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原文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重门击柝不能去，亦随之以法。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贾万也，金之平贾万也。吾有伏金千斤，为此奈何？”管子对曰：“君请使与正籍者，皆以币还于金，吾至四万，此一为四矣。吾非埏埴摇炉櫜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为四者，数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

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民之无本者贷之圃强。故百事皆举，无留力失时之民。此皆国策之数也。”

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故先王谨于其始，事再其本，民无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然则奸涂不可独遵，货财不安于拘。随之以法，则中内民也，轻重不调，无（米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管子曰：“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十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译文

齐桓公问管仲说：“自从燧人氏以来，那些重大谋略可以讲给我听听吗？”管仲回答说：“燧人氏以来，没有不运用轻重之术来治理天下的。共工氏为王时，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利用自然形势扼守要道控制天下。到了黄帝为王时，小心避开危害，不依赖锐利武器，焚烧山林，开辟沼泽，烧掉水泽，驱逐禽兽，充实土地以利于人民，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到了尧舜为王时，用以教化天下的方法是：北方使用禺氏的玉石，南方重视江汉的珍珠，战胜禽兽的危害，让大夫跟随他们。”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下令：‘诸侯之子将要归顺献礼的，都要用两张虎皮，卿大夫用豹皮装饰，列大夫用豹皮帷幔。’大夫分散他们的封邑粮食和财物来购买虎豹皮，所以山林中的人猎杀猛兽如同对待亲戚的仇敌，这样君主在朝廷穿戴礼服，而猛兽在外被制服；大夫已经分散了他们的财物，万民得以受益于流通。这就是尧舜的方法。”

桓公说：“‘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什么叫‘事名二’？”回答说：“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叫‘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回答说：“权、衡、规、矩、准，这就叫‘正名五’。它们在颜色上是青、黄、白、黑、赤；在音律上是宫、商、羽、徵、角；在味道上是酸、辛、咸、苦、甘。这二和五，即使光秃山、枯竭泽，君主也要用这些规律来控制人民。味道是用来控制人民口味的，音律是用来控制人民听觉的，颜色是用来控制人民视觉的。君主失去这二五就会亡国，大夫失去这二五就会失势，人民失去这二五就会破家。这是国家最关键的机密，叫做‘国机’。”

轻重之法规定：“自称能当司马却不能当司马的，杀死他以血涂鼓；自称能治理农田却不能治理的，杀死他以血涂社神；自称能当官却不能当官的，处以劓刑让他当守门人。”所以没有人敢以虚假才能骗取俸禄到君主面前了。因此相互推荐担保为官，即使重重门户巡夜防范也不能避免，也要依法惩治。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什么是‘大准’？”管仲回答说：“大准就是，天下都制约我而我无法自主；这就叫大准。”桓公说：“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起兵攻打我，臣子中能谋划强国确立名位的，割地封赏；臣子中能指挥军队进退成功立名的，割地封赏。这样就是天下都在封赏您的臣子，不是您封赏的。天下已经封赏您的臣子十里封地了，天下每有动乱，就重复封赏您的百姓二十里。您的百姓并不富裕，是邻国使他们富裕。邻国每有动乱，就重复使您的百姓富裕，穷人更加贫穷，富人更加富裕。这是失去平衡的规律。”桓公说：“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起兵攻打我，百姓抛弃农具，外出持戈作战，那么国家就无法耕种。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君主早晨下令晚上就要备齐，百姓抛售财物和粮食如同贱卖，厌烦而离去。商人收购并囤积，这样国家财富的一成就到了商人手中。战争结束，百姓恢复本业，万物恢复原价。商人卖出财物，国家货币的一小部分囤积在商人那里。这样货币升值三成，财物价格涨跌三成，商人在三成差价间交易，国家的财物全在商人手中，而君主没有办法。百姓相互制约，君主无能为力。这就是轻重的大准。”

管仲说：“君主掌握根本，百姓就不能掌握末业；君主掌握源头，百姓就不能掌握末端。在道路上的，在交通要道征税；在粮食上的，在春秋两季控制；在万物上的，设立价格标准流通。所以物价变动就响应调控。所以预先控制道路，百姓就无法通行；君主控制流通，百姓就无法抬高物价。所以控制各地的物价高低，国家没有流动商人，贵贱合理，这就叫‘国衡’；以利益相互牵制，那么财利就归于君主了。”

管仲说：“善于规范商业的官府设立市场，官府设立市场那么市场就井然有序，市场有序那么农田就充实，农田充实那么民间财富就充足，民间财富充足那么君主征税就无穷无尽。现在却不是这样，民间物价高官府也高，高了就不能降低；民间物价低官府也低，低了就不能抬高。天下善于治国的人不是这样，民间物价高官府就降低，民间物价低官府就抬高，这就是用有余补充不足的方法。所以凡是不能调节民众利益的，不可以达到大治。不明察来龙去脉，不可以达到最高境界。调控物价使之相互影响，相当于二十个国家的财力；盐铁相当于二十个国家的财力；锡金相当于二十个国家的财力。这五种官营收益，不向百姓征税。”

桓公问管仲说：“轻重之术如何终结？”管仲回答说：“像四季更替一样循环，没有终结。国家有祸患忧患时，调控五谷价格以调度使用，积累盈余以备赏赐。天下归顺，拥有海内，用以富裕诚信仁义之士，所以百姓崇尚谦让，不做奇异之事，那些运用轻重之术的，诸侯不归顺就出兵作战，诸侯归顺就施行仁义。”

