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卷九

原文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横以手而离也；至其抽筋凿骨，非行金斧不能决。圣主循性而化，有不从者，亦将举兵而征之，是以汤诛葛伯，文王诛犬夷。及后戎、狄猾夏，中国不宁，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诗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

文学曰：“舜执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怀四夷。诗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伦，莫不引领而归其义。故画地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谓也。故善攻不待坚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执黄钺，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愿为之用。既而偃兵，搢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愿为之臣。既以义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犹可长用，而武难久行也。”

大夫曰：“诗云：‘猃狁孔炽，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经营四方。’故守御征伐，所由来久矣。春秋大戎未至而豫御之。故四支强而躬体固，华叶茂而本根据。故饬四境所以安中国也，发戍漕所以审劳佚也。主忧者臣劳，上危者下死。先帝忧百姓不赡，出禁钱，解乘舆骖，贬乐损膳，以赈穷备边费。未见报施之义，而见沮成之理，非所闻也。”

文学曰：“周道衰，王迹熄，诸侯争强，大小相凌。是以强国务侵，弱国设备。甲士劳战阵，役于兵革，故君劳而民困苦也。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为作也。”

险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执熊罴、服群兽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幷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故龟猖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轻。故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补衮职之阙，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犹家人不坚垣墙，狗吠夜惊，而闇昧妄行也。”

文学曰：“秦左殽、函，右陇阺，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以为固，金城千里，良将勇士，设利器而守陉隧，墨子守云梯之械也。以为虽汤、武复生，蚩尤复起，不轻攻也。然戍卒陈胜无将帅之任，师旅之众，奋空拳而破百万之师，无墙篱之难。故在德不在固。诚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如此则中国无狗吠之警，而边境无鹿骇狼顾之忧矣。夫何妄行而之乎？”

大夫曰：“古者，为国必察土地、山陵阻险、天时地利，然后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饬沟垒，以御寇固国。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三军顺天时，以实击虚，然困于阻险，敌于金城。楚庄之围宋，秦师败崤嵚崟，是也。故曰：‘天时不如地利。’羌、胡固，近于边，今不取，必为四境长患。此季孙之所以忧颛臾，有句贱之变，而为强吴之所悔也。”

文学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远，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夺，非以险，以德也。吴有三江、五湖之难，而兼于越。楚有汝渊、两堂之固，而灭于秦。秦有陇阺、崤塞，而亡于诸侯。晋有河、华、九阿，而夺于六卿。齐有泰山、巨海，而胁于田常。桀、纣有天下，兼于滈亳。秦王以六合困于陈涉。非地利不固，无术以守之也。释迩忧远，犹吴不内定其国，而西绝淮水与齐、晋争强也；越因其罢，击其虚。使吴王用申胥，修德，无恃极其众，则句践不免为藩臣海崖，何谋之敢虑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御诸侯。韩阻宜阳、伊阙，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郑。魏滨洛筑城、阻山带河，以保晋国。赵结飞狐、句注、孟门，以存邢代。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齐抚阿、甄，关荣、历，倚太山，负海、河。关梁者，邦国之固，而山川者，社稷之宝也。徐人灭舒，春秋谓之‘取’，恶其无备，得物之易也。故恤来兵，仁伤刑。君子为国，必有不可犯之难。易曰：‘重门击拓，以待暴客。’言备之素修也。”

文学曰：“阻险不如阻义，昔汤以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舒以百里，亡于敌国。此其所以见恶也。使关梁足恃，六国不兼于秦；河、山足保，秦不亡于楚、汉。由此观之：冲隆不足为强，高城不足为固。行善则昌，行恶则亡。王者博爱远施，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何击拓而待？传曰：‘诸侯之有关梁，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

论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惮于不意，列断贲、育者，介七尺之利也。使专诸空拳，不免于为禽；要离无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溪之铤也。内据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诸夏，强服敌国。故孟贲奋臂，众人轻之；怯夫有备，其气自倍。况以吴、楚之士，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则貉无交兵，力不支汉，其势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孙膑之破梁也。”

文学曰：“楚、郑之棠溪、墨阳，非不利也，犀胄兕甲，非不坚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国之师，据崤、函而御宇内，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陈胜无士民之资，甲兵之用，鉏耰棘橿，以破冲隆。武昭不击，乌号不发。所谓金城者，非谓筑壤而高土，凿地而深池也。所谓利兵者，非谓吴、越之铤，干将之剑也。言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为胄，以仁义为剑，莫之敢当，莫之敢御，汤、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当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细矣！”

