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段是陈寅恪对陈子龙与柳如是相遇时间的初步推断。他依据《癸酉长安除夕》诗“去年此夕旧乡县”等句,推测陈子龙至迟在崇祯五年除夕已遇见柳如是。但在此之前可能还有更早的作品,只是证据不足,故姑且列出可疑篇什以待后续考证。)
前录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依据“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等句推论卧子至迟在崇祯五年除夕,已遇见河东君。但在崇祯五年除夕以前,似更有其他诗词为河东君而作者,今详检《陈忠裕全集》,颇有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篇什。然终嫌证据未甚充分,不敢确定。兹姑择其最有关之作,略论之如下。
前面抄录了陈子龙(卧子)的《癸酉长安除夕》诗,根据“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等诗句推断,陈子龙最晚在崇祯五年除夕时,已经遇到了柳如是(河东君)。但在崇祯五年除夕之前,似乎还有其他诗词可能是为柳如是而写的。如今我详细查阅《陈忠裕全集》,发现有不少篇章很可能是为柳如是而作的。不过终究觉得证据不够充分,不敢完全确定。这里姑且挑选其中最有关系的作品,大致论述如下。
(译者注:本段陈寅恪列举了崇祯五年春、夏期间陈子龙诗作中可能涉及柳如是的篇什,如《春昼独坐感怀》《柳枝词》《生日偶成》等。其中《柳枝词》“妖鬟十五倚身轻”等句与柳如是当时情事相符,但均无确证,姑记以待将来。而《吴阊口号十首》最后三首则“不能不疑其为河东君而作”。)
卧子崇祯五年壬申春间所作如《春昼独坐感怀》(《陈忠裕全集》六《几社稿》)及《柳枝词(七绝)四首》(同书一九《几社稿》),夏间所作如《生日偶成(七律)二首》(同书一五《几社稿》),皆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春昼独坐感怀》诗中“白云过我居”及“谢客翻倒屣”等句,颇有可疑。《柳枝词》第二首“吴阊荡雨湿三眠”,第三首“淡引西陵风雨条”,第四首“妖鬟十五倚身轻”等句,亦与河东君当时情事适合,甚可注意。《生日偶成二首》之二云:“闭门投辖吾家事,与客且醉吴姬楼。”此“吴姬”岂即指河东君而言耶?但以皆无明显证据,姑附记题目及可疑之语句,以待将来之发覆耳。惟崇祯五年冬季卧子所赋《吴阊口号十首》之中,其最后三首实不能不疑其为河东君而作。兹择录六首分别论之。
陈子龙崇祯五年(壬申)春天所作的《春昼独坐感怀》(见《陈忠裕全集》卷六《几社稿》)和《柳枝词》七绝四首(同书卷一九《几社稿》),夏天所作的《生日偶成》七律二首(同书卷一五《几社稿》),都有可能是为柳如是而写的。《春昼独坐感怀》诗中“白云过我居”和“谢客翻倒屣”等句子,很值得怀疑。《柳枝词》第二首中的“吴阊荡雨湿三眠”,第三首中的“淡引西陵风雨条”,第四首中的“妖鬟十五倚身轻”等句子,也与柳如是当时的情形相符,非常值得注意。《生日偶成二首》中的第二首写道:“闭门投辖吾家事,与客且醉吴姬楼。”这个“吴姬”难道不就是指柳如是吗?但因为都没有明显的证据,姑且把诗题和可疑的语句记录下来,以待将来真相大白。不过,崇祯五年冬天陈子龙所作的《吴阊口号十首》中,最后三首实在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为柳如是而作的。这里挑选其中六首分别加以论述。
