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如果按照唐代文人作品的时代来考察这一故事的形成过程，在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前，这类故事大体上还局限于人间世界，不涉及灵界。而畅快叙述人与天、生与死、形与魂之间离合关系的作品，似乎是《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开创的。这个故事既然不局限于现实的人间，于是就更加延长而且优美。这样看来，增加杨贵妃死后天上那一情节的作者，就是白居易、陈鸿等人，他们确实是富有天才的文士了。虽然如此，这一节情节的增加，也是极其自然容易的，不过是从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附会增益而来的罢了。陈鸿传中所说的“像汉武帝李夫人那样”的话，就是明显的证据。所以，现实中上半段开宗明义的“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已经暗暗开启了天上下半段的全部情事。文思贯通勾连，竟是如此精妙。我特地把它标举出来，以提供给读者参考。我陈寅恪在这里，虽然不免有金圣叹用八股文法评点《西厢记》那样的嫌疑，但也不敢推辞这种指责（可以参考《新乐府》一章中的《李夫人》篇）。

赵与时的《宾退录》卷九说：
白居易的《长恨歌》叙述杨贵妃的本末详细极了，很不为皇家避讳。然而杨贵妃本是寿王的妃子，诗中却说“杨家有女”等等。大概男女私情的事，还可以书写，而重大的丑恶则不容不加以隐晦。陈鸿的传就简略地提到了这一点。
又有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卷一也说：
唐明皇娶寿王妃杨氏，这本是像卫宣公霸占儿媳那样的丑恶行为，而白居易所作的《长恨歌》，却深深地隐没了寿邸这一段，这大概是得到了孔子回答陈司败那话的用意吧。《春秋》为尊者讳，这首诗深得此旨。

陈寅恪按：关于杨贵妃入宫的前后经过，是唐代史事中的一桩重要公案，历来考证的文章也已经很多了。清代论述此事的文章，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二“杨氏入宫并窃笛”条、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等，似乎都能立论有据，说得在理。其中又以朱彝尊的文章最有根据。因为朱彝尊得以见到当时不太常见的材料，如《开元礼》和《唐大诏令集》等书，杭世骏、章学诚不过是沿用朱彝尊的说法，并加以推演引申罢了。现在我仅就朱彝尊所论述的来辨证其错误，这对于白居易的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大的关系，但可以借此了结这一桩考据上的公案。

《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大略说：
《杨太真外传》是宋代乐史所撰。书中说杨贵妃在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到寿王府。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驾幸温泉宫，派高力士从寿王府把她取来，度为女道士，住在内太真宫。这是传闻的错误。查考《唐大诏令》，记载着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派遣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为正使，黄门侍郎陈希烈为副使，册封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的长女为寿王妃。考订《开元礼》，皇太子纳妃，将行纳彩礼时，皇帝要亲临朝堂命令使节。降到亲王，礼仪有所减损，但命令使节的仪式是相同的。从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然后到亲迎、同牢。完备礼仪往往需要选择吉日，并没有行纳彩礼、接受册封后就回到寿王府的礼仪。到了第二年，武惠妃去世，后宫中没有人合皇帝的心意。有人启奏说杨贵妃姿色冠绝当代，于是把她度为女道士。敕令说：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一向秉性端正恭谨，嫁到藩国。虽然身居荣华富贵，却每每注重清静修行。适逢太后忌辰，长久地怀念追祈福佑，因此请求出家。高雅的志向难以违背，用以敦促弘扬大道的风尚，特别成全她由衷的请求，应该度她为女道士。这大概是皇帝先已留意于杨妃，只是难以从亲王府夺走，想把她纳入宫中，于是假托是出自杨妃本人的意愿。敕令中所说“嫁到藩国”，是根据杨妃曾经接受册封这样说的。至于说那天是太后忌辰，是因为昭成窦皇后在长寿二年正月二日遇害，当时武则天以建子月（十一月）为岁首，中宗虽恢复旧制改用夏历正月，但正月里行香停办公务，直到顺宗永贞元年，才改正为十一月二日为忌辰。开元年间还沿用中宗时行香的旧制，所以杨妃入道的日期应当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杨妃入道以后，穿着道士服装入见皇帝，号称太真。史书上说不满一年，礼遇如同武惠妃。既然如此，那么杨妃是从道院进入后宫，不是从寿王府。陈鸿的《长恨歌传》说高力士秘密地在后宫之外搜求，在寿王府找到了杨妃，与《杨太真外传》的说法有同样的错误。张俞的《骊山记》说杨妃以处女之身入宫，似乎得到实情。而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一首吟咏杨妃入道，一首吟咏杨妃未归寿王府，一首吟咏皇帝与杨妃定情在七月十六日，有诗句“《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作为证明。这足以称得上诗史了。