大夫曰：“荆轲提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秦王惶恐失守备，卫者皆惧。专诸手剑摩万乘，刺吴王，尸孽立正，镐冠千里。聂政自卫，由韩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于朝，暴尸于市。今诚得勇士，乘强汉之威，凌无义之匈奴，制其死命，责以其过，若曹刿之胁齐桓公，遂其求。推锋折锐，穹庐扰乱，上下相遁，因以轻锐随其后。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学曰：“汤得伊尹，以区区之亳兼臣海内，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为天下，齐桓公得管仲以霸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闻得贤圣而蛮、貊来享，未闻劫杀人主以怀远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故‘自彼氐、羌，莫不来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义之服无义，疾于原马良弓；以之召远，疾于驰传重驿。”

论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内则备不足畏，外则礼不足称。夫中国天下腹心，贤士之所总，礼义之所集，财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因秋霜而振落叶。春秋曰：“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况以天下之力乎？”

文学曰：“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丝无文采裙袆曲襟之制，都成而务完。男无刻镂奇巧之事，宫室城郭之功。女无绮绣淫巧之贡，纤绮罗纨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仓廪。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为县官计者，皆言其易，而实难，是以秦欲驱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轻用也。其以强为弱，以存为亡，一朝尔也。”

大夫曰：“鲁连有言：‘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长。高皇帝受命平暴乱，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绪润色之。及先帝征不义，攘无德，以昭仁圣之路，纯至德之基，圣王累年仁义之积也。今文学引亡国失政之治，而况之于今，其谓匈奴难图，宜矣！”

文学曰：“有虞氏之时，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羁之民，圣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为不足烦百姓而劳中国也。今明主修圣绪，宣德化，而朝有权使之谋，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势，奋国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顾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孙子曰：‘今夫国家之事，一日更百变，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广牧，鼓鸣矢流，虽有尧、舜之知，不能更也。’战而胜之，退修礼义，继三代之迹，仁义附矣。战胜而不休，身死国亡者，吴王是也。”

大夫曰：“顺风而呼者易为气，因时而行者易为力。文、武怀余力，不为后嗣计，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还。凡伯囚执，而使不通，晋取郊、沛，王师败于茅戎。今西南诸夷，楚庄之后；朝鲜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国，自立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为一州，倔强倨敖，自称老夫。先帝为万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于是遣左将军楼船平之，兵不血刃，咸为县官也。七国之时，皆据万乘，南面称王，提珩为敌国累世，然终不免俛首系虏于秦。今匈奴不当汉家之巨郡，非有六国之用，贤士之谋。由此观难易，察然可见也。”

文学曰：“秦灭六国，虏七王，沛然有余力，自以为蚩尤不能害，黄帝不能斥。及二世弒死望夷，子婴系颈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国并存，秦尚为战国，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为诸侯雄，百有余年。及兼天下，十四岁而亡。何则？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自非圣人，得志而不骄佚者，未之有也。”

论邹第五十三

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先列中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禹贡亦着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径。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

文学曰：“尧使禹为司空，平水土，随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而破亡如丘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幷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

论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与并祀，诸生不可与逐语，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远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征在人，菑异之变，夭寿之期，阴阳之化，四时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应，鬼神之灵，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纪，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则默，无苟乱耳。”文学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广德教。言远必考之迩，故内恕以行，是以刑罚若加于己，勤劳若施于身。又安能忍杀其赤子，以事无用，罢弊所恃，而达瀛海乎？盖越人美蠃蚌而简太牢，鄙夫乐咋唶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为乱耳。人无夭寿，各以其好恶为命。羿、敖以巧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贪狠亡其身。天菑之证，祯祥之应，犹施与之望报，各以其类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好行恶者，天报以祸，妖菑是也。春秋曰：‘应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贤受谏，敬戒不殆，纯德上休，神只相况。诗云：‘降福穰穰，降福简简。’日者阳，阳道明；月者阴，阴道冥；君尊臣卑之义。故阳光盛于上，众阴之类消于下；月望于天，蚌蛤盛于渊。故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此灾异之应也。四时代叙，而人则其功，星列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犹公卿也，众星犹万民也。列星正则众星齐，常星乱则众星坠矣。”

