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

【一】

宋朝兴起后，统一了天下，百姓得以安宁，政治得以治理，文化教育得以振兴，从这些方面更能看出天命的所在。上天难测，不只是因为人无法依赖不变的天道——因为天道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天命不易，不只是因为人难以承受——而是因为上天顺应时势变化，精心调节、曲折成就来制定命运，人无法替代天的作用，只是天特别勤勉地佑助人而已。

帝王承受天命，上等的靠德行，商朝、周朝就是这样；次等的靠功业，汉朝、唐朝就是这样。《诗经》说：“上天观察四方，寻求能安定百姓的人。”德行足以安定万邦，功业足以平定大乱，都是能安定百姓的人。上天找到能安定百姓的君主就把天命交给他，交给他后百姓得以安定，上天的事就完成了。至于宋朝，并不是上天观察人间、看到可以授命的人就授予的。为什么？赵氏出身军伍，两代都是副将，在乱世中随波逐流，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何况能用恩泽连接百姓、赢得他们的仰慕呢！他侍奉柴氏时，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没有立过任何战功；滁关的胜利，对大局安危无足轻重，朝廷给他节度使的官职已经超过了本分。他的德行积累如此之少，功业成就又如此之微，不用说比不上汉、唐平定天下的赫赫功业，即使与曹操扫平黄巾、诛杀董卓、救献帝于危难、削平袁绍袁术兄弟，刘裕俘虏姚泓、斩杀慕容超、诛灭桓玄、逼死卢循平定江南相比，也差得远。他不过是趁着一群疯狂的乱兵扶持而起，轻易得到了帝位，最终能保住江山并发展壮大，让天下都蒙受安定。唉！上天之所以曲折地保佑百姓，在没有可以托付的人当中，在受命之后行使权变，天自有其难测之道，不是人能预先料到的，而天命降于宋也真是辛苦啊！

商、周的德行，汉、唐的功业，使他们适合做天下君主，这些都是在他们拥有天下之前就具备的，因此上天把天命交给他们，上天保佑他们也轻松。宋朝没有积累的仁德，没有平定乱世的功绩，但考察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确实适合做天下君主；而他们所有施恩于民、平息祸乱的措施，都是在拥有天下之后才做的。这说明宋朝君临天下，都是上天日夜在宋太祖心中启发引导的结果。所以说：天命是不容易的。

不动刀兵就平定了三方，不滥用刑罚就让悍将服从，没有甘盘那样的旧学之臣而文教振兴，在劫杀成风的背景下却能施行宽仁。这些难道是一个刚掌握兵权、毫无长处的都点检所能做到的？开启他、引导他、鼓舞他、激励他，让他的耳目心思如拨开云雾见到青天，这是谁做的呢？不是上天殷勤地在无形中启发、天天督促他，怎么能做到这样！保佑他的是天，承受天佑的是人。从天的保佑可以看出天意，从人的承受可以知道天德。

宋太祖接受了非同寻常的天命，最终统一天下、奠定大业，延续百年，世人称颂为盛世，这是为什么？只因为他有“惧”心。惧，是一种忧惧不安、无法自已的心情，突然涌起，警醒不灭，这是上天神秘的力量在幽微处的震动，无法言喻却难以消除。

然而，人能不忘这种心的，大概只有最圣明的人吧！得到天下顺利，坐天下安稳，却不忘忧惧，这是乾卦龙象的警惕；商汤、周文王就是这样在得上天保佑、众人相助之时，始终心怀忧惧。次一等的人，得到顺利、坐得安稳，别人乐于推戴自己也不怀疑，反省自身也自信没有亏欠，于是就安然忘掉了忧惧，这种心就不在他们心中产生了。而宋太祖幸好不是这种人。论亲缘，他不是李嗣源那样的养子，也不是石敬瑭那样的爱婿；论地位，他不像石、刘、郭氏那样掌握兵权、占据要地、统领重兵；论权柄，他不像郭氏篡位、柴氏继位那样，内有赞画之功，外有防御之劳，也不像嗣源、敬瑭、知远、威那样一起起兵帮助夺取皇位。推举拥戴他的，是不相统属的同僚；统治驾驭的，是从不认识的百姓；一起治理国家的，是朝秦暮楚的宰辅；想要削平的，是威望压不过的敌国。一旦岌岌可危地站在他们上面，就有难以维持一天的态势。权柄不重，所以不敢用武力威慑远人；威望不高，所以不敢用诛杀对待功臣旧将；学问不深，所以不敢凭智慧轻视儒生；恩泽不广，所以不敢用严法督促官吏百姓。因惧而生慎，因慎而生俭，因俭而生慈，因慈而生和，因和而生文教。从唐光启年以来，百年间的嚣张、欺凌、争斗之气，逐渐衰退，无形中消融了。真是伟大啊！上天用可惧之事警惧宋朝，日夜迫使他不安的心情，正如《易经》所说：“震惊百里，不丧失祭祀用的美酒。”这就是帝业兴起、天创生万物的道理啊。既然这样，那么宋朝受命之后，上天就像启发童蒙、促使种子破壳一样，萦绕在宋太祖心中让他自己不敢安宁，上天哪里是容易的呢！

虽然如此，宋太祖也有足以承担的地方：没有显赫的功业却能不自暴自弃，没有积累的仁德却能不自甘堕落。所以承受天佑，战战兢兢，保持心志而不自满。当世没有商、周、汉、唐那样的君主，上天就可以郑重地施行其爱民之德而眷顾他，他适合做天下君主，也是必然的了。

【二】

韩通算得上周朝的忠臣吗？我不敢肯定。袁绍、曹操讨伐董卓，刘裕诛杀桓玄，如果他们不胜而死，没有人不承认他们是忠臣。我担心那些称韩通为忠臣的人，也就是这种逻辑罢了。假如韩通跃马而起，闭关自守，禁军归附，京城百姓同心协力，宋太祖成了曹爽，韩通成了司马懿，那些高呼万岁的人一个早上就瓦解了，于是众望所归，幼君托命，权柄在手，无人能争，那些贪图依附的人早已对幼主绝望，黄袍突然加身，想推都推不掉，韩通在此时，能像周公那样诛杀管叔、蔡叔后归心农事，始终不渝地匡扶周朝社稷吗？如果说他是忠臣，我实在不敢信。

那么韩通用死来抵抗宋太祖，是怀着争夺天下的野心吗？也不敢随便这样说。为什么？宋太祖起兵，并没有移山填海的势头，也不是长期酝酿不可逆转。韩通和他分掌禁军，彼此相安无事、互不猜忌。所以事变突然发生时，韩通振臂一呼却没有人响应。不像刘裕和刘毅、萧道成和沈攸之那样，彼此对等，盯着皇位争先抢夺，各有部众，等待一决高下。没有那种势力就没有那种野心，没有那种野心就不会料到最终的结局，怎么能随便诬蔑说：韩通心怀取代周朝的打算而忌惮宋太祖呢？

韩通拼死相争，也只是人之常情，只不过不能对胆小随波逐流的人说罢了。跟人共事却突然背叛，跟人平起平坐却忽然凌驾于自己之上，怀着不寻常的心情却不相告，处在不相上下的局面却忽然视自己如无物；有心人不能不愤慨，有志气的人不能不气愤。死是一样的，又怎么能早上还平起平坐、晚上就俯首称臣，抛弃孤弱的幼主去投靠强者呢！所以说：拼死相争，也只是人之常情，不必去预料他最终会怎样。

