凡各部门掌故、政令所及，见人必问、遇书必藏。虽浅陋健忘，文献所载仍可概见。家居闲暇时加以整理。徐、宋二位都是海内英才，我得以依靠他们完成此书。虽有缺漏，不敢当记言之正史，但让务实者取其谋略、儒者守其典章、史家广其见闻，或许尚有可取。有人说：从前汉东平王求《太史公书》，大臣认为汉初谋臣奇计、险要地形都在其中，不宜赐给诸侯王。今此书多谈兵食、形势，都是国家大计，为何公之于世？我说不然。祖宗立国规模宏远，先朝大臣学术醇正，并无纵横诡辩之论。王业深浅，看人才盛衰即可。我朝世代有辅世济时之臣，皇上广求俊才，用人如海。那么这部书，岂只是增长见识，更是用来教化忠义啊。华亭陈子龙题。
宋徵璧《凡例》略云：
儒者幼而志学，长而博综，及致治施政，至或本末眩瞀，措置乖方，此盖浮文无裨实用，拟古未能通今也。唐宋以来，如《通典》《通考》暨奏疏、衍义诸书，允为切要，亦既繁多。乃本朝典故缺而未备。其藏于金匮石室者，闻见狭隘，无从得见。臣下所上奏陈言，左右史记注，一般儒生又往往只是抄撮，不足以宣扬盛美、网罗前后。这是有志之士所叹息的。徐孚远、陈子龙与我选取本朝名臣文集，撷取精华，编成一书。如入山采木、临渊探珠，多则多取，少则少取。有些文集未载但治国必需的文字，又从别处采录补充。成书共五百余卷，人物数量与此相当。宗旨在于求实，定名《经世》。
我辈学识浅陋，幸得当世贤达齐聚相助，如李宝翁、李载翁、王依翁、吴雪翁诸位先生，都有良史之才，在本地为官，士绅都遵从其规范。此书取舍都承蒙他们审定，际遇之盛，实在难得。
知府方岳贡素有济世之才，又留心著述，平日论文谈学，终日不倦。教诲士人，以通晓时务为急务。对《经世文编》尤为关注，公余之时，亲自审阅评点。虽十年任郡守不得升迁，却穷达如一、喜怒不形，高风亮节，于此可见。
挚友陈继儒先生，隐居乐道，声名映照世间，超然尘俗之外。其孙陈天仙觉，年少而才气过人，精通史学。我们在山中居所停留，时常承蒙教诲，直至深夜，因而熟悉前代言行。此书取舍，多与他商议。这位白发老人，不仅是后辈楷模，也堪称本朝文献宗师。
同乡前辈如徐厚翁、唐缮部存少，听说我们搜求书籍艰难，都拿出家藏全部供我们抄写。许誉卿先生更写信向各地征集，搜罗广博，帮助极大。徐汧、马士奇、张溥、张采、黄澍、吴继善、夏允彝、吴培昌等人在吴越闽浙搜求遗编；张元始、吴昌时、朱永祐等人在齐鲁燕赵邮寄珍本。其他各地友人，也都倾囊相助，赠送珍本。
各地社友，如杨彝、杨文骢，在本地任教，朝夕相处。其他朋友，或素有交情，或从未谋面，只要参与校对、惠寄文集的，都登载姓名，不没其功。
此书始于崇祯十一年仲春，成于同年仲冬，不满一年，而披阅亿万文字，精审详别，远近之人都惊叹神速。这主要是因为徐、陈二先生博学多通，选辑之功占七成。我天资愚钝，追随其后，十分吃力，所做不过十之二。最初参与商议的还有周勒卣、李雯、彭宾、何刚、徐凤彩、盛翼进，以及宋存标、宋徵舆等人。当时有的人滞留京城，有的人游历四方，有的人隐居著述，未能集中时间参与。其他许多友人也都参与讨论。名臣官爵籍贯，虽有传记可查，但多有缺漏，遍查群书，耗时甚多。此书卷帙浩繁，难以考证，因此另编总目置于卷首，使读者一目了然。这部分是友人谢廷桢一人所编，功劳不可埋没。
藏书之家，文集最少，多则百种，少则数家。四方好友寄来书籍，开箱令人欣喜，但开卷往往重复。我们派人多次外出寻访，或向作者后人征求，或托官员在任地搜集，共收书千余种，抄录数万页。对于冗长空泛、应酬书信、重复公文，都加以删节，终成此书。虽不敢说是朝廷大典，也足以作为治国借鉴。
此书体例，力求囊括典章实据、讲明政务实情，所以内阁六部文占十分之五，督抚文占十分之四，台谏翰苑等占十分之一。编排次序，首先代言之文，其次奏疏，再次尺牍，最后杂文。华亭宋徵璧记。
宋徵璧凡例大略说：
读书人自幼求学，成年后博学多识，但到治国理政时，却往往本末颠倒、措施失当，这是因为浮华文章不切实用，只知模仿古人而不能通达时务。唐宋以来，《通典》《通考》以及奏疏、衍义等书，都很切要，数量也很多。但本朝的典章制度却残缺不备。藏于皇家档案馆的文献，普通人见闻有限，无法看到。臣子所上的奏疏、谏言，以及史官记录，一般儒生又往往只是摘抄拼凑，不足以宣扬盛世功业、系统整理前后史料。这是有志之士所感叹的。徐孚远、陈子龙与我选取本朝名臣文集，摘取精华，编成一书。如同入山伐木、深渊探珠，材料多就多取，少就少取。有些内容文集未记载，但治国必需的，又从其他地方采录补充。全书共五百多卷，所收人物数量与此相当。本书宗旨在于求实，所以定名为《经世》。