陈寅恪按：朱彝尊考证的文章，似乎极可信赖。但是一旦取其他有关史料来核对，他的错误就显露出来了。他致误的原因，在于不加详细考证，就轻信了《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玄宗杨贵妃传》所说的：
“二十四年惠妃薨。”
这一句话。但同书同卷与《玄宗杨贵妃传》相连的《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却说：
“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
而朱彝尊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两篇传记载的冲突，大概是因为《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玄宗杨贵妃》也沿用了旧传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的说法。朱彝尊当日只参考了《新唐书·杨贵妃传》，而没有另外考证其他传和其他书籍。他不知道《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在《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中，特地删去了旧传开元二十五年薨的话。难道宋祁也觉察到了其中的矛盾吗？武惠妃的去世年份是开元二十五年，不是二十四年，可以用两点来证明。第一，《旧唐书·武惠妃传》中薨于开元二十四年的记载与其他史料都不相符。第二，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从当时的情势来看是不可能的。先就第一点来说，例如：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说：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追谥为贞顺皇后。”
《新唐书》卷五《玄宗纪》说：
“十二月丙午，惠妃薨，丁巳追册为皇后。”
《唐会要》卷三《皇后门》大略说：
“玄宗皇后武氏。后幼入宫，赐号惠妃。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薨（年四十），赠皇后，谥曰贞顺。”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卷三〇《玄宗纪》说：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赠谥贞顺皇后。”
《大唐新语》卷一一《惩戒》篇说：
“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以十二月毙。（薨？）”
由此可知武惠妃开元二十五年去世的说法，几乎为全部史料所共同记载，而《旧唐书·杨贵妃传》中武惠妃开元二十四年去世的说法，虽然被《新唐书·杨贵妃传》沿袭误用，实际上仍然是孤立的单一记载（今本乐史《杨太真外传上》说：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这是数字传写讹误，可以不加以辨析。又可参看刘文典先生的《群书校补》）。
再就第二点来说，《旧唐书》卷一〇七《废太子瑛传》叙述玄宗杀害三个庶人，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的事，大略说：
“等到武惠妃受到宠幸，丽妃的恩宠就逐渐衰减了。当时鄂王李瑶的母亲皇甫德仪，光王李琚的母亲刘才人也逐渐被疏远冷落。李瑛在内宅与鄂王、光王等人自认为母亲失职，常有怨望之情。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下嫁给杨洄。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向惠妃构陷。说李瑛兄弟三人，常常图谋不轨。玄宗派宦官在宫中宣诏，将三人一起废为庶人，不久赐死于城东驿站。那一年，武惠妃多次看见三庶人作祟，惊恐而生病，巫师祈祷求了一个月，病未痊愈就去世了。”
传文中的神话附会姑且不论，但若武惠妃早在开元二十四年去世，那么三庶人就不会死于二十五年四月了。这就是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对于当时情势来说是不可能的。而按照朱彝尊的考证，杨妃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就已经入宫，实际上当时武惠妃还在人间。这岂不是成了尹夫人与邢夫人当面相见？这样说来，朱彝尊所谓的：
“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
即认为杨贵妃是武惠妃替身的说法，也绝对不可能了。

