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氏之归宋，与窦融之归汉，仿佛略同。宋之待之也，视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与光武比肩事主，从更始以谋复汉室，非有乘时徼幸之心也。更始既败，独保西陲，而见推为盟主，亦聊以固圉而待汉之再兴。其既得通光武也，绝隗嚣而助攻嚣之师，嚣亡，陇土归汉，融无私焉。则奉版图以入朝，因而礼之，宠以上公，锡以茅土，适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钱氏异矣。乘唐乱以起于草泽，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东土，情亦杨行密之情也。徒以西有强吴与争而恐不敌，故假拜表以弹压众心，何尝有共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温篡，则又北面事贼，假温之力以掣吴之右臂：自王自霸，鲸食山海，而富无与匹。及宋之兴，虽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刘者事宋，观望其兴衰而无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名为助宋，而投闲抵巇，坐收常州为己有。僭伪向尽，乃始执玉以入庭；恋国主之尊，犹不自释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卷土以来归。宋之得之，岂钱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则宋之加厚于钱氏也，不已过乎！
夫置人之情伪，以审己之得失，则予夺正；洁己之愉怫，以谅人之从违，则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矣。钱氏虽僻处一隅，非宋敌也；而以视江南、粤、蜀，亦足以颉颃，而未见其诎。主无荒淫之愆，下无离叛之慝，画疆自守，奡岸有余；使不量力而闭关以谢宋，则必勤师远出，争战经时而后下之。使然，则白骨横野，流离载道，吴、越之死者积，而中国亦已疲矣。且夫钱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则宗庙之血食久矣；俯临其下，受禄而立庭众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联之次，委故宫于茂草，撤祖庙之榱桷，夫岂不有痛心于此者？则迟回依恋，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谁能即决于俄顷。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孙以思媚于一王，因以保先王留之赤子，俾安于陇亩，而无暴骨之伤；则不忍苛责以显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节以勤恩礼，力修长者之行，固非骄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责而弗责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养两浙之全力，以为高宗立国之基，夫诚有以贻之也。
〖二〗
不仁之人，不可以托国。悟而弗终托之，则祸以讫；不悟而深信，虽悟而终托之，乱必自此而兴。明察有余，而弗悟者不鲜，固有甚难知者在也。有人于此，与之谋而当，与之决而断，与之言而能不泄，察之于危疑之际而能不移；若此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难知也。虽然，自有(不)[弗]难知者在矣。处人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而投巇承旨以劝之相忮相戕者，则虽甚利于我而情不可测。盖未有仁未绝于心，而忍教人以忮害其天伦者也。持此以为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与火之不相容，故弗难知也。
张子房、李长源之智也，求之于忠谨而几失之。而于汉高帝、唐肃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肝，曲为引譬，深为护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则求之于忠谨而不得者，求之于仁而仁亦至矣。乃汉、唐之主弗托以国也，使怀忧疑以去。若夫举宗祊民社委之以身后长久之图，则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于是而杨素、徐世绩、赵普之奸售焉。此三人者，谋焉而当，决焉而断，与之言而不泄，处危疑而不移者也。而其残忍以陷我于戕贼，则独任之而不恤。呜呼！天下岂有劝人杀其妻子兄弟而可托以社稷者乎？
杨玄感之反，非玄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杨广在其目中，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业之起兵，非义师也，世绩之杀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乱唐而夺其蹊田之牛也。敬业之力不足以胜武氏耳。世绩不死，纵武氏而后操之，中宗之愚，且为司马德宗，而唐移于徐氏矣。夫赵普，亦犹是也。所与太祖誓而藏之金匮者，曰立长君、防僭夺也。廷美、德昭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藐尔之孤，生死于普之股掌。然则所云防僭夺者，特以太祖死，德昭虽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己慝必不可伸；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后之冲人，而操纵唯己。故曰：普之情，一素于杨广、世绩于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
试取普之终始而衡之，其于子房、长源也奚若？而于素、世绩，其异者又几何也？导人以戕杀其天伦者为何等事，而敢于人主之前，无惮于心，无疑于口；非至不仁者，谁敢为之而谁忍为之乎？太宗觉之矣。酬赏虽隆，而终寄腹心于崛起之李昉、吕端，罢普以使死于牖下，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发吴、越之瓮金，受雷德骧之面愬，亦既备察其奸；犹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托。恶知其睨德昭而推刃之心早伏于谮毁太宗不听之日邪？虽然，无难知也。凡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不仁之不可掩，已久矣。
〖三〗 观于赵普、卢多逊进退之际，可以知普之终始矣。
普在河阳上表自诉曰："外人谓臣轻议皇弟，臣实预闻皇太后顾命，岂有闲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宫中。夫所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也。议与不议，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诉？苟无影迹，太祖抑可宣诸中外，奚必密缄以俟他日？然则欲盖弥章之心见矣。传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逼，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献谋，其事甚秘，卢多逊窥见以擿发之。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衅隙。则普当太祖时以毁秦王者毁太宗，其术一也。
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为戴己。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顾命也，普岂独不预闻？而导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心邪？普之言曰："太祖已经一误。"普之情见矣。普于太祖非浅也，知其误而何弗劝之改图？则当日陈不误之谋于太祖而不见听，小人虽谲，不期而自发其隐，恶能掩哉？太宗亦渐知之矣，崇以虚荣，而不委之以机要；故宋琪以两全为普幸，普亦殆矣！特其胁顾命以临太宗，而又曲成其贼害，则心知多逊前此之谮，非普所本无，而弗能施以鈇锧也。
杜后之命非正也；卢多逊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于太祖之世，继之欲全秦王于太宗之世，则非不正也。太后之命虽不正，而疑妒一生，戈矛必起；天伦为重，大位为轻，爱子之私，不敌奉母之志；多逊之视普，其立心远矣。
夫普则诚所谓鄙夫者耳。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患失而无不可为者，(诚)[识]之所及，志之所执，习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为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无出于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于身而不能自已。是故苟其所结之友，即以患失为待友之信，则友匿之。苟其所奉之君，即以患失为事君之忠，而君宠之。为友患失，而阿附朋党，倾危善类，以为友固其荣利。为君患失，而密谋行险，戕害天伦，以为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与君友同患，君与友固且怀之以没世；恶知迷以导迷，既陷于大恶而不能自拔；且患之之情既切，则进而患得者无涯；杨素、徐世绩之阴谋，不讫于子孙之援戈以起而不已，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
唐亡以后，鄙夫以成奸之习气，熏灼天下而不可浣。普以幕客之雄，沉溺尤至，而机械愈深，虽见疑于英察之主，而终受王封，与冯道等。向非太(祖)[宗]亟进儒臣以荡涤其痼疾，宋且与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断，岂出太宗下哉？然一传而遽斩者，鄙夫充位为之也。故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不可与友以事君，则君不可使之事己，所固然矣。
〖四〗
不教之兵，可使战乎？曰："不可。"日教其兵，可使战乎？曰："固不可也。"世所谓教战者：张其旗帜，奏其钲鼓，喧其呼噪，进之、止之，回之、旋之，击之、刺之，避之、就之；而无一生一死、相薄相逼之情形，警其耳目，震其心神。则教之者，戏之也。日教之者，日戏之也。教之精者，精於戏者也。勍敌在前，目荧魄荡，而尽忘之矣。即不忘之，而抑无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者，不可使战也。
虽然，抑岂可使不教之兵以战哉？夫教战之道无他，以战教之而已矣。古之教战也，教之于四时之田。禽，如其敌也；获禽，如其杀敌也；驱逆，如其挑战也；获而献禽，如其计功以受赏也。趋利而唯恐失，洞中贯脑而唯恐毙之不速，众争追逐而唯恐其后于人，操必杀之心而如不两立。以此而教，行乎战之事矣。然而古之用兵者，邻国友邦之争，怒尽而止，非夷狄盗贼之致死于我而不可与之俱生，以禽视敌，而足以战矣。夫人与人同类，则不容视其死如戮禽而不动其心。敌与我争命，则不如人可杀禽，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以此为教，施之后世，犹之乎其有戏之心；但习其驰射进止之节，而不能鼓临事之勇，于战固未有当也。况舍此而言教战，黩武也；黩之以戏而已矣。
