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蹻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踰矩。”文学曰：“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隐远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妇，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宜犴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刺刑法繁也。亲服之属甚众，上杀下杀，而服不过五。五刑之属三千，上附下附，而罪不过五。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学言王者立法，旷若大路。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武兵名食，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文学曰：“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从，法约而易行今驰道经营陵陆，纡周天下，是以万里为民阱也。罻罗张而县其谷，辟陷设而当其蹊，矰弋饰而加其上，能勿离乎？聚其所欲，开其所利，仁义陵迟，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于攻城入邑，损府库之金，盗宗庙之器，岂特千仞之高、千钧之重哉！管子曰：‘四维不张，虽皋陶不能为士。’故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言无仁义也。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故君子爱仁以及物，治近以及远。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今伤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谓盗而伤人者耶？将执法者过耶？何于人心不厌也！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伤人，罪与杀人同，得无非其至意与？”大夫俛仰未应对。

申韩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为相，则世无列国。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儒、墨。夫衣小缺，（心祭）裂可以补，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颂乃治之；是犹舍邻之医，而求俞跗而后治病，废污池之水，待江、海而后救火也。迂而不径，阙而无务，是以教令不从而治烦乱。夫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故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也。”文学曰：“有国者选众而任贤，学者博览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故圣人教化，上与日月俱照，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涓涓尔，及其卒，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故先帝闵悼其菑，亲省河堤，举禹之功，河流以复，曹、卫以宁。百姓戴其功，咏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亦犹是也，如何勿小补哉！”文学曰：“河决若瓮口，而破千里，况礼决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断狱岁以万计，犯法兹多，其为菑岂特曹、卫哉！夫知塞宣房而福来，不知塞乱原而天下治也。周国用之，刑错不用，黎民若，四时各终其序，而天下不孤。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此夫为福，亦不小矣！诚信礼义如宣房，功业已立，垂拱无为，有司何补，法令何塞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无名号，谓之云盗，所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故君不臣，士不友，于闾里无所容。故民耻犯之。今不轨之民，犯公法以相宠，举弃其亲，不能伏节死理，遁逃相连，自陷于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际，若身体相属，一节动而知于心。故今自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谁责乎？”文学曰：“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轻重各服其诛，刑必加而无赦，赦惟疑者。若此，则世安得不轨之人而罪之？今杀人者生，剽攻窃盗者富。故良民内解怠，辍耕而陨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夫何耻之有！今废其德教，而责之以礼义，是虐民也。春秋传曰：‘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反诛无罪，无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鲁，胜其盗而自矜。子贡曰：‘民将欺，而况盗乎！’故吏不以多断为良，医不以多刺为工。子产刑二人，杀一人，道不拾遗，而民无诬心。故为民父母，以养疾子，长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其不欲服罪尔。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闻兄弟缓追以免贼，未闻兄弟之相坐也。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而相坐也。老子曰：‘上无欲而民朴，上无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执政何责也？”

御史曰：“夫负千钧之重，以登无极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临不测之渊，虽有庆忌之捷，贲、育之勇，莫不震慑悼栗者，知坠则身首肝脑涂山石也。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灼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伤也。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故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文学曰：“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诗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为虺蜥！’方此之时，岂特冒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非刑轻而罚不必，令太严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宽则下亲其上，政严则民谋其主，晋厉以幽，二世见杀，恶在峻法之不犯，严家之无悍虏也？圣人知之，是以务和而不务威。故高皇帝约秦苛法，以慰怨毒之民，而长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无穷，泽流后世。商鞅、吴起以秦、楚之法为轻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诏圣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无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势，而见夺于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时，天下初定，发德音，行一切之令，权也，非拨乱反正之常也。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故奸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画衣冠非阿，汤、武刻肌肤非故，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文学曰：“民之仰法，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则乐其业；乐其业则富，富则仁生，赡则争止。是以成、康之世，赏无所施，法无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赏而不赏，民莫不仁也。若斯，则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马也，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棰，吻伤于衔，求其无失，何可得乎？干溪之役土崩，梁氏内溃，严刑不能禁，峻法不能止。故罢马不畏鞭棰，罢民不畏刑法。虽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御史曰：“严墙三刃，楼季难之；山高干云，牧竖登之。故峻则楼季难三刃，陵夷则牧竖易山巅。夫烁金在炉，庄蹻不顾；钱刀在路，匹妇掇之；非匹妇贪而庄蹻廉也，轻重之制异，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临而不可入。诗云：‘不可暴虎，不敢冯河。’为其无益也。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文学曰：“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杀，是虐民也。与其刑不可踰，不若义之不可踰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高墙狭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渫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死不再生，穷鼠啮狸，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俱起，四面而攻秦，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恶在其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御史默然不对。

