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拓跋部族自道武帝进入中原居住，逐渐汉化，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汉化的程度虽然比以前更深，但孝文帝所做的，其实也不过是代表这个历代都在进行的途径，只不过加速加剧罢了。在孝文帝的同时，那些鲜卑旧族如穆泰等人（见《魏书》卷二十七、《北史》卷二十《穆崇传》）对汉化政策本来就不赞同，即使是孝文帝的亲生儿子如废太子元恂（见《魏书》卷二十二、《北史》卷十九《废太子恂传》）也图谋召集牧马，轻装骑马逃回代地，那么鲜卑族对汉化政策反抗力的强大，大略可以窥见，因此更加知道孝文帝假借南征的名义，于是成就迁都之计（见《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北史》卷一百《序传》），实在是不得已的。所以自宣武帝以后，洛阳的汉化越深，而腐化就越严重，同时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也越牢固，即反抗洛阳汉化腐化的力量也随之越强，所以北魏末年六镇之乱，虽然有许多原因，如饥荒、暴政以及府户待遇不平等等，但间接促成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在河阴的大屠杀，实在是胡族对汉化政策有意无意中的一大表示，不仅仅是尔朱荣、费穆等人一时的权宜之计所致（见《魏书》卷七十四、《北史》卷四十八《尔朱荣传》及《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条）。其后高欢得到六镇流民的大部分，贺拔岳、宇文泰得到少数（见《北齐书》卷一《神武纪》、《北史》卷六《齐本纪》、《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等），东西两国（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都以六镇流民创业，最初从表面观察，可以说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汉化政策遭受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确实是北朝政治社会的一大变化。

虽然如此，高欢本身，生于六镇，极度胡化，他的渤海高氏世系即使是依托的，也因此不得不与当时代表汉化的山东士族如渤海的高氏、封氏以及清河、博陵的崔氏等发生关系（见《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封隆之传》，《北史》卷三十三《高允传》、卷二十四《封懿传》；《北齐书》卷二十三《崔悛传》，《北史》卷二十四《崔逞传》；《北齐书》卷三十《崔暹传》，《北史》卷三十二《崔挺传》，《北齐书》卷三十九《崔季舒传》，《北史》卷三十二《崔挺传》，《北齐书》卷三十《高德政传》，《北史》卷三十一《高允传》等）。

他的儿子高澄尤其汉化，据《北齐书》卷三《文襄纪》（《北史》卷六《齐本纪》相同）说： 元象元年（公元538年）代理吏部尚书。北魏自崔亮以后选拔人才常常以年资和劳绩为制度，高澄于是改革以前的格式，选拔提升只看是否能得到人才，又淘汰尚书郎，精心选择门第和人才俱佳的人来充任。至于有才能名望的士人，都被推荐提拔，假使有尚未居于显要位置的，都招致到门下，作为宾客，每次在山林园苑游玩宴饮，必定招请他们，比试射箭、赋诗，各自尽其所长，以此作为娱乐。

当时所谓的“妙选人地”，就是选用汉化士族的意思，所以高氏父子执掌北魏（东魏）政权后，杨愔、王昕（及王晞）既因才干被重用，而邢邵、魏收也因文采被录用（见《北齐书》卷三十四《杨愔传》，《北史》卷四十一《杨播传》；《北齐书》卷三十一《王昕传》，《北史》卷二十四《王宪传》；《北齐书》卷三十六《邢邵传》，《北史》卷四十三《邢峦传》；《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洛阳的文物人才虽然经过契胡（尔朱荣等）的残害毁坏，其遗留的火种再由高氏父子收拾聚集，更得以在邺都恢复兴盛。自魏孝文帝以来，文化的正统仍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即关东地区），远远地与江南的南朝同为衣冠礼乐的荟萃之地，所以宇文泰不得不深深畏惧忌惮，而与苏绰等人另外以关陇为文化本位，虚饰《周礼》的旧文来适应鲜卑的粗野风俗，搞得不伦不类，借以欺骗笼络一时的人心，所以到他的儿子（周武帝）吞并北齐之后，陵墓中的鬼魂（指宇文泰）恐怕都要挨饿，而开国的制度已经逐渐被仇敌敌国（指北齐）所浸染同化（见下章论职官、刑律、兵制诸书）。那么当时山东、邺都文化势力的广大可以推知了。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令的修撰“五礼”的薛道衡、王劭以及与制定礼仪有关的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人或家世都出自北齐，从广义上说，都可以称为齐人。这里节引史传证明如下：

