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原文

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故《明法》曰：“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县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主之道，卑贱不待尊贵而见，大臣不因左右而进，百官条通，群臣显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知不悖，赏罚不差。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闭而不得闻。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故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策之以数，则私无所立。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务伤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奸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如此，则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进其誉。”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奸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大义，主无从知之。故《明法》曰：“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唯恶之，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明法》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恶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数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乱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劳；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而听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赏，主为赏之；臣欲有所罚，主为罚之。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务其党，重臣而忘其主，趋重臣之门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主在上位，则竟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故属数虽众，不得进也；百官虽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无其实。故《明法》曰：“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务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贵。乱主则不然，法制废而不行，故群臣得务益其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得务相贵。如此者，非朝臣少也，众不为用也。故《明法》曰：“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乱主之治也，处尊位，受厚禄，养所与佼，而不以官为务。如此者，则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夫破军杀将，战胜攻取，使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虏之患，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内，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万民欢尽其力而奉养其主，此吏之所以为功也。匡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道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之。如此则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废而莫之能举。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如此则群臣之举无功者，不敢进也；毁无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县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故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其分画之不同也，如白之与黑也。故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如此，则下之从上也，如响之应声；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随形。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此之谓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故《明法》曰：“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译文

明主，掌握治国之术而不可欺骗，详察法律禁令而不可违犯，明察职责分工而不可混乱。所以群臣不敢谋取私利，贵臣不能压制贱者，近臣不能阻塞远人，孤寡老弱不失其职，境内明辨而不相互逾越。这就叫治国。所以《明法》说：“所谓治国，就是君主治国之道清明。”

明主，是君上用以统一民众、驱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以侵犯君上、扰乱君主的。所以法律废弛而私术盛行，那么君主孤立无援，臣子结党营私。这样君主弱而臣子强，这就叫乱国。所以《明法》说：“所谓乱国，就是臣子的私术占上风。”

明主居于上位，有必然治理的态势，那么群臣不敢为非作歹。因此群臣之所以不敢欺骗君主，不是爱戴君主，而是畏惧君主的威势；百姓之所以争相效力，不是爱戴君主，而是畏惧君主的法令。所以明主掌握必胜的方法，来治理必定听从的民众；居于必尊的态势，来控制必定服从的臣子。所以令行禁止，君主尊贵而臣子卑微。所以《明法》说：“尊君卑臣，不是考虑亲情，而是以威势取胜。”

明主治理国家，悬赏爵禄以鼓励民众，民众从君上得到利益，所以君主有办法役使他们；设立刑罚以威慑臣下，臣下畏惧君上，所以君主有办法统治他们。因此没有爵禄则君主无法鼓励民众，没有刑罚则君主无法威慑众人。所以臣子遵行道理、奉行命令，不是爱戴君主，而是为了趋利避害；百官奉行法律不做奸邪之事，不是爱戴君主，而是想要保住爵禄而避免惩罚。所以《明法》说：“百官论定职守，不是出于恩惠，而是刑罚必然。”

君主，独掌生杀大权，处于威势地位，掌握令行禁止的权力以驾驭群臣，这是为君之道。臣子，处于卑贱地位，奉行君主命令，恪守本职，治理分内职责，这是为臣之道。所以君主行臣子之道则混乱，臣子行君主之道则危险。因此上下无分别，君臣职权混淆，是混乱的根源。所以《明法》说：“君臣职权混淆则混乱。”

臣子之所以畏惧而谨慎侍奉君主，是因为想要生存而厌恶死亡。假使人不想要生存，不厌恶死亡，那就无法控制了。生杀大权，专在大臣手中，而君主不危险的，从未有过。所以治理混乱不依法断决而由权臣决定，生杀大权不由君主控制而在群臣手中，这是寄生之主。所以君主将威势专门授予他人，则必有被劫杀的祸患；将法制专门授予他人，则必有乱亡的灾祸。这样，是亡国君主之道。所以《明法》说：“专授则失。”

凡是君主而不能施行其政令，废弃法律而放纵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被剥夺，政令不能发出，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被役使，境内民众不受控制，那么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这样，是灭国君主之道。所以《明法》说：“政令根本不能发出叫做灭。”

明主之道，卑贱者不通过尊贵者就能见到君主，大臣不依靠左右近臣而进用，百官渠道通畅，群臣显明可见，受罚者君主能见到其罪，受赏者君主能知道其功。所见所知不相悖逆，赏罚不出差错。有不受蒙蔽的方法，所以没有阻塞的祸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能达于民众，疏远者被隔绝而不得听闻。这样，是阻塞之道。所以《明法》说：“政令发出而滞留叫做壅。”