大论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则有司不以文学。文学知狱之在廷后而不知其事，闻其事而不知其务。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绳则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故射者因槷，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抏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文学曰：“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纣之所以亡也，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故治乱不在于民。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者难，讼而听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棰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故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为轮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应少、伯正之属溃梁、楚，昆卢、徐谷之徒乱齐、赵，山东、关内暴徒，保人阻险。当此之时，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设礼修文，有似穷医，欲以短针而攻疽，孔丘以礼说跖也。”文学曰：“残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残贼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输子因木之宜，圣人不费民之性。是以斧斤简用，刑罚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鹊攻于凑理，绝邪气，故痈疽不得成形。圣人从事于未然，故乱原无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设而不用。断已然，凿已发者，凡人也。治未形，睹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为也，而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监见，应侯以王稽进。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亲显，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进见而能往者，非贤士才女也。”文学曰：“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东西南北，灼头濡足，庶几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妒，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饰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无家。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故适齐，景公欺之，适卫，灵公围，阳虎谤之，桓魋害之。夫欺害圣人者，愚惑也；伤毁圣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观近臣者以所为主，观远臣者以其所主。’使圣人伪容苟合，不论行择友，则何以为孔子也！”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闇然而怀重负而见责。大夫曰︰“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

杂论第六十

客曰：“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异哉吾所闻。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长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为予言：当此之时，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誾誾焉，侃侃焉，虽未能详备，斯可略观矣。然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广德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近者亲附，远者说德，则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路，而务畜利长威，岂不谬哉！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火索），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说：“法令是用来教育百姓的，法律是用来监督奸邪的。法令严格百姓就会谨慎，法律设立奸邪就会被禁止。网眼疏漏野兽就会逃走，法律疏漏罪行就会逃脱。罪行逃脱百姓就会放纵而轻易犯禁。所以禁令不严格执行，胆怯的人也会侥幸犯罪；诛罚确实执行，就连盗跖、庄蹻也不敢犯法。因此古代制定五刑，在肌肤上刻字而百姓不敢越轨。”文学说：“道路太多，人不知道走哪条；法令太多，百姓不知道如何回避。所以王者制定法律，像日月一样明亮，所以百姓不迷惑；像大路一样宽广，所以百姓不困惑。偏远隐蔽的地方，人们都能明白；深闺的少女妇女，都知道如何回避。因此法令不被触犯，监狱也就用不上了。从前秦朝法律比秋天的茅草还繁多，法网比凝固的油脂还严密。然而上下相互欺骗，奸诈虚伪滋生，官吏治理时，就像抢救腐烂扑灭焦火，却不能禁止；这不是法网疏漏罪行逃脱，而是礼义废弛而专任刑罚。现在律令有一百多篇，条文繁多，罪名苛重，郡国执行时疑惑不解，有的轻判有的重判，连熟悉法律的官吏都不知道如何处理，何况愚民呢！律令在阁楼上积满灰尘被虫蛀，官吏都不能全部阅读，何况愚民呢！这就是断案越来越多，而百姓犯禁也越来越多的原因。《诗经》说：‘是该入狱吗？握着粟米去占卜，怎么能得到好结果？’这是讽刺刑法繁多。丧服的种类很多，上杀下杀，而丧服不过五等。五刑的条目有三千，上附下附，而罪行不过五等。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只在于切实推行教化罢了。”