夫营垒有制，部队有法，开合有势，伏见有机，为将者务知之，而气不属焉，则娴习以熟，而生死成败之介乎前，且心目交荧而尽失其素。况乎三军之士，鼓之左而左，鼓之右而右，唯将是听，而恶用知兵法之宜然哉！所恃以可生可死而不可败者，气而已矣。气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是故教战者，唯数试之战，而后气以不骇而昌。日习之，日教之，狎而玩之，则其败愈速。是故不得百战之士而用之，则莫若用其新。昔者汉之击匈奴也，其去高帝之时未及百年，凡与高帝百战以定天下者虽已略尽，而子孙以功世彻侯，皆以兵为世业，习非不夙，而酎金之令，削夺无余。武帝所遣度绝幕、斩名王、横驰塞北者，卫青、霍去病、李广、程不识、苏建、公孙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睹孙、吴之书，耳未闻金鼓之节，乃以用其方新之气，而威行乎朔漠。其材官健儿以及数十万之众，天子未闻亲临大阅，将吏未暇日教止齐，令颁于临戎之日，驰突于危险之地，即此以教之而已足于用。故教战者，舍以战教，而教不如其无教，教者，戏而已矣。
虽然，抑有说焉。有数战而不可使战者，屡试之弱敌，幸而克捷，遂欲用之于勍敌也；则宋之用曹彬、潘美以争幽州是已。此数将者，皆为宋削平割据以统一天下者也，然而其效可睹矣。刘鋹之虐也，孟曰永之荒也，李煜之靡也，狃于乍安，而尽弛其备，兵一临之，而如春冰之顿释；河东差可自固，而太祖顿于坚城之下，太宗复亲御六军，躬冒矢石，而仅克之；则诸将之能，概可知已。幸人之弱，成其平国之功，整行长驱，卧鼓偃旗，而敌已溃；未尝有飞矢流于目睫，白刃接于肘腋，凶危不测之忧也。方且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迨雍熙之世而益老矣。畏以勋名见忌，而思保富贵于暮年之情益笃矣。乃使贸首于积强之契丹，岐沟之死伤过半；岂旌麾不耀云日，部伍不缀星辰，以致敌之薄人于无法哉？怙其胜小敌者以敌大敌，突骑一冲，为生平所未见，而所习者不与之相应，不熸何待焉。张齐贤曰："择卒不如择将。"诸将之不足以一战也，夫人而知之矣。
夫宋岂无果毅跅也之材，大可分阃而小堪奋击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见，恂恂秩秩，苟免弹射之风气已成，舍此一二宿将而固无人矣。岐沟一蹶，终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与否，藉其教之，亦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
〖五〗
数变之言，志士耻言之，英主恶闻之。其尚口而无所择也，已贱者也；(且)[其]诡随而无定操也，不令者也；其反激以相颠倒也，怀奸者也。张齐贤不失为伉直之臣，太宗非听荧之主，宜其免焉。乃当瓦桥战后，议者欲速取幽、燕，齐贤力陈其不可。越六年，齐贤与王显同任枢密，而曹彬、潘美等大举北伐，取岐沟之牧。帝谓齐贤曰："卿等视朕今后作如此事否？"而齐贤愧咎不遑，则岐沟之役，齐贤实赞成之，何前后之相盭戾邪？齐贤不以反覆为耻，太宗不以反覆加诛，夫岂其愦愦之至斯哉？乃取齐贤前日之言而覆理之，则齐贤之志，未尝须臾忘幽、燕者也。
其云"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择将而任之，岂徒以守内地而为偷安之计邪？而太宗卒不能庸。其于将也无所择；醇谨自持之曹彬已耳，朒缩不前之潘美已耳，因仍而委之，无所择也。其于人也不欲任；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虽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之也无固志，弗获已而姑试焉，齐贤亦知其不可而姑听焉。于是而齐贤久蕴之情，不容不降志以相从矣。
夫齐贤既知其不可，而不以去就争之，何也？呜呼！舍此，而宋之事无可为矣。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则缮城郭，列堡戍，修岩险，知宋有欲争之情，益儆而日趋于巩固。得其人，则愈久而其心愈不回也。当石晋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耻左衽以悲思者。至岐沟败绩之岁，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禄，耕者习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与之俱流。过此无收复之望，则其人且视中夏为绝域，衣冠为桎梏，礼乐为赘疣，而力为夷争其胜。且唯恐一朝内附，不能与关南之吏民争荣辱，则智者为谋，勇者为战，而终无可复之期矣。故有志之士，急争其时，犹恐其已暮，何忍更言姑俟哉！
且夫志于有为者，败固其所不讳也。汉高之夷项羽，武帝之攘匈奴，光武之破赤眉，郭子仪之平安、史，皆屡败之余，气不为苶，而惩其所失，卒收戡定之功。彬、美既衅而后，齐贤有代州之捷，尹继伦有徐河之胜；将非无可择，人非无可任，耶律隆绪屡胜之骄兵非无可挫。用兵者，胜亦不可恃也，败亦不可沮也。赞成北伐，何足以为齐贤病哉！而奚庸谏止焉？
唯是太宗悔非所悔，宋琪、王禹偁相奖以成乎怯懦，齐贤于是亦无如此虚枵之君与大臣何；徒有孤出以当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壮志而已。故知齐贤之始终以收复为心，而非游移数变无有定情者也。太宗亦深知其有忧国之忱，特不自胜其疑忌消沮之私，岂听荧乎？繇其言，察其情，君子是以重为齐贤悲也。
〖六〗
太宗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至数千卷，命江南、西蜀诸降臣分纂述之任。论者曰：太宗疑其怀故国、蓄异志，而姑以是縻之，录其长，柔其志，销其岁月，以终老于柔翰而无他。呜呼！忮人之善而为之辞以擿之，以细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
杨业，太原之降将也，父子握兵，死士为用，威震于契丹；谤书迭至，且任以边圉而亡猜。张洎、徐铉、句中正之流，浮华一夫，自诩不为之用，纵之壑而不足以游，夫人而知之矣。李煜降而不能有他，曹彬谅之，而任其归邸。已灰之烬，不可复炊，二三弄颖之士，固不屑为之重防也。张洎之视诸人，智计较为敏给，亦任之政柄，与参坐论，其余可知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乃其所以必授纂修之事于诸降臣者有故。自唐乱以来，朱温凶戾，殄杀清流，杜荀鹤一受其接纳，而震栗几死。陷其域中者，人以文藻风流为大戒，岂复有撩猛虎而矜雅步者乎？李存勖、石敬瑭皆沙陀之孽，刘知远、郭威一执帚之佣也。犷悍相沿，弓刀互竞，王章以毛锥司榷算，且不免噪啄于群枭。六籍百家，不待焚坑，而中原无遗矣。抑且契丹内蹂，千里为墟，救死不遑，谁暇闵遗文之废坠？周世宗稍欲拂拭而张之，而故老已凋，新知不启。王朴、窦仪起自燕、赵，简质有余，而讲习不夙，隔幕望日，固北方学士之恒也。唯彼江东、西蜀者，保国数十年，画疆自守，兵革不兴，水涘山椒，縢缄无损；故人士得以其从容之岁月，咀文苑之英华。则欲求博雅之儒，以采群言之胜，舍此二方之士，无有能任之者。太宗可谓善取材矣。
光武之兴道艺也，雅乐仪文，得之公孙述也。拓拔氏之饰文教也，传经定制，得之河西也。四战之地，不足以留文治，则偏方晏处者存焉。蒙古决裂天维，而两浙、三吴，文章盛于晚季；刘、宋、章、陶藉之以开一代之治，非姚枢、许衡之得有传人也。繇此言之，士生礼崩乐圮之世，而处僻远之乡，珍重遗文以须求旧之代，不于其身，必于其徒，非有爽也。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者，殆所谓自弃者与！道胜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奚必任三事、位彻侯，而后足以荣与？汉兴，功臣名多湮没，而申培、伏胜遗泽施于万年。然则以纂述为束缚英才之徽纆者，细人之陋也。以沮丧君子而有余疚已。
〖七〗
人之可信者，不贪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传不可为之事。微生之直，仲子之廉，君子察其不谌。室远之诗，漂杵之书，君子辨其不实。人恶其饰言饰行以乱德也，言恶其溢美溢恶以乱道也。君子之以敦实行、传信史、正人心、厚风俗者，诚而已矣。
江州陈兢九世同居，而太宗岁赐以粟，盖闻唐张公艺之风，而上下相蒙以矜治化也。九世同居，天下亦多有之矣。其宅地广，其田牧便，其习业同，未可遽为孝慈友爱，人皆顺以和也。公艺之告高宗也，曰"忍"。夫忍，必有不可忍者矣。则父子之谇语，妇姑之勃溪，兄弟之交愈，以至于斁伦伤化者皆有之。公艺悉忍而弗较，以消其狱讼仇杀之大恶而已。使其皆孝慈友爱以无尤也，则何忍之有邪？故公艺之言，犹不敢增饰虚美以惑人，为可信也。传陈兢之家者曰："长幼七百口，人无闲言"，已溢美而非其实矣。又曰："有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不食。"其诞至此，而兢敢居之为美，人且传之为异，史且载之为真，率天下以伪，君子之所恶夫乱德之言者，非此言哉？
人而至于百，则合食之顷，一有不至，非按而数之，且不及察矣。犬而至百，坌涌而前，一犬不至，即智如神禹，未有能一览而知者，奚况犬乎？计其家七百口之无闲言，为夸诞之说，亦如此而已矣。
尧、舜之有朱、均，文王之有鲜、度，天不能私其美于圣人之家。子之贤不肖，天也。天之化，未有能齐者也；何独于陈氏之家，使皆醇谨以若于长者之训耶？而曰："自陈崇以至于兢，教之有方，饬之有道，家训立而人皆劝。"则尧之于子，既自以则天之德立范于上；而又使事舜于畎亩，以薰陶其气质；陈氏之德十百于尧，其教也十百于舜，庶乎可矣。不然，慧者、愚者、强者、柔者、静者，躁者、咸使整齐专壹，而无朱、均、鲜、度之梗化于中，陈氏何德以堪此？取尧、舜犹病之美，夸乡原非刺之无，兢之伪，史之诬，岂待辨而明哉？
且以陈氏之族如彼其善矣，又何赐粟以后，九世之余，寂寂无足纪数；而七百口敦仁崇让之子弟，曾无一人能树立于宋世哉？当唐末以后之丧乱，江州为吴、楚交争之冲。陈氏所居，僻远于兵火，因相保以全其家，分数差明，而无讼狱仇杀之衅。陈氏遂栩栩然以自矜，有司乃栩栩然以夸异，太宗且栩栩然以饰为时雍之化，相率为伪，而犬亦被以荣名。史氏传其不足信者，而世信之；妄人售，而为父兄者恤虚名以渎伦纪；君子所以为世道忧也。
夫君子之齐家，以化及天下也。不为不可成，不居不可久，责备贤者而善养不才，立异以使之同，昭辨以使之壹，贤者易以笃其恩，不肖无以增其慝。是以命士而上，父子异宫，不欲其相黩也；五世而降，功缌以绝，不欲其强饰也；立庭之训，止于诗礼；夜饮之戒，严于朝廷；三十授田，而田庐分处；八口以外，而饥寒自赡；无相杂也，则无相竞也。使九世可以同居，族以睦而分以明，则先王胡不立此以为制，而文昭武穆，必使有国有家各赐族以使自为纪哉？化不可骤，情不可强，天不可必，人不可不豫为之防。故伪行伪言不宣，上以诚教，下以诚应。同人之道，类族辨物，而于宗则吝；家人之义，嘻嘻失节，而威如以孚。垂世立教，仁之至、义之尽矣。俶诡之行，矜夸之说，荧惑(之)[天]下，饰大美以鬻名利，天性受诬而人纪以亡，读史者又何艳焉！
〖八〗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贞其大节，过而不失其中，幽光内韫，垂五(十)[百]余年，人无得而称者，其楚王元佐乎！