我们学识浅陋，很少有依据标准，幸而当世贤达齐聚相助，如李宝翁、李载翁、王依翁、吴雪翁诸位先生，都有优秀史官之才，在松江地区任职，士绅都遵从他们的规范。本书的取舍都承蒙他们审订评判，能得到这样多的高人相助，实在难得。
知府方岳贡一向有济世安民的才略，又留心著作，平日研讨文艺、谈论学问，终日不知疲倦。他教导士人，专以通晓当前时务为当务之急。对《经世文编》一书尤为关注，办完公事之后，最先用心审阅评点。他虽出任地方郡守十年没有升迁，却困显如一、喜怒不形于色。高风亮节的坚贞心志，由此可见。
挚友陈继儒先生，一心隐居，道德风范映照世间，修道养性，超然尘世之外。他的孙子陈天仙觉，少年才气过人，精通史学。我们在山中书房小住，时常承蒙他指点教诲，常常到深夜，因而能熟悉前代旧事与前人言行。本书的取舍标准，多与他商量确定。这位白发长者，不只是后辈的榜样，也确实是本朝的文献宗师。
同乡前辈如徐厚翁先生以及唐缮部存少，听说我们搜求借阅书籍十分艰苦，都拿出家藏全部书籍供我们抄写。许誉卿先生更写信向远近各地征集，广泛搜罗，对我们帮助极大。徐汧、马士奇、张溥、张采、黄澍、吴继善、夏允彝、吴培昌等人在吴越闽浙一带搜求散佚书籍；张元始、吴昌时、朱永祐等人在齐鲁燕赵地区邮寄遗集。其他各地友人，也都倾箱倒箧，赠送珍贵藏书。
各地志同道合的友人，如杨彝、杨文骢，在本地任教，我们能朝夕相处。其他朋友，或是一向同好，或是原本未曾谋面，只要参与校对、惠赠文集的，都登载姓名，不埋没他们的贡献。
本书始于崇祯十一年仲春，成于同年仲冬，不满一年，却披阅亿万文字，审别精详，远近之人都惊叹速度之快。这主要是因为徐、陈二位先生博览贯通、才华出众，选编之功占十分之七。我天资愚钝才力薄弱，追随他们之后，自感笨拙迟缓，在二人左右奔忙都来不及，偶尔参与选编，功劳只占十分之二。追溯最初发起，周勒卣、李雯、彭宾、何刚、徐凤彩、盛翼进，以及家兄宋存标、弟宋徵舆，都一同商量。当时李雯久留京城，周勒卣游历梁苑，彭宾客居扬州，何刚寄迹嘉兴，徐、盛二人各自品评人物，家兄与我弟专心著述，没有空闲面谈，也未能抽出专门时间参与。其他友人如吴嘉胤、唐允谐、李待问、张安茂、朱积、蔡枞、单恂、郁汝持、沈泓、陆庆曾、朱灏、董云申、郁继垣、张宽、张密、钱璧、李愫、徐桓鉴、邵梅芬、徐致远、李是楫、华芳等人，都参与讨论。名臣的官职籍贯，虽有传记记载，但多有缺漏，我们遍查群书，耗费不少岁月。此书卷帙浩繁，难于查考，于是分门别类，在卷首另编总目，使读者开卷一目了然，十分详便。这部分是友人谢廷桢一人所编，功劳不可埋没。
藏书之家所藏文集往往不多，多的百来种，少的数种。各地好友热心赠书，开箱时令人动容，但打开后常常苦于重复。我们因此派人多次外出，往返多地，或向作者后人征求家藏，或托官员在任职地区搜集，共收集书籍千余种，抄录数万页。对于条陈冗长、应酬书信以及重复公文，都加以删节，才编成此书。虽不敢说这是朝廷的宏篇大典，也足以作为治国的参考借鉴。
本书体例，力求囊括典章实据、讲明政务实情，所以内阁六部文字占十分之五，督抚文字占十分之四，台谏、翰苑等机构占十分之一。编排顺序，首先是代言文字，其次是奏疏，再次是书信，最后是杂文。华亭宋徵璧记。
寅恪案：河东君平生所与直接、间接有关诸名士，几无不列于此书作序鉴定姓氏及凡例中。主编之陈卧子固不待论，即鉴定者如牧斋，则为河东君下半世之伴侣。若马瑶草，河东君弘光时亦必亲觌其面无疑。至牧斋在南都小朝廷礼部尚书任内，河东君与瑶草相遇时，阮圆海当亦预此盛会，但镌刊《皇明经世文编》之际，圆海乃东林党社之政敌，自不能列于鉴定人，殊可惜可笑也。
寅恪按：柳如是一生直接、间接交往过的名士，几乎全都列在这部书的作序、鉴定名单以及凡例之中。主编陈子龙自不必说，就连参与鉴定的钱谦益，也是柳如是后半生的伴侣。至于杨文骢（瑶草），柳如是在弘光朝时也必定当面见过。钱谦益在南明弘光政权任礼部尚书期间，柳如是与杨文骢相见时，阮大铖应该也在场。但编纂刊刻《皇明经世文编》时，阮大铖是东林复社的政敌，自然不能列入鉴定者名单，实在既可惜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