大夫说：“文学说王者立法，像大路一样宽广。现在的驰道不算窄小，但百姓公然违犯，是因为处罚太轻。千仞的高度，人们不会轻易攀登；千钧的重量，人们不会轻易举起。商鞅对在路上倒灰的人施刑，而秦国民众得到治理。所以盗马者处死，盗牛者加重处罚，这是重视根本而断绝轻易犯罪的条件。给士兵名义上的粮食供应，是为了辅助边防而重视武备。盗伤人者与杀人同罪，是为了让犯罪者内心负担加重而追究其意图。就像鲁国借用楚军攻打齐国，《春秋》加以谴责。所以轻罪重罚，浅罪深究，是有缘由的。法律的精微之处，本来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文学说：“《诗经》说：‘周朝的大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一样直。’说的是它容易走。‘君子在上面走，小人在旁边看。’说的是它明显。所以道德明确就容易遵从，法律简约就容易实行。现在驰道纵横于山陵原野，曲折环绕天下，这是把万里土地变成百姓的陷阱。张网在山谷，设陷阱在小路，装饰弓箭在上面，百姓能不遭殃吗？聚集百姓的欲望，开启利益的追求，仁义衰败，百姓能不越轨吗？所以最终发展到攻城掠邑，损毁府库金钱，盗窃宗庙礼器，岂只是千仞之高、千钧之重呢！管子说：‘礼义廉耻这四维不张，即使皋陶也不能做士人。’所以道德教化废弛而诈伪盛行，礼义败坏而奸邪兴起，说的是没有仁义。仁是爱的体现；义是事的适宜。所以君子将仁爱推及万物，治理近处推及远方。传文说：‘一切生物中，没有比人更贵重的；君主所看重的，没有比人更重要的。’所以上天生养万物来供养人，君主爱护人民来顺应天意。听说用六畜禽兽来养人，没听说用所养的东西来害人。鲁国马厩失火，孔子下朝，问人不同马，轻视牲畜而重视人。现在盗马者判死罪，盗牛者加重处罚。乘车骑马在驰道中行走，官吏苛责而不停止，就认为是盗马，罪行也是死。现在伤人者拿着刀剑逃跑，也可以说是盗窃武库兵器而杀人吗？君主立法而百姓违犯，也可以说是叛逆而轻视君主约束吗？重则可以处死，轻则可以赦免，这不是法律禁令的本意。法律是根据人情制定的，不是设置罪名来陷害人。所以《春秋》审理案件，根据动机定罪。动机善良而违法的可以赦免，动机邪恶而合于法律的也要诛杀。现在伤人还没有造成伤害，动机不太邪恶而符合法律的，是盗贼伤人吗？还是执法者的过错？这怎么让民心信服呢！古代，伤人造成创伤的施刑，盗窃有赃物的惩罚，杀人者处死。现在夺人兵器伤人，罪行与杀人相同，难道不是违背了法律的本来意图吗？”大夫低头抬头，没有回答。

申韩第五十六

御史说：“等待周公来做宰相，那么世上就没有诸侯国了。等待孔子来学习，那么世上就没有儒家、墨家了。衣服有小破损，撕裂处可以修补，却一定要等待整匹布来更换；政治有小缺陷，法令可以防范，却一定要等待雅颂之乐才能治理；这就像舍弃邻近的医生，却要找俞跗来治病，废弃池塘的水，等待江海来救火一样。迂回而不直截，缺乏而不务实，因此教令不被遵从而治理混乱。善于为政的人，有弊端就补救，有决口就堵塞，所以吴起用法治楚、魏，申不害、商鞅用法使秦、韩强大。”文学说：“治国者从众人中选择贤能，学者博览群书而求善，何必一定是周公、孔子！所以说效法他们就行了。现在商鞅违反圣人之道，变乱秦国的风俗，后来政治败坏而不能治理，流风遗俗不可恢复，就像愚人纵火于大泽，不能再振兴；蜂蝎螫人，即使放走它也不能消除毒性。烦扰而制止，急躁而镇静，上下劳苦纷扰，而混乱更加滋生。所以圣人的教化，上与日月同辉，下与天地同流，怎么能说是小修补呢！”