又朱彝尊所依据的材料，现在见于《适园丛书》本《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其中《册寿王杨妃文》的年月为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册寿王韦妃文》为天宝四载岁次乙酉七月丁卯朔二十六日壬辰。至于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的敕文，则不记载年月。《全唐文》卷三五及三八也都相同。《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也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册封已故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为寿王妃。这一条《资治通鉴考异》说：《实录》所载册文说是杨玄璬的长女。大概《唐大诏令集》所记载的，是宋敏求从《唐实录》中采录的。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天宝四载秋七月壬午册封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八月壬寅册封杨太真为贵妃。其《资治通鉴考异》说：
“《统纪》记载八月册封女道士杨氏为贵妃。《本纪》记载为甲辰。《唐历》记载为甲寅。现在依据《实录》，壬寅日，追赠太真妃的父亲杨玄琰等人的官职。甲辰、甲寅都在其后，恐怕册封贵妃在追赠官职之前。新的《本纪》也说，八月壬寅，立太真为贵妃。现在依从此说。”
陈寅恪按：杨氏度为女道士入宫与册封为贵妃本是先后两件事。她度为女道士，实在没有详细准确的年月可以寻求。而章学诚考证此事，文中说天宝四载乙酉有度寿王妃杨氏入道册文等等，难道司马光、朱彝尊所不能见到的史料，章学诚还能知道吗？这实在是误会臆断所致，他反过来认为朱彝尊所考证的入宫时间也不确切，恐怕不足以使朱彝尊心服。至于杭世骏的文章，也不过是见到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集部《唐大诏令集》提要，以及《曝书亭集》，敷衍而写成说法，未必真正见到了第一等材料并详细考证过。

再者，朱彝尊关于唐代典礼制度的说法，似乎极有根据，而且是依据第一等材料《开元礼》来说的。在当时，《开元礼》还不是很常见的书，或许使人不容易辨别他的话说得对不对。难道不想想世人最熟悉的《通典》，其第一百零六卷至第一百四十卷是《开元礼纂类》，在五《礼》篇目下注释说：
“谨按此礼，开元二十年撰写完毕。此后礼仪法度陆续有所变改，都详具于沿革篇。因为是朝廷修纂的，现在则全部依照旧文，岂敢擅自删改。原书一百五十卷，分类例编成三十五卷，希望寻检阅读容易周遍，读者幸察。”
这足以证明杜佑完全依照《开元礼》的旧文，节目并没有更改。该书卷一二九《礼典》、卷八九《开元礼纂类》、卷二四《嘉礼》、卷八亲王纳妃条所列举的典礼先后次序，为（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五）请期。（六）册妃。（七）亲迎。（八）同牢。（九）妃朝见。（十）婚会。（十一）妇人礼会。（十二）飨丈夫送者。（十三）飨妇人送者。其中册妃之前是请期，其后紧接着就是亲迎、同牢。所以这三种典礼之间，虽然或许有短期间的距离，但一定不会太久。就像朱彝尊所考证的，杨氏接受册封为寿王妃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度为女道士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那么其间相隔已经超过一年，颇有已经举行亲迎、同牢的危险了。何况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武惠妃尚在人间，她去世的年份实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朱彝尊所考证窦氏忌辰为正月二日，是依据《唐会要》卷二三《忌日门》永贞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的奏章；以及册寿王妃杨氏为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依据《唐大诏令集》。都很精确）。这样看来，杨氏入宫，最早也必定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间相隔至少已经超过两年，难道有相隔如此长久，既已请期却不亲迎、同牢的吗？由此看来，朱彝尊“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这一论说，实在不可信从。