大夫曰：“文学言刚柔之类，五胜相代生。易明于阴阳，书长于五行。春生夏长，故火生于寅木，阳类也；秋生冬死，故水生于申金，阴物也。四时五行，迭废迭兴，阴阳异类，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于巳，何说何言然乎？”文学曰：“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长。圣人法之，厌而不阳。诗云：‘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争壤土。牢人之君，灭人之祀，杀人之子，若绝草木，刑者肩靡于道。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是以国家破灭，身受其殃，秦王是也。”

大夫曰：“金生于巳，刑罚小加，故荠麦夏死。易曰：‘履霜，坚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陨零，合冬行诛，万物毕藏。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时而树，虽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谓逆天道。月令：‘凉风至，杀气动，蜻蛚鸣，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蒌，以顺天令。’文学同四时，合阴阳，尚德而除刑。如此，则鹰隼不鸷，猛兽不攫，秋不搜狝，冬不田狩者也。”

文学曰：“天道好生恶杀，好赏恶罪。故使阳居于实而宣德施，阴藏于虚而为阳佐辅。阳刚阴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贱冬而贵春，申阳屈阴。故王者南面而听天下，背阴向阳，前德而后刑也。霜雪晚至，五谷犹成。雹雾夏陨，万物皆伤。由此观之：严刑以治国，犹任秋冬以成谷也。故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网漏吞舟之鱼，而刑审于绳墨之外，及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译文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说：“屠夫解剖牛，顺着纹理，用手就能分开；但要抽筋凿骨，不用金属斧头就不行。圣明的君主顺从天性教化百姓，有不服从的，也要出兵征讨，所以商汤诛杀葛伯，文王征伐犬夷。后来戎、狄侵扰华夏，中原不得安宁，周宣王、仲山甫抵御贼寇暴虐。《诗经》说：‘讨伐猃狁，直到太原。’‘战车隆隆，筑城朔方。’自古明君不能没有征伐就使不义者屈服，不能没有城垒就防御强暴。”

文学说：“舜拿着盾斧舞蹈，有苗就归服；文王积累德行，感化四方夷族。《诗经》说：‘镐京辟雍，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无不归服。’普天之下，所有人类，无不伸颈归顺其义。所以画地为界，无人侵犯。孔子说：‘刀刃可以冒犯，中庸之道不可侵入。’这是至德的境界。所以善于进攻的不需坚甲就能攻克，善于防守的不需深沟高垒就能稳固。武王伐纣时，手持黄钺，在牧野誓师，天下士人无不为之效力。之后停息战争，文臣上朝，天下百姓无不为之臣服。这是以义取天下，以德守天下。秦国以武力取天下，以法律守天下，本末倒置，所以灭亡。文治可以长久，武功难以持久。”

大夫说：“《诗经》说：‘猃狁猖獗，我因此戒备。’‘武夫威武，经营四方。’所以防守征伐，由来已久。《春秋》重视在戎狄未到之前就预先防御。所以四肢强壮身体才稳固，枝叶繁茂根本才扎实。因此整饬边境是为了安定中原，派遣戍卒漕运是为了平衡劳逸。君主忧劳，臣子就辛勤；君主危险，臣子就效死。先帝忧虑百姓不足，拿出国库钱财，解下车驾马匹，减少乐舞膳食，用来赈济贫困、备边御敌。没见到报答恩义，却见到阻碍成功的道理，这不是我听说过的。”

文学说：“周道衰微，王业熄灭，诸侯争强，大国欺小国。所以强国务求侵略，弱国设备防守。士兵劳于战阵，受兵役之苦，君主劳心，百姓困苦。如今中国统一，但国内不安，徭役遥远而内外烦扰。古代没有超过一年的徭役，没有误时的劳役。如今近的数千里，远的超过万里，历时两年。长子不归，父母忧愁，妻子悲叹，愤懑之情发自内心，思念之痛深入骨髓。这就是《杕杜》《采薇》等诗篇创作的原因。”

险固第五十

大夫说：“虎兕之所以能捕捉熊罴、制服群兽，是因为爪牙锋利，抓捕便利。秦国之所以超越诸侯、吞并天下、兼并敌国，是因为险阻坚固，地势优越。所以龟有甲壳，狐貉不能擒获；蝮蛇有毒牙，人畏惧而不轻视。因此有准备就能制人，无准备就受制于人。所以仲山甫弥补君王过失，蒙恬修筑长城巩固边防，都是为了防备贼寇，制胜于万里之外。如今不巩固外部，却想安定内部，就像家人不筑围墙，狗叫夜惊，昏暗不明而妄行。”