元佐，太宗之元子也。太宗遂其传子之志，则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杜后之命曰：太祖传二弟，而旋授德昭。即令太宗恤遗命，全秦王而授之位，秦王立，其犹从母命也，德昭虽死，而惟吉存；使其不然，则秦王且私授其子，此吴光与僚先后得国之势也。元佐其犹夷昧、余祭之子，位不得而及焉，必矣。太宗挟传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岂忧己位之不固哉？为元佐计，欲坐收而奄有之尔。故曰：如太宗之志，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于是而元佐憬然发其天性之恻悱，以质鬼神，以对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于不仁。愤太宗之不听也，激烈佯狂，纵火焚宫，示不可以君天下。进则有九五之尊，退则膺庶人之罚，万一父怒不测而死及之，亦且甘之如饴。呜呼！是岂三代以下教衰俗圮之得再见者哉？废为庶人，而元佐之心得矣。得其心者，得其仁也。是伯夷、泰伯之所以弁髦人爵，寝处天彝，而保此心以复于礼者也。
东海王强之安于废，父不欲畀以天下也。宋王成器之屈于玄宗，弟有社稷之元功，己不得而居其上也。父志存焉，人心归焉，不敢与争，而仅以自保其王爵，议者犹且奖之。元佐以逸获之天下，脱屣而求惬其孤心，岂彼所能企及哉？乃廷无公论之臣，史无阐幽之笔，且以建储称寇准之忠，拥戴诧吕端之节，实录所纪，又为燕不得与及李后、王继恩谋立之说，曲毁其至德。故司马氏曰："伯夷虽贤，得孔子而名益著。"世无君子，信流俗倾妒之口，掩潜德而曲诬之，后世之史，不如其无史也，多矣。
太宗怒，欲安置之于均州，百官谏而止者，知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真宗立，复楚王之封，加天策将军之号，待以殊礼者，知其弃万乘以全至性，而李后之谋，必其所不就也。太宗愧之，真宗安之，而不能动廷臣国史之心；流俗之迷而不觉，有如是夫
或曰：泰伯不欲有天下，逃之句吴，而元佐终受王封，何也？曰：周未有天下，而句吴为殷之蛮服；古有公子去国而为羁之礼，则有余地以听泰伯之徜徉。宋则一统六寓，而元佐奚适焉？若其终受王封也，藉令秦王立，惟吉继，而太宗既君天下，致(年)[平]康，则其元子固当为王；王者，元佐之应得也。不为天子而德已至，奚婞婞然致怒天伦，效陈仲子之为哉！
乃于是而见宋之无人也。德昭之死，廷美之窜，大乱之道，太宗之巨慝也。立其廷者，以刚直称，则窦偁、姚坦；以昌言称，则田锡、张齐贤；以方正称，则李昉、吕端；皆所谓贤臣也。而俯首结舌，听其安忍戕性以行私，无敢一念开国之先皇者。仅一卢多逊卫太宗于前，护秦王于后，无忘金匮之言；而赵普之邪说一张，附致深文以窜死。昏霾掩日月之光，仅露孤光于元佐，有心者自知择焉。奚必孔子，而后可致伯夷于青云，存乎人心之不死者而已矣。
〖九〗
太宗谓秦王曰："人君当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殆乎知道者之言也夫！且夫人之有所嗜好而不能自已者，吾不知其何以然也。耳目口体于天下之物，相得而各有合，欲之所自兴，亦天也。匪徒小人之所依，抑君子之所不能去也。然而相得者，期于得而止；其合也，既合而固可无求。匪徒崇高富贵者之易于属猒，抑贫窭之子可致而致焉者也。
故夫人之所嗜，亦大略可睹矣。居海国者，不嗜麕麋；处山国者，不嗜鳆蛤。未闻其名，则固不慕也；未尽其致，则固不耽也。然则世之有所嗜好而沉迷不反者，皆著见于外而物得乘之以相惑耳。繇是而销日糜月，滥喜狂怒，废事丧德，戕天物，耗财用，导慆淫，迩宵小，抵于败国亡家而不悟。岂果其嗜好之不可遏哉？群然取一物而贵之，则贵矣；群然取一物而安之，则安矣。有所贵而忘其贱，有所安而忘其本不足以安：时过事已，而不知当日之酷好者何心。若是者，吾又恶知其何以然哉？
卫懿公之于鹤也，唐玄宗之于羯鼓也，宋徽宗之于花石也，达者视之，皆无殊于瓦缶之与块土凡虫也，而与之相守以不离。求其故而不得，设身而代为之思，盖触目喜新，偶动于中而著见于外，窥之者曲以相成，习闻数见，浮言胥动，随以流而不可止耳。口之欲止于味，而山珍海错者，非以味也，以其名也。体之欲止于适，而衣珠玉者，非以适也，以其名也。一夫偶以奇而炫之，无识者相因而和之，精而益求其精，备而益求其备；乃至胡椒之八百斛，杨梅仁之十石，不知何所当于嗜欲，而必汲汲以求者如此。呜呼！以口还口，而味亦靳矣；以目还目，而色亦靳矣；以耳还耳，而声亦靳矣；以体还体，而衣被器用游观之所需者亦靳矣。过此，则皆流俗浮游之言转相传述，溢于其分。而劳形、怵神、殃民、殄物，役役以奔走，至死而不释。呜呼！是其愚也，吾且恶知其何以然哉？
故君子之无欲，不爽于理者，无他，耳目口体止于其分，不示人以殊异之情，则人言之沓至，稗官之妄述，导谀者之将顺，鬻技者之蛊惑，举不以易吾耳目口体之素。然则淡然无欲者，非无欲也；欲止于其所欲，而不以流俗之欲为欲也。
夫流俗之欲而荡其心，夫人之所不能免也。奚以治之？其惟有以镇之乎！太宗曰"朕无他好，惟喜读书"，所以镇之也。镇之者，息其纷纭，抑其竞躁，专凝其视听而不迁；古今成败得失之故，迭至而相警，以域其聪明；其神闲，其气肃，其几不可已，其得不能忘。如是，而流俗之相荧者，不待拒而自不相亲。以是而形见于外，天下之饰美以进者，相奖以道艺。其人非必贤，其所习者抑不诡于正矣；其学非必醇，其所尚者固不损于物矣。因而精之，因而备之，而道存焉。故太宗之择术善矣。宋儒先以格物穷理为身、心、意、知之所自正，亦此道焉耳。
虽然，但言读书，而犹有所患。所患者，以流俗之情临简编，而简编之为流俗用者不鲜也。故萧绎、杨广、陈叔宝、李煜以此而益长其慆淫。岂徒人主然哉？凡为学者皆不可不戒也。夫苟以流俗之心而读书，则读书亦嗜好而已。其销日糜月废事丧德也，无以愈。如是者其淫有三，不知戒而蹈之者众，故不可不戒也。物求其名，形求其似，夸新竞丽，耽僻摘险，以侈其博，如是者谓之色淫。师鲰儒之章程，殉小生之矩步，析音韵以求工，设机局以相应，曳声引气，意短言长，如是者谓之声淫。读可喜之言而如中酒，读可怒之事而如操戈，嬉笑以谐心，怒骂以快意，逞其气以击节于豪宕之篇，弛其志以适情于闲逸之语，心与俱流，情将日荡，如是者谓之志淫。此三淫者，非所读之书能病之也。风、雅兼贞淫之什，春秋有逆乱之书；远流俗，审是非，宁静以镇耳目之浮明，则道贞于一。轩輶之语，里巷之谣，无不可益也。非是而涉猎六籍，且有导人以迷者；况史册有繁言，百家有琐说乎？班固之核也，蔡邕之典也，段成式、陆佃之博也，苏轼、曾巩之辨也，以是而猎荣名，弋物望，又奚异于烂羊之关内侯、围棋之宣城守、宣淫之控鹤监乎？无他，以读书为嗜好，则适以导人于欲也？惟无欲而后可以读书。故曰：太宗之言，殆知道者之言也。
〖十〗
论治者佥言久任，为州县长吏言之耳。夫岂徒牧民者之使习而安哉！州县之吏去天子远，贤不肖易以相欺；久任得人，则民安其治；久任失人，则民之欲去之也，不能以旦夕待，而壅于上闻。故久牧民之任，得失之数，犹相半也。至于大臣，而久任决矣。
国家之政，见为利而亟兴之，则奸因以售；见为害而亟除之，则众竞于嚣。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会之宜，静以需众志之定，恒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尝其条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愤，不敢怒张也；学有所得，不敢姑试也。受政之初，人望未归；得君之始，上情未获；则抑养以冲和，(待)[持]以审固，泊乎若无所营，渊乎若不可测，而后斟酌饱满，以为社稷生民谢无疆之恤。期月三年之神化，固未可为大贤以下几幸也。乃秉政未久，而已离乎位矣。欲行者未之能行，欲已者未之能已，授之他人，而局又为之一变。勿论其君子小人之迭进，而荑稗窃嘉谷之膏雨也。均为小人，而递相倾者，机械后起而益深；均为君子，而所学异者，议论相杂而不调。以两不相谋之善败，共图一事之始终，条绪判于咫寻，而得失差以千里。求如曹参之继萧何，守画一之法以善初终者，百不得一也。且惟萧何之相汉，与高帝相为终始，绪已成，而后洞然于参之心目，无所容其异同。向令何任未久而参代，亦恶能成其所未就以奏治定之功！况其本异以相攻，彼抑而此扬者乎！
夫爰立作相者，非骤起衡茅、初登仕版者也；抑非久历外任、不接风采者也。既异乎守令之辽阔而不深知，则可不可决之于早，既任之而固可勿疑；奚待历事已还，而始谋其进退。故善用大臣者，必使久于其任，而后国是以不迷，君心以不眩。
宋自雍熙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夷考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张齐贤、李至、王沔、陈恕、张士逊、寇准、吕端、柴禹锡、苏易简、向敏中、张洎、李昌龄者，虽其闲不乏侥幸之士，而可尽所长以图治安者，亦多有之。十余年闲，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则求国有定命之訏谟，人有适从之法守，其可得与？以此立法，子孙奉为成宪，人士视为故事。其容容者，既以传舍视黄扉，浮沉于一日之荣宠；欲有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志气愤盈，乘时以求胜。乃至一陟一迁，举朝视为黜陟之期，天子为改纪元之号；绪日以纷，论日以起，嚚讼盈廷，而国随以毙。垂法不臧，非旦夕之故矣。
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自赵普之谋行于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动，则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劳，而防之若敌国也。且以寇准起家文墨，始列侍从，而狂人一呼万岁，议者交弹，天子震动。曾不念准非操、懿之奸，抑亦无其权藉；而张皇怵惕，若履虎之咥人，其愚亦可嗤也。其自取孤危，尤可哀也。至若蔡京、秦桧、贾似道之误国以沦亡，则又一受其蛊，惑以终身，屹峙若山，莫能摇其一指。立法愈密，奸佞之术愈巧。太宗颠倒其大臣之权术，又奚能取必于闇主？徒以掣体国之才臣，使不能毕效其所长。呜呼！是不可为永鉴也欤！
〖一一〗
自唐渔阳之乱，藩镇擅士自殖，迄于割据而天下裂。有数郡之土者，即自帝自王，建蚁封之国。养兵将，修械具，僭仪卫，侈宫室，立百官，益以骄奢，其用不赀。户口农田之箕敛，史不详其虐取者奚若，概可知其溪壑之难填矣。然而固不给也。于是而海国之盐，山国之茶，皆官榷卖；又不足，则榷酒、税农器之令，察及毫毛。迨宋之初，未能除也，皆仍僭伪之陋也。
然就此数者论之，唯农器之税，为虐已甚。税兴而价必涌贵，贫民不赡，则器不利而土荒，民之贫，日以酷矣。榷酒者，官吏降为当垆之佣保，辱人贱行之尤也。而抑有可通之理焉。唯海之有盐，山之有茶，农人不得而有也，贫民不得而擅其利也，弃耒耜以营牢盆，舍原隰而趋冈阜，富民大贾操利柄以制耕夫之仰给，而军国之盈虚杳不与之相与；则逐末者日益富，力田者日益贫，匪独不均，抑国计民生之交蹙矣。故古者漆林之税，二十而五，车乘牛马，税之于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轻重之衡以低昂淳黠者，道莫隆焉。则斯二者多取之，以宽农田之税，仁之术，义之正也。虽偏方之主，立为程法，其迹若苛；而有王者起，又恶得而废焉？
若夫酒，则尤有道存焉。古之为酒者，以疗疾，以养老，以将敬于宾祭。而过饮之禁，自禹以来，垂戒亟焉。天子所不敢耽，圣人所不敢旨，则愚贱贫寒之子，不敢恣其所欲，素封纨袴之豪，不得听其所嗜。故周官有萍氏之讥，恶人之易得而饮也。商贾贸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虽过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若夫酒，则藉其无之，而民生自遂；且能永无之，而民气尤醇。乃其流既久，而不可以乍绝，则重税之，而酤者不得利焉。税重价增，而贫者不得饮焉。岂非厚民生正风俗者之所大快哉？然则税之已重，而不为民病者，莫酒若也。榷酒虽辱，而税酒则正，又何疑乎？百家之市无悬帘，则日暮无狺争之狂子；三时之暇无巷饮，则长夏无称贷之穷民；又何病焉！淳化五年，罢官卖而使输课，折衷之允得者也。新法行而官卖复行，乃至以歌舞诱人之沉湎，恶足以体太宗之至意乎？
税不一，而莫先于酒，其次茶也，又其次盐也。三者之轻重，准诸道而可得其平。唯农器之税，至景德六年而后罢，太宗于此疏矣。
〖一二〗