御史说：“衣服破了不补，就会日益严重；堤防漏了不堵，就会日益扩大。黄河最初在瓠子决口时，只是涓涓细流，等到最后，泛滥成为中国的祸害，灾害波及梁、楚，破坏曹、卫，城墙毁坏，积蓄漂流，百姓栖息树上，千里没有房屋，使孤儿寡妇无所依靠，老人弱者无处可归。所以先帝怜悯这场灾害，亲自视察河堤，效法大禹的功绩，黄河恢复故道，曹、卫得以安宁。百姓感戴他的功绩，歌颂他的德行，歌唱‘宣房堵塞，万福来归’，也是这个道理，怎么能不要小修补呢！”文学说：“黄河决口像瓮口那么大，却能冲毁千里，何况礼义的决口呢？它的危害更多了！现在每年判决的案件数以万计，犯法的人如此之多，这灾害岂止曹、卫两地！只知道堵塞宣房而福气来，不知道堵塞祸乱根源而天下太平。周朝运用礼义，刑罚搁置不用，百姓和乐，四时各守其序，而天下不孤独。《诗经》说：‘赐我长寿，助我多福。’这种福气，也不小了！诚信礼义就像宣房工程，功业已经建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官吏有什么可修补，法令有什么可堵塞呢？”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说：“《春秋》不记载受刑者的姓名，只称为盗，这是为了鄙视受刑者而断绝他们的人伦关系。所以君主不以他们为臣，士人不以他们为友，在乡里无处容身。因此百姓以犯罪为耻。现在不守法的百姓，触犯公法却相互推崇，抛弃亲人，不能为节操而死，逃跑相互牵连，自己陷入罪行，他们受刑被杀，不也应该吗？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间，就像身体相连，一个关节活动内心就能感知。所以现在从关内侯以下，按地域编成伍，在家相互监视，出入相互督察，父亲不教育儿子，兄长不纠正弟弟，除了他们还责备谁呢？”文学说：“古代，周备礼仪而彰明教化，礼仪周备教化彰明，不服从的人然后用刑罚处置，刑罚得当，百姓不怨恨。所以舜流放四个罪人而天下都服气，是诛杀不仁之人。轻重各得其罚，刑罚必加而不赦免，赦免只限于可疑者。像这样，世上怎么会有不守法的人而处罚他们呢？现在杀人者活命，抢劫盗窃者致富。所以善良百姓内心懈怠，停止耕作而灰心。古代，君子不接近受刑之人，受刑之人不算人，自身被放逐诛杀而辱没后代，所以无论贤与不肖，无不以此为耻。现在没有德行的人，贪图利益而陷自身于罪，蒙受刑杀侮辱而抛弃礼义，常常苟且偷生。为什么呢？一旦进入蚕室受宫刑，伤口还未愈合，就宿卫君主，出入宫殿，由此得到俸禄，享受高官赏赐，身份尊贵荣耀，妻子儿女获得丰饶。所以有人位列卿相，受刀锯之刑而不可怜，何况普通百姓呢？有什么可耻的！现在废弃道德教化，而用礼义要求他们，这是虐待百姓。《春秋传》说：‘儿子有罪，逮捕他的父亲。臣子有罪，逮捕他的君主，这是审案的重大失误。’现在因儿子而诛杀父亲，因弟弟而诛杀兄长，亲戚连坐，什伍相连，就像拉树根而涉及花叶，伤小指而连累四肢。像这样，就是有罪反而诛杀无罪，无罪的人就太少了。臧文仲治理鲁国，战胜了盗贼而自我夸耀。子贡说：‘百姓将要欺诈，何况盗贼呢！’所以官吏不以多判案为良吏，医生不以多扎针为良医。子产处罚两人，处死一人，道路不拾遗，而百姓没有欺诈之心。所以作为百姓父母官，要像抚养生病的孩子一样，增长恩情厚待而已。自从首匿连坐的法令建立，骨肉恩情就废弃了，而刑罚罪名就增多了。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有罪也藏匿他们，是不想让他们服罪。听说儿子为父亲隐瞒，父亲为儿子隐瞒，没听说父子相互连坐。听说兄弟放松追捕以免伤害，没听说兄弟相互连坐。听说厌恶恶行只针对本人，痛恨开始而诛杀首恶，没听说什伍相互连坐。老子说：‘在上者没有私欲百姓就质朴，在上者不扰民百姓自然富裕。’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按地域编成什伍，执政者还要责备什么呢？”