文学说：“秦国左有崤山函谷，右有陇山，前有蜀汉，后有山河，四方关塞以为坚固，千里金城，良将勇士，设置利器守卫险道，如同墨子守城用云梯。以为即使汤、武复生，蚩尤再起，也不敢轻易进攻。然而戍卒陈胜没有将帅之才、军队之众，奋起空拳攻破百万大军，没有城墙篱笆的障碍。所以关键在德不在险。真正以仁义为险阻，道德为关塞，贤人为士兵，圣人为守将，那就无人能攻入。这样中原就没有狗叫的警报，边境就没有惊慌不安的忧虑。又何需妄行呢？”

大夫说：“古代治国必考察土地、山陵险阻、天时地利，然后可以称王称霸。所以修建城郭，整治沟垒，用以御敌固国。《春秋》说：‘冬季疏通洙水。’这是修治地利。军队顺应天时，以实击虚，但仍会困于险阻，受挫于坚城。楚庄王围宋，秦军败于崤山险地，就是如此。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羌、胡地势险固，靠近边境，如今不攻取，必成为四方长期祸患。这就是季孙氏担忧颛臾，勾践有变，强大吴国后悔的原因。”

文学说：“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朝能致远，不靠地利，靠人和。百世不被夺取，不靠险要，靠德行。吴国有三江五湖之险，却被越国兼并。楚国有汝渊、两堂之固，却被秦国灭亡。秦国有陇山、崤塞，却被诸侯所亡。晋国有黄河、华山、九阿，却被六卿夺取。齐国有泰山、大海，却被田常胁迫。桀、纣拥有天下，却被商汤在滈亳兼并。秦王统一天下，却被陈涉困住。并非地利不固，是没有方法来守卫。放弃近忧而忧虑远方，就像吴国不先安定国内，却西渡淮水与齐、晋争强；越国趁其疲惫，攻击其虚弱。如果吴王重用伍子胥，修明德行，不依赖人多势众，那么勾践只能做海边藩臣，哪里敢图谋吴国？”

大夫说：“楚国从巫山起筑方城，连接巫郡、黔中，设置扞关抵御秦国。秦国包有商、洛、崤、函，以防御诸侯。韩国扼守宜阳、伊阙，控制成皋、太行，以安定周、郑。魏国沿洛水筑城，依山带河，以保卫晋国故地。赵国连接飞狐、句注、孟门，以保存邢、代。燕国阻塞碣石，断绝邪谷，环绕辽东。齐国据有阿、甄，控制荣、历，依靠泰山，背靠大海黄河。关隘桥梁是国家的坚固屏障，山川是社稷的宝物。徐国灭掉舒国，《春秋》称之为‘取’，是厌恶其无防备，得物太易。所以忧虑来兵，仁政受损于刑罚。君子治国，必设不可侵犯的屏障。《易经》说：‘设置重门，敲梆警戒，以待暴客。’说的是要平时修备。”

文学说：“依靠险阻不如依靠道义。从前商汤以七十里之地，治理天下；舒国以百里之地，亡于敌国。这就是它被厌恶的原因。如果关隘足以依靠，六国就不会被秦国兼并；山河足以保卫，秦国就不会亡于楚汉。由此看来：战车不足以为强，高城不足以为固。行善则昌盛，行恶则灭亡。王者博爱远施，内外和谐，四海各按其职来朝贡祭祀，何需敲梆警戒？古书说：‘诸侯设关梁，庶人有爵禄，不是太平盛世的现象，是从战国开始的。’”

论勇第五十一

大夫说：“荆轲怀揣多年谋划却事不成，是因为尺八匕首不足依靠。秦王因意外而恐惧，但能斩杀孟贲、夏育，是依靠七尺利剑。如果专诸空手，不免被擒；要离没有水，不能成功。世人说强大的楚国、强劲的郑国，有犀兕铠甲，棠溪利剑。内据坚固城池，外持锋利兵器，所以威震华夏，强服敌国。因此孟贲奋臂，众人轻视他；胆怯者有准备，勇气自然倍增。何况吴、楚之士，舞利剑，踏强弩，与貉虏驰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挂齿！如此，则貉虏不敢交战，力量不支于汉，势必投降。这就是商鞅击退魏国，孙膑大破魏军的原因。”