古有云："受降如受敌。"非但行陈之闲，诈降以诱我而覆我也。果于降而无以驭之，示以瑕而使乘，激其怨而使愤，益其骄而使玩，其祸皆深于受敌。受敌而不竞，一败而止，屡败而犹足以振，患在外也。受降而无以驭之，则患在内而无以解。梁之于侯景，身毙国倾，朱异受之也。唐之于河北，兵连祸结，仆固怀恩受之也。或激之，或骄之，祸一发而不知所以防。而不仅此也，无以激之，而无以绥之，犹激也；无以骄之，而无以服之，犹骄也。则宋之于李继捧是已。
李氏自唐以来，世有银、夏，阻于一方；无可归之主；衣被器具之需，仰给于中国者不赡，翘首以望内集者，固其情也。及是，河东之下三年矣。仅隔一水而即宋疆。僭伪削平，风声远讫，卷土而来，披襟而受之，易易也。而正未易也。银、夏之在西陲，士马精强，风俗犷戾，十九同于外夷，固非钱氏蹙处海滨、文弱不振之比也。则受之也，岂得以受钱氏者受之乎？太上之受远人也以德，其次以恩，其次以略，又其次以威。唯德与威，非一旦之积也。宋之德而既凉矣！其恩，则呴呴之仁，不足以抚骄子；其威，则瓦桥关之围，莫州之败，岐沟之衅，天子亲将，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亟议寝兵；李氏入而深测之矣。三者无得而待焉，则受之之略，不容不审也。
继捧既移镇彰德，而四州易帅矣。帅之者，谁使而可邪？使能择虎臣以镇抚，鼓厉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边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继迁虽逃，无能阑入而摇荡之，四州安矣。乃岂无可遣之帅？而托非其人。非无可遣也，夙将如曹彬，而弭德超得行其离闲；血战如杨业，而潘美等得谤以叛离；固不欲付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于矫矫之臣也。夫既不能尔矣，则继捧虽奉版以请吏，而以恩怀之，使仍拥定难之节，无失其世守；薄收其贡税，渐设其佥判，以待其定而后易制之；且勿使迁居内地，窥我设施，以相玩而启戎心，不犹愈乎？且夫欲降者，继捧与其二三僚幕而已。其从之以入者，倔强之心，未尝一日而去于其怀。故继迁之走，旋起收之而乐为之用。还继捧于故镇，则部落民庶既得内附之利，而无吏治之扰。继迁无以蛊众心，而嚣张渐革，无难折棰而收之矣。
是策也，唯乘其初附而销萌于未乱，则得也。迨继迁复振之后，守臣歼，疆土失，赵普乃用之以纵继捧而使归，则中国已在其目中，徒以长寇而示弱。则继捧北附于契丹，继迁且伪降以缓敌；卒至帝制自雄，虔刘西土，掣中国以纳赂于北(敌)[狄]，而日就亡削。谋之不臧，祸亦烈矣。乃当日者，处堂之君相，栩栩然曰："天下已定，百年割据之远人怀音归我，披襟以受之，无难也。"不已妄乎？
无其德，不建其威；恃其恩，不知其略；有陨自天之福，非其人不克承也。是故东汉之绝西域，宣德之靳交趾，诚有戒心焉。保天下以无虞者，唯不可动以小利而思其永，斯以得怀远招携之道，固非宋之所能胜任也。
〖一三〗
为君子儒者，亟于言治，而师申、商之说，束缚斯民而困苦之，乃自诧曰："此先王经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汉、唐皆有之，而宋为甚。陈靖请简择京东西荒地及逃民产籍；募民耕作，度田均税，遂授京西劝农使；陈恕等知其不可行，奏罢之，而黜靖知陈州。论者犹惜靖说之不行，为恕等咎。呜呼！非申、商之徒以生事殃民为治术者，孰忍以靖之言为必可行乎？圣王不作，而横议兴，取诗、书、周礼之文，断章以饰申、商之刻核，为君子儒者汨没不悟，哀我人斯，死于口给，亦惨矣哉！
今姑勿论其言，且问其人。靖，太常博士也。非经国之大臣，无田赋之官守，出位以陈利害者何心？及授以陈州之民社，则尸位以终，于民无循良之绩，于国无匡济之能，斯其人概可知矣。故夫天下无事而出位以陈利国便民之说者，其人皆概可知也。必其欲持当国大臣之长短，思以胜之，而进其党者也；不则其有所忮忌于故家大族而倾之也；不则以己之贫，嫉人之富，思假公以夺人者也；不则迎君与大臣之意旨，希得当以要宠利者也。即不然，抑偶睹一乡一邑之敝，动其褊衷，不知天下之不尽然，而思概为改作者也。如是者，览其章奏，若有爱民忧国之忱；进而与之言，不无指天画地之略；及授以政，则面墙而一无能为。是其为浮薄侥幸之匹夫也，逆风而闻其膻，而皮相者乐与之亲。书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诚畏之也。
乃若其言，则苟实求诸事理而其奸立见。唯夫国敝君贪，大臣无老成之识，于是而其言乃售。今取靖言而按之，所谓荒地者，非荒地也；所谓逃民产籍者，非逃民也。自汴、晋交兵，迄于契丹之打草谷，京东、西之凋残剧矣。张全义、成汭之仅为拊循，周世宗以来之乍获休息，乃有生还之游子，侨寓之羁人，越陌度阡，薄耕以幸利，而聊为栖息。当陈靖陈言之日，宋有天下三十二年耳。兵火之余，版籍错乱，荒莱与熟地，固无可稽；逃亡与归乡，抑无可据。则荒者或耕，逃者或复，幸有脱漏以慰鸿雁之哀鸣，百年大定以还，自可度地度人，以使服赋率。靖固知其非荒非逃，而假为募民之说，俾寸土一民，词穷而尽敛之。是役一兴，奸民之讦发，酷吏之追偿，无所底止，民生蹙而国本戕。非陈恕等力持以息其毒，人之死于靖言者，不知几何矣。唐之为此者，宇文融也，而唐以乱。宋之季世为此者，贾似道也，而宋以亡。托井地之制于周官，假经界之说于孟子，师李悝之故智而文之曰利民，袭王莽之狂愚而自矜其复古，贼臣之贼也。而为君子儒者，曾以其说之不行为惆怅乎？
夫三代之制，见于典籍者，既已略矣，若其画地域民，而俾任土作贡者，则有以也。古之人民，去茹毛饮血者未远也，圣人教之以耕，而民皆择地而治，唯力是营；其耕其芜，任其去就，田无定主，而国无恒赋。且九州之土，析为万国，迨周并省，犹千有八百诸侯，自擅其土以取其民，轻重法殊，民不堪命。故三代之王者，不容不画井分疆，定取民之则，使不得损益焉。民不自为经界，而上代为之。非此，则择肥壤，弃瘠原，争乱且日以兴，芜莱且日以广。故屈天子之尊，下为编氓作主伯之计，诚有不得已也，夫岂以限万世而使必服其征哉！乃其所谓再易者，非必再易也；一易者，非必一易也；其莱田，非必莱也；存其名，不核其实，勤者不禁其广耕，而田赋(正)[止]如其素。故自上农以至下农，其获五等。岂百亩之所获，勤惰如是其差乎？莱地之耕否使然耳。
及汉以后，天下统于一王，上无分土逾额之征，下有世业相因之土，民自有其经界，而无烦上之区分。至于兵火之余，脱锋刃而务灾畬者，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于户，或丁壮有力而不但自垦其田。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勤，百姓不足而国亦贫耳。无与限之，弗劳募也。名为募而实为综察，以与归飞之雁争稻粱，不已惨乎！
夫如靖者流，妒匹夫匹妇之偷得一饱，而为富有四海之天子益锱铢升斗之利。孟子曰："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于上刑。"非若此俦，其孰膺明王之鈇钺邪？不劝而自劝者，农也；劝农者，厉农者也。头会箕敛，而文之曰"劝"。夫申、商亦何尝不曰"吾以利民"哉！而儒者诬先王易简之德，以申、商之纤密当之，晋陈靖以与周公齿。道之不明，莫斯为甚矣。
〖一〗
钱氏（钱俶）归降宋朝，与窦融归顺汉朝，情况大致相似。宋朝对待钱氏的态度，与汉光武帝对待窦融相比，本来差不多，但宋朝更加优厚。窦融当初起兵时，与光武帝是平起平坐共同侍奉更始帝、图谋恢复汉室，并非怀有投机取巧之心。更始帝失败后，他独自据守西部边陲，被推举为盟主，也只是暂且巩固防务，等待汉朝复兴。等他与光武帝取得联系后，便与隗嚣断绝关系，并协助攻打隗嚣的军队。隗嚣灭亡，陇地归顺汉朝，窦融毫无私心。于是他带着版图入朝，光武帝因此礼遇他，尊他为上公，赐予封地，这刚好是对他功劳的回报，并不过分。但钱氏就不同了。他趁唐朝动乱在民间起家，内心与董昌没什么两样；通过向唐朝求取封命来独占东方地盘，其情态也与杨行密相同。只因西边有强吴（南唐）与他争地，他怕打不过，所以假借向朝廷上表来安定人心，哪有什么尊奉天子的想法！唐朝灭亡后朱温篡位，他又向北侍奉这个乱臣贼子，借朱温的力量来牵制南唐的右翼：自立为王，贪婪地像鲸鱼吞食山海一样积聚财富，无人能比。等到宋朝兴起，虽说他表面归顺，也只是用侍奉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的态度来侍奉宋朝，观望宋朝的兴衰，根本没有坚定的归顺之心。宋朝攻打南唐时，他名义上帮助宋朝，却趁机钻空子，不费力气地占有了常州。等到各地的割据势力差不多被消灭光了，他才带着玉册入朝觐见；即便如此，他仍留恋国王的尊位，舍不得放下。直到宋太宗继位，中原完全平定，他才彻底交出土地归顺。宋朝得到他的土地，哪里是钱氏主动献出的呢？既然如此，宋朝对钱氏的优厚待遇，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考察对方的真假虚实，来衡量自己的得失，那么赏罚就能公正；放下自己的喜怒情绪，来体谅对方归顺或违抗的原因，那么恩怨就能平息。这两点是君子遵循的原则，宋朝大概接近做到了。钱氏虽然偏居一隅，不是宋朝的对手；但拿他和江南、两广、四川的割据势力相比，也不相上下，并不显得弱小。钱氏君主没有荒淫无道的过失，百姓没有反叛的恶行，他划地自守，态度高傲有余；假使他不自量力，闭关拒绝宋朝，那么宋朝必然要出动大军远征，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才能攻克他。果真如此，就会白骨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吴越地区死亡的人堆积如山，中原地区也会疲惫不堪。再说钱俶这个人，并不是突然从士兵中崛起、自己得到又自己失去的人。他上要侍奉祖先，宗庙享受祭祀已经很久了；下要面对臣民，接受俸禄、立于朝廷的人很多。一旦削去南面称王的尊位，排在朝臣的行列里，把旧日宫殿抛弃在荒草之中，拆除祖庙的房梁，他怎能不对此感到痛心呢？因此他犹豫不决、依依不舍，不忍心立刻低头投降，这也是人之常情，谁能在一瞬间就做出决断呢？迫不得已才率领宗族子孙归顺新的天子，以此来保护先王留下的百姓，让他们能安居在田间，避免惨遭杀害的伤痛。既然如此，就不该苛刻地责备他没有及早彻底归顺，道理本就如此。而宋朝能够降低身份、殷勤地施加恩惠礼遇，努力表现出长者的风度，这本来就不是那些傲慢自大的人所能理解的。宋朝长久以来，对钱氏可以责备却不责备，可以不优厚却一定要优厚。所以说，这是君子的做法，宋朝大概接近了。宋朝休养了两浙地区的全部力量，这成为后来宋高宗建立南宋的基础，这确实是宋朝有所遗泽的结果。
〖二〗
不仁的人，不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如果察觉了却不最终托付，祸患就会终止；如果没察觉而深信不疑，即使察觉了最终还是托付给他，动乱必定从此兴起。有些人明察有余，但没察觉的也不少，本来就有很难识别的情况。有这么一个人，和他谋划事情很得当，和他决断事情很果断，和他交谈能够保密，在危险猜疑的境地考验他能够不动摇；像这样的人，你想说他仁却说不出来，想骂他不仁也找不到理由，所以很难识别。虽然如此，但也有不难识别的地方。在人家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他趁机钻营、迎合上意，劝人相互嫉妒、相互残杀的人，那么即使他对我很有好处，其用心也是不可预测的。大概从来没有内心没有完全失去仁爱的人，会忍心教人去嫉妒残害自己的骨肉至亲。拿着这一点作为凭证，那么仁与不仁的区别，就像水和火一样互不相容，所以不难识别。
像张良、李泌那样的智慧，从忠厚谨慎的人中去寻找都几乎找不到。而他们在汉高帝、唐肃宗、唐德宗父子相互猜疑的情况下，就像自身肺肝有疼痛一样，委婉地比喻，深切地保护，来保全他们天性的亲情。那么，从忠厚谨慎的人中找不到的，从仁爱中去找，仁爱也就到了。可是汉、唐的君主没有把国家托付给他们，让他们怀着忧心疑虑离开了。至于把宗庙社稷和人民托付给他们，作为身后的长远打算，却往往信任不仁的人而不怀疑，于是杨素、徐世勣、赵普这样的奸计就得以施展。这三个人，谋划得当，决断果断，交谈能保密，身处危险猜疑中不动摇。但他们残忍地引导君主去做残害骨肉的事，君主却只信任他们而不顾惜。唉！天下哪有劝说别人杀害自己妻子儿女兄弟，却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的人呢？