唉！在长期混乱的时代，君主不是上天授予的，国家没有永存的根基，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忠，忠岂是容易谈的？人能够做到不朝三暮四，就已经不错了。冯道、赵凤、范质、陶谷这些人，起初是被驱使的，不久就并肩了；接着并肩的，不久就低头了；最后低头的，就磕头称臣，奔走侍奉，洋洋自得；不知他们面对过去和现在的自己，怎么对得起自己！像韩通这样的人，还有一点活人的气概，说他有一点恒心可以，如果马上称他为周朝的忠臣，也太轻率了！

【三】

宋太祖刻了石碑，锁在殿中，让继位的君主即位后进去跪读。碑上戒条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增加农田赋税。唉！就这三条，不说他是盛德都不行。盛德，是要求自己而已。放弃要求自己而要求别人，名义越正、道理越伸张、法令越繁，刑罚就越兴起；像那样做的，不说他德行凉薄都不行。为民兴利，为民除害，拿所谓的善督促百姓去做，拿所谓的恶禁止百姓去做，这都是要求别人；这是驳杂儒者所追求的，是申不害、韩非的破扫帚。

善于治理的人，自己厚道，百姓自然受到劝勉，谗言奸顽无处施展；自己节俭，百姓自然富足，贪腐之人不敢乱来。用忠厚对待前代的子孙，用宽大培养士人的正气，用节制维持百姓的生计，这不是要求别人。捐弃猜疑嫉妒的私心，忍住愤怒的情绪，收敛奢侈吝啬的欲望，这都是要求自己的心、要求自己的身。别人有利或有害，为善或为不善，听其自然，不去争执，治德在自己心中蕴积，不求盛大却在无形中积累，所以说不是盛德都不行。

要求自己，方法总是简略；要求别人，方法总是繁琐。繁琐，是政治混乱、刑罚严密的原因，后世儒者总拿这个当治国之术，不也可悲吗！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治。”政刑烦乱，百姓的羞耻心就荡然无存，所以说不是凉薄之德都不行。

文王治理岐山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都是严格责备自己而宽松对待官吏百姓。五方面之外，有利的事，不急于兴办；有害的事，不急于去除；有善事，不急于督促人去做；有不善的事，不急于禁止人去做。所以文王的仁德，像天覆盖大地，而不担忧万物的违逆。治国、乱国、平国，是三种时势。山地、平原、水乡，是三种地域。良民、顽民、庸民，是三种人才。三三得九，等级有差；对利、害、善、不善的认定，也各有不同；即使精于算数的人也数不清。做君主的非要穷究这些，自己就先丧失了德行。说起来娓娓动听，都是道理；做起来忙忙碌碌，都是法度；把这当作王政，而风俗败坏、官吏贪污、百姓死亡越来越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求别人罢了。

宋朝有三条要求自己的做法，超越了汉、唐，接近于商、周，传世百年，历经五个皇帝天下安定，这是太祖的心做到的。到了庆历年间，议论开始兴起；到了熙宁年间，法度开始严密；放弃要求自己而要求别人，太祖的德意就逐渐泯灭了。得失的关键、治乱的枢纽、百姓生死的关头、风俗淳厚或浅薄的根源，其实极其简单。懂得简单，就可以做天下之王。那些驳杂的儒者，沉溺于申、韩之术，哪里懂得这些！

【四】

自从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言告诫子孙，整个宋朝，文臣没有被杀头的。张邦昌公然篡位，也不过是自裁；蔡京、贾谊道危害国家，都在贬所保全了脑袋。古语说：“周朝的士人尊贵”，是士人自己尊贵。宋朝初兴，哪里有自己尊贵的士人让太祖不得不爱惜保护呢？

考察从唐僖宗、唐懿宗以后到宋初，人士中以名节道义自守的，只有张道古、孟昭图而已；辞官归隐、爱惜自身的，只有韩偓、司空图而已；隐居不出、终老山林的，只有郑遨、陈抟而已。至于那些最卑鄙无耻的，背弃公义、结党营私、出卖国家的，则有崔胤、张浚、李磎、张文蔚带头，而冯道、赵凤、李昊、陶谷之流，把改朝换代、变脸易主当作理所当然，形成风气。其他如和凝、冯延巳、韩熙载之类，沉溺于歌舞戏谑，虽然没有大恶，也本该像对待禽鱼一样畜养玩弄，不值得痛惜。士人的卑贱，到了极点。既然如此，趁其卑贱而轻视他们，也未尝不合适。憎恶他们的卑贱而激励他们尊贵，必须有所惩戒才能知道改过，这也是统治天下的权宜之计。然而太祖在这方面，用意很深啊。

从前周朝衰微，处士们随意议论，胁迫诸侯，谋取名利，六国因此灭亡。秦朝厌恶他们喧嚣，就坑杀儒生、用吏治压制他们。汉朝末年，士人互相标榜，猛攻异己，跟君主争权，汉朝因此衰亡。曹操厌恶他们竞争，就任用崔琰、毛玠督促吏治来压制。然而秦朝因此招致天下怨恨，二世而亡。曹操死后，司马氏抵挡不住众人的情绪，一味宽松放纵，而裴楷、王衍之流，倡导放诞，彻底反曹操之道而行，中原因此沦陷。由此看来，趁其卑贱而轻视他们、惩罚他们不尊贵而纠正他们，没有人能成功的。刺激太厉害，怨结就深；压制不太厉害，则暂时潜伏最终还会起来。所以古代的帝王只听说培养士人，没听说整治士人。聪明才干的聚集，会外溢而成邪僻，扶助引导让他们兴起，他们就会兴起。怎么能舍弃这些而去求那些粗鲁凶悍的蠢人，跟他们共治天下呢！

《诗经》说：“鸢鸟飞上天空，鱼儿跃入深渊”；“周文王长寿，致力培养新人”。飞翔的，不担心它攻击；跳跃的，不担心它逃入深壑。在天空深渊中浸润，期待百年的效果，难道是周朝士人自己能尊贵吗？是文王使他们尊贵的。老子说：“百姓不怕死，怎么用死来威吓他们？”这是接近道的话。百姓不怕死，但自有怕的东西。大家共同生长于天地间，偏偏有人败坏自己连累君主顾惜，即使再冥顽，能内心不愧疚吗？何况已经是士人，聪明才干不逊于人，诗书之气，耳濡目染，怎么能一下子把他们当成泥土一样抛弃呢！

宋太祖，也不过是个武人中的豪杰。他身边的辅佐者，没有伊尹、傅说那样的志向学问，他却没有因为士风淫邪而生傲慢之心，几乎像天空容纳翱翔的鸢鸟，深渊容纳游鱼一样了。这难道不是上天开启他的聪慧、让他与道相合吗！所以宋朝士大夫高于汉、唐的，不止一倍两倍，确实是有原因的。因他们好而待他们好，因他们不好而待他们不好，连治家都不够，何况治天下？黄河在东边决口，硬要堵到西边去，没有能成功的。用吏治和名法去约束天下士人，来满足个人一时的痛快，哪里能测度有德者深厚的胸怀呢！