文学说：“楚、郑的棠溪、墨阳剑，并非不锋利；犀兕铠甲，并非不坚固，然而不能保存国家，是因为利器不足依靠。秦国兼并六国军队，据守崤山、函谷关而统治天下，坚固如金石，锋利如莫耶剑。然而陈胜没有士民基础，没有甲兵之用，用农具木棍，攻破战车。武昭不击，乌号不发。所谓金城，不是用土筑高、挖地成池；所谓利兵，不是吴越的金属、干将的剑。说的是以道德为城墙，以仁义为城郭，无人敢攻，无人敢入。周文王就是如此。以道德为甲胄，以仁义为剑，无人敢当，无人敢御，商汤、周武就是如此。如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练不可当之兵，却想依靠匹夫之勇，挥动三尺之刃，也太渺小了！”

大夫说：“荆轲持匕首进入莫测的强秦；秦王惊慌失措，守卫者都恐惧。专诸手持短剑逼近万乘之君，刺杀吴王，扶正嗣君，影响千里。聂政从卫国出发，到韩国朝廷刺杀其主，功成求名，退而自刎于朝，暴尸于市。如今若得勇士，凭借强汉之威，凌驾无义的匈奴，制其死命，责其过错，如同曹刿胁迫齐桓公，遂其要求。摧锋折锐，扰乱其帐篷，上下逃遁，再以轻锐部队追击其后。匈奴必束手不敢抵抗。”

文学说：“商汤得伊尹，以小小的亳地兼并天下；文王得姜太公，拓展酆、鄗而拥有天下；齐桓公得管仲而称霸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归服。只听说得到贤圣，蛮貊都来朝贡；没听说劫杀君主能怀柔远方。《诗经》说：‘恩惠施于中原，以安抚四方。’所以‘从那氐、羌，无不来朝。’不是畏惧其威力，是畏惧其德行。所以以义服无义，比快马良弓还迅速；以此招徕远方，比驿站快马还迅疾。”

论功第五十二

大夫说：“匈奴没有城郭守卫，没有沟池坚固，没有长戟强弩之用，没有仓库积蓄，上无礼法，下无文理，君臣轻慢，上下无礼，编柳为屋，毛毡为盖。用简单的弓箭骨镞，马匹不喂粮食。对内防备不足畏惧，对外礼仪不足称道。中国是天下的腹心，贤士聚集之地，礼义汇集之所，财用滋生之处。以智谋对付愚昧，以义讨伐不义，就像秋霜扫落叶。《春秋》说：‘齐桓公对待戎、狄，只是驱赶而已。’何况用天下之力呢？”

文学说：“匈奴车马器物没有金银丝漆装饰，朴素而坚固；丝绸没有文采衣裙曲襟的样式，完整而实用。男子没有雕刻奇巧之事，没有宫室城郭的工程；女子没有绮绣淫巧的贡品，没有纤细罗纨的制作。事情简省而实用，易成而难坏。虽然没有长戟强弩，但有戎马良弓；家家有备，人人有用，一旦有急，张弓上马即可。粮食不见堆积，却能支撑数十日之食，以山谷为城郭，以水草为仓库。法律简约易明，需求少而易供应。因此刑罚简省而人不犯法，指挥下令人人遵从。轻慢于礼而坚守诚信，简略于文而敏于行事。虽然没有礼义之书，但刻骨写木，百官能相互记事，君臣上下能相互使令。群臣为朝廷谋划的，都说容易，实际很难，所以秦想驱逐匈奴反而加速灭亡。因此兵器是凶器，不可轻用。强转为弱，存转为亡，不过是一朝之间的事。”

大夫说：“鲁仲连曾说：‘秦国以权术驱使士人，像对待俘虏一样驱使百姓。’所以政治严急而不长久。高皇帝受天命平定暴乱，功德巍巍，与天同大。而文帝、景帝继承基业，润色政绩。到先帝征伐不义，驱逐无德，以昭示仁圣之路，纯化至德之基，是圣王多年积累仁义的结果。如今文学引用亡国失政的例子来比附当今，说匈奴难以图谋，这是理所当然的！”