(译者注:本段陈寅恪指出《吴阊口号十首》的两个特点:一是所咏女性不止一人,其中涉及万寿祺(年少)的相关人物,今已难考;二是作于崇祯五年冬季十月,陈子龙与万寿祺同在苏州游玩,而陈子龙心中所系之人不久将离开苏州。这为后文柳如是离开苏州前往松江埋下伏笔。)
此十首诗可注意者有两点。一为所咏之女性,非止一人。除河东君外,其所咏之人必与万寿祺
(译者注:人物介绍见链接)有关。今所见万年少《集》,皆无此时期之作品,故甚难考定。二为此十首诗作于崇祯五年冬季,大约是十月间。其时卧子与年少俱在苏州为狭邪之游,而卧子意中之人则不久将离苏他适也。
这十首诗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诗中所吟咏的女性不止一个人。除了柳如是之外,所咏之人必定与万寿祺(字年少)有关。如今我看到的万寿祺的文集,都没有这个时期的作品,所以很难考证。第二,这十首诗作于崇祯五年冬季,大约是在十月间。当时陈子龙和万寿祺都在苏州游玩狎妓,而陈子龙心中所系的那个人不久就要离开苏州到别处去了。
(译者注:陈寅恪选录《吴阊口号十首》中的第一、五、七、八、九、十首,并将在后文论述。这些诗句中“衰柳寒鸦”“千金笑”“检点腰肢”“芝田馆”“馆娃宫”等意象,与柳如是的身份和处境高度吻合。其中第七首原注“万子谓年少也”,说明与万寿祺有关。)
其一云:
衰柳寒鸦天四垂,严霜纤月滞归期。已无茂苑千金笑,不许伤春有所思。
第一首写道:
衰败的柳树、寒冷的乌鸦,天空四下垂落,严霜和细弯的月亮阻碍了归期。已经没有了苏州城里的千金一笑,也不允许我在伤春之时有所思念。
其五云:
远视红酣滟滟扶,近看无复掌中娱。楚王宫里原难入,检点腰肢必减厨。
第五首写道:
远远望去红润醉人、波光荡漾地扶持着,靠近来看却再也没有掌上起舞的欢娱。楚王宫里原本就难以进入,检查腰身必定要节食瘦身。
其七云:
万子风流自不群,卢家织锦已纷纭。可怜宋玉方愁绝,徒为襄王赋楚云。(原注:“万子谓年少也。”)
第七首写道:
万寿祺风流倜傥、卓然不群,卢家的织锦已经纷纷扰扰。可怜我宋玉正在极度愁苦之中,徒然为楚襄王赋写巫山云雨。(原注:“万子指的是万寿祺。”)
其八云:
何妨放诞太多情,已幸曾无国可倾。却信五湖西子去,春风空满阖闾城。
第八首写道:
何妨放任不羁、太多情意,幸好不曾有过倾覆国家的罪过。却相信西施已经乘舟泛五湖而去,春风徒然吹满了苏州城。
其九云:
传闻夜醮蔡经家,能降乘鸾萼绿华。莫似红颜同易散,馆娃宫外尽烟霞。
第九首写道:
传闻在蔡经家里夜间设坛祭祷,能够召来乘着鸾凤的仙女萼绿华。不要让红颜像那样容易消散,馆娃宫外到处都是烟霞。
其十云:
各有伤心两未知,尝疑玉女不相思。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
第十首写道:
各自有各自的伤心事而彼此不知,曾经怀疑仙女不懂得相思之情。在芝田馆里应该感到惆怅,白白地遗憾明珠进入梦境太迟了。
(译者注:此段是一首未标诗题的词作,陈寅恪引用它来证明柳如是崇祯五年冬从苏州迁居松江。词中“移来三起阊门柳,馆娃遗绿”句,点明词中女子原是从苏州迁来松江者。陈寅恪据此推断,柳如是崇祯五年冬自苏州往松江祝陈眉公寿,因留居其地。而此前她被卖到的娼家,很可能就在苏州。)
琼树红云漉,彩虹低护花梢泻,腻凉香浴。珊枕柔乡凝豆蔻,款款半推情蹙。更小语不明深曲,解语夜舒莲是药,生憎人梦醒皆相属。凤箫歇,停红玉。 娇莺啼破东风独,移来三起阊门柳,馆娃遗绿。栽近妆台郎记取,年年双燕来逐。云鬟沉滑藏雅足。漫折樱桃背人立,倚肩低问麝衾馥。浑不应,强他续。