【五】

俗话说：“得到士人就会昌盛。”所谓“得到”，不是君主一定要把士人当作自己的私有。下面得到士人并贡献给上面，固然是君主的得到；下面得到士人并自己使用来报效国家，也是君主的得到。所以君主的弊病，没有比跟臣下争抢士人更大的了。跟臣下争士，臣下也跟君主争士；臣下争士，士人也跟士人争同类；天下的心就离散而收不拢了。《尚书》说：“商纣有亿万人，却离心离德。”不只是跟纣王离心，人们互相离心，纣王就成了独夫。君主之下，有大臣，有师儒，有长吏，都是士人用来成就自己的。君主的职责，选拔大臣使大臣忠诚，选择师儒使师儒端正，选用长吏使长吏贤明。那么天下的士人，在野的以长吏为依靠，入学的以师儒为依靠，在朝的以大臣为依靠。如网在纲，一起为国效力。不背叛大臣，国是就定了；不背叛师儒，学术就明了；不背叛长吏，品行就修了。带领左右来安享天子，大家一起安享。把天下贤智的心合为一个轨道，天子对士就无所不得。“得士者昌”，说的就是这。

大臣不以推荐士人为德，士人就有了第一次失落；师儒不以教导士人为恩，士人就有了第二次失落；长吏不以举荐士人为荣，士人就没有不失落的了。于是人们说：“在公门拜官，在私室受恩，是不合法的。”下面散漫不相亲，上面专私自不能广，亿万人却有亿万条心，心离则德离，很少不亡的。所以君主的弊病，没有比跟下面争士更严重的了。

自唐朝以来，进士都成为主考官的门生，终身视为恩人；这并非从唐朝开始，汉朝的孝廉，对所举荐的公卿州将，活着不敢与之平起平坐，死了服丧三年，也是人之常情。用名法来约束人的人，说他们眼里没有君主。君主听了，愤愤不平，说：他们得到了士人，我却失去了。于是猜忌刻毒的邪说，师法申、韩来束缚士大夫，解散士心，让他们互相猜忌，走向邪路，空谈游说，来要挟君主。那些心怀奸诈、擅自专权的人，自夸孤立，动摇国是。大臣不自信，师儒不相亲，长吏不能安抚。于是纲断纽绝，独夫的态势就形成了。所以说：“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君上的信任。”朋友都不信任，君主又怎么能得到呢！年少凌驾年长，卑贱妨碍尊贵，疏远离间亲近，不肖者诋毁贤者，都说：“我只知道有天子。”他们真知道天子吗？只知道爵禄罢了。

士人怀念知己，不只是为了名利；言论可以伸张，志向可以成就，意气因同类而相投，事业因切磋而相益。《易经》说：“拔茅草连根带起，因为它们是同类。”不是同类而拔，独茎的草，是不能建大厦的。大臣是心腹，师儒是耳目，长吏是臂指。用心去应耳目的聪明，用耳目去应臂指的动作，合为一个人的身体，各种功能就都具备了。互相分离的，是不仁。不仁的人会瘫痪而死，君臣争抢士人据为己有，那怎么行！

宋太祖想得到士人已经太迫切了，于是让落第举人击鼓喊冤，把进士召到殿廷考试，不许称门生于私门。幸亏整个宋朝没有再这么做。如果守住这做法，就跟暴秦一样了。苛刻的明察，狭隘的忿怒，小恩小惠，拿来安抚万方、培养众士，岂有幸理！岂有幸理！

【六】

宋太祖多次微服出行，有人劝他防备万一，他说：“有天命的人，由别人随便去做。”这是英雄欺人，说大话罢了。他微服出行，是因为自己是侥幸得到的，怕别人也效仿，想观察民情以便预先防范，这是私利的狭隘心胸、猜防的小聪明，正是宋德衰微的原因。野史记载他坐车出去，忽然有流矢射中车板，太祖见了，大声说：“射死我，也轮不到你。”那支箭其实就是他派人射的。那么他微服出行时，左右的秘密护卫一定很周全了。劝谏的人说“万一不测”，只是被他笑话罢了。

君主好微服出行有三种原因，这是其中一种。最下等的，是狂荡嬉游，像刘子业那些人。次一等的，是把苛察当作能干，或者声称关心国民，来侦察官箴的污洁、民生的苦乐、国事的废举。像这样做的，越是急于求治，越显得近道，越是自信；结果小的导致混乱，大的导致亡国。到乱和亡都不后悔自己的过失，也太愚蠢了！为什么？两脚所到、两眼所见、两耳所闻，这点小聪明，跟天下比敏捷，没有能赢的。

况且君主微服出行，自以为隐秘，难道真能隐秘吗？脚还没出宫门，消息已经泄露给近幸；身影刚到街上，已传遍小巷；这边窥伺对方有限，那边窥伺这边无形。于是怀私心、挟奸佞的人，假装朴素，故作憨直，排斥正人却互相称许，勾结奸邪却互相夸奖，当面受骗，背后被笑，激怒主上、猎取恩宠，国是无法再问了。就算能免掉这些，一件事做对了，也不足以掩盖小人；一个行为有瑕疵，也不足以贬低君子；一个人的恩怨，不足以判定仁暴；一个地方的利害，不足以概括天下。而从百姓那里偶然听到的，没有根据也不加询问，过分赞美或过分诋毁，就相信是无心之词，自夸能洞察隐微，来决定升降、衡量兴革、动用刑赏、权衡取舍，而群臣没人敢争辩。这尤其不需要奸人用诡计来要挟，就坐受其害。小的导致乱，大的导致亡，自古如此，而自以为是的人不察觉，真可悲啊！

想要成就天下事务，必须详究道理；想通晓天下志向，必须通达人情。然而君主使用聪明，自有其方法。要寻求贤才，冢宰公正，隐士就能被举荐；要察官邪，宪臣廉洁，贪官就被罢黜；要平狱讼，廷尉谨慎，冤案就消除；要处危疑，相臣忠诚，国本就稳固。所以君主用智慧辨别好坏，只需要用三几个人，天下就都服其光明普照。从朝廷到藩牧，从藩牧到郡邑，从郡邑到乡保。听取乡保情况的，是县令；听取县令治绩的，是郡守；听取郡守政事的，是藩牧。由此上达廷臣，来全面了解天下。舍弃小利，警惕大害，疏通困穷，消除壅塞。于是匹夫匹妇私下说的话，天子垂着旒纩就能照察无遗。天下的脚都是我的脚，天下的眼都是我的眼，天下的耳都是我的耳。能欺骗一个人的独知，却不能掩盖众人的明察，明主的办法，就是如此而已。愚民一时的情绪言辞，不值得听。何况是奸人钻空子售奸呢！

古代的圣王，询问樵夫、请教工匠、设立谏鼓，是为了让自己能改正过错，不是为了监察别人。微服出行恰恰相反，察得越密，听得越惑，自取败亡而不醒悟。所以说真可悲！所以微服出行有三种情况，都是君主之道所厌恶的。像宋太祖，即使不微服出行，难道就会有人不断夺走他从别人那里夺来的天下吗？也都是一样的愚蠢罢了。

【七】

刘禅、孙皓在晋朝得到宽容，不是晋朝厚道，实在是他们自己有这样的结果。刘备是汉室后裔，保卫蜀土，供奉宗庙，任用贤才图谋治理，百姓安宁，这是值得推崇的。孙坚奋身于郡将，讨伐董卓，收复洛阳，父子三代，退保吴楚，百姓不受兵祸百余年。天所保佑、人所怀念，司马氏不能违背天意人心而灭绝他们的香火，因为有不可灭绝的理由在。刘禅虽然昏庸，孙皓虽然残暴，但不是首先兴兵作乱、扰乱天纪的人；降为臣仆，足以抵偿其过失，哪里用得着消灭他们呢？