杨玄感造反，不是杨玄感狂妄，而是杨素的志向。杨素如果不死，杨广就在他眼中，隋朝的江山杨素就能得到了。徐敬业起兵，不是正义之师，而是徐世勣杀了王皇后、立武氏为后，想用武氏搞乱唐朝，然后夺走别人的成果。只是徐敬业的力量不足以战胜武氏罢了。徐世勣如果不死，纵容武氏然后自己再掌权，愚笨的中宗就会成为司马德宗那样的傀儡，而唐朝就会转移到徐氏手中了。赵普也是这样。他和宋太祖发誓并藏在金柜里的盟约，说的是立年长的君主、防止篡夺。但赵廷美、赵德昭死后，宋太宗一旦不能保全自己而赵普还在，那么年幼的君主，生死就掌握在赵普手中了。这样看来，他所说的防止篡夺，只不过是因为太祖在世时，赵德昭虽然年幼，但太宗以英武的姿态居于叔父的尊位，赵普自己的邪恶用心无法施展；所以暂且授意太宗，等太宗身后即位的年幼君主，他再任意操纵。所以说，赵普的用心，和杨素对杨广、徐世勣对武氏的用心是一样的。这不是苛求指责他。
试着拿赵普的始终来权衡一下，他和张良、李泌相比怎么样？和杨素、徐世勣相比，差别又有多少呢？引导别人去残杀自己的骨肉兄弟，这是什么事，却敢在君主面前，内心不害怕，口中不迟疑；不是极端不仁的人，谁敢做这种事？谁忍心做这种事？宋太宗察觉了。虽然对赵普的赏赐很高，但最终把心腹之事托付给后来崛起的李昉、吕端，罢免赵普让他老死在家中，所以国家得以安定。宋太祖没有察觉，他挖开吴越钱氏埋藏的瓮金，接受雷德骧当面控诉，已经充分觉察了赵普的奸邪；却还说：“这是忠于我的人，仁爱足以托付。”他怎么知道赵普斜眼看着赵德昭、暗藏杀心，早就埋伏在当初诋毁太宗不被采纳的时候呢？即便如此，赵普也并不难认清。大凡赵普向太祖进献的计谋，都是为了控制太祖的旧臣和元勋，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不仁的本质，早已掩盖不住了。
〖三〗
观察赵普和卢多逊在朝廷中一进一退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赵普的整个为人了。
赵普在河阳上表自诉说：“外面有人说我私下议论皇弟（指太宗），我实际上是参与了皇太后的临终遗命的，怎么会有离间之事？”宋太祖得到这份表章，亲手密封藏在宫中。他所说的“私下议论”，是指在太祖面前议论。议论还是没议论，太祖自己知道，赵普何必上表辩解？如果没有影迹，太祖也可以向朝廷内外公布，何必秘密封存起来等待以后？这样看来，他想要掩盖却更加暴露的用心就明显了。把皇位传给弟弟，不是太祖的本意，是接受了太后的命令不敢违背罢了。到了晚年，太宗威望高涨、羽翼已成，太祖都担心他威胁到自己，并且知道赵德昭难以保全。赵普窥探太祖的心思而献上计谋，这事很秘密，被卢多逊窥见并揭发出来。太祖不忍心对弟弟下手，为了遵循母亲的遗志，不得已把赵普调到河阳，互相遮掩，以消除将来的嫌隙。那么赵普在太祖时期用诋毁秦王（赵廷美）的方法来诋毁太宗，手段是一样的。
太宗受到赵普当面欺骗，相信了密封表章的事，认为赵普是拥戴自己。他竟没想到，立赵廷美也是太后的遗命，赵普难道唯独没参与吗？而他却引导太宗把赵廷美置于死地，这是什么用心？赵普说：“太祖已经犯了一次错误。”赵普的用心暴露无遗了。赵普对太祖来说并非不重要，他知道错了为什么不劝太祖改正？可见他当年在太祖面前进献“正确”的计谋而没有被采纳，小人虽然诡诈，不经意间就会暴露自己的隐情，怎么能掩盖得住呢？太宗也逐渐知道了这些，所以给他虚荣的尊崇，却不把机要大事托付给他；所以宋琪说赵普能两全其美是幸运的，赵普也很危险了！特别是他用太后的遗命来威胁太宗，又曲意成全太宗的残害行为，那么太宗心里明白卢多逊先前对赵普的指控，并非赵普本来没有的事，只是不能对赵普施以斧钺之刑罢了。
杜太后的命令并不正确；卢多逊遵守太后的命令，起初想在太祖时代保全太宗，接着想在太宗时代保全秦王，这并非不正确。太后的命令虽然不正确，但一旦猜疑嫉妒产生，刀兵必然兴起；骨肉亲情最重要，皇位是次要的，爱护儿子的私心，比不上遵从母亲的意志；卢多逊和赵普相比，他的立心要深远得多。
赵普就是所谓的“鄙夫”罢了。孔子说：“如果担心失去，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担心失去而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是他的见识所及、意志所持、习惯所安、本性所成，他把这当作安身立命的要诀，认为天下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之外的。他急切地担心失去，就像疾病缠身一样不能自已。因此，对于他所结交的朋友，他就用担心失去来作为对待朋友的诚信，所以朋友包庇他。对于他所侍奉的君主，他就用担心失去来作为侍奉君主的忠诚，所以君主宠信他。为了朋友而担心失去，就会阿谀附合、结成朋党，倾轧陷害正直的人，以为朋友巩固荣华利益。为了君主而担心失去，就会密谋行险，残害骨肉，以为君主实现邪恶的用心。他把自己的担心与君主和朋友共同分担，君主和朋友固然会永远感激他；怎知道他迷惑引导别人，自己已经陷入大恶而不能自拔；而且担心失去的心情越急切，进而担心得不到的欲望就无止境；杨素、徐世勣的阴谋，直到他们的子孙拿起武器造反才停止，这都是鄙夫必然会达到的地步！
唐朝灭亡以后，鄙夫形成奸邪的习气，熏灼天下而无法清洗。赵普作为幕僚中的雄才，沉溺尤其深，机心越发深重，虽然被英明察看的君主怀疑，但最终受封王爵，与冯道等人一样。如果不是宋太宗急切地提拔儒家大臣来荡涤这种痼疾，宋朝将会和五代一样迅速灭亡。周世宗的英明决断，难道比太宗差吗？然而传了一代就迅速断绝了，就是因为鄙夫充斥朝廷的缘故。所以说：“鄙夫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不可以和朋友一起侍奉君主，那么君主也不可以让他来侍奉自己，这是必然的道理。
〖四〗
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可以让他们去作战吗？回答是：“不可以。”每天训练士兵，可以让他们去作战吗？回答是：“本来也不可以。”世人所说的训练士兵：摇动旗帜，敲击锣鼓，大声呼喊，前进、停止，回转、盘旋，击打、刺杀，躲避、靠近；却没有一丝一毫你死我活、互相逼近的紧张情形来警醒他们的耳目、震撼他们的心神。这样训练，是在做游戏罢了。每天训练，就是每天做游戏。训练得再精，也只是把游戏做得很精罢了。强敌当前，他们眼花缭乱、魂飞魄散，把所学都忘光了。即使不忘，也无从使用。所以说，每天训练士兵的人，不能让他们去作战。
虽然如此，难道可以让没有训练的士兵去作战吗？训练士兵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用作战来训练他们罢了。古代训练士兵，是在四季的田猎中进行的。把猎物当作敌人；猎获猎物，就像杀死敌人；驱赶猎物，就像向敌人挑战；猎获后献上猎物，就像记功受赏。追逐利益唯恐失去，箭穿脑袋唯恐猎物死得不快，众人争相追逐唯恐落在人后，怀着必杀之心，就像不共戴天一样。用这种方法来训练，做的就是作战的事。然而古代用兵，邻国友邦之间的争斗，怒气消了就停止，不是像夷狄盗贼那样要置我于死地、不能和他们共存，把敌人看作禽兽，就足以作战了。人和人是同类，就不能像杀禽兽一样看着他们死去而无动于衷。敌人和我争夺生命，那么敌人不如禽兽可杀，而禽兽不能决定人的生死。用这种方法来训练，用在后世，仍然有做游戏的心态；只是练习了奔驰、射箭、前进、停止的节奏，而不能激发临阵时的勇气，对作战本来就不合适。更何况舍弃这些而谈论训练士兵，那就是穷兵黩武；穷兵黩武也只是在做游戏罢了。
营垒有制度，部队有法规，开合有态势，埋伏有契机，为将的人必须懂得这些，但如果士气不旺盛，那么即使熟练，在生死成败的关头，也会眼花缭乱而完全失去平时的训练。何况三军将士，击鼓向左就向左，击鼓向右就向右，只听将军的号令，哪里用得着懂得兵法应当如何呢！他们所依靠的能够可生可死而不可打败的，只是士气罢了。士气，不是可以通过训练使之振奋的。所以训练士兵，只有多次让他们经历实战，然后士气才不会因惊恐而旺盛起来。每天练习，每天训练，轻慢而玩忽，那么失败得更快。所以得不到百战之士来使用，不如使用新兵。从前汉朝攻打匈奴时，距离高帝时期不到百年，凡是和高帝百战定天下的人虽然差不多死光了，但他们的子孙因功勋世代封侯，都以军事为世业，训练不可谓不早，但酎金夺爵的命令一下，都被削夺干净。汉武帝所派遣横穿大漠、斩杀名王、纵横驰骋于塞北的将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程不识、苏建、公孙敖这些人，都是从贫寒中提拔起来的，眼睛没看过孙武、吴起的兵书，耳朵没听过金鼓的节奏，却用他们刚刚振作起来的士气，而威震北方沙漠。那些材官健儿以及数十万士兵，天子不曾亲临大阅兵，将吏没有时间每天训练整齐，命令在临战那天才颁布，在危险之地奔驰突击，就是通过实战来训练就足以使用了。所以训练士兵，除了用作战来训练，训练不如不训练，所谓的训练，只是做游戏罢了。
虽然如此，但也有一说。有多次作战却不能让他们去作战的，那就是多次与弱敌作战，侥幸获胜，就想用他们去对付强敌；宋朝用曹彬、潘美去争夺幽州就是这样。这几个将领，都是为宋朝削平割据、统一天下的人，然而他们的效果是可见的。刘鋹暴虐，孟昶荒淫，李煜萎靡，他们苟且于暂时的安定，完全放松了戒备，宋兵一到，就像春天的冰一样立刻融化；河东勉强可以自守，而太祖被坚城所困，太宗又亲率六军，冒着箭石，才勉强攻克；那么这些将领的能力，大致可以知道了。他们靠敌人的软弱而成就了平定国家的功劳，整齐行进、长驱直入，偃旗息鼓，敌人就溃败了；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飞箭射到眼前、白刃接于肘腋这样的凶危难测的忧患。他们正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让来消除天子的猜疑、避免宰相的倾轧，到了雍熙年间更加老了。他们害怕因功勋名声被忌恨，而想保全富贵于晚年的心情更加坚定了。却让他们去和积强的契丹拼命，结果岐沟关之战死伤过半；这难道是旌旗不够鲜明、部伍不够整齐，导致敌人逼近而无法抵挡吗？倚仗战胜小敌的经验去对付大敌，敌人的骑兵一冲，这是他们生平从未见过的，平时所训练的根本不顶用，不溃败还等什么？张齐贤说：“挑选士兵不如挑选将领。”这些将领不足以一战，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宋朝难道没有果敢刚毅、才能出众、可以独当一面或小能奋击的人才吗？猜忌太深，士人不敢表现自己的才能，谨慎小心的风气已经形成，除了这一两个老将，本来就没人了。岐沟关一败，宋朝从此一蹶不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训练了士兵，如果训练了，也只是士兵在队伍中做游戏，将领在军帐中做游戏，君主在朝廷中做游戏，大家一起做游戏罢了。唉！这就是宋朝之所以成为弱宋的原因吧！
〖五〗
反复改变的主张，有志之士耻于提出，英明的君主厌恶听到。那种信口开河不加选择的人，已经是卑贱的了；那种诡诈随从没有固定操守的人，是不善良的人；那种反向激荡、故意颠倒黑白的人，是心怀奸诈的人。张齐贤不失为一位刚直的大臣，宋太宗也不是容易被迷惑的君主，按理说他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在瓦桥关之战后，有人提议迅速夺取幽州、燕云地区，张齐贤极力陈述不可。过了六年，张齐贤与王显一同担任枢密使，而曹彬、潘美等大举北伐，导致了岐沟关的失败。太宗对齐贤说：“你们看朕以后还能做这样的事吗？”张齐贤惭愧自责不已，这说明岐沟关之战，张齐贤实际上是赞成的，为什么前后如此矛盾呢？张齐贤不以反复为耻，太宗也不因反复而杀他，难道他们昏聩到了这种地步吗？仔细分析张齐贤先前的话，就会发现，张齐贤的志向，从未有一天忘记幽州、燕云地区。
他说“挑选士兵不如挑选将领，任用武力不如任用人才”。挑选将领并任用他们，难道只是为了守卫内地、苟且偷安吗？而太宗终究不能任用。他对于将领没有挑选；不过是谨慎自持的曹彬罢了，畏缩不前的潘美罢了，因循旧例而委任他们，没有挑选。他对于人才也不愿意任用；曹彬谦虚谨慎不居功，是为了避权；潘美陷害杨业而不肯救援，是为了避功。将领避权，就与士兵不亲近；将领避功，那么失败可以无罪，胜利却自身危险；拿士兵的性命去冒险来保全自己，没有不失败的。虽然有都部署的名号，但知道皇上任用自己并无坚定意志，不得已而姑且一试，张齐贤也知道不行而姑且听从罢了。于是，张齐贤长久蕴藏在心中的志向，不得不降低志向去顺从了。