臣子之所以趁机作奸，是因为专擅君主权力。臣子有专擅君主权力的，那么君主政令不能施行，而下情不能上达。臣子的力量，能隔绝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能宣扬听闻，祸福之事不能通达，君主迷惑而无从醒悟，这样，是堵塞君主视听之道。所以《明法》说：“下情不能上通叫做塞。”

明主，广泛听取而独自决断，广开言路。群臣之道，地位低下者能向君主明言，卑贱者能指陈尊贵者，所以奸人不敢欺骗。乱主则不然，听取意见没有方法，决断事务不参验核对。所以无能之士向上通达，邪枉之臣专擅国政，君主明智被蒙蔽、听闻被堵塞，忠臣想要谋谏者不得进用。这样，是侵犯君主权力之道。所以《明法》说：“下情上达而途径被阻，叫做侵。”

君主治理国家，无不有法令赏罚。如果法令明确而赏罚设立得当，那么君主尊贵显赫而奸邪不生；如果法令悖逆而赏罚设立不当，那么群臣谋取私利而阻塞君主，结党营私而劫持杀害君主。所以《明法》说：“灭、塞、侵、壅的产生，源于法律不确立。”

法度，是君主用以控制天下、禁止奸邪的，是统治四海、维护国家的。私意，是滋生混乱、助长奸邪、危害公正的，是蒙蔽君主、丧失正道、导致危亡的。所以法度施行则国家治理，私意施行则国家混乱。明主即使心中喜爱而无功者也不赏赐，即使心中憎恨而无罪者也不惩罚。依据法律程式来验证得失，非法度之事不留心意。所以《明法》说：“先王治理国家，不随意超越法律之外。”

明主治理国家，依据适当合宜，实行正道。所以应当赏赐的，群臣不得推辞；应当惩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赐功劳、诛杀罪过，是为了给天下谋求利益、消除祸害。杂草不除去，则危害禾谷；盗贼不诛杀，则伤害良民。舍弃公法而施行私惠，就是有利于奸邪而助长暴乱。施行私惠而赏赐无功者，就是使民众侥幸而指望君上；施行私惠而赦免有罪者，就是使民众轻视君上而容易为非作歹。舍弃公法而用私惠，明主不做。所以《明法》说：“不在法律范围内施行私惠。”

凡是君主无不希望民众为其所用。要使民众为其所用，必须法律确立而政令施行。所以治理国家、役使民众没有比法律更好的，禁止淫邪、制止暴行没有比刑罚更好的。因此穷人不是不想抢夺富人财物，然而不敢，是因为法律不允许；强者不是不能暴虐弱者，然而不敢，是因为畏惧法律诛杀。所以百官的事务，依法办理，则奸邪不生；暴戾轻慢之人，用刑罚诛杀，则祸乱不起；群臣一同进用，用方法驾驭，则私利无处立足。所以《明法》说：“行动没有不合法，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私心。”

君主用以控制臣下的，是威势。所以威势在臣下手中，则君主被臣子控制；威势在君主手中，则臣子被君主控制。蒙蔽君主，不是堵塞其门、守住其户，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是因为失去威势。所以威势独在于君主，则群臣畏惧恭敬；法政独出于君主，则天下服从德化。所以威势分散于臣子则政令不能施行，法政出于臣子则民众不听从。因此明主治理天下，威势独在于君主而不与臣子共享，法政独由君主控制而不从臣子发出。所以《明法》说：“威势不能分属两处，政令不能出自两个门户。”

明主，统一度量标准，树立准则，而坚守不移。所以政令下达而民众遵从。法律，是天下的程式，万事的仪表；官吏，是民众寄托性命的人。所以明主治理国家，符合法律的赏赐，违反法律的诛杀。因此依法诛杀罪人，则民众赴死而无怨；依法衡量功劳，则民众受赏而不感私恩。这是依法举措的功效。所以《明法》说：“以法治国，就是依法举措而已。”

明主，有法度的制约，所以群臣都出于公正的治理而不敢作奸，百姓知道君主依法行事，所以官吏所役使的，有法律则民众遵从，没有法律则停止，民众依法与官吏相对抗，臣下依法与君上共事。所以诈伪之人不能欺骗其君主，嫉妒之人不能施展其害人之心，谗谀之人不能施展其巧诈。千里之外，不敢擅自为非作歹。所以《明法》说：“有法度的制约，不可用诈伪取巧。”

权衡，是用来衡量轻重的标准。然而人们不贿赂，不是心里厌恶利益，而是秤锤不能为其增减数量，秤杆不能为其改变轻重。人们知道贿赂权衡没有益处，所以不贿赂。因此明主在上位，则官员不得枉法，官吏不得谋私。民众知道贿赂官吏没有益处，所以财物不贿赂官吏，权衡公平正直而对待事物，所以奸诈之人不能行其私利。所以《明法》说：“有衡量的标准，不可在轻重上欺骗。”