李煜、孟昶、刘鋹作为亡国之君而能享有封国，受到宾客之礼，这不是他们应得的，是宋朝厚道。考察他们的祖先，没有积累的功业，没有巩固的防守，在草莽间苟且称王，不足以抵挡中原的威力很久了。他们降为奴仆，也无可遗憾。而优厚的礼遇加在他们身上，所以说：宋朝厚道。

虽然如此，责备蜀、粤、江南的僭越抗衡，不早早奉中原正朔，而用俘虏之刑对待他们，又不行。臣服，必定有要臣服的对象；归命，必定有要归命的对象；有君才有臣，就像有父才有子。唐亡以来，天下没有君主很久了。朱温是贼，李存勖、石敬瑭是沙陀部族，刘知远、郭威乘人之危，暂时占据其位，像萤火虫在夜里闪光。割据一方称帝的，不过得到天下十之二三。只是因为汴、洛是唐故宫旧址，乘虚占据，而无识者就据此定为正统。这样一来，想让有实力的英雄豪杰纳土称臣、奉为共主，天会答应、人会顺从吗？所以徐温、孟知祥、刘岩跟朱、李、石、刘是同一级别，而且不是贼、不是夷狄，比他们还强些。那么他们的后代守土不臣，势穷才归降，本是君子所怜悯，不应苛责的。

至于趁乱窃取、走投无路而被俘，应当受到王者诛杀的，那一定是首先作乱劫夺、而没有安定天下志向的人。项羽虽有十罪，诛秦却出于义愤，所以汉高帝封他为鲁公并厚葬，不掩其功。王莽之乱，人心思汉，刘氏纷纷起兵，而隗嚣、公孙述、张步、董宪之类，扰乱天纪，祸害渴望安定的百姓。杨广凶淫，百姓无所适从，而窦建德、萧铣、徐圆朗趁火打劫，掠杀本就困苦的百姓；刘武周、梁师都、薛仁杲依靠戎狄残害中原；王世充受隋宠命，用媚态骗取篡夺。这些人，都是首先在天下制造祸乱，没有平定乱局之意而利于混乱。所以即使有的投降归附，也难免被处死示众，百姓拍手称快。这与蜀、粤、江南，不可同日而语。王者上体天心，下怜民志，掌握公允的标准来行赏罚，等级差别，不容混淆。

徐温辅佐杨行密抵御毕师铎、秦宗权的荼毒，江淮得安。江淮之乱，不是杨、徐开始的。刘岩坐拥百粤，闭关自守，不毒害百姓去跟吴楚争强。孟知祥即使不占据蜀地，石、刘二人惴惴不安地苟且自立，契丹在外逼迫，各镇在内争斗，救死还来不及，根本无力越过剑阁去安抚两川。所以这三方，并没有得罪上天和人民，后代继承遗业，守城抵抗，众溃才降，如果不是生性残忍，怎么能像诛杀窦建德、萧铣那样，违背天理而滥施酷刑呢！

天所怒的是首乱者，人所怨的是强争者。仁有不可施之处，义有不可假借之时，一定要像宋祖那样优待降王，才可称为忠厚。

【八】

靠口才来对付人，是不能让人屈服的。用道理衡量，用形势推测，就拿他反驳我的话来反问他，本来不难让他屈服。那些有口才的人，难道真相信自己的话吗？他们怀着说不出口的隐情，引诱、劫持对方，靠口才之才来助长邪说，于是让人无话可说。只有明主完全懂得得失祸福的根源，用无私来照察情伪的始终，那么不用追问他的辩说就穷尽了。曹翰献上攻取幽州的策略，太祖跟赵普商量。赵普说：“曹翰取了，谁能守？”太祖说：“就让曹翰守。”赵普说：“曹翰死了，谁守？”太祖就无话可说了。这话像春天的冰一样脆，不用凿就破，可为什么太祖被赵普难住了呢？

取与守，难易很明显。劳逸饥饱的态势不同，攻方处在可进可退的位置，人心没有固志，守则是生死之争。能从强敌手中夺过来，还怕守不住吗？利用那里的城垒，使用那里的人民，征收那里的粮草，那么乌合之众就不能在散地跟我们争。何况幽州，背靠西山，带临卢沟，层峦叠嶂向东延伸到海，比起瀛、莫、河朔一带千里旷野、任凭胡骑驰骋的地方，哪个更好？得了幽州，河朔的防守就可以撤了；不得幽州，赵、魏的旷野处处都是边境。能守赵、魏，却不能守幽州吗？担心曹翰死后没人能守幽州，就暂且放下，难道不担心守赵、魏也无人，索性把大河南北都交给契丹吗？曹翰死了不能再得一个曹翰，那就更该赶快取幽州了。问题在于幽州不容易取罢了。既然取了，让曹翰经营防守之事，那么即使不如曹翰的人，依靠他修缮的营堡、储存的粮草、准备的甲兵，自然可以百年屹立如山。从汉代以来，占据燕山抵御北方，难道个个都像曹翰，而矮墙终究不可逾越？又何必担心曹翰不再得呢？

考虑长远的人，也不过是考虑他能知道的事。吕后问汉高帝谁是社稷之臣，问了一两次，高帝说：“这不是你能知道的。”不只是吕后不知道，汉高帝也不知道。能知道的，是平时培养人才，按方略选拔，以诚相待，以礼驾驭，那么即使百年以后的干城之将，也早就可以预见其功勋不差。何必在曹翰身强力壮的时候，就担心后继无人呢？预料以后没有良将，就不去恢复故土；那也预料子孙没有贤人，就早早把中原交给戎狄，以免征战的劳苦吗？

所以赵普的话，口才确实好；拿他的矛攻他的盾，打破它，让他屈服，不用犹豫，像春天的冰立刻融化。然而以太祖的英明，最终被邪说折服，是有原因的。说谁能守，不是怕没人有才能守；说曹翰死后没人能像曹翰，不是说世上没有像曹翰那样的人才。赵普对曹翰有很深的疑虑。而太祖说：“没什么可疑的。”赵普就说：“除了曹翰，谁不可疑？”幽燕是兵马渊薮。天宝以来，范阳首先叛乱，平卢、魏博、成德相继反叛。不吸取教训，把幽州交给跟强敌抗衡的武人，让他们据河朔俯瞰中原，那赵氏的江山就危险了！唉！这个说不出口的隐情，在宫闱中憋屈犹豫，甘于畏缩。不也太可悲了吗！

北方边塞之地，拥兵作乱的确实有。汉朝有卢绾、陈豨、彭宠、卢芳；唐朝从安禄山开始，到刘仁恭父子。但他们都是刚起来就倒下灭亡，使汉唐灭亡的，难道是他们吗？而且他们拥兵自保，北方入侵的祸患反而消除了，即使倔强不驯，也还是替我们看家护院。等到朱温屠杀魏博，李存勖灭刘守光，然后契丹骑兵长驱直入河、汴，无人能挡。驾驭得当，即使有桀骜不驯之徒也不难铲除。即使不然，割据称雄的，也时离时合，自守疆域，成为我们的藩篱。这些都不考虑，小不忍而宁可丢给敌人，给自己留下被欺侮的祸患。四处怀疑，密谋后安于弃地，不能告诉别人说我的忧患在这里，那么口给之言，入耳惊心；赵普说：“曹翰不可信，继曹翰的更可疑”，那就画河自守，鞭子虽长，不及马腹，无忧了。宋君臣隐藏实情、自我困顿，留下六百年的衣冠之祸，就是因此而已。

