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山至数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说：‘古代轻赋税而重户籍之敛，没有比这更顺应民心的了。’梁聚的话怎么样？”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库空虚，重户籍敛则军械器具无法供给。军械器具无法供给，诸侯的皮币之贡就无法穿用；国库空虚则爵禄微薄。对外，皮币之贡无法行于天下；对内，国家爵禄微薄。梁聚的话不对。君主有山，山中有铜，用来铸钱，用钱来折算粮食而发放俸禄，这样国家的粮食就集中在上面，粮价就会上涨十倍。农民早起晚睡，不用驱使，五谷产量就会增加十倍。士人只拿一半俸禄也愿为国君效死，农民早起晚睡，努力耕作而不停止；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说驱使百姓，而让百姓不得不被驱使；不说使百姓贫穷，而让百姓不得不使用。所以能让百姓没有不被驱使的。梁聚的话不对。”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人教导我，叫做‘请士’。说：‘为什么不任用各种有才能的人？’”管仲回答说：“什么叫‘百能’？”桓公说：“让智者用尽他们的智慧，谋士用尽他们的谋略，百工用尽他们的技巧。像这样就可以治理国家吗？”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不对。俸禄丰厚士人就不肯效死，货币轻贱士人就轻视赏赐，万物轻贱士人就侥幸偷安。这三种懈怠存在于国家，还有什么治理可言？如果粮食有十分储藏在国家，三分流通在民间，谋士就会竭尽思虑，智者就会竭尽知识，勇士就会轻视死亡。请士的话是妄言。不通晓轻重之术，就叫做妄言。”

桓公问管仲说：“从前周人拥有天下，诸侯归顺服从，名教通行天下，但最终被下面的人夺权。是什么道理呢？”管仲回答说：“君主分封土地而征收贡赋，市场与朝廷同样流通。黄金，是一种策略；江阳的珍珠，是一种策略；秦地明山的曾青，是一种策略。这就叫做以少为多，以狭为广，属于‘轨出’一类。”桓公说：“天下的策略都归于‘轨出’一类吗？”管仲说：“现在国家粮价上涨十倍而万物价格低廉，大夫对商人说：‘你为我运粮而聚敛财富。’粮价原本为一，现在九成为余利。粮价高而万物价低，这样，国家财富的九成就到了大夫手中。国家一年反归一成，财物的九成都加倍沉重而流出。财物在下面，货币的九成在大夫手中。这样货币和粮食的盈余就集中在大夫那里。天子以客人的身份行事，政令按时发出。精通粮食的人逃亡，诸侯接纳并任用他们。结党聚众，操纵物价涨跌以适应民用。对内则大夫自顾私利而不尽忠，对外则诸侯结党联盟，精通粮食的人逃亡，所以天子丧失了他的权力。”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终身拥有天下而不失去，有方法吗？”管仲回答说：“请不要将此法施行于天下，只在我国施行。”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国家的广狭、土地的肥瘠有定数，一年的粮食盈余有定数。那些守卫国家的人，不过是守卫粮食罢了。比如：某县土地宽广多少，某县土地狭窄多少，就必须积累储存货币，于是县、州、里接受公家的钱。大秋时节，国家粮食减少三分之一，君主下令给郡、县、所属大夫和里邑，都要登记缴纳粮食若干。粮价为一，储藏在上面的，国家粮食的三分之二就在上面了。大春时节，国家粮价加倍上涨，这是规律。大夏时节，征收粮食以调节市场，百姓都接受上面的粮食来治理田地。大秋时节，田地里说：‘储存的粮食给我若干，现在上面征收粮食换货币。’百姓说：‘没有货币，就用粮食吧。’这样百姓的三成收入就归上面了。轻重的相互影响，时令的变化运用，没有不成为国家策略的。君主利用大夫的储存，使其流转归于上面。君主利用百姓，按时归于君主。储藏时价轻，出售时价重，这是规律。那么哪里还有自顾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积呢？如果诸侯的粮价为十，使我国的粮价为二十，那么诸侯的粮食就流入我国；如果诸侯粮价为二十，我国粮价为十，那么我国的粮食就流入诸侯。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谨慎控制重要的流通，天下就不会泄散于我。那些重利的相互归附，就像水往低处流。我国年景并非凶荒，用货币储藏粮食，所以国家粮价加倍上涨，所以诸侯的粮食就流来了。这是储藏一分以招致诸侯的一分。利益不被天下夺取，大夫不能因此富贵奢侈。用高价储藏低价，国家常有相当于十国的策略。所以诸侯归服而无常法，臣子顺从而尽忠，这是用轻重之术驾驭天下的方法，叫做‘数应’。”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会’。”管仲回答说：“君主失去大夫就等于没有部属，失去百姓就等于失去基础。所以控制大夫要用县一级的策略，控制一县要用乡一级的策略，控制一乡要用一家一户的策略，控制一家要用个人的策略。”桓公说：“这种‘会’的策略是怎样的？”管仲回答说：“货币标准的策略，一县必须有一县中等土地的策略，一乡必须有一乡中等土地的策略，一家必须有一家适用人口的用度。所以不按时控制郡就等于没有同盟，不按时控制乡就等于没有部属。”桓公说：“如何实行？”管仲回答说：“王者将财富藏在民间，霸者将财富藏在大夫，残破的国家和灭亡的家庭将财富藏在箱子里。”桓公说：“什么叫藏在民间？”管仲说：“请发放，栈台的钱，发放到城阳；鹿台的布帛，发放到济阴。君主对百姓下令说：‘百姓富裕君主就不会贫穷，百姓贫穷君主就不会富裕。所以不征收钱币布帛，府库不藏财富，财富藏在民间。’丰收年景，五谷丰登，五谷价格很低，粮价跌到去年的一半，用货币收购，粮食归君主，货币在民间。国家货币全在民间，货币轻，粮价涨到一半以上。去年的两成在民间，今年的两成在上面，那么两年加起来四成在上面，国家粮食的一成在下面，粮价上涨三倍。国家布帛的税收，一年十钱。每户人家领取口粮，十亩地加十亩，这样一家就是十户。这是出于国家粮食策略而藏于货币的方法。用国家货币的部分再发放给百姓，国家粮食减少四成，三成在上面，一成在下面。这是反复的策略。大夫聚土封疆，积蓄财富而骄横于上，请用‘会’的策略剥夺他们。”桓公说：“什么叫用‘会’剥夺？”管仲回答说：“粮食的三成在上面，让民众都接受上面的粮食，度量君主的储藏。五谷相互影响而价格跌去三成，余下的用国家货币按粮食标准反方向操作，大夫就无法在重利中占十成。君主用货币发放俸禄，十成在上面。君主出售粮食，十成去掉七成。君主征收三成，上面发放七成，散给无法自给的人，这是仁义。五谷相互影响而价轻，是规律；以乡为单位完成重税而登记国家，是规律；拿出实际财富，散布仁义，万物价轻，是规律。乘着时机进退。所以说：王者乘时，圣人乘易。”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有人特别命令我说：‘天子有三百件礼服，太吝啬。而散发给大夫按此标准行事。’这怎么样？”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做法。大夫加高他们的坟垄，美化他们的房屋，这会侵夺农事和市场劳力，这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做法。百姓不能因为纺织精细绢帛就埋藏于地下。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过是乘着时机快慢而已。这就叫做‘国会’。”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争夺之事是怎样的？”管仲说：“从亲戚开始。”桓公说：“什么叫从亲戚开始？”管仲回答说：“作为君主，兄弟十人，分国家为十份；兄弟五人，分国家为五份。三代之后昭穆同祖，十代之后就成为祏庙。所以尸体遍布原野，战争决定而无休止。轻重之家又在其间游说。所以说：不要给人土地，不要给人财物。财物终则有始，与四时更替。圣人用快慢来治理，用开闭来控制，用轻重来夺取，用仁义来施行，所以与天地同数，这是王者的大纲。”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币乘马’。”管仲回答说：“最初取三家大夫的封地，方圆六里出一乘兵车，二十六人供奉一乘。‘币乘马’的意思是，方圆六里，田地好坏若干，粮食多少若干，粮价贵贱若干，凡方圆六里用货币若干，粮食重要用货币若干。所以‘币乘马’，就是在全国发行货币，货币数量与国家陆地面积相当。这就叫做‘币乘马’。”桓公说：“实行‘币乘马’的策略是怎样的？”管仲回答说：“士人用货币领取薪资，大夫用货币领取封邑，人马用货币领取食物，这样一国的粮食储备在上面：货币财富在下面。国家粮价上涨十倍，是规律。万物财物减少两成，是策略。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只要符合国家器具和君主使用的，都有契约在上面。君主确实在乡州储藏，说：‘某月某日，如有索债者，由乡、州决断’。所以说：雇佣劳动一天决断。国家策略出于粮食轨道，国家的策略货物，就是‘币乘马’。现在刀币布帛藏在官府，巧币、万物的轻重都在商人手中，他们货币重则万物轻，货币轻则万物重，他们粮价重则……君主掌握粮食、货币和黄金平衡，天下就可以安定。这是守卫天下的策略。”