文学说：“舜的时代，三苗不服从，禹想征伐，舜说：‘是我的德行未能感化。’退而修明政治，三苗归服。不可统治之地，不可羁縻之民，圣王不动用军队，不费力气，认为不值得烦扰百姓、劳累中国。如今明主继承圣业，宣扬德化，但朝廷有权谋之计，崇尚斩首之功，我实在感到奇怪。人臣凭借天下之势，动用国家之力，自身享利而不顾君主，这就是尉佗、章邯所以称王，秦失其政的原因。孙子说：‘国家之事，一日百变，然而不亡，是因为能够变革。一旦出兵平原旷野，鼓鸣箭飞，即使有尧、舜的智慧，也无法改变。’战胜之后，退而修礼义，继承三代传统，仁义就附随了。战胜而不休止，身死国亡的，吴王就是例子。”

大夫说：“顺风呼喊容易出声，因时行动容易用力。文王、武王留有馀力，不为后代考虑，所以三代之后德行衰微，昭王南征，死而不返。凡伯被囚，使命不通；晋国夺取郊、沛，王师败于茅戎。如今西南诸夷，是楚庄王的后裔；朝鲜之王，是燕国逃亡之民。南越尉佗起于中国，自立为王，德行浅薄，但都占据广大地域，各自为一州，倔强傲慢，自称老夫。先帝为万世考虑，担心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于是派遣左将军楼船平定，兵不血刃，都成为朝廷郡县。七国之时，都据万乘之国，南面称王，作为敌国累世对峙，但终不免低头被秦国俘虏。如今匈奴不如汉家一个大郡，没有六国那样的实力，贤士那样的谋略。由此看难易，清楚可见。”

文学说：“秦灭六国，俘虏七王，气势充沛有余力，自以为蚩尤不能害，黄帝不能斥。但到秦二世被杀于望夷宫，子婴系颈投降楚国，连七王的低头都得不到。假使六国并存，秦还是战国之一，根本不会灭亡。何以证明？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世世为诸侯雄长，一百多年。等到统一天下，十四年就灭亡了。为什么？外无敌国之忧，内则放纵恣肆。除非圣人，得志而不骄奢淫逸的，从来没有过。”

论邹第五十三

大夫说：“邹衍痛恨晚世的儒墨，不知天地之广阔、光明开阔之道，以片面之见想说明复杂道理，守一隅而想知万方，就像没有水平仪想知道高低，没有规矩想知道方圆。于是他推演大圣终始的运数，来晓喻王公，先列举中国名山大川，直到海外。所谓中国，是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叫赤县神州，分为九州。隔着山陵陆地不相通，就是一州，外有大瀛海环绕。这就是八极，天地的边际。《禹贡》也记载山川高低平原湿地，但不知大道的路径。所以秦想通达九州而仿效瀛海，统治胡人而使万国来朝。诸生守着田亩之虑，巷里之固，不知天下大义。”

文学说：“尧任命禹为司空，平治水土，随山砍木，定高低而序九州。邹衍不是圣人，作怪诞之说，迷惑六国之君，使其采纳他的学说。这就是《春秋》所说的‘匹夫迷惑诸侯’。孔子说：‘未能侍奉人，怎能侍奉鬼神？’近的都不能通达，怎能知道瀛海？所以无补于实用的，君子不做；无益于治国的，君子不从。三王信守经典之道，德政光辉照耀四海；战国信从华丽言论，破亡如山丘。从前秦始皇已吞并天下，想兼并万国，却失去三十六郡；想通达瀛海，却失去州县。明白大义如此，不如守住小计。”