至于赵普，又不仅如此。以幕僚中的豪杰，享受元勋的宠爱，睥睨将士，高居其上，却无法让众人心服。陈桥起事，是石守信等人干的，赵普没参与；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是曹彬、潘美等人做的，赵普没参与；当时那些推诚效力的功臣，都斜眼看赵普，愤恨他压制自己，赵普本来就与他们势不两立，天天想着排挤他们以求自安。他深深结交君主，让君主倚为社稷之臣，难道是为了安定天下以安赵氏吗？不过是为了压制武臣，让他们不能立不世之功来分夺君主宠幸罢了。所以他接受吴越的金子，而太祖说：“他们认为天下事都取决于书生。”太祖也看透了他的心理，只是猜忌很深，乐于让他们互相牵制罢了。

既然如此，太祖任用赵普也过分了。不仁的人，不可以托付国家。那么他日后陷害君主的子弟以巩固自己的宠禄，又有什么不忍心的呢！如果真的想推崇文治来消除桀骜之气，那么像光武帝进用伏湛、卓茂那样，以敦厚朴实的风气抑制干戈之气，自然足以安定华夏、感化强悍。像伏湛、卓茂这样的人，都是存心忠厚，没有阴险毒辣的小聪明。所以功臣退居，世代忠贞。在宋初，难道没有这样的人，何必非要这个胸藏算计、投身军幕的策士呢？不得已，窦仪、吕余庆还在，也比赵普强多了。阴险邪僻的人，居于心腹之地，一句话就破坏了百代的纲纪。唉！这是可以为天下万世痛哭不止的啊。

【九】

曹翰提出攻取幽州的策略，不必担心守不住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想攻取却不一定能攻克。凭什么这么说呢？用兵打仗，不是仓促上阵就能取胜的，更不是在天下稍安、人心思逸、士气懈怠的情况下能对抗强敌的。宋朝承接五代乱世之后，人们厌倦了战火，枭雄的气概已经衰落了。江南、蜀地、广东的君臣，沉迷文墨，纵情游乐，甚至荒淫暴虐导致人心离散，宋军所到之处，他们望风而降，宋朝因此得以轻松取胜。那些地方并没有誓死抵抗，宋军也没有血战到底，不像项羽、公孙述、窦建德、薛举那样几胜几负才最终攻克。此时天下已收复了八九分，将士们的情志都松懈涣散了。在这种状态下突然与强大的外族较量，起初轻视敌人，中间轻率尝试，最后很可能一次挫败就导致全军精神萎靡、士气丧尽。后来宋太宗大举北伐，结果惊惶溃散、死伤过半就是证明。难道仅凭曹翰一己之力奋勇向前，就能保证迅速攻克坚固的城池吗？

然而，难道就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吗？汉高祖曾受困于白登山，到了汉武帝时，匈奴单于的庭帐被迫迁到大漠以南；唐高祖曾向突厥称臣，到了唐太宗时，单枪匹马就能让突厥可汗退兵。汉唐并非没有偃武修文、让天下休养生息；也并非没有制约功臣，让他们安分守己、不敢觊觎皇位；只是不像赵普那样，战战兢兢地害怕别人立功，从而压制、解散功臣，只为苟且偷安、享受富贵。如果能放宽时间，后来自然会有杰出的人才可供使用，何必担心天下没有英雄豪杰供你驱使呢？勾践不过是一个小国君主，他休养生息、教训军民，最终灭了吴国。只可惜他难以与人共享成功，范蠡离去，文种被杀，最终越国也被楚国所灭。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取决于君主与辅臣是信任还是猜忌，这很清楚，并不全在于天下本身的强弱。

把赵普那种妒贤嫉能的小聪明当作宋朝的家法，君臣上下效仿，一味猜忌。狄青、王德用这样的将领，都像背上长了芒刺一样让君主不安，只恨不得赶紧除掉他们。所以秦桧当宰相，拦马进言的书生就知道岳飞不值得畏惧。那么赵普为相，曹翰的计策不可能成功，也是必然的了。曹翰自认为能攻取幽州，他自己其实也没想明白。

【十】

《礼记》说：“礼要遵循它的源头。”源头，是事物的开端；遵循它，是不敢用后来产生的嗜欲去轻慢鬼神。又说：“礼，以时势为大。”时势，是顺应人情；以它为重，是不忍心在嗜欲已经开启的情况下，反而为鬼神禁止它。所以，原本是用烧熟的黍米，后来有了盛在器皿中的黍米；原本是撕开小猪烤肉，后来有了整块的烤肉；原本是玄酒（清水），后来有了三种酒；原本是淡肉汤，后来有了加佐料的肉汤。不废弃源头，保留质朴，表达恭敬，不顺从纯私情，这就是文饰；不违背时势，运用文饰，表达亲爱，不刻意追求华美，这就是质朴。两者兼顾、互相成全，仁人孝子侍奉鬼神才能做到完美。

祭祀用笾、豆，是周朝的制度；夏商周以前，本来有很多不可考了。不可考的，没法模仿去做，就把古代可考的当作源头。祭祀用笾、豆、铏、俎、敦、彝等器皿，模仿周制备齐这些器物，这就是遵循源头来表达恭敬，并非一定这样做鬼神才会享用。尊重祖先而不敢亵渎，这是文治，但质朴就因此被压抑了。宋太祖想撤掉这些古器，改用当时的器皿，这是过分的。过分了，心里自然不能安宁，一定会感到警惕不安，所以不久又恢复了古制。然而他当初想用当时的器皿，是为了顺应人情、表达奉养之情，也并不完全违背道理。心里觉得歉然不妥，就改用祖先日常使用的器物；心里惊觉不安，就保留古人恭敬陈设的器物。这些都是出于内心，不是靠见闻来仿古，也不是随从流俗。爱不忍忘，敬不敢松；质朴不忍吝啬，文饰不敢废除，所以两者并存。能够明白这两者必须并存，就可以看出仁孝之心是出于天性了。

