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法法篇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着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着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不依照法律办事，政事就没有常规；法令本身不合法度，政令就不能推行。政令不能推行，是因为政令本身不合法度；法律不能推行，是因为制定法令的人考虑不周；考虑周密了还不能推行，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了还不能推行，是因为赏罚不守信用；守信用了还不能推行，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令能约束君主自身，政令就能在民众中推行。

听说贤才而不举用，危险；听说善行而不寻访，危险；见到能人而不任用，危险；亲近他人而不牢固，危险；共同谋划而离心离德，危险；想危害他人而能力不足，危险；废黜他人又使其复起，危险；该做的事不做，危险；富足而不施舍，危险；机密之事泄露，危险。君主不周密，正直敢言之士就危险；正直敢言之士危险，君主就会孤立无亲信；君主孤立无亲信，臣子就会结党成群。使君主孤立无亲信、臣子结党成群的，这不是臣子的罪过，而是君主的过失。

民众没有重罪，是因为过错不大；民众没有大过，是因为君主不轻易赦免。君主赦免小过，民众就会多犯重罪，这是积累造成的。所以说：赦令颁布民众就不敬畏，恩惠施行过错就日益增多。恩惠和赦免施加于民众，即使监狱塞满，杀戮频繁，奸邪也不能制止。所以说：邪恶不如早点禁止。赦免过错遗漏善行，民众就不努力。有过不赦，有善不遗，激励民众的方法，就在这里运用了。所以说：明君是善于决断事务的人。

君主对民众有三种欲求，这三种欲求不节制，君位就危险。三种欲求是什么？一是索求，二是禁止，三是命令。索求必想得到，禁止必想制止，命令必想推行。索求过多，得到的就少；禁止过多，能制止的就少；命令过多，能推行的就少。索求而不得，威信就日益受损；禁止而不能止，刑罚就被轻视；命令而不能行，下级就欺凌上级。所以没有能多索求而多得到的，没有能多禁止而多制止的，没有能多命令而多推行的。所以说：君主苛刻民众就不听从，民众不听从而强行刑罚，做君主的就被众人谋算了。做君主而被众人谋算，即使想不危险，也不可能。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义已行又停止；度量已定又迁移，刑法已设又变动。这样，即使奖赏再重，民众也不努力；杀戮再多，民众也不畏惧。所以说：君主没有坚定意志，臣下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固定法度，民力必然耗尽，这是必然规律。

明君居上位，民众不敢创立私学妄自尊贵，国家没有怪诞严厉之事，没有杂乱风俗，没有异常礼仪，士人没有私议。傲慢改动法令，擅自制定制度，创议者尽皆诛杀。所以强横者被摧折，尖锐者被挫败，顽固者被攻破。用绳墨引导，用诛戮约束，所以万民之心都顺服而听从君主，推他们去就去，引他们来就来。如果下面有人创立私学自高贵，分争而退，那么政令从此就不能推行了。所以说：私议立君道就卑微了。何况君主傲慢改令，擅定制度，变易风俗，奇装异说还能成立。对上不执行君令，对下不合于乡里，擅自变更，改动国家成俗的，称之为不牧之民。不牧之民，是法律之外的；法律之外者诛。让贤者凭才能得食，战士凭功劳得食。贤者凭才能得食，君主就尊贵而民众服从；战士凭功劳得食，士兵就轻视祸患而傲视敌人。君主尊贵民众服从，士兵轻视祸患傲视敌人。这两者在国内确立，天下就治理而君主安定了。

凡赦免，是小利而大害，所以时间久了不能承受其祸。不赦免，是小害而大利，所以时间久了不能承受其福。所以赦免，像奔马丢弃缰绳；不赦免，像治痤疮的砭石。爵位不尊、俸禄不重的人，不与他共图难犯危，因为其道不足以求取。所以先王制定轩冕是用来显明贵贱，不求华丽；设立爵禄是用来保持其服饰，不求美观。让君子凭道义得食，小人凭劳力得食。君子凭道义得食，君主就尊贵而民众顺从；小人凭劳力得食，财富就丰厚而供养充足。君主尊贵民众顺从，财富丰厚供养充足，四者完备，那么大家都满足、君主尊贵而称王就不难了。文治有三种宽宥，武事没有一次赦免。行惠的人，多赦免，先易后难，时间久了不能承受其祸；行法的人，先难后易，时间久了不能承受其福。所以行惠，是民众的仇敌；行法，是民众的父母。最高境界是制定制度，其次是失误能补救，即使有过错，也不严重。

明君建造宗庙，足以举行宾祀，不求华美；建造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宏大；雕刻彩饰，足以辨别贵贱，不求壮观。所以农夫不误农时，百工不误工效，商人不废利润，民众没有闲游之日，财物没有积滞。所以说：节俭是正道啊！

