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

原文

【背景介绍】
这两个电报是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且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写第一个电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第二个电报里,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这两个电报是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且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写第一个电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第二个电报里,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为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两篇评论,即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这种决不被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的果断的立场,就使解放区和解放军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并且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一 八月十三日的电报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注解】
〔1〕 见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注〔1〕。
,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二 八月十六日的电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注解】
〔2〕 见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注〔2〕。
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二亿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注解】
〔3〕 热河、察哈尔,见本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注〔11〕。绥远,原来也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注解】
〔4〕 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指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
,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亿六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虽受尽了敌伪和你的军队两方面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他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你和你的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纷争,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都被你和你的政府所拒绝。凡此一切,我们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和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并且于八月十一日下了一个非常无理的命令给我,又命令你的军队以收缴敌人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凡此种种,使得我们不得不向你和你的政府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注解】
〔5〕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四国请降。十一日,四国政府复文规定,“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必须“停止积极活动,缴出武器”。
,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我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给中国解放区军队,叫他们努力进击敌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八月十五日,我已下令给敌军统帅冈村宁次,叫他率部投降【注解】
〔6〕 冈村宁次当时是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朱德总司令给冈村宁次的命令如下:“(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但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干涉其他区域。我的这些命令,我认为是非常合理、非常符合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五、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此外,我在八月十三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你,回答你在八月十一日给我的命令,谅你已经收到了。我这里重复声言,你那个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不但在八月十一日,就是在今天(八月十六日),日本政府还只在口头上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投降协定尚未签字,投降事实尚未发生。我的这个意见,和英美苏各同盟国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给我的那一天(八月十一日),缅甸前线英军当局宣布:“对日战争仍在进行中。”美军统帅尼米兹【注解】
〔7〕 尼米兹(一八八五——一九六六),美国海军上将。当时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兼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宣布:“不仅战争状态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毁灭结果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苏联远东红军宣布:“敌人必须粉碎,不要留情。”八月十五日,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作了下列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日本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上述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由此看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

启示

1.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斗争策略:
原则问题寸步不让: 针对蒋介石"驻防待命"的错误命令,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捍卫民族利益和抗日武装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在核心利益上绝不妥协的原则性。
策略上有理有据: 以同盟国共同立场、波茨坦公告为依据,结合战场实际情况驳斥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既揭露其内战阴谋,又争取舆论和道义主动。

2. 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权的战略思维:
立足实际掌握话语权: 基于解放区军民八年抗战收复大片国土、抗击绝大部分日伪军的事实,提出合理的受降要求,彰显了"打出来的权利"的历史逻辑。
预判局势主动布局: 提前识破蒋介石借受降之名行内战之实的阴谋,通过公开电报形式向全国揭露其真面目,争取民心和政治主动。

3. 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导向: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诉求: 电报中代表二亿六千万解放区人民发声,提出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追求民主的共同愿望。
维护民族整体利益: 始终以抗日大局和民族利益为重,反对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纵容侵略者的行为,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核心立场。

4. 运用统一战线思想凝聚力量:
争取国际国内舆论支持: 援引苏美英等同盟国的立场,揭露蒋介石命令的错误性,形成国际国内相结合的舆论攻势。
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区分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将士、区分汉奸卖国贼与爱国同胞,最大限度孤立内战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5.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
有理: 以事实为依据,以国际法和同盟国决议为准则,使提出的六项主张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有利: 始终占据道德和政治制高点,既揭露敌人阴谋,又展现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
有节: 在坚决反对错误命令的同时,仍保持对话渠道,要求蒋介石"早日回答",为和平解决争端保留空间。

总结: 这两封电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关键时刻的重要政治文献,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智慧和斗争艺术。其核心启示在于: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始终站在人民和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权,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既揭露敌人阴谋,又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这些斗争智慧对于新时代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启示


1. 以正式公文进行公开博弈:将内部争执升格为原则宣示 这两封电报以军队统帅间正式公文的形式,公开反驳蒋介石的错误命令,将战术层面的争执提升到战略原则和政治路线的高度。这启示我们,在处理重大争议时的沟通策略:
选择高规格的“正式渠道”表明严肃立场: 当面对不公指控或错误指令时,采用正式、公开且对等的文书形式(如公开信、法律声明、白皮书)进行回应,本身就表明将此事件视为重大原则问题,而非一般摩擦。这能有效提升事件的能见度和严肃性。
“公开电报”的双重功能:答辩与公告: 电报既是发给蒋介石的答辩,更是向全国、全党、全军的政治公告。在现代,重要的战略声明或对不实指控的驳斥,也应考虑采用同时面向特定对象和公众的“公开信”形式,以达到澄清事实、宣示立场、争取舆论的多重目的。
在“服从”与“抗争”之间划清界限: 电报在形式上保持了对“委员长”的礼节,但在内容上对错误命令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据理力争。这体现了原则性与策略性的统一:尊重组织或合作的形式,但坚决捍卫根本利益和正确原则。