御史说：“背负千钧的重物，攀登无限的高度，垂悬在陡峭的悬崖深谷，下临不可测的深渊，即使有庆忌的敏捷，孟贲、夏育的勇敢，也没有不震惊恐惧的，因为知道坠落就会身首肝脑涂在山石上。所以没被烧伤就不敢握火，是看到火能烧伤人。没受伤就不敢握刀，是看到刀能伤害人。他们知道做坏事，罪行必加，而且诛杀连及父兄，必然恐惧而做好事。所以设立法律刑罚，就像面临百仞深谷，握火蹈刃，百姓就会畏惧忌讳，不敢触犯禁令了。慈母会有败家子，是因为不忍心严厉。严厉的家庭没有凶悍的奴仆，是因为责罚急迫。现在不建立严厉家庭控制下属的方法，却修习慈母败家的做法，就糊涂了。”文学说：“纣王设立炮烙之刑，而秦朝有收帑连坐之法，赵高用严苛条文在朝内定罪，百官用峻法在朝外判决，死人相互枕藉，受刑者相望于道，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诗经》说：‘说天多么高，不敢不弯腰。说地多么厚，不敢不小步。哀叹现在的人，为什么像毒蛇蜥蜴！’在这个时候，岂只是踩刀刃呢？然而父子相背离，兄弟相轻慢，以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这不是刑罚轻而处罚不严，而是法令太严而仁义恩德不施行。所以政治宽和下属就亲近君主，政治严酷百姓就图谋君主，晋厉公被幽禁，秦二世被杀，哪里是峻法不被触犯，严厉家庭没有凶悍奴仆呢？圣人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力求和睦而不求威势。所以高皇帝减省秦朝苛法，来抚慰怨愤的百姓，培养和睦之心，唯恐刑罚太重而恩德太薄。因此恩德施及无穷，福泽流传后世。商鞅、吴起认为秦、楚的法律太轻而加重它，对上危害君主，对下葬送自身，难道不也像慈母吗！”

诏圣第五十八

御史说：“夏朝不违背诺言，商朝有誓言，周朝有盟约，道德信用日益衰微。没有文王、武王那样的人，想要修明法令，这是殷、周失去权势，被诸侯夺权的原因。所以衣服破了就要改换材料，法律弊坏就要变更制度。高皇帝时，天下刚刚平定，发布仁德号令，实行权宜法令，是权宜之计，不是拨乱反正的常法。后来，法律逐渐被触犯，不合于理。所以奸邪萌生而甫刑制定，王道衰微而《诗经》讽刺彰显，诸侯暴虐而《春秋》讥讽。网眼少的网捕不到鱼，三章之法不能治理国家。所以法令不得不增加，法律不得不多样。唐尧、虞舜在衣冠上作标志并非偏私，商汤、周武在肌肤上刻字并非故意，时代不同，轻重缓急的任务也不同。”文学说：“百姓依赖法律，就像鱼依赖水，水清就安静，水浊就动荡；动荡就不安其居，安静就乐其业；乐其业就富裕，富裕就仁义产生，富足就争斗停止。所以在成王、康王的时代，赏赐无处施行，刑罚无处施加。不是可以刑罚而不刑罚，而是百姓没有犯禁的；不是可以赏赐而不赏赐，而是百姓没有不仁义的。像这样，官吏还有什么事情可治理？现在治理百姓的人，就像笨拙的御者驾驭马，行走时顿挫它，停止时鞭打它。身体被鞭子打伤，嘴唇被马衔勒伤，要求它没有失误，怎么可能呢？干溪之战土崩瓦解，梁氏内部溃散，严刑不能禁止，峻法不能阻止。所以疲惫的马不怕鞭打，疲惫的百姓不怕刑法。即使增加刑罚，对逃亡有什么益处呢？”