虽然如此，他还没有深入思考其中的精义。古时天子诸侯侍奉祖先，每年有祫祭，每季有享祭，每月有荐祭。荐祭，是从天子到百姓都行的，只是祭品等级有所不同。祭祀是用文饰彰显恭敬，地位不够尊贵，恭敬就难以充分表达；荐祭是用质朴表达亲爱，只要是亲人，爱都可以充分表达。祭祀必须有代表死者的尸，有尸就有献酒，有献就有回敬，有回敬就有酬答，有酬答就有绎祭，周到完备，极尽文饰而不想互相亵渎。所以设置酒器，陈列玄酒，焚烧牲血和肠脂，献上牲头和整只牲体，备好淡肉汤，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而笾、豆、铏、俎、敦、彝这些器物，都是仿古以重用其文饰，然后对祖先的尊敬就达到极致；尊敬达到极致，恭敬就无不通达。至于荐祭，则不一定这样。荐祭并非不恭敬，而是以亲爱为主；以亲爱为主，就要顺应时势，以利达成人情。古代的荐祭，用的什么器物、献的什么味道，都无从考证。想来应该是随当时之物，不一定拘泥于古吧！器物，用习惯了就安心；味道，尝多了觉得甘美；仁人孝子不忍心断绝，在荐祭时设上这些就可以了。而且，笾、豆、俎、铏也不是远古的器物了；加佐料的肉汤、烤肉，也不是远古的食物了；古今互相斟酌，古不废今，祭祀尚且如此，何况荐祭呢？汉唐以后，所谓的祭祀其实都是荐祭，没有舍弃今物完全从古的。只是不敢完全丢掉遵循源头的心意，在千百中保留十分之一，所以沿用笾豆等古器，用以表达追崇祖先的诚意。而古器与今器杂陈，古味与今味并进，斟酌它们不相冲突的地方，各自按合适的时候交替使用，极尽敬爱之心，一定有恰当之处。太祖没有深入研究这些道理，突然撤掉，又突然恢复，义理不精而典礼不定，这是有过的。然而他改易的心情、恢复的心思，确实是由于内心有所触动而不容抑制。如果有王者兴起，推究这种心情，以求合乎精义，使质朴与文饰都发挥到极致，那就在于人的运用了，不能凭一时偶然的想法随意废立。

【十一】

精简官员以澄清吏治，增加俸禄以要求官员廉洁，宋太祖开宝年间的制度，可说是很好的。虽然如此，其中也有道理可说。俗话说：“为官职挑选合适的人，而不是为人设立官职。”这是考核名实、追求速效的说法，不是用来奖励人才、敦厚风俗、引导天下人走向君子之道的方法。在郡县制天下，有几百个州，一千多个县。任期长的六年，短的三载，士人担任长官的，也就这些职位而已。其余的都是琐碎的簿尉之类，是由杂流兼任的。如果一千多个县每年举荐一个人，十年就超过一万人，这么多人往哪里安置呢？而且每年举荐一个人，远不足以网罗天下的人才，这是肯定的。古代封建时代，那些子爵、男爵的小国，封地面积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两个乡。但一个国家就有一卿、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在国中食禄，成为君子而与野人区别开来，就有这么多。再往上到公侯国，再到天子的朝廷，凡是受田禄、世世代代进入士人阶层的，数不胜数。所以《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以文王的德行，尚且没有人才就无法安宁。培养人才以体现天意、成就万物，天下才能安定。所以《易经》说：“上有天，下有泽，这就是履卦，君子因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民安于民的地位，就会安心于利益；士安于士的地位，就会安心于道义。不要压制他们的长处，不要污损他们的优秀，才能培养善气，使礼乐兴盛、风俗淳美，这就是三代之所以敦厚弘雅、迎纳天地清淑之气的原因，哪里只是循名责实、苟且追求速效那么简单呢？

士人有志向，好比农夫有体力。农夫以体力勤劳为贤，体力即使不勤，也不是没有体力；士人以志向为尚，志向即使不果敢，也不是没有志向。士人知道有善，好比工匠商人知道有利。工匠商人或许会受到善的感化，但既然知道利，就必然怀着希求之情；士人或许会被利诱惑，但既然知道善，就必然厌恶不肖之名。做君主的，顺应上天的材质，遵循人的本性，因势利导就是顺，压抑约束就是逆。学习而得俸禄，是本分；郁结而必须伸展，是人之常情。现在让士人局限于狭窄的晋升途径，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也让他们坎坷拖延，直到白头也没有实际升迁，那么士人就成了困穷的渊薮。那些志向不坚定的，想去做农活体力又不胜任，就会赶紧去做工匠商人，不惜抛弃旧日所学。那些狡猾的，就卖弄口舌、舞文弄墨、炫耀巧技、教唆诉讼，扰乱天下，成为百姓的大害。然后去禁止他们，祸乱就会因此兴起。所以先王建国，如星罗棋布，通过射礼考察他们，通过乡饮酒礼推举他们，每一乡一遂，都有宾兴的典礼，经司马考试后授以官职。难道那些人果真比后世的人贤明吗？是因为诱导、培养、成就他们的方法得当。

议论者只是担心官吏多会扰民罢了。官吏能扰民的，无非是赋税、狱讼、工役。即使是衰败时代的政治，这三者之外也没有别的事了。考察《周礼》六典，担任这些职务来监督百姓的，不到十分之二三；而兴办学校、典行礼乐、接待宾客、主持祭祀、观测灾祥、备办器物服饰的，各事都有专门的机构，各机构都有若干官吏，他们都辅助邦国大政、修治地方事务，用文雅的事业来劝导百姓，使社会走向文明。本来就不能让他们把喜怒滥施于卑贱之人、贪婪地夺取贫弱之民的财物。那么官吏即使多，治理也并不会混乱；又何必担忧十羊九牧、横加鞭挞呢？用正确的方法任用他们，用他们的贤能来振兴事务，用礼节来驾驭他们，用他们的行为来升降他们。至于赋税、狱讼、工役之类，没有冗员，没有兼任，选择合适的人专任其事。那么吏治澄清，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何必像割除芒刺一样，非要把他们消灭干净才甘心呢？至于那些无道的时代，吝啬俸禄、裁撤官员以独占利益，拿整个天下，养不起千百个官员。而金银在府库中被侵蚀，布帛在箱子里腐烂，粮食在地窖中朽坏，聚藏越多损失越重。天不保佑，人必仇恨，这样的人哪里只是不足以君临天下？君子是不屑于议论他们的。

【十二】

兴兵打仗，粮草、干粮、器械、舟车、马牛、鞋履、帐幕、工具等，每天消耗每天增加，再加上杀牛备酒犒赏将士、酬谢谋士的费用，不可胜计。没有充足的储备，是没法兴兵图功的。因此，预先储备充盈的物资以等待时机，这是谋国者必须仔细考虑的。虽然如此，年积月累，指望一朝使用，结果往往反受财物之累，事情最终不成。宋太祖设立封桩库，积蓄财政盈余，说：“将用来图取燕云。”这个志向最终没有实现，而几代之后，反而把中原拱手让给了北方的敌人，这就是事情最终不成的验证。积蓄的财富既多，一方面开启了真宗骄奢之心去供奉鬼神；另一方面又让神宗朝的君臣效法，去搜刮天下，招致民怨而最终败亡——这就是财富带来的累害。

财富可以供养军队，但军队并非一定要靠多余的财富才能养。谢玄用北府兵收复淮北，刘宋凭借他们振兴；郭子仪用朔方兵挫败安禄山，唐肃宗凭借他们振作。难道有预先积蓄的财富去买死士吗？不只是那些突然崛起的英雄，徒手号召就能百战得天下。实际上，用兵靠的是一时的锐气，靠的是士兵习惯战阵而不惊骇于非常情况，靠的是进攻有利、坐守不利的态势。如果依赖积蓄财富再去招揽供养士人，那么在上者，奋发激昂的情绪已经拖延太久而无法连续；在下者，农民安于田地，工匠安于作坊，商人安于旅途；有智谋的人，也早已清心寡欲趋向儒生之事；在伍的士兵，也长久地靠着虚名吃微薄的粮饷，苦于役使；应募而来的人，又都是市井懒惰之辈，无处可归而寄身糊口。国家储蓄丰盈，人人都想分一杯羹，一言巧合、一技之长，就装出智勇的模样前来，坐着就要求温饱，眼睛斜视朝廷，好像朝廷是废弃的剩饭，谁都可以啃一口，谁还会担心匮乏？一天的功劳没立，一天的坐食就有名有分，稍微供应不上就会相继溃败，哪里能得到真正的士人来供养呢？一文一文地收敛，一天一天地崩溃耗尽，用这种方式图谋大功，只会招致失败而已。