政令未颁布而民众有人做了，就给予奖赏，这是君主胡乱赏赐。君主胡乱赏赐，功臣就怨恨；功臣怨恨，愚民就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是大乱的根本。政令未颁布而惩罚已到，这是君主胡乱诛罚。君主胡乱诛罚，民众就轻视生命；民众轻视生命，暴徒就兴起、朋党就出现而乱贼就作乱了。政令已颁布而奖赏不兑现，这是让民众不努力、不执行制度、不为节义而死。民众不努力、不执行制度、不为节义而死，就战不能胜守不能固；战不能胜守不能固，国家就不安定了。政令已颁布而惩罚不执行，这是教民众不听从。民众不听从，强者就自立；强者自立，君位就危险了。所以说：宪法法律制度必须效法道，号令必须显明，赏罚必须守信周密，这是规范民众的常法。

凡大国君主尊贵，小国君主卑微。大国君主尊贵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为他效力的人多。小国君主卑微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为他效力的人少。那么为他效力的人多就尊贵，为他效力的人少就卑微，君主怎能不希望民众多为己用呢？使民众为己用，怎么办？回答说：法律确立政令推行，民众中可用的就多了；法律不立，政令不行，民众中可用的就少了。所以法律确立、政令推行得多，而废止的少，民众就不诽谤议论；民众不诽谤议论，就听从了。法律确立，政令推行，与废止的相等，国家就没有固定法度；国家没有固定法度，民众就胡作非为。法律确立、政令推行得少，而废止的多，民众就不听从；民众不听从，暴徒就兴起而奸邪就作乱了。

考虑君主之所以爱民，是为了用民而爱民。因为爱民的缘故，不惜毁法亏令，这就失去所谓爱民了。用爱民来用民，民众不为所用就很明显了。真正善于用民的人，可以杀他们、危害他们、劳累他们、辛苦他们、饥饿他们、口渴他们；用民的人将要使他们达到这种极限，而民众没有可以和自己考虑危害自己的人，明君在上，道法行于全国，民众都舍弃所好而做所恶的事。所以善于用民的人，官爵不随便下赐，刑戮不随便上用。这样，贤者努力而暴人止息。贤者努力暴人止息，功名就在其后建立了。踏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从君令；君令尽行，禁令尽止。引导使用他们，民众不敢转移其力气；推动战斗他们，民众不敢吝惜其生命。不敢转移力气，然后有功劳；不敢吝惜生命，然后无敌。前进无敌，后退有功，因此三军之众都能保全首领，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内。所以民众未尝可以和他们谋划开始，但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不和民众谋划开始。

国家没有因为小而遭遇不幸就削弱灭亡的，必定是君主和大臣自身德行有失，官职、法制、政教在国家有失，诸侯在外部谋虑有失，所以土地削减国家危险。国家没有因为大而侥幸就有功名的，必定是君主和大臣自身德行具备，官职、法制、政教在国家得宜，诸侯在外部谋虑得宜。然后功业建立名声成就。那么国家怎能无道？人怎能无求？得道而引导，得贤而使用，将有大期望于兴利除害。期望兴利除害没有比自身更急迫的，而君主尤其如此。伤害，必定先因为政令失误。君主政令失误而被蒙蔽，已被蒙蔽而被胁迫，已被胁迫而被杀害。

凡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权势。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臣子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君主就被臣子控制；权势在上，臣子就被君主控制。所以君臣易位，是因为权势在下。权势在臣子手中一年，臣子虽不忠，君主不能剥夺；在儿子手中一年，儿子虽不孝，父亲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载，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的。所以说：堂上比百里还远，堂下比千里还远，门庭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者一天，百里情况可以通达；堂上有事，十天君主不知道，这就是所谓远于百里。步行者十天，千里情况可以通达；堂下有事，一个月君主不知道，这就是所谓远于千里。步行者百天，万里情况可以通达，门庭有事，一整年君主不知道，这就是所谓远于万里。所以请示进入而不传出叫做灭，发出而不进入叫做绝，进入而不到达叫做侵，发出而中途停止叫做壅。遭受灭绝侵壅的君主，不是堵塞门而守住户，是施政有所不行。所以说：政令比宝物重要，社稷比亲戚优先，法律比民众重要，威权比爵禄珍贵。所以不因为重宝轻视号令，不因为亲戚把社稷放在后面，不因为爱民歪曲法律，不因为爵禄分散威权。所以说：权势不是用来给人的。

政，就是正。正，是用来正定万物名分的。所以圣人精修德行确立中道来产生正，彰明正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度而达到不及的。过度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伤害国家是一样的。勇敢而不义伤害军队，仁慈而不合法伤害公正。所以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律受侵，产生于不正。所以言论有巧辩而不切要务的，行为有艰难而不善的。所以言论必须切中要务，不苟且巧辩；行为必须考虑善，不苟且艰难。