琼树上红云滴落,彩虹低低地护着花梢流泻,浸润着凉腻的香气沐浴。珊瑚枕上的温柔乡里凝聚着豆蔻年华,缓缓地半推半就、情意蹙起。更有小声低语不知深曲的含义,善解人意的夜舒莲是药物,最恨人从梦中醒来时一切都相互关联。凤箫声停歇了,红玉静止不动。娇嫩的黄莺啼破了孤独的东风,移来了三株苏州城的柳树,留下馆娃宫的绿意。栽种在妆台旁边请郎君记取,年年都有双飞的燕子来追逐。云鬟低垂光滑,藏着雅致的玉足。漫不经心地折下樱桃背对着人站立,靠着肩膀低声询问麝被的香气。全然不回应,勉强他来续写。
(译者注:陈寅恪引用《玉蝴蝶·咏美人》“才过十三春浅”句,推测柳如是崇祯五年冬自苏州迁松江时年仅十三四岁,此词当是崇祯六年春所作,可作为柳如是年龄和迁徙时间的旁证。)
则此词中人乃“移来三起阊门柳,馆娃遗绿”,故原是从苏州迁来松江者。故颇疑河东君崇祯五年冬自苏州往松江祝陈眉公之寿,因留居其地。前引钱肇鳌之书,谓河东君见逐周氏鬻于娼家,但未言娼家在何处。今以吴江、苏州地域邻接,及崇祯四年、五年时间连续之关系推之,则河东君被鬻之娼家恐当在苏州也。卧子《诗余》中又有《玉蝴蝶·咏美人》一阕,其中有“才过十三春浅”之语,疑亦是河东君自苏迁松不久时所赋,当是崇祯六年春间也。因附录于下:
那么这首词中的女子乃是“移来了三株苏州城的柳树,留下馆娃宫的绿意”,所以原本是从苏州迁到松江来的。因此我很怀疑柳如是于崇祯五年冬天从苏州前往松江给陈继儒(眉公)祝寿,因而留居在那里。前面引用的钱肇鳌的书里说,柳如是被周氏赶出来后被卖到娼家,但没有说明娼家在何处。如今根据吴江和苏州地域相邻,以及崇祯四年、五年时间上的连续性来推断,柳如是被卖到的娼家恐怕应当在苏州。陈子龙的《诗余》中还有一首《玉蝴蝶·咏美人》,其中有“才过十三春浅”的句子,怀疑也是柳如是从苏州迁到松江后不久时所写的,应当是崇祯六年春天。因此附录在下面:
才过十三春浅,珠帘开也,一段云轻。愁绝腻香温玉,弱不胜情。绿波泻,月华清晓。红露滴,花睡初醒。理银筝。纤芽半掩,风送流莺。 娉婷,小屏深处,海棠微雨,杨柳新晴。自笑无端,近来憔悴为谁生?假娇憨,戏揉芳草。暗伤感,泪点春冰。且消停。萧郎归去,莫怨飘零。
刚刚过了十三岁,春意尚浅,珠帘打开的时候,像一段轻盈的云彩。愁苦至极,那细腻的香气、温润的玉体,柔弱得承受不住情感。绿水倾泻,月色清朗的拂晓。红色的露水滴落,花儿沉睡刚刚醒来。调理着银筝。纤细的指尖半掩着,风吹送来流莺的啼鸣。姿态美好,小屏风深处,海棠花沐浴着细雨,杨柳在刚放晴的天气里。自笑无缘无故,近来憔悴是为了谁而生?假装娇憨,戏弄地揉搓着芳草。暗中感伤,泪珠落在春冰上。暂且停歇吧。萧郎回去了,不要埋怨飘零。
(译者注:本段陈寅恪总结崇祯六年陈子龙为柳如是所作的重要诗篇,包括已录全文的《秋潭曲》《集杨姬馆中》《癸酉长安除夕》等,并预告将再录数首重要诗作。)
崇祯六年卧子为河东君所作诸诗,其重要者如《秋潭曲》《集杨姬馆中》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移录全文并附考证外,兹再录此年所作关系河东君重要之诗数首于下。
崇祯六年陈子龙为柳如是所作的各首诗,其中重要的如《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以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面已经抄录了全文并附上了考证,现在再录下这一年所作的与柳如是关系重要的几首诗如下。
(译者注:陈寅恪录陈子龙《予偕让木北行矣》七古,诗中“美人赠我酒满觞”之“美人”即柳如是。陈寅恪指出,若陈子龙此次会试中式,则与柳如是的关系或能善终。然会试失意而归,虽次年春得与柳如是短暂同居,终因家庭和经济困难而割爱。此诗是陈、杨关系的重要节点。)
《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七古)》云:
高秋九月露为霜,翻然黄鹄双翱翔。云途窈窕星苍茫,下有江水清淮长。嗟予远行涉冀方,嵯蛾宫阙高神乡。良朋徘徊望河梁,美人赠我酒满觞。欲行不行结中肠,何年解佩酬明珰。高文陆离吐凤凰,江南群秀谁芬芳?河干薄暮吹红裳,纫以芍药羞青棠。何为弃此永不忘,日月逝矣心飞扬。旌旗交横莽大荒,圣人劳劳在未央。欲持中诚依末光,不然奋身击胡羌。勒功金石何辉光,我其行也无彷徨,感君意气成文章。
《陈忠裕全集》卷十《陈李唱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七言古诗)写道:
深秋九月露水凝结成霜,黄鹄翻然变化双双翱翔。云间道路幽深星光苍茫,下面有江水清澈淮河悠长。可叹我远行涉足冀州方向,巍峨的宫阙高耸如神仙之乡。好友徘徊望着河桥,美人赠给我满满一觞酒。想走又不想走,愁肠百结,哪一年解下玉佩来酬谢你的明珠?文采华美如凤凰吐艳,江南的众多才俊谁最芬芳?河边薄暮时吹动红色衣裳,用芍药缀连却羞于用青棠。为什么舍弃这些永不能忘,时光流逝而心志飞扬。旌旗纵横交错在辽阔的原野上,圣人在未央宫中辛劳忧思。我想要持守忠诚依托最后的余光,不然就奋身去攻打胡羌。在金石上铭刻功勋何等光辉,我这就前行不再彷徨,感谢你的情意写成文章。
(译者注:陈寅恪引用《古今注》解释“芍药”为“可离”,“青棠”为“合欢”,以此佐证陈子龙诗中“纫以芍药羞青棠”句的离别之意。此典与柳如是《送别》诗“要语临歧发”等句相呼应,形成陈、杨之间的诗词唱和。)
寅恪案: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注(下)·问答释义第八》略云:
牛亨问曰:“将离别,相赠以芍药者何?”答曰:“芍药一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寅恪案:《本草纲目》三五下《木之二》“合欢”条,引《古今注》作“青裳”。自是误字。“青堂”亦难通。今《佩文韵府》作“青棠”,疑是《韵府群玉》原本如此,“棠”字较合理,卧子遂依之耳。)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
寅恪按:顾氏文房小说本《古今注(下)·问答释义第八》大致说:
牛亨问道:“即将离别的时候,相互赠送芍药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芍药又叫可离。”所以临别时赠送它。想要消除别人的愤怒,就赠送青堂。(寅恪按:《本草纲目》卷三十五下《木之二》“合欢”条,引用《古今注》写作“青裳”。这自然是错字。“青堂”也讲不通。如今的《佩文韵府》写作“青棠”,我怀疑《韵府群玉》的原文就是如此,“棠”字比较合理,陈子龙于是就依从了这个字。)青堂又叫合欢,合欢就能忘记愤怒。
(译者注:陈寅恪评论陈子龙此诗,指出“美人”即柳如是,“离情”为柳如是而发,“壮怀”则是经世之志。他感叹若陈子龙此次会试中式,或能与柳如是善终;然落第而归,虽次年短暂同居,终因家庭和经济困难而割爱。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中状元的故事虽可厌,但也反映了社会现实。)
又,卧子此首七言古诗,可与上引舒章致卧子书参证。诗中之“美人”自是河东君,不待多论。卧子之“离情壮怀,百端杂出”之离情,即为河东君而发。“壮怀”则卧子指其胸中经世之志略。此当日东南党社诸名士所同具之抱负,匪独卧子一人如是也。假使卧子此次北行,往应崇祯七年甲戌之会试而中式者,则后来与河东君之关系或能善终。因卧子崇祯七年会试失意而归,虽于次年春间得与河东君短时同居,然卒以家庭复杂及经济困难之关系,不得不割爱离去。故今日吾人读此诗,始知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之一部分真象也。