张齐贤既然知道不行，却不以辞职来抗争，为什么呢？唉！除了这样，宋朝的事情就无可作为了。契丹得到十六州，既得到了土地，也得到了那里的人民。得到了土地，就可以修缮城郭，布置堡戍，修整险要，知道宋朝有争夺之心，就更加警惕而日益巩固。得到了人民，时间越久，他们的心就越难改变。在石晋割地之初，北方地区的士民，一定有人以穿左衽的衣服为耻而悲叹。到了岐沟关失败的年份，已经过了五十年，还活着的老人，一百个里不到一个。做官的人享受契丹的俸禄，种田的人习惯了契丹的习俗，轻浮的人，甚至喜欢契丹的嗜好而与他们一起随波逐流。过了这个时期就没有收复的希望，那么这些人会把中原看作极远的地方，把衣冠礼乐看作桎梏赘瘤，而拼命为契丹争胜。而且只怕一旦归附宋朝，不能在关南地区与宋朝的官吏百姓争荣辱，于是智者出谋划策，勇者奋力作战，最终再也没有可收复的时期了。所以有志向的人，急切地争取时机，还怕已经晚了，怎么忍心再说暂且等待呢！
况且，有志于有所作为的人，失败本来是他们不回避的。汉高祖消灭项羽，汉武帝驱逐匈奴，汉光武帝攻破赤眉，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都是在多次失败之后，士气并不沮丧，而是吸取教训，最终完成平乱之功。曹彬、潘美失败之后，张齐贤有代州的胜利，尹继伦有徐河的胜利；将领并非不可挑选，人才并非不可任用，耶律隆绪多次获胜的骄兵也并非不可挫败。用兵的人，胜利不可依仗，失败也不可沮丧。赞成北伐，哪里足以成为张齐贤的缺点呢？又何必去劝止呢？
只是太宗后悔得不是地方，宋琪、王禹偁互相鼓励而形成了怯懦的风气，张齐贤于是也对这样空虚的君主和大臣无可奈何；只能独自出去独当一面，稍微寄托一下自己磊落的壮志罢了。所以知道张齐贤始终以收复失地为心愿，而不是游移不定、反复无常没有定见的人。太宗也知道他有忧国的热忱，只是自己无法克服猜忌和消沉的私心，哪里是被迷惑了呢？从他的言论考察他的内心，君子因此深深为张齐贤感到悲哀。
〖六〗
宋太宗命令编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多达数千卷，让江南、西蜀等地的降臣分别担任编纂工作。有人认为：太宗是怀疑他们心怀故国、暗藏异志，所以姑且用这种方法来笼络他们，利用他们的长处，柔和他们的心志，消磨他们的岁月，让他们终老在笔墨之间而没有别的想法。唉！嫉妒别人的优点而找借口来揭发，用小人的心思去揣度君子的胸怀，哪里值得相信呢？
杨业是太原的降将，父子掌握兵权，有死士为其所用，威震契丹；诽谤他的文书不断送来，但太宗仍然任命他守卫边疆而毫无猜疑。张洎、徐铉、句中正这些人，不过是浮华的文人，自以为不会被任用，即使把他们放到山野之中也成不了气候，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李煜投降后不可能再有别的想法，曹彬了解这一点，就让他回到自己的府邸。已经熄灭的灰烬，不可能再燃烧起来，这几个舞文弄墨的人，本来就不值得严加防范。张洎在这些人当中，智谋计策比较敏捷，太宗也让他参与政事，一起议论，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宋朝所忌惮的，是那些效力疆场的武将，而不是这些苟且偷生、邀宠取幸的文士。
之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编纂工作交给诸位降臣，是有原因的。自从唐朝动乱以来，朱温凶残暴戾，屠杀清流人士，杜荀鹤一旦接受他的接纳，就吓得几乎死去。陷入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把文采风流当作大忌，哪里还有人敢去撩拨猛虎而矜持地迈着雅步呢？李存勖、石敬瑭都是沙陀人的后代，刘知远、郭威是执帚的奴仆。凶悍相沿，弓刀相争，王章用笔杆子管理税收，尚且免不了在群凶中被吵嚷攻击。六经百家，不用等到焚书坑儒，中原就没有遗留了。加之契丹在内地蹂躏，千里化为废墟，救死不暇，谁还有空闲去怜悯遗留文献的废坠？周世宗稍微想要擦拭并张扬它们，但故老已经凋零，新一代没有开启。王朴、窦仪从燕赵地区起来，质朴有余，但学习不早，隔着沙漠望中原，这本来就是北方学者的常态。只有那江东、西蜀地区，保国数十年，划地自守，战争不起，水边山脚，书籍没有损坏；所以那里的人士能够用他们从容的岁月，咀嚼文苑的精华。那么想要寻求博雅的儒生，来采集群书的精华，除了这两个地方的士人，没有能胜任的。太宗可以说是善于取材了。
汉光武帝振兴道艺，雅乐仪文是从公孙述那里得到的。拓跋氏装饰文教，传经定制是从河西那里得到的。四面受敌的地方，不足以留存文治，而偏安一隅、安定无事的地方则能保存它。蒙古撕毁天纪，而两浙、三吴地区，文章在晚季兴盛；刘基、宋濂、章溢、陶安等人凭借这些开创了一代的治业，这不是姚枢、许衡有传人。由此说来，士人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而处在偏僻遥远的地区，珍重遗留文献以等待寻求旧典的时代，不在自己身上，就一定在门徒身上，这没有差错。在幽忧困苦之下虚度岁月的人，大概就是所谓自暴自弃吧！道义取胜的人，道义实行而志向已经实现；文章成就的人，文章显著而心情舒畅。哪里一定要担任三事、位至侯爵，然后才足以荣耀呢？汉朝兴起时，功臣的名字大多湮没无闻，而申培、伏胜的遗泽流传万年。然而把编纂书籍当作束缚英才的绳索，这是小人的浅见。以此使君子沮丧，就太令人惭愧了。
〖七〗
可以信任的人，不贪图不可得的名声；可以相信的话，不传播不可能的事。微生高的直率，仲子的廉洁，君子察觉他们不诚实。《室远》这首诗，《漂杵》这本书，君子辨别它们不真实。人厌恶那些矫饰言行来扰乱道德的行为，言论厌恶那些夸大其词、溢美溢恶来扰乱道理的说法。君子用来敦促实行、传播信史、端正人心、敦厚风俗的，只是“诚”罢了。
江州陈兢一家九代同堂，而宋太宗每年赏赐给他们粮食，大概是听说了唐朝张公艺的风范，而上下互相欺骗以夸耀治理的成效。九代同堂，天下也有很多。他们的住宅土地广阔，田园牧业方便，产业相同，未必就能说是孝慈友爱，人人都和顺。张公艺告诉唐高宗说：“忍。”所谓忍，就一定是有不可忍的事情。那么父子之间的争吵，婆媳之间的纠纷，兄弟之间的争斗，以至于败坏伦理、伤害风化的事都会有。张公艺全都忍耐而不计较，从而消除了诉讼仇杀的大恶罢了。如果他们都孝慈友爱而没有过失，那还有什么可忍的呢？所以张公艺的话，还不敢添枝加叶、虚假美化来迷惑人，是可信的。记载陈兢家的事说：“老小七百口人，没有一句闲话。”这已经是过分美化而不真实了。又说：“有一百多条狗，同在一个槽里吃食，一条狗不到，其余的狗都不吃。”荒诞到了这种地步，而陈兢敢于以此为美，人们且传播以为异事，史书且记载以为真实，带领天下人弄虚作假，这就是君子厌恶那些扰乱道德的话的原因，不就是这些话吗？
人到了上百，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没到，如果不是按着名单去数，就来不及察觉。狗到了上百条，一齐涌上前来，一条狗没到，即使智慧如神禹，也不能看一眼就知道，何况是狗呢？推想他家七百口没有闲话，其夸诞之说，也就和这差不多了。
尧舜还有丹朱、商均，周文王还有管叔、蔡叔，上天不能把完美偏私给圣人的家庭。儿子的贤与不肖，是上天决定的。上天的化育，没有能整齐划一的；为什么单单在陈氏家里，就人人都纯厚谨慎、遵守长者的教诲呢？而说：“从陈崇到陈兢，教导有方，约束有道，家训建立而人人都被勉励。”那么尧对于儿子，已经用自己的则天品德树立典范在上；又让儿子去田间侍奉舜，来熏陶他的气质；陈氏的品德比尧高千百倍，他的教导比舜高千百倍，或许才可以。否则，聪明的、愚笨的、刚强的、柔弱的、安静的、急躁的，全都使之整齐专一，而没有像丹朱、商均、管叔、蔡叔那样在中间作梗的人，陈氏凭什么德行能承受这样呢？拿尧舜都感到困难的美德，去夸耀乡原都不指责的完美，陈兢的虚伪，史书的歪曲，哪里还需要辨别才能明白呢？
再说陈氏家族如果像那样好，那么自从赐粮以后，九代之后，怎么会默默无闻、没有值得记载的；而那七百口敦行仁爱、崇尚礼让的子弟，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在宋代有所建树呢？在唐末以后的战乱中，江州是吴、楚交兵的要冲。陈氏所居住的地方，偏僻遥远，远离战火，因此相互保全以维持家庭，等级名分比较明确，没有诉讼仇杀的争端。陈氏就洋洋得意地自我夸耀，官吏就洋洋得意地夸耀奇异，太宗也洋洋得意地粉饰为太平盛世，互相做假，连狗也被戴上了荣名。史官记载这些不值得相信的东西，而世人相信它；狂妄之人得逞，而做父兄的人顾惜虚名，搞乱了伦理纲常；君子因此为世道忧虑。
君子治理家庭，是要教化影响到天下。不做不可成功的事，不占据不可持久的地位，责备贤能而善待不才，用树立标准来使他们一致，用明白的辨别来使他们统一，贤能的人容易加深他们的恩情，不肖的人无法增加他们的恶行。因此，命士以上，父子分宫居住，不让他们互相亵渎；五服之外，丧服断绝，不让他们强行掩饰；立于庭堂的教训，只限于诗书礼乐；关于夜饮的戒规，比朝廷还要严格；三十岁授田，而田地房屋分开居住；八口以外，饥寒自行解决；不互相混杂，就不互相竞争。让九代可以同居，家族和睦而名分明确，那么先王为什么不立此为制度，而文王、武王的子孙，一定要让他们有国有家、各自赐予族号以便自己管理呢？教化不能突然实现，情分不能勉强，上天不能保证，人不能不做预先的防范。所以虚伪的行为虚伪的言论不传播，上面用诚来教化，下面用诚来响应。《同人》卦的道理，是区分族类辨别事物，而对于同宗则有所吝惜；《家人》卦的含义，是嘻嘻哈哈会失去节制，而威严才能使人信服。传世立教，是仁爱到了极点、道义到了极点的。怪异的行为，夸耀的说法，迷惑天下，粉饰大美来贩卖名利，天性受诬蔑而人伦败坏，读史的人又何必去羡慕呢！
〖八〗
三代以下，能够成全自己的至性，坚守自己的大节，虽有过度之处却不失中正，幽深的光辉蕴藏在内心，历经五百多年没有人能够称道的人，大概就是楚王赵元佐吧！
赵元佐是宋太宗的嫡长子。太宗实现了传位给儿子的志向，那么天下就是赵元佐的天下。杜太后的命令说：太祖传位给两个弟弟，然后很快传给赵德昭。即使太宗顾念遗命，保全秦王而传位给他，秦王即位，那也是遵从母命，赵德昭虽死，但赵惟吉还在；假若不是这样，那么秦王就会私自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就像吴国公子光与僚先后得国的形势一样。赵元佐就像夷昧、余祭的儿子，皇位轮不到他，是必然的。太宗怀着传位给儿子的私心，忌恨秦王而把他置于死地，哪里是担心自己的皇位不稳固呢？他为赵元佐打算，是想坐收渔利而全部占有罢了。所以说，按照太宗的志向，天下是赵元佐的天下。于是赵元佐猛然发出天性中的恻隐之心，来面对鬼神，来面对天下，一定要想方设法保全叔父，以免父亲陷入不仁。他愤恨太宗不听，激烈地假装疯狂，放火烧宫，表示不可以君临天下。进一步就有君临天下的尊位，退一步则受庶人的责罚，万一父亲发怒，处死不测，他也甘心如饴。唉！这难道是三代以下教化衰微、风俗败坏的时代能够再次见到的吗？他被废为庶人，而赵元佐的心愿得以实现了。实现了他的心愿，就是实现了他的仁。这就是伯夷、泰伯之所以把人间爵位看作草鞋，安居在天伦之中，用这颗心来恢复礼制。
东海王刘强安于被废，是因为父亲不想把天下给他。宋王李成器屈服于唐玄宗，是因为弟弟有安定国家的元勋之功，自己不能位居其上。父亲的意志存在那里，人心归向在那里，不敢去争，而仅仅能自保王爵，议论的人尚且称赞他们。赵元佐用轻易可以得到的天下，像脱鞋一样抛弃，来求得自己内心的满足，哪里是他们所能企及的呢？然而朝廷中没有秉公议论的大臣，史书上没有阐明幽光的笔法，反而把立太子称为寇准的忠诚，把拥戴称为吕端的节操，在实录里又记载了秦王赵廷美不得参与以及李皇后、王继恩密谋立赵元佐的说法，曲意诋毁他的至德。所以司马光说：“伯夷虽然贤明，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更加显著。”世上没有君子，相信世俗的嫉妒之口，掩盖潜藏的德行而曲意歪曲，后世的史书，不如没有史书的地方，太多了。