至于杨氏究竟在什么时候入宫，《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虽然没有记载年月，但必定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去世以后，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册封杨太真为贵妃以前。《新唐书》卷五《玄宗纪》说：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南部新书》辛卷说：
“杨妃本寿王妃，二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
《杨太真外传上》说：
“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
正史、小说中的这些记载依据的是什么，现在不得而知。按照事理来考察，所记载的似乎最为可信。姑且假定杨氏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被玄宗选取，那篇度她为女道士敕文中所说的太后忌辰，是指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窦后的忌日。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也相差不远了。还有，《资治通鉴》把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入宫这件事记在天宝三载的末尾，也是有说法的。《通鉴》记事的原则是，没有确定时间可查考的，就依约推测，放在某月、某年、或某位皇帝纪年之末，或者与某事相关之事的后面。司马光大概是因为第二年即天宝四载有册封寿王妃韦氏以及立太真妃杨氏为贵妃的事，因而追记杨氏入道在前一年，即天宝三载裴敦复贿赂杨太真姐姐导致裴宽贬官这件事的后面罢了，实际上并没有确定年月可依据。
但是读者如果认为杨氏入宫就在天宝三载，那么当时上距武惠妃去世已经超过六年，于事理不合。至于册封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竟然迟至天宝四载，则是因为它与册封杨太真为贵妃之事互相有关联。这出喜剧的一幕，到这时才公开揭露罢了。宫闱中的隐秘，史家本来就难以深悉，而《通鉴》编撰的时候，这篇《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已经没有了年月日可考，这也是可以由此推知的。

诗中唱道：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关于玄宗亲临温泉的季节，等下文考释“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诗句时再详细辨析，暂且不多说。
这里只论“赐浴华清池”这件事。查考《唐六典》卷一九《温汤监（一人）正七品下》注释大略说：
“辛氏《三秦纪》说，骊山西边有温汤，汉魏以来相传能够祛除邪气、消除瘟疫。现在在新丰县西边。北周庾信有温泉碑。本朝设置温泉宫，经常亲临驾幸。另外天下各州也往往有温泉，然而那里地气温润，植物生长尤其早，花卉草木越过冬天不凋零，蔬菜瓜果进入春天先成熟，与骊山相比，大多赶不上。”
“《又丞（一人）从八品下》注释说：
“大凡王公以下以至于庶民百姓，温泉的馆室有等级差别，区别贵贱而禁止逾越。凡是靠近温泉的土地，湿润所及之处，瓜果之类，能够提前成熟的，一定要开辟成园畦，并督促种植。成熟以后，就用草编或竹编的器物包装好进献，用以供奉陵庙。”

陈寅恪按：温泉沐浴，其目的在于治疗疾病，驱除寒气、祛除风邪。不像当今世俗的习惯，把它当作消夏避暑的用途。这个宗旨连玄宗也曾经亲自说过，如《全唐诗》第一函《明皇帝诗》中有：
“唯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
“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湲。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宣。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这一条材料就在眼前却被忽略了，朋友当中夏承焘先生首先举出告知我，深感惭愧）。
以及《幸凤泉汤》五言排律说：
“益龄仙井合，愈疾醴源通。”
都可以作为例证。从中唐以后直到宋代的文人，似乎已不完全了解这个意思。所以才有荔枝香曲名起源故事的创造，以及七夕长生殿私誓等情节的增饰。现在不得不略加辨正。汉代宫中就有温室，如《汉书·孔光传》所说的，不谈论温室树的事情就是。《倭名类聚抄·佛塔具》部说：
“温室，佛典中有《温室经》。现在按：温室，就是浴室，俗称由夜。温泉一名汤泉，患有各种疾病、久病的人进入这水中大多会痊愈。”
陈寅恪按：现在存世的佛典中有北周惠远撰写的《温室经义记》一卷（《大正藏》第一千七百九十三号），又近年发现的《敦煌石室写本》中也有唐代惠净撰写的《温室经疏》一卷（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第二千四百九十七号）。这部经是东汉时期中亚的佛教徒安世高所翻译的（即使出自假托，也必定是六朝时的旧本）。该书假托天竺神医耆域，广泛宣扬温泉治疗疾病的功效，这是从中亚传来的天竺医方明。我很怀疑中亚温泉治疗疾病的理论和方法，还有比安世高时代更早的，但现在已不能详细知道了。从北周惠远为此经作疏，以及同时的庾信、王褒为温汤作碑文等事（《庾子山集》卷一三、《艺文类聚》卷九、《初学集》卷七）来看，固然可以窥见当时温泉疗疾的风气。但庾信的文章作于北周明帝时代他担任弘农太守的时候，实际上在武帝天和三年三月皇后阿史那氏从突厥到来（见《周书》卷五《武帝纪》）之前，所以这种风气也不必等到与突厥通婚才输入。查考北朝史籍，如《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相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