而且，深谋远虑、沉毅果决、勇于有为的人，是不能指望那些中等以下才能的子孙的。我积蓄财富，是打算有所作为，但后人不了解我的作为，只知道守着我的积蓄，认为是祖德。那些坐享丰厚、奢侈浪费的人不用说了；即使谨慎守成的君主，把看守府库当作成宪，财物尘封苔蔽，数目无法稽查，却仍然无休止地责成填入库中。奸人乘机窃取到私室，而库中看不出空虚。一旦突然发生变乱，他们还会死死守护那些积蓄，甚至不敢动用盈余去救祸。等到灭亡时，财物白白送给敌寇，从来没有能借一两银子的作用来收人心、挽危败的。财富的累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这难道不是那些教人积蓄的人立下了凉薄的法则吗？

天下的财富，自然足够应付天下的用度，平时不显得有余，急时也不显得不足。这里面有道理存在：财富充足，人们对它的期望就高；财富不足，人们反而能安于现状。看到有余的，常常怕它用尽；看到不足的，自己会另想办法。利益在我手里，我就有所眷恋，敌人也有所贪图；利益不在我手里，我去敌人那里求利，敌人也就无所觊觎了。假如宋太祖趁着立国之初，士兵还习惯于战斗且以获取战利品为幸，能够捐弃猜疑之心，把腹心交给虎将，让他们去跟契丹决一死战，燕云是可以图取的。不这样做，却偷偷地在府库里积蓄金银布帛，把士兵解散到农村，说：“我要等财富充盈之后，再去寻求猛士，收复已经丢失百年的疆土。”这不也太糊涂了吗！老翁老妇的见识，积蓄金银布帛给儿子，让他跟邻居打官司，被明白人笑话。一个想要开创大业、垂统后世的君主，怎么去学这个呢！

【十三】

宋初编定了《开宝通礼》，原书已失传。大致上是在唐《开元礼》的基础上上溯到《周礼》，有所增减。媳妇为公婆服斩衰三年，是乾德三年采纳大理寺尹拙等人的奏请而定的。为本生父母请求封赠，是从淳化四年允许李昉的请求，追赠其生父李超为太子太师、生母谢氏为太夫人开始的；到真宗天禧元年，便下令在过继后的父母已亡的情况下，可以封赠本生父母，从此成为定制。这两项，都是改变古制，其得失可以考察。

礼有不可变的，有可变的。不可变的，先王已经斟酌情理，知道后世与当时无异，所以创为万世法则；改变它的，不是大伦之正。可变的，是在先王时代，尊尊亲亲各有不同的道理，一代君王创制，义理贯通于一处，必须这样才行得通；时代变了，道理也随而改变，守旧不变，就会与情理不合。

人的大伦有五，只有君臣、父子、夫妇的恩义最深而服斩衰，兄弟只服期年，朋友只是心丧而已，其他都是从君臣、父子、夫妇推衍出来的。公婆虽然尊贵，但从夫妇推衍而来，不是大伦之正。妇人不服两次斩衰，既嫁从夫，好比阴阳相合、地处于天中，夫妇为一体，哀痛之情很深。夫死从子，虽然义理相同，但庶子不为长子斩衰，庶子的妻子也一样，不是嫡长子的就不服斩衰，不因从夫而加重，即使夫死也没有区别，在一姓之中，没有两个斩衰。这就是说，对丈夫如同对父亲，妻道就尽了。推及公婆，不能不降等。异姓结合，有宾主之道。所以媳妇初入门时执笲拜见公婆，公婆要回拜。活着时回拜，死了就服期年，君子不以尊位临人而废礼，这是为了彰明人伦的分别。

现在的夫妇，跟古代的夫妇一样。那么从唐代以上到周代，道理立于不变，情止于自安，哪里容许改变呢？尹拙的说法：“丈夫住在草垫上，妻子却穿着绫罗绸缎，夫妇一体，哀乐应该相同。”这话很浅陋。哀乐是发自情、依于性的，每个人自己表达，何必跟丈夫相同呢？妻子对丈夫，跟儿子对父亲相比如何？父亲服斩衰、儿子服期年，难道也能说哀乐不同就不是父子之道吗？儿子居丧时，除非见母亲不进内室，妻子能见到丈夫的机会很少。即使不穿衰麻，也有素净的衣服，不举行祭祀，也没有献笾豆等盛装的要求。只要是礼法之家，又何至于披罗戴锦跟衰麻混杂在一起呢？妻子有父母的丧事，丈夫不在旁边作乐，这是因为情有所止，哀者自哀，已节哀的人固然不会以乐乱之，也不必勉强与丈夫同哀，去做那不合情的第二次斩衰。从宋代开始失掉这个礼制，沿袭至今，亵渎了典礼。这是不可变而变了、失去正道的例子。

至于为人后者，以所过继的父母为父母，而不能厚待自己的本生父母，这是周礼。但周礼并非要统一天下万世而不可改变。周代有厚道之处。天子诸侯有世袭的封国，卿大夫有世袭的俸禄，他们承接天职、供奉宗庙，是代代相传的。而且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用来合族和管理家政。所以继国继位的嫡子以及宗子如果没有儿子，就必须预先在昭穆次序中选择亲近且贤明的人立为后嗣。因为大位容易被奸人窥伺，危病时邪人易乘虚而入，不预立就会产生争乱。汉朝的桓、灵二帝，唐朝的武宗、宣宗，听凭废立在宦官之手，就是明鉴。立后以承统，道义专一于所尊，不能因本生亲而干扰，这是为了显示所重视的。后世除了天子之外，贵贱无常，人可以靠自己奋斗发迹，宗庙不立，宗子不尊。所谓为人后者，是出于私爱而设立，出于利欲而干预，从未见过贵族子弟去给寒门做后嗣、富户去给穷人家做继承人的。更不用说像鄫国被莒国灭掉、贾国被韩国篡夺那样渎伦败化的事接连不断了。于是“叫别人父亲”“叫别人母亲”，割舍天性之恩，去希图非分的获得，哪里还有什么尊亲可言？而拿古制来约束今天，使推恩被阻隔于无穷，不也是悖理的吗？

至于李昉，我不知道他为何出继给别人，从而飞黄腾达、位极人臣。或许是因为得到了点滴恩惠，就忘记了天覆地载的大恩，竟不念自己位至三公，这个身体是谁家的骨肉，他也忍心吗！如果不是为了世袭爵禄而接受荣名，不是为了宗庙香火而做养子，以前的过失，补过还来得及。而且，古人并非人人都要立后，所以有无后之祭。如果不是宗子或者有世袭爵禄的人，宗庙祭祀不因自己而存亡，侄子可以继承祖父，那么有没有儿子，是天意；人不可以用虚假去干预天意、强生枝节。非法地擅自立后，是违背古制的；觊觎富贵而忘记本亲、做人后嗣，是不合人道的。古人所不敢、不忍做的事，怎么能假借古礼来薄待本生父母呢？今天的“后”，不是古代的“后”。李昉的请求、天禧年间的制度，是变更得正确的。