《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北史》卷三十六《薛辩传》相同）节录如下： 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人。（北齐后主）武平初年，下诏让他与诸儒生修定“五礼”，任命为尚书左外兵郎。在文林馆待诏，与范阳人卢思道、安平人李德林齐名友好。又在本职之外兼任中书省职务，不久拜授中书侍郎。后主时逐渐被亲近任用，颇有阿附迎合的讥讽，后来与斛律孝卿参与政事。等到北齐灭亡，周武帝（北周）引用为御史二命士，后来回归乡里。高祖（隋文帝）担任宰相时，他随从元帅梁睿攻打王谦，代理陵州刺史。高祖接受禅让后，因事获罪被除名。河间王杨弘北征突厥，召他掌管军事文书，回来后任命为内史舍人。任命为吏部侍郎，因与苏威结党获罪被除名，发配防守岭南。不久有诏书征召回朝，在内史省值班，几年后授予内史侍郎。

寅恪案：薛道衡家世本来出自北齐，他本人在北齐又修定“五礼”，参与政事，等到北齐灭亡，经历北周进入隋朝，又长久担任机要职务，隋文帝命令他修定隋朝礼仪，自然合适，而薛道衡依照他的旧有经验，效劳于新朝，史书说隋朝礼仪的修订完全采用东齐（北齐）的仪注作为标准，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隋书》卷六十九《王劭传》（《北史》卷三十五《王慧龙传》相同）节录如下： 王劭，是太原晋阳人。父亲王松年是北齐的通直散骑侍郎。北齐尚书僕射魏收征辟王劭为开府军事参军，积功升迁为太子舍人，在文林馆待诏，后来升迁为中书舍人。北齐灭亡后进入北周，没有得到调任，高祖（隋文帝）接受禅让后，授予著作佐郎。

《北史》卷三十八《裴佗附裴矩传》（《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略同）节录如下： 裴佗，字元化，是河东闻喜人。六世祖裴诜在晋朝做官，官至太常卿，因为晋朝动乱，避难到凉州，苻坚平定河西，东归，于是居住在解县，世代以文学显扬[寅恪案：这也是河西文化世家]。（孙子）裴矩在北齐做官担任高平王文学，北齐灭亡后没有调任。隋文帝担任定州总管时，补任为记室，很亲近他，因母亲去世离职。等到隋文帝担任宰相，派遣使者驰马召见他，参与相府记室事务。隋朝建立后，升迁为给事郎，负责奏事，任命为户部侍郎，升迁为内史侍郎。皇上因为启民可汗刚归附，命令裴矩去安抚慰问他，回来后担任尚书左丞。那一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驾崩，太常寺原来没有仪注，裴矩与牛弘、李百药[《隋书·裴矩传》没有记载李百药的名字]等人，依据齐礼（北齐礼仪）参照制定[此条大部分前面已经引用，并附有论证，见上文]。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刘焯传》（《北史》卷八十二《儒林传下·刘焯传》相同）节录如下： 刘焯，是信都昌亭人。父亲刘洽担任郡功曹。少年时与河间人刘炫结为好友，以儒学知名，担任州博士，被举荐为秀才，考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一同修撰国史，并参与商议律历。刘炫聪明博学，名声仅次于刘焯，所以当时人称为“二刘”。天下有名的儒者和后辈前来质疑求学，不远千里而来的，不可胜数。议论者认为数百年来博学的通儒没有能超过他们的，刘焯又与诸儒生修定礼制律令。

同书同卷《刘炫传》（《北史》卷八十二《儒林传·刘炫传》相同）节录如下： 刘炫，是河间景城人。少年时以聪敏被称道，与信都人刘焯闭门读书，十年不出门。周武帝平定北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引荐他为户曹从事，后来奉敕命与著作郎王劭一同修撰国史，又与诸位术士修定天文历法，又与诸儒生修定“五礼”，授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认为礼制规定诸侯为旁系亲属服丧降低一等，大夫又降低一等，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与古代的诸侯不同，但可以比作大夫，官职在第二品的应该为旁系亲属降低一等服丧，议论者大多认为对。刘炫反驳说：古代做官的人只尊奉嫡长子一人而已，庶子不能进用，因此先王重视嫡子，宗子有分给族人俸禄的道义，族人与宗子即使疏远，还要为之服三个月的縗麻丧服，实在是因为受了宗子的恩惠。现在做官的人职位凭才能升迁，不限制嫡庶，与古代已经不同，有什么降等的理由？于是这件事就搁置了。炀帝即位，牛弘引荐刘炫修定律令。高祖（隋文帝）时代因为刀笔吏（办理文书的小吏）之类多是小人，年岁久了助长奸邪，是形势造成的，又因为风俗败坏，妇人没有节操，于是订立标准，州县的佐吏三年一换，九品官的妻子不得再嫁。刘炫著文认为不可以，牛弘最终听从了他。各郡设置学官以及流外官（九品以外）供给官库，都出自刘炫的建议。