2. 逻辑与事实构建的“反命令”论证体系 电报的核心是以严密的逻辑和确凿的事实,论证蒋介石命令的非法性与荒谬性,并申明己方行动的正当性。这为驳斥不公指令提供了经典的论证框架:
援引高级别共识(“共同抗日”)作为最高判准: 电报开篇即指出命令“与中华民族的利益矛盾”,直指国共合作抗日的根本共识。在商业或组织争议中,也应首先回到双方签署的协议、共同认可的战略目标或行业基本准则,以此作为评判是非的终极标准。
用“归谬法”揭露命令的内在矛盾与危害: 电报指出,按蒋的命令,只能让日伪军继续屠杀中国人民。这是典型的归谬法——顺着对方的逻辑推导出荒谬且有害的结论。在现代争论中,此法能有效揭示对方立场在逻辑或道义上的破产。
以己方行动的“正当目的”和“积极成果”进行对比论证: 电报详细陈述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成果和对国家的贡献,与蒋介石命令的消极后果形成鲜明对比。当被指责时,最有力的辩护是展示自己实实在在创造的价值和积极的行动记录。

3. 从“战术申辩”到“战略倡议”的格局提升 第二封电报(8月15日)在继续驳斥的同时,提出了关于受降问题的积极、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出牌的转变:
提出“替代方案”,展现建设性姿态: 在指出对方方案错误的同时,提出一套更合理、更可行、更符合共同利益的“替代方案”。这不仅能破解对方的攻击,更能将讨论引向“如何解决问题”的务实层面,争取中间派的支持。
将己方立场包装为“维护大局”和“实现共赢”: 电报提出的受降办法,旨在“保证战争胜利果实归于人民”。在商业谈判或政策争论中,也应善于将己方诉求与行业健康发展、用户利益保障、长期合作共赢等“大局”挂钩,从而提升立场的正当性。
设定“合作”前提,掌握关系主动权: 电报表示“我站在中国及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上,坚决地要求你……”,这实际上为未来可能的互动(哪怕是斗争中的互动)设定了前提和框架。在复杂关系中,主动设定互动的原则和前提,是掌握主导权的重要方式。

4. 电文风格的“刚柔并济”:坚定的原则与克制的修辞 电报全文措辞严谨、逻辑严密,于坚定中不失礼节,于反驳中留有分寸。这体现了极高水平的政治文本写作艺术:
“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动人”的基调: 全文以事实和逻辑为主线,情感克制,避免情绪化语言。这使电报显得更加庄重、可信,经得起推敲和传播。在正式的商业或法律文书中,也应追求这种冷静、理性的风格。
使用“我们”与“先生”的称谓,保持形式尊重: 称谓体现了既斗争又联合的复杂关系。在不得不进行对抗性沟通时,保持对对方职位或个人的基本形式尊重,可以避免将“原则之争”降格为“个人恩怨”,为后续可能的关系转圜留有余地。
在具体辩驳中蕴含宏观的战略信息传递: 电报不仅是回应具体命令,更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递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战路线”、“坚决保卫胜利果实”的战略决心。重要的对外沟通,也应承载对内统一思想、对外宣示战略的功能。

5. “电报”作为历史证据与政治遗产 这两封电报作为历史文献,永久记录了共产党在历史关头的正确立场与蒋介石的错误行为。这启示我们重视关键沟通的“历史记录”价值:
关键决策与争议必须留下“书面痕迹”: 在重大分歧或战略博弈中,重要的立场声明、反驳或提议,必须以正式的、可追溯的书面形式记录并公开。这不仅是即时斗争的需要,更是为了留下历史证据,防止事后被篡改叙事。
将“一次沟通”纳入“长期叙事”框架: 这两封电报是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长期叙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企业的重大公开声明或回应,也应与自身长期坚持的品牌价值观和战略叙事保持一致,使其成为品牌故事中有机的一环。
用“历史文件”教育后来者与塑造集体记忆: 这样的文献会成为组织(政党、企业)内部宝贵的历史教材,用于教育后代成员在类似情况下应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坚持原则。它是塑造组织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

总结: 这两封在历史关键时刻发出的电报,是 “公文斗争”、“逻辑辩论”与“战略沟通”的杰出典范。其现代启示在于: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正式的公文渠道,将一次具体的战术争执,升华为一场关于原则、路线和利益分配的战略性公开辩论;如何用无可辩驳的逻辑和事实构建铜墙铁壁般的论证;如何在驳斥的同时提出建设性方案,掌握主动权;以及如何通过严谨克制的文本,传递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它告诉我们,高水平的斗争不仅是实力的比拼,更是智慧、逻辑和话语艺术的较量。在关键时刻,一份有力的、公开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式文书,其力量胜过千军万马。

上一章 返回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