管仲说：“耕种一年够五年吃，粮价上涨五倍。耕种一年够六年吃，粮价上涨六倍。耕种两年够十一年吃。能从富人那里夺取，能给予穷人，才可以治理天下。而且天下之事，处于什么情况就做什么事，像这样天下就可以统一。治理天下，看似不驱使实则驱使，看似不使用实则使用。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说驱使，让百姓不得不被驱使；不说使用，让百姓不得不使用。”

管仲说：“善于治国的人，就像金属与石头相称，重量相等则金属倾斜。所以运用权术则权势强大，施行道义则权势衰弱。现在我国粮价高，天下粮价低，那么诸侯的粮食就会自行流出，如同水源向下流。所以物价高则流入，物价低则流出。有高价流入而低价储存的情况，我采取行动调节，天下就已经归我控制了。物品储藏则价重，发放则价轻，分散则增多。货币升值则百姓拼死求利，货币贬值则决意不使用，所以轻重按规律调节而止。”

“五谷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流通的沟渠；政令是调控的缓急。‘政令比宝物重要，国家比亲戚重要’，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城池被攻破，国家宗庙无人祭祀，没有活着的大臣。父母去世后，没有为之赴死的儿子。这就是国家比亲戚重要的原因。所以有城池无人守卫，叫做守卫空旷；有人而无兵器无粮食，叫做与灾祸同居。”

桓公问管仲说：“我听说海内有七种玉币策略，可以讲给我听听吗？”管仲回答说：“阴山的礝碈，是一种策略；燕国紫山的白银，是一种策略；发国、朝鲜的花纹兽皮，是一种策略；汝水、汉水右岸的黄金，是一种策略；江阳的珍珠，是一种策略；秦地明山的曾青，是一种策略；禺氏边山的玉石，是一种策略。这就叫做以少变多，以狭小变广阔。天下的方法全在于轻重之术了。”

桓公问管仲说：“阴山的马可配备千辆战车，马的平价是一万钱，黄金的平价也是一万钱。我有储藏黄金千斤，对此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君主请让正规纳税者都用货币兑换黄金，我使价值达到四万，这样一就变成四了。我并非凭空创造黄金，现在黄金价值一变为四，是策略使然。珍珠产于赤野的边缘，黄金产于汝水汉水右岸，玉石产于禺氏边山。这些地方距离周朝都城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到达艰险。所以先王衡量其价值而使用，珠玉作为上等货币，黄金作为中等货币，刀布作为下等货币。先王调节中等货币的价值，以利于上下货币的使用。”

百乘之国，在国都设立市场，东西南北方圆五十里。一天决策计划，两天准备货物，三天出境，五天返回。百乘之国调控物价，不超过五天。百乘之国相当于耕地一万顷，一万户家庭，十万人口，可分配人力一万人，轻车百乘，马四百匹。千乘之国，在国都设立市场，东西南北方圆一百五十余里。两天决策计划，三天准备货物，五天出境，十天返回。千乘之国调控物价，不超过一旬。千乘之国相当于耕地十万顷，十万户家庭，一百万人口，可分配人力十万人，轻车千乘，马四千匹。万乘之国，在国都设立市场，东西南北方圆五百里。三天决策计划，五天准备货物，十天出境，二十天返回。万乘之国调控物价，不超过二旬。万乘之国相当于耕地百万顷，百万户家庭，一千万人口，可分配人力一百万人，轻车万乘，马四万匹。

管仲说：“单身男子为鳏夫，单身妇女为寡妇，老年无子女者为独老。君主察知如果有子弟服兵役劳役而死的，父母成为独老，官府必须安葬他们：衣被三套，棺木厚三寸，乡官主持，葬在公共墓地。如果独子无弟兄，官府必须赐予相当于一匹马的土地。所以父母牺牲儿子为国家所用，不觉得痛苦。君主年终巡视乡里，那些劳力相同而房屋整洁的，是良民，是努力劳作的人，赐予两束干肉、一石酒；劳力充足却游荡不劳作的，老人责备，壮年发配边疆戍守：百姓中没有产业的贷款给他们开垦园圃。所以所有事务都办好，没有浪费劳力耽误农时的百姓。这都是国家策略的方法。”

上等农民拥有五口人之粮，中等农民四口人之粮，下等农民三口人之粮。上等妇女供五人之衣，中等妇女供四人之衣，下等妇女供三人之衣。农民有固定职业，妇女有固定工作。一个农民不耕种，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纺织，就有人因此受冻。饥寒冻饿，必然起源于农业生产。所以先王谨慎对待起始，收入是成本的两倍，无法生活者就卖掉子女。三倍于成本，勉强够吃。四倍于成本，乡里供给充足。五倍于成本，远近流通，然后死后能安葬。收入不能再是成本的两倍，而上面的征敛无止境，那么邪路不能独自遵循，财物不能安心被约束。用法律惩治，那么国内民生凋敝，轻重不调，无粮之民无法管理，卖子女者无法使唤，君主失去人民，父亲失去儿子，这是亡国的方法。

管仲说：“神农氏的方法说：‘一种谷物歉收，减少一种谷物供应，粮价上涨十倍。两种谷物歉收，减少两种谷物供应，粮价再上涨十倍。’平衡粮食品种，没有粮食的人给予陈粮，没有种子的人借贷新种，所以没有十倍暴利，没有借高利贷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