尺寸寻丈，是用来获得长短真实情况的。所以用尺寸衡量长短，则万次行动而万次不失。因此尺寸的度量，即使富贵众强，也不为其增加长度；即使贫贱卑辱，也不为其减少长度。公平而无偏私，所以奸诈之人不能误导。所以《明法》说：“有丈量的标准，不可在长短上差错。”

国家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废弃实际事务而听信虚名。所以明主听取意见，要求言者提供其实质，赞誉他人者用官职来测试。言论没有实质的，诛杀；官吏扰乱官职的，诛杀。因此虚言不敢进呈，不肖者不敢接受官职。乱主则不然，听信言论而不督察其实质，所以群臣以虚名进用其党羽；任命官职而不要求其功绩，所以愚污之吏在朝廷。这样群臣相互推举美名，相互假借功劳，致力于结交党羽而不为君主所用。所以《明法》说：“君主放弃法律而凭声誉进用能人，则臣子背离君上而结党营私；以党羽推举官员，则民众致力于结交而不求实用了。”

乱主不考察臣子的功劳，受众人称赞者，就赏赐；不审查其罪过，受众人诋毁者，就惩罚。这样，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受罚。所以功劳多而无赏赐，则臣子不尽力；行为端正而受惩罚，则贤圣无法竭尽才能；行贿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位；寄托重任之人不肖而地位尊贵，则民众违背公法而趋附有权势者。这样，则诚实谨慎之人失其职位，而廉洁之吏失其治理。所以《明法》说：“官吏失去治理，是因为君主以声誉行赏而以诋毁行罚。”

公正的官吏治理官职，依法行事而无偏私，则奸臣不能得利。这是奸臣致力伤害的。君主不参证验证其罪过，以不实之言诛杀他，那么奸臣不能不侍奉权贵而求取推崇赞誉，以躲避刑罚而接受禄赏。所以《明法》说：“喜赏恶罚之人，背离公道而行私术了。”

奸臣败坏其君主，是逐渐积累、从微小开始，使君主迷惑而自己不知。在上则相互窥探君主，在下则收买民众声誉。赞誉其党羽而使君主尊重他们，诋毁不赞誉者而使君主废弃他们。他们所涉及利害的，君主听从而施行，这样，则群臣都忘记君主而趋附私交。所以《明法》说：“结党营私、相互包庇，因此忘记君主、趋附私交，以进用其声誉。”

君主没有治国之术，则群臣容易欺骗他；国家没有明确法律，则百姓轻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执掌国事，则群臣仰仗其利害关系。这样，则为奸人充当耳目者就多了。即使有重大事理，君主也无从知晓。所以《明法》说：“党羽众多、声誉显赫，内外朋党，即使有大奸之人，其蒙蔽君主也就多了。”

凡是所谓忠臣，致力于阐明治国之术，日夜辅佐君主明晓法度术数的道理，以治理天下。奸邪之臣知道治国之术明了国家必然治理，国家治理则奸臣困窘而法术之士显达。因此奸邪致力之事，是使法律不明，君主不觉悟，而自己得遂所欲。所以方正之臣被任用则奸邪之臣困窘受损，这是方正与奸邪不能同时进用的态势。奸邪在君主身边的，不能不被厌恶。正因厌恶，则必然窥伺君主间隙而日夜危害他。君主不察而听信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贵显赫，长久拥有天下，君主无不想要。令行禁止，海内无敌，君主无不想要。蒙蔽欺骗、侵夺欺凌，君主无不厌恶。失去天下，宗庙毁灭，君主无不厌恶。忠臣想要阐明治国之术以达成君主所愿而消除君主所恶，奸臣专擅君主权力的，因私利危害他，那么忠臣就无法进献其公正的方法了。所以《明法》说：“所死的非其罪，所起的非其功，那么为人臣者就重视私利而轻视公义了。”

乱主施行爵禄，不依法令考核功劳；施行刑罚，不依法令核实罪过。而听信权臣所言。所以臣子想要赏赐谁，君主就赏赐谁；臣子想要惩罚谁，君主就惩罚谁。废弃公法，专听权臣。这样，所以群臣都致力于其党羽，重视权臣而忘记其君主，奔走于权臣之门而不朝见君主。所以《明法》说：“十次到私人之门，不到一次到朝廷。”

明主治理国家，明察职责分工，而督促其完成任务。胜任其职者居官，不胜任者罢免。所以群臣都竭尽才能尽力治理其事。乱主则不然。所以群臣居官位，受厚禄，无人致力于治国，期望于掌管国家重权而专擅其利，像牧养捕鱼一样剥削民众以富裕其家。所以《明法》说：“百般考虑其家，不一次图谋其国。”