太宗发怒，想把他安置到均州，百官劝谏而停止，是因为知道他的志向正直而道理伸张。宋真宗即位，恢复他的楚王封号，加封天策将军的称号，用特殊的礼仪对待他，是因为知道他放弃天下来保全至性，而李皇后的阴谋，一定是他不肯参与的。太宗对他感到惭愧，真宗对他感到安心，却不能打动廷臣和国史的心；世俗的迷惑而不觉悟，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有人说：泰伯不想拥有天下，逃到句吴，而赵元佐最终接受了王爵封号，为什么呢？回答说：周朝还没有拥有天下，而句吴是殷商的蛮服；古代有公子离开本国而寄居的礼节，所以有剩余的地方让泰伯自由徜徉。宋朝则一统天下，赵元佐能到哪里去呢？至于他最终接受王爵封号，假使秦王即位，赵惟吉继位，而太宗既然已经君临天下，达到太平，那么他的嫡长子本来就应该封王；王爵，是赵元佐应得的。不做天子而德行已经达到极致，何必气冲冲地激怒骨肉，效法陈仲子的行为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朝的无人。赵德昭之死，赵廷美之被流放，是大乱的根源，是太宗的大恶。站在朝廷上的大臣，以刚直著称的如窦偁、姚坦；以直言著称的如田锡、张齐贤；以方正著称的如李昉、吕端；都是所谓的贤臣。但他们俯首结舌，听任太宗残忍地伤害天性、徇私行事，没有一个人敢于想到开国的先皇。只有一个卢多逊在太祖时期保卫太宗，在太宗时期保护秦王，没有忘记金柜之盟；而赵普的邪说一展开，罗织罪名把卢多逊流放而死。昏暗的阴霾遮蔽了日月的光辉，只有一点孤光在赵元佐身上显露，有心人自然知道如何选择。哪里一定要孔子，才能把伯夷提升到青云之上呢？存在于人心不死的罢了。
〖九〗
宋太宗对秦王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要使嗜好表现在外。”这差不多是懂得道的人说的话啊！人有嗜好而不能自已，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耳、目、口、鼻、身体对于天下的事物，相互接触而各有结合，欲望由此产生，这也是天性。不只是小人依靠它，也是君子不能离开的。然而相互接触，希望得到就停止了；结合之后，固然可以不再求取。不只是崇高富贵的人容易满足，即使是贫穷的人也可以得到而得到它。
所以人的嗜好，也大略可以看出来了。生活在海边的人，不嗜好麋鹿；生活在山区的人，不嗜好鲍鱼。没听说过它们的名字，固然不羡慕；没有充分领略它们的妙处，固然不沉溺。既然如此，那么世上那些有嗜好而沉迷不返的人，都是因为嗜好表现在外，而外物得以乘虚而入来迷惑他们罢了。由此而消磨时光，滥发喜怒，荒废事务，丧失德行，伤害天物，耗费钱财，引导淫逸，亲近小人，以至于亡国败家而不觉悟。难道真是他们的嗜好不可遏制吗？大家一齐把某物看得很贵重，它就贵重了；大家一齐把某物看得很安逸，它就安逸了。认为它贵重而忘了它的低贱，认为它安逸而忘了它本来不足以安逸：时过境迁，却不知道当初酷好的是什么心。像这样，我又怎么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卫懿公对于鹤，唐玄宗对于羯鼓，宋徽宗对于花石，通达的人看来，都同瓦罐、土块、普通虫子没什么区别，却与它们相守不离。寻求其原因而得不到，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大概是一时触目新鲜，偶然动心而表现在外，窥探的人曲意迎合，习见习闻，浮言鼓动，便随之而流荡不可停止罢了。口想止于味道，而山珍海味，不是因为它味道好，是因为它的名贵。身体想止于舒适，而穿珠戴玉，不是因为舒适，是因为它的名贵。一个人偶然用新奇之物来炫耀，无知的人便互相附和，精益求精，完备求完备；以至于胡椒有八百斛，杨梅仁有十石，不知道这与嗜好有什么相干，却一定要急切地追求到这种地步。唉！用口还口，味道也就有节制了；用目还目，颜色也就有节制了；用耳还耳，声音也就有节制了；用身体还身体，衣被器用游玩观赏所需的东西也就有节制了。超过这个，都是流俗浮游的言语辗转相传，超出了本分。而劳苦形体、惊动心神、殃及人民、毁灭万物，忙忙碌碌地奔走，至死也不解脱。唉！这是他们的愚昧，我也怎么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君子没有欲望，不违背道理的，没有别的，只是耳、目、口、体止于本分，不向人显示特殊的情况，那么人言的纷至沓来，小说家的妄加描述，阿谀者的顺从，卖艺者的蛊惑，都不足以改变我们耳、目、口、体的平常状态。既然如此，那么淡泊无欲，不是没有欲望；而是欲望止于他所应当有的欲望，不以流俗的欲望为欲望。
那流俗的欲望而荡乱人心，是人不能避免的。用什么来治理它呢？大概只有用镇定来对付它吧！太宗说：“朕没有别的喜好，只是喜欢读书”，这就是用来镇定的方法。镇定的方法，就是止息纷纭，抑制急躁，专心一意于视听而不迁移；古今成败得失的道理，交替到来而互相警示，来限制他的聪明；他神态安闲，他气度肃穆，他的志趣不可停止，他的所得不能忘记。像这样，那么流俗的诱惑，不等拒绝而自然不相亲近。用这种态度表现在外，天下那些粉饰美好来进献的人，就会互相勉励于道艺。这些人未必贤明，他们所学习的东西也不至于偏离正道；他们的学问未必醇正，他们所崇尚的东西本来也不损害事物。因而精研它，因而完备它，而道就存在其中了。所以太宗选择的方法是好的。宋代的儒者把格物穷理作为身、心、意、知得以端正的根本，也是这个道理。
虽然如此，只说读书，还是有可忧之处。所忧的是，用流俗的心态去面对书籍，而书籍被流俗利用的情况不少。所以萧绎、杨广、陈叔宝、李煜因此更加助长了他们的淫逸。岂止是君主呢？凡是做学问的人都不可不戒除。如果以流俗之心去读书，那么读书也只是一种嗜好罢了。它消磨时光、荒废事务、丧失德行，与其它嗜好没有不同。这种毛病有三种，不知道戒除而陷入的人很多，所以不可不戒除。追求事物的名目，模仿事物的外形，夸耀新奇、竞争华丽，沉溺于冷僻、摘取险怪，来炫耀自己的渊博，这叫做“色淫”。效法浅陋儒生的规程，遵循小生的步伐，分析音韵来求工巧，设置机局来相互应和，拖长声气，意短言长，这叫做“声淫”。读到可喜的话像喝醉酒一样，读到可怒的事像拿起武器一样，嬉笑来谐和心情，怒骂来快活意志，放纵意气而击节赞赏豪放的篇章，松弛志向而陶醉于闲逸的语句，心与之一同流荡，情将日渐放荡，这叫做“志淫”。这三种毛病，不是所读的书能损害的。《风》《雅》中包含有贞洁和淫逸的诗篇，《春秋》中有关于叛逆和作乱的事情；远离流俗，明辨是非，宁静地镇定耳目表面的聪明，那么道就专一于纯正。即使是使者采访的俗语，乡里巷间的歌谣，也都可以有益。不这样而涉猎六经，尚且有人被引入迷途；更何况史书有繁多的记载，诸子百家有琐碎的论说呢？班固的详实，蔡邕的典雅，段成式、陆佃的渊博，苏轼、曾巩的明辨，用这些来猎取荣名，博取声望，又与烂羊头的关内侯、下围棋的宣城太守、公开淫乱的控鹤监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别的，把读书当作嗜好，恰恰是引导人走向欲望罢了。只有没有欲望然后才可以读书。所以说，太宗的话，差不多是懂得道的人说的话。
〖十〗
谈论治理国家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要实行久任制，这是对州县长官而言的。难道只是为了让治理百姓的官员熟悉情况而使百姓安定吗？州县官员离天子远，贤与不贤容易相互欺骗；久任如果得人，那么百姓就会安于他的治理；久任如果失人，那么百姓想除掉他，不能等一天，而上头却被蒙蔽。所以久任地方长官，得失的几率还各占一半。至于大臣，那么久任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国家的政事，看到有利就急切地兴办，奸邪就会趁机得逞；看到有害就急切地除掉，众人就会竞相喧闹。所以大臣的为政之道，是慢慢地适应时机的变化，安静地等待众人意见的稳定，总是像有所等待而不急于求成，从而反复熟悉其中的条理，建立不可动摇的基业。心中有愤慨，不敢怒形于色；学有心得，不敢姑且尝试。刚刚接受政务的时候，人望没有归附；刚刚得到君主信任的时候，皇上的情况还不了解；那么就应该养心于冲和，持重而审慎，淡泊得像无所作为，深沉得像不可测量，然后斟酌饱满，为社稷生民担负起无穷的忧劳。期望三年达到神妙化境，本来不是大贤以下的人可以侥幸企及的。而执掌政事不久，就离开了职位。想做的事没能做，想停的事没能停，交给别人，局面又为之一变。不要说君子小人交替进用，就像稗草窃取了嘉谷的膏雨。同样是小人，而互相倾轧的，机巧后起而更加深刻；同样是君子，而所学不同的，议论相杂而不协调。用两种不相谋的成败，共同图谋一件事的始终，条理在咫尺之间判然不同，而得失相差千里。想求得像曹参继承萧何那样，遵守画一的法度而善始善终的，一百个里也找不到一个。而且只有萧何做汉朝的相国，与高帝相始相终，局面已成，然后曹参心中洞然明白，不需要有什么异同。假使萧何任职不久而曹参取代，也怎么能成就未竟之功而达到治理安定的功效！何况那些根本不同而相互攻击，一个压制另一个又抬起来的呢？
那些被立为宰相的人，不是从草野中突然崛起、刚刚登上仕途的人；也不是长期担任地方官职、不了解朝廷情况的人。既然不同于对州县长官那样的隔阂而不深入了解，那么可以不可以早就可以决定，既然任用了就可以不必怀疑；哪里需要等到经历了一段时间，才来考虑他的进退。所以善于使用大臣的人，一定让他们久于其任，这样国家的根本原则才不会迷失，君主的心志才不会昏乱。
宋朝自从雍熙年间以后，担任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长官、总领百官、掌管六军的人，突然上突然下，像拙劣的棋手下子一样，颠倒而屡次变迁。考察那些人，如宋琪、李昉、李穆、张齐贤、李至、王沔、陈恕、张士逊、寇准、吕端、柴禹锡、苏易简、向敏中、张洎、李昌龄等，虽然其中不乏侥幸之徒，但可以发挥他们的长处来谋求安定治理的人，也很多。十多年间，进进退退，席子还没坐暖，就又动摇他们尚且前进又后退的心，志向未伸，行事未果，谋划未定，而职位已经离开了。这样想求得国家有确定的国策，人人有适从的法规，可能吗？用这种办法来立法，子孙奉为成宪，官员视为故事。那些随波逐流的人，已经用传舍看待政事堂，在一天的荣宠中浮沉；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也抱着不能长久等待的心态，志气愤慨，乘机以求取胜。乃至一升迁一调动，整个朝廷都看作是升降的时期，天子为此改换纪元的年号；头绪一天天纷乱，议论一天天兴起，吵吵嚷嚷充满朝廷，而国家随之衰败。这垂示的法度不好，不是一天的原因了。
宋朝之所以深受其害，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忌惮大臣把持权力，而君主把颠倒任用握在手中，行使人所难测的威福，来巩固自己的皇位罢了。自从赵普的计谋施行于武人，君主的猜疑之心一动，那么文弱之士也供他忌惮玩弄。所以不但像王德用、狄青那样稍有功劳的人，防范他们像对敌国一样。而且像寇准以文墨起家，最初只是侍从官，而一个狂人呼喊万岁，议论的人就纷纷弹劾，天子震动。竟不想到寇准不是曹操、司马懿那样的奸雄，也没有那样的权柄；而张皇恐惧，像踩到老虎一样怕被吃，他的愚昧也可以令人嗤笑了。他自取孤立危境，尤其可悲。至于像蔡京、秦桧、贾似道那样误国以致灭亡，则又是一旦受到他们的蛊惑，就终身迷惑，屹立如山，不能动他们一根手指。立法越严密，奸佞的伎俩越巧妙。太宗颠倒使用大臣的权术，又怎么能从昏君那里取得信任呢？只是牵制了体恤国家的大臣，使他们不能完全发挥长处罢了。唉！这难道不值得永远引为鉴戒吗！
〖十一〗
自从唐朝渔阳之乱以后，藩镇自行招兵买马、聚敛财富，直到天下分裂。拥有几个郡的土地的人，就自己称帝称王，建立蚂蚁窝一样的小国。他们养兵练将，修造器械，僭越仪仗卫士，奢侈宫室，设立百官，更加骄奢，费用巨大。户口农田上的搜刮，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他们残酷掠夺的情况，但大概可以知道他们的贪欲是难以满足的。然而这样也不够用。于是海边的盐，山里的茶，都由国家专卖；还不够，那么专卖酒、征收农具税的政令，细察到毫毛。到宋朝初年，还不能废除，都沿袭了割据势力的陋习。