桓公问管仲说：“准衡、轻重、国会，我都听过了。请问‘县数’。”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的日子，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的地方，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来沟通国家策略呢？”桓公说：“什么叫沟通国家策略？”管仲回答说：“冯市门一个官吏记录赘婿当值之事。如果那些从事畜牧饲养的人养护不失职而死亡的，去掉他们的都级俸禄，给予县级俸禄。大夫不参加乡赘合游的，叫做无礼义，大夫幽禁他们的春秋祭祀，百姓幽禁他们的门、山祭祀。冯会、龙夏的牛羊牺牲价格比往日贵十倍。这出于礼义，登记在无用的地方，是依靠牢笼策略。这就叫做‘通’。”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势’。”管仲回答说：“有处于山地的国家，有低洼多水的国家，有山丘平川各半的国家，有水流泛滥的国家，有土壤渗漏的国家。这是国家的五种形势，是君主所忧虑的。山地国家常储藏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国家常掌握国家粮食三分之一，山丘平川各半国家常掌握国家粮食十分之三，受水泉伤害，水流泛滥国家常掌握十分之二，土壤渗漏国家谨慎收取诸侯的五谷，以及工匠雕刻木器来降低天下的五谷。这是适应五种形势的策略。”

桓公问管仲说：“如今拥有海内，分封诸侯，那么‘国势’就不用了吗？”管仲回答说：“现在以诸侯作为公州的装饰，以乘四时，实行牢笼策略。以东西南北相互比较，用平衡为准。所以说：作为诸侯，就调节万物高低以适应诸侯；遍有天下，就用货币税收来控制万物的早晚波动，调节而已。利益足够就实行，不足就停止。王者按乡州按时考察，所以利益不相倾轧，县死守其地。君主守住大原则奉行统一，这就叫做‘国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