因此，沿袭是一种道理，变革也是一种道理。通达的时候，是时势；万古不变的，是时势的坚贞。闭塞的时候，也是时势；古今不同的，是时势的顺变。考究三王，等待百世，精研义理以求得中道，存乎道而已。

【十四】

是打算以天下为公而不偏私自己的儿子吗？那也只能自己做到无私，至于别人怎样，不是自己能谋划的。是打算立年长的君主、托付给贤能的人，来保住国祚吗？那也只能自己知道把天下交给谁，却不能替以后再由谁接替这种事来谋划。所以尧把天下交给舜，不替舜考虑将来交给禹；舜把天下交给禹，不替禹考虑将来交给启。交给禹，让贤的德行不衰；交给启，传子的法则永远定下。舜和禹只是顺应时势、践行自己的志向，上合天心，下顺民愿，尧舜哪里能预先料定呢？

吴寿梦为四代之后谋划，结果吴王僚死在公子光手里；宋穆公为三代之后谋划，结果与夷死在冯手里。公私混杂来施行自己的意图，祸乱一旦发生，骨肉相残，不可阻止。宋太祖鉴于柴氏把江山托付给幼童，所以把皇位传给弟弟太宗，这是可以的。但他想再传给廷美，三传给德昭，结果导致骨肉相残、大伦破裂，岂不是很愚蠢吗？我把皇位交给太宗，这是我能知道的。太宗交给廷美、廷美交给德昭，这不是我能知道的。臣民不效忠于太宗的儿子，而拥戴廷美、德昭，也不是我能知道的。尧、舜尚且不能预知舜、禹之后的事，而自己想依靠一个赵普，就预知二传之后的事吗？

变化不可预知，是天数；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而不可勉强，是人之常情。凭人去要求天必如何，凭一个人去要求不可确定的臣民必如何，那么天和人都不起作用了，只有自己的意欲在起作用。圣人不这样做，是为了敬奉天意、顺从人心。况且，假使太宗自己能舍弃儿子而传给弟弟和侄子，那也不等我郑重交代。如果他做不到，那我的骨头早已腐朽，我的话早已冰冷，参与顾命的赵普都会笑我糊涂，更何况在太宗朝廷上拜官受恩的人呢？用自己的意愿去期望别人，即使出于公心也是私；观察事物不透彻，即使聪明也是愚。结果连自己的子弟都保不住，不也太可悲了吗！

【十五】

三代以下称得上治世的，有三个：汉文帝、景帝之治，传了两代就结束了；唐太宗贞观之治，到了儿子手里就乱了；宋朝从建隆年间平息了五代凶危，把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到熙宁年以后，法度败坏，百姓不安宁。由此说来，宋朝算是长久的了。这并非因为宋的子孙能继承大业、众多士人辅佐得力。即使子孙贤明，也是家法约束的结果；即使士人忠诚，也是政教熏陶的结果。唉！从汉光武帝以后，要寻找德行完美的君主，除了宋太祖还有谁能超群出众呢？

百姓依靠君主休养生息的，是慈爱、节俭、简易这三者；这三者在道上是宝贵的，但如果刻意去做，这种美政就不能持久。并非是因为道力不坚而不能持久，而是因为当初起心时就没有根基，只是暂时借用，心中动机不纯，久而久之就无法掩盖。文帝、景帝在这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然而他们的慈爱，是把刑杀之心藏在心里而暂且忍耐；他们的节俭，是心里想着厚积财富而勤于聚敛；他们的简易，是观察天下的动向而慢慢控制。这是老子的权术，用以掌握天下的权柄，但天和人不会受其欺骗。所以王道到汉代就有了缺失，是因为学术不纯正。唐太宗的慈爱和节俭，没有异心，但没有坚定的意志。所以他不做过分的举动来掩盖内心的秘密，比较接近道；然而他的行为模仿前人，言语与内心不一，蒙恩者有幸承受其惠，被冷落者仍受其害。至于简易，他就不曾听说过。他话说得多，口才夺人；设施繁多，吏民受扰。因为他怀有铺张喜事的心情，所以慈爱到极致会生忿怒，节俭到困境会生骄傲，怎么能沉静下来让百姓休养生息呢？这三位君主，有老子的深沉权术贯穿心中，所以机心深而行事必诡；有霸者假借仁义的美德显露于外，所以德薄而道必穷。他们自身没出大乱，还能靠才能维持，但不能指望后代，是理所当然的。

宋太祖则没有这两种毛病。他出身行伍，登上大位，儒家学问还不深，异端学说没有扰乱他的心。他警惕于天命的不固定，感念于百姓劳苦已极，他所做的厚待柴氏、礼遇降王、实行赈贷、禁止酷刑、增加俸禄、崇尚儒素，都是鉴于五代以来贼寇夷狄毒害百姓、轻侮士人的恶习，按照自己心中不安的感受去做，逐渐削减、逐渐革除，让百姓得以喘息。他并不急于兴利除弊，骗取百姓一时的欢快，而不顾长远。没有机心，没有模仿，看力量能做什么，从容引导，不摆出尧舜自居的架子来夸耀自己的美政，也不刻薄地要求别人。所以听他的言论，没有唐太宗喋喋不休地说仁义；考察他的行事，没有文帝、景帝那样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而天下纷繁复杂的情况，从容地得到整治；分崩离析的局势，逐渐走向安定。没有别的原因，他的善行，都是出于内心。由于内心引发的情绪，越引越长；由于内心的真诚，发出来就不会虚妄。所以能延续百年，余芳不歇。没有别的原因，他的内心本就没有纷杂，行为自然简易。用简易来行慈爱，慈爱就不是沽名钓誉的小惠；用简易来行节俭，节俭就不是贪吝的媒介。没有师法，所以小缺点不损害大醇厚；没有模仿，所以通达人情而不追求文牍的详备。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可以克服残暴、去除杀戮。”有人拿文帝、景帝来比附，那是不对的；那是老子的支流，不是君子所愿见的。宋太祖大概差不多了！

虽然如此，还有更根本的所在。对应当厚待的人刻薄，那么慈爱也不是真正的慈爱；奢侈必然掠夺他人，那么节俭也不是真正的节俭。文帝对淮南王的忌恨，景帝削夺吴楚，唐太宗亲手杀死兄弟；根本已经削弱，枝叶的荣华都是浮荣。宋太祖接受太后的命令，明知弟弟容不下自己的儿子，而赵普秘密谗言的事，他也不忍心揭露，赶紧消灭了痕迹。他不因为皇位的得失、子孙的祸福，去斩断自己恻隐之心；也不去干预，宽宏地听凭天命、顺从人心，以顺母心、爱弟弟，宁可做一个仁者的“愚人”也不后悔。汉唐君主所忍心去做、心怀惭愧却不能自止的事，宋太祖用一颗心涵容了它们，坦然无忧。正因为这样，不忍之心才得以萌芽生长，枝叶向荣。不忍于人死，就有了慈；不忍于物毁，就有了俭；不忍于吏民劳苦，就有了简。他的慈、俭、简，都是出于内心不容已之情。虽然粗略而不精细，简略而不周详，但与那些运用权术而违背道、追求名而远离诚的人相比，其根源相差很远。仁民，是亲亲的推衍；爱物，是仁民的推衍。君子善于推衍以广其德，善人不用推衍而自然从心中生发。一个人的恩泽，施及百年，不靠后代接连延续才达到百年。所以说：光武帝以后，宋太祖是超群出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