然而就这几件事来讨论，只有农具税，为害最重。税收一实行，价格必然上涨，贫民不富足，那么农具不锋利而土地荒芜，百姓的贫困一天天加剧。专卖酒，是官吏降为酒馆的佣工，是尤其侮辱人格、低劣行为的事。但也有可以通融的道理。至于海边的盐，山里的茶，农民不能拥有，贫民不能独自占有它们的利益，他们抛弃农具去经营盐业，离开田地而奔向山岗，富商大贾掌握着利润大权来控制耕夫的供给，而国家的财政盈亏却与他们毫不相干；那么追逐末业的人一天天富裕，种田的人一天天贫困，不仅是不均，而且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都面临困境。所以古代漆林征税，二十取五，车乘牛马向商人征税，先王以此来厚待农业、富裕人民，掌握轻重平衡来调节淳朴与狡黠，道理没有更高明的了。那么这两样东西多征收一些，来放宽农田的税收，这是仁爱的方法，正义的表现。即使是偏霸之地的君主，立为法规，表面看来苛刻；但有王者兴起，又怎么能废除呢？
至于酒，则更有道理存在。古代酿酒，是用来治病，用来养老，用来敬奉宾客和祭祀。而对过度饮酒的禁令，从大禹以来，就有很多警戒。天子不敢沉溺，圣人不敢视为美味，那么愚笨、卑贱、贫寒的人，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富豪子弟，不能听凭自己的嗜好。所以《周礼》有萍氏的讥察，是厌恶人们容易得到酒来喝。商贾贸易不可缺少，百姓没有它就无法通有无而维持生计，即使过度谋取民利，但百姓也依赖它。至于酒，则没有它，百姓生活自己就能很好；而且能永远没有它，民风尤其淳朴。然而酒流传已久，不能突然断绝，那么加重税收，卖酒的人就无利可图。税收重了价格就上涨，穷人就不能喝了。这难道不是厚待民生、端正风俗的人所非常欢迎的吗？既然如此，那么税收已经加重，而不成为百姓祸患的，没有像酒这样的了。专卖酒虽然屈辱，但征收酒税却是正当的，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百家的集市没有酒帘，那么黄昏就没有争吵的狂徒；农闲时节没有巷子里的狂饮，那么长夏就没有借贷的穷人；又有什么坏处呢！淳化五年，废止官府卖酒而让百姓交税，这是折衷得当的做法。王安石新法实行后又恢复官府卖酒，甚至用歌舞来引诱人沉湎，这怎么能体会太宗的深远用意呢？
税收不只有一种，而最先要收的是酒税，其次是茶税，再其次是盐税。这三者的轻重，根据各地情况可以得出适当的平衡。只有农具税，到景德六年才废除，太宗在这方面疏忽了。
〖十二〗
古人说：“接受投降就像面对敌人一样。”不只是两军对阵之间，敌人用诈降来引诱我而使我覆灭。如果真心投降而没有办法控制他们，就会露出破绽让他们利用，激起他们的怨恨让他们愤恨，助长他们的骄傲让他们玩忽，这些祸害都比面对敌人更严重。面对敌人而打不过，只是一次失败而已，多次失败还能振奋起来，祸患在外面。接受投降而没有办法控制，祸患就在内部而无法解除。梁朝对于侯景，自身丧命、国家倾覆，是朱异接受投降造成的。唐朝对于河北的降将，兵连祸结，是仆固怀恩接受投降造成的。有时激起他们，有时骄纵他们，祸患一旦发作就不知道如何防范。而不仅仅是这些，没有办法激起他们，也没有办法安抚他们，也就像激起他们一样；没有办法骄纵他们，也没有办法制服他们，也就像骄纵他们一样。那么宋朝对于李继捧就是这样。
李氏从唐朝以来，世代占有银州、夏州，偏居一方；没有可以归附的主人；衣服器具等需要，从中原取得的不足，翘首盼望归附内地，本来就是他们的心情。到这时，河东被平定已经三年了。只隔着一条水就到了宋朝的疆界。割据势力被削平，声威远播，他们带着土地归附，敞开衣襟接受，很容易。然而实际上并不容易。银州、夏州在西部边陲，兵马精强，风俗凶悍，十分之九同于外族，根本不是钱氏那样蜷缩在沿海、文弱不振可比的。那么接受他们投降，怎么能像接受钱氏那样呢？最好的接受远方之人的方法是靠德行，其次靠恩惠，其次靠谋略，再其次靠威势。只有德行和威势，不是一朝一夕能积累的。宋朝的德行已经很淡薄了！它的恩惠，是微不足道的仁慈，不足以安抚骄横之子；它的威势，则是瓦桥关之围、莫州之败、岐沟关之战，天子亲征，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急忙商议停战；李氏归附后深入探查到了这些。这三样都没有可以用来对待他们的，那么接受投降的谋略，就不能不谨慎了。
李继捧已经移镇彰德，四州也更换了统帅。统帅四州的人，派谁去合适呢？如果能够选择虎臣去镇守安抚，鼓励那里的官吏士兵而重用他们，既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而且久在那里的部下，崇尚武力的边民，各自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勇气来谋求功名；李继迁虽然逃走，也不能闯入而动摇他们，四州就安定了。难道没有可以派遣的统帅？却托付给了不合适的人。不是没有可以派遣的人，老将如曹彬，而弭德超能够行离间之计；血战如杨业，而潘美等能够诽谤使他叛离；本来就不想把马肥士勇、盐池肥沃的地方交给才能出众的大臣。既然不能这样，那么李继捧虽然献上版图请求设官治理，但用恩惠来安抚他，让他仍然拥有定难军的节镇，不失去他家世代镇守的地方；稍稍收取他的贡赋，逐渐设置佥判等官，等待他安定后再慢慢改变制度；而且不要让他迁居内地，窥探我们的设施，从而互相轻慢而引发战事，不也更好吗？况且，想投降的，只是李继捧和他的两三个幕僚罢了。那些跟从他归附的人，倔强之心，没有一天离开过他们的胸怀。所以李继迁逃走，不久就起来收服他们而乐于为他所用。把李继捧送回他原来的地方，那么部落的百姓既得到了归附中原的好处，又没有官吏治理的骚扰。李继迁无法蛊惑人心，他的嚣张就会逐渐改变，不难轻而易举地收服他。
这个策略，只有趁他们刚刚归附，在未乱之时消除萌芽，才能成功。等到李继迁重新振作之后，守臣被杀，疆土丧失，赵普才用这个策略纵容李继捧而让他回去，那么中原的实力已经在他眼里了，只会助长敌寇而显示虚弱。于是李继捧北附契丹，李继迁假装投降来延缓敌人的进攻；最终导致他们自称皇帝，骚扰西土，牵制中原去向北方纳贡，而宋朝一天天走向衰弱灭亡。计谋不善，祸害也很惨烈了。而在当时，坐观成败的君主宰相，洋洋得意地说：“天下已经平定，百年割据的远方之人感怀恩德归顺我，敞开衣襟接受他们，没什么难的。”这不是很狂妄吗？
没有那样的德行，不建立那样的威势；倚仗一点恩惠，不懂得谋略。从天而降的福分，不是那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的。所以东汉放弃西域，明宣宗拒绝交趾，确实是有戒心的。保持天下没有祸患的，只有不被小利所动而考虑长远，这样才能得到怀柔远方、招抚异族的办法，这本来就不是宋朝所能胜任的。
〖十三〗
做君子之儒的人，急于谈论治国之道，而师法申不害、商鞅的学说，束缚百姓并使他们困苦，却自夸说：“这是先王治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汉、唐都有这样的人，而宋朝更多。陈靖请求选择京东西的荒地和逃亡百姓的户籍；招募百姓耕作，丈量土地、平均赋税，于是被授予京西劝农使；陈恕等人知道不可行，上奏罢免了他，并贬黜陈靖为陈州知州。议论的人还可惜陈靖的主张没有被实行，认为这是陈恕等人的过错。唉！不是申、商之徒拿生事扰民当作治国方术的人，谁会忍心认为陈靖的话一定可行呢？圣王不出现，而荒谬的议论兴起，拿着《诗》《书》《周礼》的文句，断章取义来装饰申、商的苛刻，做君子之儒的人沉没不悟，可怜我们这些人，死在口舌之辩上，也太惨了！
现在暂且不讨论他的话，且问问他这个人。陈靖是太常博士。不是治理国家的大臣，没有管理田赋的官职，超越本分来陈述利害，是什么用心？等到授给他陈州的地方官，却尸位素餐到死，对百姓没有循良的政绩，对国家没有匡救的才能，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天下没有事而超越本分来陈述利国便民的主张的人，他们的为人大概都可以知道了。一定是想抓住当政大臣的长短，想胜过他们，而提拔自己的同党；不然就是有所忌恨于世家大族而想倾覆他们；不然就是自己贫穷，嫉妒别人富裕，想假公济私来夺取别人的财产；不然就是迎合君主和大臣的心意，希望得宠以谋求利益。即使不是这样，也或者是偶然看到一乡一邑的弊病，动了狭隘的心胸，不知道天下并不都这样，而想一概加以改变。像这样的人，看他的章奏，好像有爱民忧国的诚心；进前和他谈论，不无指天画地的谋略；等到给他官做，就面墙而立，一无能为。这是浮薄侥幸的匹夫，逆风就能闻到他的膻味，而只看外表的人喜欢和他亲近。《尚书》说：“为什么要怕那些花言巧语、面貌伪善、很会谄媚的人呢？”确实是怕他们啊。
至于他的话，如果切实地拿事理来检验，他的奸诈立刻就会显露。只有当国家疲惫、君主贪婪，大臣没有老成持重的见识时，他的话才会得逞。现在拿陈靖的话来考察，他所说的荒地，不是荒地；他所说的逃亡百姓的户籍，不是逃亡百姓的户籍。从汴、晋交兵以来，到契丹的打草谷，京东、京西的凋残已经很严重了。张全义、成汭勉强安抚，周世宗以来刚得到休养生息，这才有生还的游子，寄居的客居之人，穿过田间小路，勉强耕作以侥幸得利，而暂且栖息。在陈靖陈奏意见的时候，宋朝拥有天下才三十二年。战火之后，版籍错乱，荒地和熟地，本来就无法稽查；逃亡与回归，也无可依据。那么荒地或许已被耕作，逃民或许已经回乡，幸好有漏掉的来安慰鸿雁的哀鸣，百年大定以后，自然可以丈量土地、统计人口，来使他们承担赋税。陈靖本来就知道那不是荒不是逃，却假借招募百姓的说法，使一寸土地一个百姓，都被说尽而全部收敛。这个法令一实行，奸民的揭发，酷吏的追讨赔偿，没有止境，民生困苦而国本受损。不是陈恕等人极力坚持来平息他的毒害，人死在陈靖的主张下的，不知有多少了。唐朝这样做的是宇文融，而唐朝因此混乱。宋朝末年这样做的是贾似道，而宋朝因此灭亡。假托井田制度于《周礼》，假借经界之说于孟子，学习李悝的旧办法而文饰说利民，沿袭王莽的狂愚而自夸复古，这是贼臣中的贼臣。而做君子之儒的人，竟然因为他的主张没有被实行而感到惆怅吗？
三代的制度，见于典籍的，已经简略了，他们划分地域、安顿民众，而让他们承担土地出产作为贡赋的，是有原因的。古代的人民，离茹毛饮血的时代不远，圣人教他们耕作，而人民都选择土地来治理，只靠自己的力量；耕种还是荒芜，任凭他们去留，田地没有固定的主人，而国家没有固定的赋税。而且九州之土，分为上万个国家，到周朝合并，仍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各自占有自己的土地来收取人民的赋税，轻重的法度不同，人民不堪其命。所以三代的王者，不得不划分井田、分定疆界，确定收取民赋的标准，使他们不能增减。人民不自己制定经界，而由上级代为制定。不这样，就会选择肥沃的土地，放弃贫瘠的土地，争乱将一天天兴起，荒地将一天天扩大。所以屈尊天子的身份，下去为百姓做主仆的算计，确实是有不得已之处，哪里是为了限制万世而使人民必须承受征敛呢！至于他们所说的“再易”，未必是再易；“一易”，未必是一易；所说的“莱田”，未必是莱田；只是保留其名，不核实其实，勤劳的人不禁止他们广种，而田赋只限于原来的数额。所以从上农到下农，收获分为五等。难道百亩的收获，勤劳与懒惰的差距是这样的吗？这是莱田耕作与否造成的罢了。
到了汉朝以后，天下统一于一个君王，上没有分土逾额的征收，下有世代相承的田地，人民自己有经界，不需要上级来区分。至于战火之后，脱离刀刃而致力于灾荒之田的人，有的是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己列名于户籍，有的是丁壮有力而不只是自己开垦田地。所担心的也只是田地不开垦、人民不勤劳，百姓不足而国家也贫穷罢了。不必去限制他们，也不用去招募他们。名为招募而实际上是全面稽查，来与归飞的鸿雁争夺稻粱，不是太惨了吗！
像陈靖这类人，嫉妒匹夫匹妇偷得一顿饱饭，而为富有四海的天子增加锱铢升斗的利益。孟子说：“开辟荒地、任用土地的人，仅次于上刑。”不是像这类人，谁该承受明主的刀斧呢？不劝勉而自己劝勉的，是农民；劝农的人，是使农民受损害的人。按人头征税、用簸箕收敛，却文饰说“劝”。申、商何尝不说“我这是利民”呢！而儒者诬蔑先王简易平易的德行，用申、商的细密来代替，把陈靖和周公相提并论。道义不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