论菑第五十四

大夫说：“巫祝不可与其一同祭祀，诸生不可与其争辩，他们相信古代怀疑当今，非议别人自以为是。谈论古代的要考察当今，谈论远方的要结合近处。日月在天，其征兆在人，灾异变化，寿夭期限，阴阳转化，四时次序，水火金木，妖祥应验，鬼神之灵，祭祀之福，日月运行，星辰规律，详细说明其原因，有何根据？不知道就沉默，不要胡乱扰乱视听。”文学说：“起初江都相董仲舒推演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所以春生，象征仁；夏长，象征德；秋成，象征义；冬藏，象征礼。这是四时次序，圣人所效法的。刑罚不能用来完成教化，所以要广施德教。谈论远的必考察近的，所以心存恕道行事，因此刑罚如加于己身，劳苦如施于自身。又怎能忍心杀害自己的百姓，去做无用之事，疲弊所依赖的力量，去通达瀛海呢？大概越人赞美螺蚌而轻视太牢，鄙陋之人喜欢喧哗而奇怪韶乐。所以不知味道的，把芬芳当臭气；不知大道的，把美言当乱耳。人无寿夭，各以其好恶为命运。后羿、敖曹因巧力不得好死，智伯因贪狠丧身。天灾的征兆，祯祥的应验，就像施与期望回报，各以其类相应。所以好行善的，天助以福，符瑞就是。《易经》上说：“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没有不顺利的。”喜欢做恶事的人，上天会降灾祸给他，这就是妖异灾害。《春秋》说：“与此相应，就会发生天灾。”周文王、周武王尊敬贤才、接受劝谏，恭敬谨慎而不懈怠，德行纯美，上天赐予吉祥，神灵也来相助。《诗经》说：“降下福禄多又多，降下福禄大又广。”太阳属阳，阳道光明；月亮属阴，阴道昏暗；这体现了君尊臣卑的道理。所以阳气兴盛在上，各种阴气就在下消散；月亮在天上圆满，蚌蛤就在水中充盈。因此如果臣子不守臣道，就会阴阳失调，日食月食出现异常；政治教化不公正，就会水灾旱灾不合时令，害虫孳生。这就是灾祸变异对人事的报应。四季更替有序，人类效法其规律；星辰排列在天，人类效法其运行。恒星如同朝廷的公卿，群星如同天下百姓。恒星运行正常，群星就井然有序；恒星运行混乱，群星就会坠落。

大夫说：“文学之士谈论刚柔相生，五行相胜更替的道理。《易经》阐明阴阳之道，《尚书》擅长五行之说。春天萌生、夏天滋长，所以火生于寅木，属于阳类；秋天收割、冬天闭藏，所以水生于申金，属于阴物。四季五行，此消彼长，阴阳属性不同，水火不能同器共存。金得到土才能生成，遇到火就会消亡，但你们又说‘金生于巳’，这算是什么说法、什么道理呢？”文学之士回应道：“兵器是不祥之物。铠甲坚固、兵器锋利，只会给天下带来灾祸。用生养万物的根本之道（母）来克制杀伐（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圣人效法这个道理，抑制武力而不张扬。《诗经》说：‘收好盾与戈，藏起弓和箭，我追求美德，布施于华夏。’衰败的时代则不然。违背天道来满足暴虐之心，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只为争夺疆土。囚禁他国君主，灭绝他人宗庙祭祀，屠杀别国子民如同砍伐草木，受刑之人摩肩接踵倒在路旁。把自己厌恶的强加给别人。因此国家破败灭亡，自身遭受灾祸——秦始皇就是明证。”

大夫说：“按照五行学说，金生于巳位，此时刑罚开始轻微施加，所以荠麦在夏季死亡。《易经》说：‘踩到寒霜，坚冰将至。’秋季开始降霜，草木凋零枯萎，配合冬季执行诛罚，万物完全闭藏。春夏是生长季节，适宜推行仁政；秋冬是肃杀闭藏之时，适宜施行刑罚。所以不合时令而种植作物，即使发芽也长不成。若在秋冬推行仁德教化，这就叫违背天道。《月令》记载：‘凉风吹起，肃杀之气萌动，蟋蟀鸣叫，皮衣制成。天子施行轻刑，开始捕猎貙兽（貙蒌指狩猎），以顺应天时政令。’你们文学之士主张顺应四季，调和阴阳，崇尚德政而废除刑罚。照这样下去，鹰隼不再凶猛捕猎，猛兽不再攫取猎物，秋季就不举行军事演习（搜狝），冬季也不开展狩猎活动了。”

文学之士说：“天道的本性是喜好生养而厌恶杀戮，喜好奖赏而厌恶惩罚。所以让阳气占据实处来布施德泽，让阴气藏于虚处作为阳气的辅助。阳气刚健，阴气柔顺，就像季节中季月（每季最后一个月）不能超越孟月（每季第一个月）。这表明天意轻视冬季而重视春季，伸张阳气而抑制阴气。因此君王面南而坐治理天下，背对阴冷面向温暖，把德政置于前而刑罚置于后。如果霜雪延迟降临，五谷仍能成熟；但若冰雹浓雾在夏季突降，万物都会受损。由此看来：用严刑峻法治国，就像指望在秋冬时节种出粮食一样荒谬。所以说，法令只是惩治恶行的工具，并非达到至治之世的根本途径。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总是大力推行德政教化，而宽缓使用刑罚。宁可让网眼疏漏到能漏过吞舟的大鱼（喻宽仁），也要使刑罚的运用审慎而留有弹性。等到德教深入人心之时，百姓自然就不会触犯禁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