同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北史》卷七十二《李德林传》相同）节录如下： 李德林，是博陵安平人。北齐后主留意文雅，召入文林馆，又命令他与黄门侍郎颜之推一同掌管文林馆事务。等到周武帝攻克北齐，进入邺城的那天，敕命小司马唐道和到李德林宅第宣旨慰问道：平定北齐的好处，只在于你，我本来害怕你，追着齐主向东逃走，现在听说你还在，大为欣慰，应该立即进宫相见。唐道和引他入内，派遣内史宇文昂询问北齐朝的民俗、政教、人物好坏，就留在内省，住了三夜才回去，仍然派遣他随从车驾，到了长安，授予内史上士，自此以后诏书诰命格式以及任用山东（关东）人物，一概委托给他。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敕命让他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颎等人一同修定律令，事情完成后上奏报告，另外赏赐九环金带一条、骏马一匹，奖励他增删修改之处很多。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新唐书》卷一百零二《李百药传》相同）节录如下： 李百药，是定州安平人。隋朝内史令、安平公李德林的儿子。开皇初年授予东宫通事舍人，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任东宫学士。有人嫉妒他的才能而诋毁他，于是称病辞职离去，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被追赴仁寿宫，命令他继承父亲的爵位。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一向爱惜他的才能，上奏授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杨勇又召为东宫学士，下诏命令他修定“五礼”，制定律令，撰修阴阳书。（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召入拜授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接受诏命修定“五礼”及律令，撰修《齐书》（即《北齐书》）。

寅恪案：王劭、刘焯、刘炫都是北齐的儒学之士，而二刘尤其是北朝数百年间的大儒。看刘炫反驳牛弘关于二品官为旁系亲属降一等服丧的议论，就知道山东的礼学远胜于关陇。裴矩用东齐仪注来辅助牛弘制定独孤皇后的丧礼，已经在前文讨论过了。李德林是北齐一代的文宗，周武帝得到他，特别加以奖励提拔。李百药继承其家学，既参与议定隋朝文献皇后的丧礼，又在唐朝贞观年间修定“五礼”，那么隋唐的礼制与北齐人士有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了。

论述隋唐制度中北魏、北齐这一源头已经完毕，这里略为考证其梁陈这一源头，凡是隋高祖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令的修定“五礼”的诸位大臣中如许善心、虞世基，以及名字不见于此诏书中但也参与修定礼仪制度的明克让、裴政、袁朗等，都属于梁陈系统的人。以下略按时代先后，节录史传的文字，证明如下：

《隋书》卷五十八《明克让传》（《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明克让传》相同）节录如下： 明克让，是平原郡鬲县人，父亲明山宾是梁朝侍中。明克让广泛涉猎书籍史籍，所阅览的将近万卷，对“三礼”和《礼论》尤其研究精深。出仕担任湘东王法曹参军，历任司徒祭酒、尚书都官郎中、散骑侍郎、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梁朝灭亡，归附长安，周明帝引用为麟趾殿学士。（隋）高祖接受禅让后，拜授太子内舍人。转任率更令，太子以师礼对待他，恩惠礼遇很优厚。当时东宫广泛征召天下有才学的人，至于博学多闻，都在他之下。下诏让他与太常牛弘等人修定礼制、议论乐制，对当朝的典章故实多有裁定修正。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因病离职，去世时七十岁。

寅恪案：《梁书》卷二十七《明山宾传》（《南史》卷五十《明僧绍附山宾传》相同）节录如下： 明山宾十三岁就博通经传。梁朝台阁建立，担任尚书驾部郎，升迁为治书侍御史、右军记室参军，掌管制定吉礼。当时刚开始设置五经博士，明山宾首先获得选任，所著《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礼服仪》十五卷。[参考上文所引《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吉礼仪注”条]

根据这些，明山宾是梁代修定仪注的人，以礼学闻名于世；明克让继承他父亲的学问，依据梁朝的旧事，修定隋朝的新礼仪；牛弘制定“五礼”，想要取法于萧梁，而寻求共事的人，那么明克让实在是上佳人选无疑。

《隋书》卷八《礼仪志》略云： 开皇年间，下诏命令太常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写宣布捷报（露布）的礼仪。

《梁书》卷二十八《裴邃传附裴之礼传》（《南史》卷五十八《裴邃传》相同）说： 儿子裴政在承圣年间（公元552-555年）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江陵陷落后，按照惯例进入西魏。