规矩，是方圆的准则。即使有巧目利手，不如笨拙的规矩能校正方圆。所以巧者能制造规矩，不能废弃规矩而校正方圆。即使圣人能制定法律，不能废弃法律而治理国家。所以即使有明智高行，违背法律治国，是废弃规矩而校正方圆。

有一种说法：凡君主的德行威严，并非唯独能比别人都贤能；因为是君主，所以跟随而尊贵他，不敢议论其德行高低有缘故。因为他掌握生杀，比司命还急；使人富使人穷，让人相互供养；使人贵使人贱，让人相互臣服。君主掌握这六种权力来驾驭臣子，臣子也期望这六种权力来侍奉君主，君臣相会，这六种叫做谋。这六种权力在臣子手中一年，臣子不忠，君主不能剥夺；在儿子手中一年，儿子不孝，父亲不能剥夺。所以《春秋》记载，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的，得到这六种权力，而君父不知晓。六种权位在臣子手中，君主就被蒙蔽了；君主被蒙蔽，是因为失去政令。所以说：政令进入而不传出叫做蔽，政令发出而不进入叫做壅，政令发出而不执行叫做牵，政令进入而不到达叫做瑕。遭受牵瑕蔽壅的侍君者，不敢堵塞门而守住户，是因为政令有所不行。之所以这样，在于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不可不慎重其政令。政令，是君主的大宝。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至叫做蔽，忠臣不用叫做塞，有令不行叫做障，有禁不止叫做逆。遭受蔽塞障逆的君主，不敢堵塞门而守住户，是因为贤者不至、政令不行。

凡民众追随君主，不是追随口头所说，是追随真情所好；君主好勇，民众就轻视死亡；君主好仁，民众就轻视财物。所以君主所好，民众必定更甚。因此明君知道民众必定以君主为心，所以设置法律来自我治理，确立仪轨来自我端正。所以君主不实行，民众就不追随；民众不服从法律为法制效死，国家必定混乱。因此有道之君，实行法律修明制度，自己先服从。

凡评价人有要点：自负骄傲的人，没有大人物。那种骄傲，是自满；自满，是空虚。自满空虚在于事物，在于事物就成为制约。骄傲，是细微的一类。凡评价人而疏远古代传统的，没有高士。既不知古而轻视功业的，没有智士。德行成于自身而疏远古代，是卑下的人。做事没有凭借，遇到时机而简慢其事业，是愚士。沽名钓誉的人，没有贤士。钓取利益的君主，没有王者。贤人的立身行事，忘记自己有名声；王主的推行其道，忘记自己的成功。贤人的行为，王主的道路，是他们所不能停止的。

明君以国为公统一民众以听政于世，忠臣直率进言以论其才能。明君不拿禄爵偏私所爱，忠臣不假冒才能求取爵禄。君主不偏私国家，臣子不假冒才能，实行此道，即使未大治，也是规范民众的常法。现在以假冒才能的臣子侍奉偏私国家的君主，而能成就功名的，古今没有。假冒才能的人容易识别。臣揣度先王，舜拥有天下时，禹任司空，契任司徒，皋陶任法官，后稷任农官。这四人，是天下贤人，还精于一种德行侍奉其君。现在假冒才能的人，任职做官，都兼有四位贤人的才能。由此看来，功名不立，也容易知道了。所以爵位尊俸禄重，没有不接受；权势利禄官位大，没有不服从；以此侍奉君主，这就是所谓假冒才能篡夺利益的臣子。世上没有以国为公的君主，就没有直率进言的士人；没有论能的主上，就没有成功的大臣。从前三代相传授，怎能有两个天下而杀害呢。

使民贫伤财，没有比战争更大的；危国忧主，没有比战争更快的。这四种祸患很明显，古今没有人能废除。战争应当废除而不废除，古今都迷惑；这两种不废除而想废除，也迷惑。这两种伤害国家是一样的。黄帝唐尧虞舜，是帝业的隆盛，凭借拥有天下，权力集中于一人。在这个时候，战争不废除。现在德行不及三帝，天下不顺从，而想废除战争，不也很难吗？所以明君知道所擅长的，知道所忧患的。国家治理而民众努力积累，这就是所谓擅长。动与静，这是所忧患的。所以明君审察所擅长的，以防备所忧患的。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猛毅的君主轻易诛杀，轻易诛杀的后果，行道正的人不安；行道正的人不安，有才能的臣子就离去逃亡了。那些智者知道我的真假，为敌人谋算我，外患从此就到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难以诛罚，难以诛罚的过错，行邪者不改；行邪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掩盖美德宣扬恶行；掩盖美德宣扬恶行，内乱从此就起来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因为亲戚危害社稷，社稷比亲戚更亲；不为君主私欲改变政令，政令比君主更尊贵；不因为重宝分散威权，威权比宝物更珍贵；不因为爱民损害法律，法律比民众更值得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