明主在上位，则境内民众尽力侍奉其君主，百官分工治理以安定国家。乱主则不然，即使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下拉拢，而不是用以侍奉其君主；即使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下拉拢，而不是用以治理其国家。所以下属数量虽多，不能进用；百官虽完备，不能控制。这样，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所以《明法》说：“下属数量虽多，不是用以尊崇君主；百官虽完备，不是用以担任国事。这就叫国无人。”

明主，使臣下尽力而遵守法律本分，所以群臣致力于尊崇君主而不敢顾及自己家族；臣主职分明晰，上下地位明确，所以大臣各居其位而不敢相互抬高地位。乱主则不然，法制废弛而不行，所以群臣得以致力于扩充家族利益；君臣无分别，上下无差别，所以群臣得以致力于相互抬高地位。这样，不是朝臣少，而是众人不为所用。所以《明法》说：“国无人，不是朝臣减少，而是家族与家族相互图利，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大臣致力于相互抬高地位，而不担任国事。”

君主设置官职、任命官吏，不仅仅是为了尊重其身、给予厚禄而已，是为了使他们奉行君主法律，施行君主政令，以治理百姓而诛杀盗贼。因此所任官职大的，爵位尊而俸禄厚；所任官职小的，爵位卑而俸禄薄。爵禄，是君主用以使官吏治理官职的。乱主治理国家，官吏处于尊位，受厚禄，供养其党羽，而不以官职为要务。这样，则官职失去其功能。所以《明法》说：“小臣持禄养党羽，不以官职为事，所以官职失职。”

明主选择贤人，自称勇武者用军事来测试，自称智者用官职来测试。在军事测试中有功者则举用，在官职测试中政事治理得好者则任用。所以以战功之事确定勇怯，以官职治理确定愚智；因此勇怯愚智的显现，如同黑白之分。乱主则不然，听信言论而不测试，所以说大话者得用；任用人而不给官职测试，所以不肖者不被淘汰。因此明主依法考核其言论而求其实质，以官职任用其身而考核其功绩，专任法律而不凭个人推荐。所以《明法》说：“先王治理国家，使法律选择人才，不凭个人推荐。”

凡是所谓功劳，是使君主安定，有利于万民的。破敌军杀敌将，战胜攻取，使君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亡被俘之患，这是军士之所以为功劳的。奉行君主法律，治理境内，使强者不欺凌弱者，多数不暴虐少数，万民欢欣尽力而奉养其君主，这是官吏之所以为功劳的。纠正君主过失，挽救君主失误，阐明理义以引导其君主，君主无邪僻行为，蒙蔽欺骗之患，这是臣子之所以为功劳的。所以明主治理国家，明确职责分工而考核功劳，有功者赏赐，扰乱治理者诛杀，诛杀赏赐所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亲自干预。所以《明法》说：“使法律衡量功劳，不凭个人臆断。”

明主治理国家，明辨是非，考察事实，以标准衡量。符合法律则施行，不符合法律则停止。功绩符合其言论则赏赐，不符合则诛杀。所以自称智能者，必须有显现功绩而后举用；自称厌恶败事者，必须有显现过失而后废弃。这样则士人向上通达而无人能嫉妒，不肖者困顿废弃而无人能举用。所以《明法》说：“才能不可蒙蔽而败绩不可掩饰。”

明主之道，设立民众想要的而要求其功绩，所以设置爵禄以鼓励他们；设立民众厌恶的以禁止其邪行，所以设置刑罚以威慑他们。因此依据其功绩而行赏，依据其罪行而惩罚，这样则群臣推举无功者，不敢进用；诋毁无罪者，不能使其退位。所以《明法》说：“赞誉者不能进用，诽谤者不能退位。”

控制群臣，独掌生杀，是君主的职分；臣子仰望受制，是臣子的职分。威势尊贵显赫，是君主的职分；卑贱畏惧恭敬，是臣子的职分。令行禁止，是君主的职分；奉法听从，是臣子的职分。所以君臣相处，高低位置，如同天与地；其职责划分不同，如同白与黑。因此君臣之间明确区别，则君主尊贵臣子卑微。这样，则下从其上，如同回声应和声音；臣子效法君主，如同影子跟随形体。所以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这就叫容易治理。所以《明法》说：“君臣之间明确区别，则容易治理。”

明主掌握治国之术任用臣下，使群臣贡献其智慧才能，进献其专长。所以智者贡献其计谋，能者进献其功绩。用之前言论督促之后事务，所贡献恰当则赏赐，不恰当则诛杀，设置官职任命官吏治理民众，依法测试考核其成功。守法而依法行事，自身不须烦劳而职责分明。所以《明法》说：“君主虽不亲自去做，而守法行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