《隋书》卷六十六《裴政传》（《北史》卷七十七《裴政传》相同）节录如下： 裴政，是河东闻喜人。高祖裴寿孙跟随宋武帝，家迁到寿阳，祖父裴邃是梁朝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大都督，父亲裴之礼是廷尉卿。裴政博闻强记，通晓时政，被当时所称道。江陵陷落，与城中的朝廷官员一起被送到西魏京师，授予员外散骑侍郎，被引荐到丞相府办事，命令他与卢辩依照《周礼》建立六卿，设置公、卿、大夫、士，并编排朝廷礼仪、车服、器用，大多遵循古礼，改革汉魏以来的制度，事情都得到施行。不久授予刑部下大夫。裴政熟悉旧事，参与制定北周律令，用法宽大公平，没有冤案泛滥，又擅长音律。宣帝时因违背旨意被免职，高祖（隋文帝）摄政，召他恢复原职。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转任率更令，下诏让他与苏威等人修定律令。裴政采纳魏晋的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中，一同撰著的有十多人，凡是有疑难不通的地方，都由裴政决定。

寅恪案：裴政是南朝的将门和刑律世家，他与卢辩模仿《周礼》，为宇文泰文饰胡人制度，不伦不类，被有见识的人讥笑，大概是因为亡国俘虏奉命做这件事，谅必不是他的专长和本心。所以一进入隋代，就能与苏威等人为新朝创制律令，上采魏晋，下及齐梁，这才是真正能用南朝的文化及自己的学问，来帮助成就北朝完善的制度，与他在西魏北周时完全不同，现在因为其属于刑律范围，将在后面的刑律章中论述。

《隋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许善心传》相同）节录如下： 许善心，是高阳北新城人。祖父许茂，父亲许亨。许善心家中有旧书一万多卷，都普遍涉猎。贞明二年（公元586年）出使到隋朝，正遇上高祖（隋文帝）讨伐陈朝，礼仪完成后不能回国复命，多次上表请求辞行，皇上不允许，扣留在宾馆。等到陈朝灭亡，高祖敕命他以原官职在门下省值班。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任命为秘书丞。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加官代理太常少卿，与牛弘等人议定礼乐。

寅恪案：《梁书》卷四十《许懋传》（《南史》卷六十《许懋传》相同）节录如下： 尤其通晓旧事，被称为仪注之学。天监初年，吏部尚书范云举荐许懋参与详定“五礼”。当时有人请求封禅会稽、国山，高祖（梁武帝）一向喜好礼仪，于是召集儒学之士草拟封禅仪式，将要实行，许懋认为不可以，于是建议，高祖嘉奖采纳，于是推演许懋的议论，以皇帝制书的名义答复请求者，从此就停止了。宋、齐的旧仪，郊天祭祀上帝都用衮冕，到天监七年（公元508年），许懋才请求制作大裘，到这时在明堂举行祭祀，仪注还说穿衮冕。许懋反驳说：礼经说：“大裘而冕”，祭祀昊天上帝也是这样，实在因为天神尊贵遥远，必须重视诚实质朴，现在普遍祭祀五帝，于理不容文饰。改穿大裘，从此开始。又下敕询问：凡是祈求阴阳，应该各自依从其类，现在雩祭（求雨）焚烧柴火用火来祈求水，觉得有疑问。许懋回答说：雩祭焚烧柴火，经书上没有这样的文字，实在是由于先代儒者不加思考的缘故，请求停止用柴，那些牺牲等物都按照“坎瘗”（挖坑掩埋）的仪式，以符合《诗经·大雅·云汉》的说法。下诏都听从了。凡是各种礼仪，多有刊正。

根据这些，许懋尤其通晓旧事，以仪注之学在梁代著名，又参与详定“五礼”，凡是各种礼仪多有刊正，那么许善心参与修定隋朝礼仪，那些梁陈的旧事，足以供采纳的，是他家世代专门的学业。

《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虞世基传》相同）节录如下： 虞世基，是会稽馀姚人。父亲虞荔，是陈朝太子中庶子。虞世基博学有高才，兼且擅长草书、隶书。陈朝中书令孔奂见到他赞叹说：南方的精华贵重就落在此人身上。少傅徐陵一见到他就认为他奇特，回头对朝中士人说：这是当今的潘岳、陆机啊。于是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在陈朝出仕担任建安王法曹参军，升迁为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等到陈朝灭亡归顺隋朝，担任通直郎，在内史省值班，不久拜授内史舍人。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传·袁朗传》（《新唐书》卷二百零一《文艺传上·袁朗传》相同）节录如下： 袁朗，是陈朝尚书左仆射袁枢的儿子。他的祖先从陈郡到江东做官，世代是世家大族，陈朝灭亡，迁徙到关中。袁朗勤奋好学，擅长写文章，在陈朝出仕担任秘书郎，很被尚书令江总看重。曾创作千字诗，当时认为是宏大的作品。陈后主听说后召入宫中，让他作《月赋》，袁朗提笔立刻写成。后主说：看这篇赋，谢希逸（谢庄）不能独擅美名于前了。又让他作《芝草颂》、《嘉莲颂》，深受优待赏识，升迁为秘书丞。陈朝灭亡，在隋朝做官担任尚书仪曹郎。