御史说：“三仞高的严墙，楼季难以逾越；高入云端的山峰，牧童却能登顶。所以墙高楼季难越三仞，平缓牧童易登山巅。熔化的金属在炉中，庄蹻都不看；钱币在路上，普通妇女都会捡拾；不是普通妇女贪婪而庄蹻廉洁，而是轻重规定不同，利害分明。所以法令可以仰望而不可逾越，可以面对而不可进入。《诗经》说：‘不敢空手打虎，不敢徒步过河。’因为这样做没有益处。鲁国喜好礼义却有季氏、孟氏之难，燕王哙喜好禅让却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以禁止邪恶，而刑法可以制止暴行。明君依据法律，所以能长期控制群臣，长久守护国家。”文学说：“古代，明确仁义之誓，使百姓不越轨；不教育就诛杀，这是虐待百姓。与其刑罚不可逾越，不如道义不可逾越。听说礼义施行而刑罚得当，没听说刑罚施行而孝悌兴起。高墙地基狭窄，不能建立。严刑峻法，不能持久。秦二世听信赵高的计策，加深督责而专任诛杀，受刑者堵塞道路，死者每日堆积。杀民多者被视为忠臣，虐民狠者被视为能吏。百姓承受不了苛求，民众承受不了刑罚，四海之内同忧而都无以为生。所以过分的要求，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无尽的需求，君主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死不能复生，走投无路的老鼠咬猫，普通百姓反抗天子，舍人折断弓箭，陈胜、吴广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天下共同起事，四面攻打秦朝，听说不到一年国家就成为废墟，哪里还能长期控制群臣，长久守护国家呢？”御史沉默不答。

大论第五十九

大夫说：“吟诵枯简古书，背诵死人的话，那么官吏不认可文学。文学知道监狱在朝廷后面却不知道其中事情，听到事情却不知道其中事务。治理百姓，就像大匠砍削，用斧头进行，符合墨线就停止。杜大夫、王中尉等人，用法律约束，用刑罚判决，然后盗贼止息奸邪禁止。所以射箭者依靠靶子，治国者依靠法律。虞舜、夏朝用文治，商朝、周朝用武功，不同时代各有施行措施。现在想用敦厚朴实的时代方法，治理疲惫衰败的百姓，就像拖延而拯救溺水者，作揖谦让而救火一样。”文学说：“文王兴起百姓就喜好善行，幽王、厉王兴起百姓就喜好暴行，不是本性不同，是风俗造成的。所以商朝、周朝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商汤、周武不是得到伯夷那样的百姓而治理，桀、纣不是得到盗跖、庄蹻那样的百姓而混乱，所以治乱不在于百姓。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诉讼不发生才好！’不发生诉讼难，诉讼而审理容易。不治理根本而处理末节，古代称之为愚，现在称之为智。用杖刑纠正混乱，用法律文书修正条文，古代称之为贼，现在称之为贤。”

大夫说：“风俗不是唐尧、虞舜的时代，世人不是许由那样的百姓，却想废除法律来治理，就像不用矫正工具和斧头，想要矫正曲直一样。所以治国者不等待自行向善的百姓，做车轮者不等待自行弯曲的木材。从前，应少、伯正之流击溃梁、楚，昆卢、徐谷之徒扰乱齐、赵，崤山以东、函谷关以内暴徒，凭借险阻保护自己。在这个时候，不用斧头，用武力制服，却开始设立礼制修明文教，就像穷医生，想用短针治疗毒疮，孔丘用礼义劝说盗跖一样。”文学说：“毁坏木材来建造房屋，不是好木匠。残害百姓而想要治理，不是好官吏。所以公输班顺应木材的特性，圣人不耗费百姓的本性。因此斧头少用，刑罚不施行，政令确立而教化成功。扁鹊治疗肌肉纹理，断绝邪气，所以毒疮不能形成。圣人从事于未发生之事，所以祸乱根源无从产生。因此石针收藏而不使用，法令设立而不施行。判决已发生的，处理已爆发的，是普通人。治理未形成的，预见未萌发的，是君子。”