寅恪案：明克让、裴政都以江陵俘虏身份进入西魏，许善心以陈朝末年的使者恰逢国家灭亡而不归，他们的身世与庾信相似，虞世基、袁朗在陈朝时就有才名，因而被收用提拔，都是南朝的名士，而且家世以学业显扬于梁陈时期。隋朝修定“五礼”，想要采用梁陈以后江东发展的新成果，那么这几个人，也就像北魏孝文帝时的王肃、刘芳，那么史书所谓隋朝采用梁朝仪注来制定“五礼”的，必定经过这些人的输入，无疑了。（袁朗参与制定衣冠制度的事见《隋书》卷十二《礼仪志》大业元年诏，《两唐书》袁朗本传没有记载。）

现在已经大略根据史传，考证了隋朝制定“五礼”的三个源头，请再举《隋书·礼仪志》的文字，作为例证。主旨在阐明隋文帝虽然接受北周的禅让，但他的礼制大多不沿袭北周，而是转而模仿北齐或者更采用江南萧梁的旧典，这与他的政权授受、王业继承，完全是两回事，而与后来李唐继承杨隋不同。这本是极显著的常识，但近世的论史者，仍然颇有误会，所以不嫌繁琐，重新申明证明，只是前文已经引用过的，就从略了。

《隋书》卷六《礼仪志》略云： 北周效法姬周（西周），祭祀的格式多依照《仪礼》。（隋）高祖接受天命，想要革新制度，于是命令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祭祀典礼。

寅恪案：这是隋朝祭祀典礼不沿袭北周的例证。

又同书同卷略云： 明堂在国都的南面，梁朝初期依照宋、齐，其祭祀的方法，还依照齐制，礼有不通的地方，武帝（梁武帝）又和学者商议。

寅恪案：这是梁朝更改齐制，是南朝后期与其前期演变不同的例证。隋朝制定“五礼”既采用代表南朝前期的北魏、北齐制度，又不得不采用代表南朝后期的梁朝制度，以达到完备。

又同书卷七《礼仪志》略云： 隋朝初期沿袭北周制度，规定也在孟冬（十月）的下旬亥日祭祀百神（蜡祭），在腊月祭祀宗庙、社稷，如果某地谷物不熟，就缺祭该地的蜡祭。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十一月下诏说：古代称腊是“接”的意思，取新旧交接之义。前朝以岁首为现在（指隋朝）的仲冬（十一月），以建冬之月（农历十月）称为蜡祭是可以的。北周采用夏代的方法，实行周朝的蜡祭，考察前代，其意义有违背，其十月举行蜡祭的做法停止，可以十二月为腊祭。于是开始改革以前的制度。

寅恪案：这是隋朝祭祀典礼不沿袭北周制度的例证。

又同书卷八《礼仪志》略云： 北魏每次攻战获胜，想让天下知道，就把捷报写在布帛上竖立在竿上，名叫“露布”，其后相沿施行。开皇年间就下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写宣布露布的礼仪。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定陈朝，元帅晋王（杨广）用驿站上呈露布，兵部奏请依照新礼仪宣布施行。

寅恪案：这是隋代修定礼仪，承袭北魏的遗产，而又与南朝专家共同考定的一个例证。裴政本来是江陵陷落后朝臣被俘的一个人，而以律学显名的人。详见上文所引的史传，这里不详细叙述。

又同书卷十《礼仪志》节录如下： 车舆的区别，是先王用来分别等级威严的。但随时而变，每个朝代都有不同。梁朝初期还遵守旧的制度，后来武帝（梁武帝）既已议定礼仪，就逐渐有所变革。 陈朝继承梁朝末期，王琳放火，延烧了车府。到天嘉元年（公元560年），敕命守都官尚书、宝安侯到仲举商议制造玉、金、象、革、木等五种“辂”车（帝王所乘之车）以及五种颜色的副车。此后逐渐修建，都依照梁朝制度。

寅恪案：这是南朝后期文物发展变迁，梁朝创立制度而陈朝因袭的例证。

又同书同卷节录如下： 北魏天兴初年（公元398年），下诏命令议曹郎董谧撰写朝会宴飨的礼仪，开始制作轩车和冕服，但不知道古代的样式，多有违背旧典。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又上奏详细议定，讨论经籍，商议改正，只是备齐了五种“辂”车，各自依照方位颜色，但还不完备。到熙平九年（公元520年，按：北魏孝明帝熙平只有两年，此“九年”疑误，或是“熙平中”或“神龟、正光间”），明帝（孝明帝）又下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元延明、博士崔瓒采纳他们的建议，大量制造车服。从此以后，条例章程大致完备，北齐都取用。后来因而著为法令，并没有增减。

寅恪案：李韶、崔光的传文前面已经引用，李韶的家世代表河西文化，崔光的家世代表南朝前期文化，根据这些可以知道北魏初期的制度多有违背旧典，得到河西和南朝前期文化的代表人物，才能制定一代新礼，足以供后来效法。所以北齐都取用，后来因而著为法令，并没有增减，这表明北齐的文物就是河西及南朝前期的遗产，得到这个为证，事情就更加明显了。

又同书同卷节录如下： 等到（北周）平定北齐，得到他们的车舆，收藏在府库中，完全不使用，到大象初年（公元579年），派遣郑译检视武库，得到北魏的旧物，选取其中特别奇异的，并且加以雕饰，分给六宫，共计十多辆，都是北魏天兴年间所制造的。周宣帝到这时都又重新乘坐。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内史令李德林上奏：北周、北魏的车舆不符合制度，请求全部废弃销毁。高祖（隋文帝）听从了，只留下北魏太和年间李韶所制造的五种“辂”车，以及北齐天保年间所遵用的，又留下北魏（肃宗孝明帝）熙平年间太常卿穆绍所议定的皇后之辂。

寅恪案：北周沿袭北魏天兴旧制，虽然加以雕饰，仍然不符合华夏文化的正式系统。李德林本是北齐旧臣，对当时的礼制典章尤其熟悉（见前文所引），所以请求毁废而采用北魏太和、熙平以及北齐天保时期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就是北魏孝文帝及其后继者所采用的南朝前期的文物，经过北齐于是成为一套系统的结集。这是隋朝在文物上不继承北周而因袭北齐的例证。

又同书同卷节录如下： 象辂以下，旌旗的旒数（垂珠）和旗的数量各自依照爵位品级，虽然依照礼制命名，但来不及创造，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闰十二月，一并下诏停止制造，而全部使用旧物。到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又得到车舆，凡是旧时法令有记载的，交给有关部门，法令没有记载的，全部毁弃，虽然遵从节俭，但于礼制多有缺失。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下诏又因为当时所乘的车辂沿袭近代，事情不合经典，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详细考察旧事典故，改造五种“辂”车及副车。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重新制造车辂，五种“辂”车之外设置副车，下诏命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人详细商议奏报决定，于是审慎选择前朝的旧事，决定取舍。

寅恪案：车舆的制度，隋文帝接受禅让后不沿袭北周而因袭北齐，就是因袭南朝前期的文物，经过北魏太和、北齐天保时期结集的，但制度还有不完备的地方，那是因为南朝后期梁陈的文物未能采用的缘故。开皇九年平定陈朝，起初持保守主义，乘坐使用的车舆限于旧法令有记载的，所以于礼制多有缺失，要想求得完备的礼仪，非再用南朝后期即梁陈二代发展的成果来增补不可，这就是开皇十四年之所以有重新商议的诏书的原因。又，大业元年所命令的商议制造车辂的各位大臣，其中大部分前面已经论及，而虞世基、许善心则是南朝后期文物即梁陈文化的代表者，可为我说的例证。至于宇文恺、何稠、阎毗三人，都特别以工艺技巧知名，他们参与此事，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将在下文附论都城建筑节中考证，这里姑且不涉及，以免枝节蔓延混淆。

又同书同卷节录如下： 随从的属车，秦朝是八十一辆，汉朝遵循没有改变，法驾三十六辆，小驾十二辆，开皇年间大驾十二辆，法驾减半。大业初年属车备有八十一辆，三年（公元607年）二月皇帝嫌其太多，问起部郎阎毗。阎毗说：臣与宇文恺一起参详旧事典故，这起始于秦朝，于是成为后来的格式，又据刘宋孝建年间有关部门的奏议，晋朝迁到江东，只设五辆。尚书令建平王刘宏说：八十一辆没有依据，江东的五辆又太节俭不合礼制，应该设十二辆。开皇年间平定陈朝，于是以此为法令，效法古代，大驾依照秦朝，法驾依照汉朝，小驾依照刘宋。皇帝说：大驾应该用三十六辆，法驾十二辆，小驾废除就可以了。 皇后属车三十六辆。起初宇文恺、阎毗上奏请求定为皇帝车驾的一半。礼部侍郎许善心上奏辩驳说：刘宋孝建年间议定车舆，天子的属车是十二辆，到大明元年（公元457年）九月有关部门上奏皇后的副车没有固定格式，下诏礼官议定正确的数量，博士王燮之的议论认为十二辆通用于天子是允当的，刘宋皇帝听从了，于是成为后来的格式，现在请求依照皇帝的乘舆，不需要等差降低。下诏说：可以。