大夫说：“文学所称颂的圣智者，是孔子，治理鲁国不成功，被齐国驱逐，不被卫国任用，在匡地被围，在陈、蔡受困。知道时代不适用还要游说，是强求；知道困窘还不能停止，是贪婪；不知道受欺骗而前往，是愚蠢；困窘受辱不能殉道，是耻辱。像这四种行为，普通百姓都不会做，何况君子呢！商鞅通过景监求见，范雎通过王稽进身。所以士人通过士人引荐，女子通过媒人出嫁。至于亲近显贵，不是媒人、士人的力量。孔子不通过引荐进见而能前往诸侯国，不是贤士才女。”文学说：“孔子生于乱世，思念尧、舜之道，东西南北奔波，晒头湿脚，希望当代君主觉悟。天下昏乱到处都是，君主昏暗，大夫嫉妒，谁适合做媒人？所以丑妇装饰姿色而夸耀，美女彷徨而无家。不是不知道穷困厄运而不被任用，是痛心天下祸乱，就像慈母趴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知道无可奈何，但憎恶已经发生。所以到齐国，齐景公欺骗他；到卫国，卫灵公围困他；阳虎诽谤他，桓魋伤害他。欺骗伤害圣人的人，是愚惑；伤害诋毁圣人的人，是狂妄狡诈。狡诈迷惑的人，不是人。有什么可耻的！孟子说：‘观察朝臣要看他招待的客人，观察远臣要看他投靠的主人。’假如圣人伪装容貌苟且迎合，不论品行选择朋友，那还凭什么成为孔子呢！”大夫怅然内心惭愧，四肢支撑而不说话。在这个时候，顺应风头迎合旨意的人像编织一样多，口张开而不合，舌头抬起而不下，黯然像背负重物而被责备。大夫说：“好吧，胶车突然遇到雨，请让我与诸位儒生和解。”

杂论第六十

客人说：“我看了盐铁会议的意义，观察公卿、文学、贤良的议论，意图不同，各有出处，有的崇尚仁义，有的追求权利。” “我所听到的真是不同啊。周朝、秦朝都很辉煌，都拥有天下而南面称王，但安危长久各有不同。起初汝南朱子伯对我说：在这个时候，豪杰俊士一同进言，四方人士聚集。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类，六十多人，都聚集在朝廷，舒展六艺之风，讨论太平之道的本源。智者赞许他们的思虑，仁者彰明他们的施行，勇者显示他们的决断，辩者陈述他们的言辞。和悦正直，从容不迫，虽然未能详尽完备，但可以大略观察了。然而被云雾遮蔽，最终废弃而不施行，悲哀啊！公卿知道用武力可以开辟疆土，却不知道推广仁德可以招徕远方；知道权利可以扩大财用，却不知道农业可以使国家富裕。近处的人亲近归附，远处的人悦服仁德，那么做什么不成功，求什么得不到？不走这条路，却致力于积聚利益增长威势，岂不是荒谬吗！中山刘子雍谈论王道，矫正时弊，恢复正道，致力于返归根本。正直而不求私利，恳切而不激烈，文质彬彬可以说是弘博君子了。九江祝生发扬子路、冉有之意，推崇史鱼的节操，抒发愤懑，讽刺公卿，耿直而不屈服，可以说是不畏强权了。桑大夫根据时世，适应时变，推行道术，崇尚权利，摒弃琐碎辩论，虽然不是正法，但大儒饱学之士惭愧，不能自我解脱，可以说是博学通达之士了。然而担任卿相之位，不援引准则，用道德教化百姓，放纵于求利逐末，不效法古代。《易经》说：‘焚烧啊，抛弃啊。’处在不恰当的位置，行为不符合正道，果然丧失性命，连累宗族。车丞相位列周公、吕尚之列，处于中枢要位，闭口不言，保全自身而去，他呀！他呀！至于群丞相、御史，不能正确议论，来辅佐宰相，结成同类，助长同行，阿谀迎合，来取悦上司，器量狭小之人，阿谀奉承之徒，哪里值得一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