寅恪案：属车的数量，晋朝迁到江东是五辆，刘宋改为十二辆，开皇年间平定陈朝，于是以此为法令，虽然说依照刘宋，实际是因为平定陈朝的缘故得以效法。至于许善心辩驳皇后属车的数量不应等差降低，请求以刘宋制度为准，那么南朝旧臣以其所熟悉的为隋代制度的依据，于此可见。这是隋文帝制礼兼采南朝文物的例证。

又同书卷十一《礼仪志》节录如下： 自从晋朝迁到江东，中原的礼仪多有缺失。北魏天兴六年（公元403年），下诏命令有关部门开始制作冠冕，各自依照品级，以表示等差，但未能都符合旧制。到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才考察旧事典故，纠正以前的错误，重新制作衣冠，还不能完备周到。等到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太傅清河王元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人上奏议定五时朝服，以汉代旧事为准，五郊祭祀的衣冠头巾，各按照方位颜色。到北齐沿袭它，河清年间（公元562-565年）改易旧物，著为法令，定制云云。 北周设置司服的官职，掌管皇帝的十二种服制。（又）各公、侯、伯、子、男、三公、三孤、公、卿、上中下大夫、士的服制。（又）皇后的衣服十二等。 （北周）宣帝即位，在路门接受朝贺，初次戴通天冠、穿绛纱袍，群臣都穿汉魏衣冠。

寅恪案：周宣帝即位当时已穿汉魏衣冠。所谓汉魏衣冠，就是自北魏太和到北齐河清时期北朝所输入的晋朝南迁以后江南的文物。北周灭北齐不久，就已经采用北齐的制度，那么隋朝的采用北齐制度，不过是顺应当时的趋势，更加以普遍化而已。这一点将在后面论述府兵制时详细说明，这里就礼制而言，也是最明显的例证。

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陈纪》，太建十一年（公元579年）春正月癸巳日，周主（周宣帝）在露门接受朝贺，开始与群臣穿汉魏衣冠条，胡三省注说： 由此可知北周的君臣，此前都穿胡服。

寅恪案：此前北周的君臣平时常服或许杂有胡制，而元旦朝贺，就穿有模仿礼经古制的衣冠，《隋书》卷十一《礼仪志》文，后周设司服之官下列举的君臣衣冠诸制就是。这种模仿古制的衣冠，当然是在正式典礼如元旦朝贺时穿用。史书记载宣帝君臣穿汉魏衣冠，是不依照北周先例穿用模仿礼经古制的衣冠，而改用东齐（北齐）所承袭的南朝北魏制度的意思。旧史议论官制时常常以周官与汉魏对文，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依照胡三省的说法，难道北周已经模仿古制制定了衣冠，却不在正式典礼时穿用，更将在什么时候穿用呢？胡梅磵（胡三省）本是博学通达的人，对此尚且偶有不明，那么这本书的分析系统，追溯渊源，话说得似乎很繁，事情似乎很琐碎，而最终不能不这样做，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又《隋书》卷十二《礼仪志》节录如下： （隋）高祖（隋文帝）刚即位，将要改革北周制度，于是下诏说：祭祀的服装必须符合礼经，应该召集通儒，再详细商议，太子庶子代理太常少卿裴正[寅恪案：“正”疑当作“政”，但《隋书》、《北史》裴政传都说裴政转任左庶子，而没有记载他代理太常少卿，待考]上奏说：臣见北周制作冕服，增加到十二种，既与前代礼数不同，而且颜色对应五行，又不是典故，况且北魏以来制度都有缺失，天兴年间草创修整，所造的车服多参杂胡人制度，所以魏收议论它，称为违背古制是对的。北周因袭，将要成为惯例，大象年间继承统绪，都取用它们，车舆、衣冠很多迂腐怪异。如今皇隋革命，效法前代，那些北魏、北周的车辂不符合制度的，已经敕令有关部门全部废除。但衣冠礼器还同时使用，甚至有立夏的衮衣以红色为底色，迎秋的平冕用白色成形，既然超越典章，必须革除其谬误。谨查《续汉书·礼仪志》说，立春那天京都都穿青衣，秋夏都依照其颜色。到了魏晋，迎气于五郊，行礼的人都用这个制度，考察寻求旧事，只有头巾（帻）随从衣服颜色。现在请求冠和冕的颜色都用玄色，只有应该戴头巾的听任依照汉晋制度。下诏说：可以！于是制定法令，采用东齐（北齐）的方法。

寅恪案：这是隋朝礼服制度不沿袭北周而因袭北齐的例证。北齐又沿袭北魏太和以来所采用的南朝前期的制度，而江南的制度源自晋朝，上溯到汉朝，所以说“汉晋”，其引用《续汉书·礼仪志》以为依据，更是明确的证明。至于其视北周车服为“迂怪”，这是用古礼文饰胡俗所必然导致的，大抵宇文泰的制作都可以用“迂怪”来看待，岂止车服而已，后来论史的人往往称赞羡慕宇文氏的制度，如果听到裴政的话，应当知道他们的错误了。

又同书同卷节录如下： （隋）高祖元旦朝会才穿通天冠服，郊祀天地、宗庙祭祀都用龙衮衣，大裘、毳冕等都没能完备。到平定陈朝，得到他们的器物，衣冠法服才依照礼制完备，但都收藏在御府，不穿着使用。到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炀帝才下诏命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人效法古制，创制衣冠，从天子到小吏，服饰章纹都有等差，如果以前已有的，就沿用取用。牛弘等人议定皇帝乘舆服饰共八等。

寅恪案：史书说隋高祖平定陈朝，得到他们的器物，衣冠法物，才依照礼制完备，那么南朝后期文物的发展与隋代制度的关系密切如此。所以梁陈旧人如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人尤其是制定衣冠不可缺少的人，这是隋朝制礼兼资梁陈的例证。

又同书同卷节录如下： 通天冠的制度，《晋起居注》记载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下诏给殿内说，平天冠、通天冠都不太好，可以重新修理。虽然在礼经上没有文字记载，但由此可知天子所戴的冠由来已久了。

寅恪案：虽然在礼经上没有文字记载，但为东晋南朝所习用的，就成为典据，这与北周制作法服时拘泥于《周礼》的不同。这是隋朝制礼直接依据江东习俗为典据，而不拘泥于经典旧文以继承北周制度的例证。

又同书同卷节录如下： 起初北周采用《周礼》，皇太子朝贺都穿衮冕九章服。开皇初年，除非助祭，都戴远游冠。到这时，牛弘上奏说：皇太子冬季正月大朝会请求穿衮冕。皇帝问给事郎许善心说：太子朝谒戴远游冠，有什么典故？许善心回答说：晋朝法令规定皇太子供给五时朝服、远游冠。到刘宋泰始六年（公元470年）重新商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论：查《周礼》公自衮冕以下到卿大夫的玄冕，都是他们朝聘的服装。认为应该效法遵循盛典，穿衮冕朝贺。兼任左丞的陆澄议论：穿冕服上朝，确实记载在经典，自从秦朝废除六冕的制度，后汉才开始完备，魏晋以来，除非祭祀宗庙，不想让臣下穿衮冕，所以太子入朝也就不穿。应该遵循前代帝王的令典，革除近代的陋制，皇太子朝请穿冕服。 自刘宋以下开始确定这个仪制，到梁朝简文帝做太子时，嫌于逼近皇帝，又改戴远游冠，下到陈朝，都依照这个方法，北周时也说穿衮冕入朝，到了开皇年间，又遵循魏晋旧事。臣认为皇太子戴远游冠，谦逊不逼尊贵，在礼制上是允当的。皇帝说：好！最终采用开皇旧式。

寅恪案：这一节可以取作例证来证明的，就是隋代制礼实际兼采梁陈的制度，虽然北周的制度符合经典，牛弘也同意，但炀帝听从许善心的话，依照魏晋旧事，不改变开皇旧式。大概是不想拘泥于经典旧文，而以江东后期较近的旧事为典据，可知北齐间接承袭南朝前期的文物还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陈旧人来辅助参定。

又同书同卷节录如下： 梁武帝从齐朝接受禅让，侍卫多遵循其制度，陈朝继承梁朝，也没有改革。 北齐文宣帝接受禅让之后，警卫多遵循北魏的仪制，到河清年间制定法令，宫卫的制度云云。[从略] 北周警卫的制度设置左右宫伯，掌管侍卫的禁令，各自轮流在宫内值班。 （隋）高祖接受天命，因袭北周、北齐的宫卫制度，略有变革。

寅恪案：宫卫的制度关涉兵制，将在后面兵制章详细论述，这里姑且不论。但史书叙述隋朝宫卫的制度说因袭北周、北齐而略有变革，绝对与南朝梁陈无关，这是论述隋唐兵制的重要见解，也是隋朝兼袭北齐制度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