另外,陈子龙这首七言古诗,可以和上面引用的李雯(舒章)写给陈子龙的信相互印证。诗中的“美人”自然就是柳如是,不用多论。陈子龙的“离情壮怀,百端杂出”中的离情,就是为柳如是而发的。“壮怀”则是指陈子龙心中经世济民的志向抱负。这是当时东南地区党社各位名士所共同具有的襟怀,并非只有陈子龙一个人如此。假使陈子龙这次北行,去参加崇祯七年甲戌科的会试并且考中的话,那么后来他和柳如是的关系或许能够善始善终。因为陈子龙崇祯七年会试失意而归,虽然第二年的春天得以和柳如是短暂同居,但终究因为家庭关系复杂以及经济困难等原因,不得不忍痛割爱离去。所以今天我们读这首诗,才知道世俗小说中流传的才子佳人、状元宰相那种鄙俗的结构,固然非常可厌可笑,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真实情况。
(译者注:陈寅恪录柳如是《戊寅草·送别》二首,推断为崇祯六年秋送陈子龙北行会试之作。诗中“要语临歧发”与陈子龙“何年解佩酬明珰”相呼应,“游侠几时论”与陈子龙“不然奋身击胡羌”相呼应,形成明确的诗词唱和关系。)
又,河东君《戊寅草·送别》,其一云:
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沉。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其二云:
大道固绵丽,郁为共一身。言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因。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另外,柳如是的《戊寅草·送别》,第一首写道:
思念你日久无边无际,加上离别之愁时时侵袭。自己都不知道愁有多少,哪曾想能得到淡泊之心。重要的话语在临别时分说出来,行船的波浪寄托着深沉的身体。从今以后彼此相互挂念,凝结的思念自然就深了。
第二首写道:
大道本来就是绵延华美的,郁结之情共同凝聚在这一身。说话之时应当意犹未尽,离别的情思岂能成为真实?众多草木庆幸自己有所依存,高大的树木何须依靠什么因缘。纷纷扰扰多是悠远的思绪,游侠的事什么时候才能论说呢。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陈子龙《录别》四首的创作时间,通过诗题自注“计偕别友吴中作”及“九月霜雁急”句,结合《自撰年谱》确定是崇祯六年而非九年所作。这组诗是陈子龙对柳如是《送别》诗的酬答。录其全文以见两人唱和之深情。)
抑更有可论者,《陈忠裕全集》七《属玉堂集》载《录别(五古)四首》。虽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八年乙亥”条末云“是岁有《属玉堂集》”,但此诗题下自注云:“计偕别友吴中作四首。”其第二首有“九月霜雁急”之句。又据卧子《自撰年谱》“六年癸酉”条云:“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及“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复当计偕。冬尽始克行。”故知此《录别》诗乃是六年,而非九年所作也。
此外还有可以论述的:《陈忠裕全集》卷七《属玉堂集》中载有《录别》(五言古诗四首)。虽然根据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八年乙亥”条末尾说“这一年有《属玉堂集》”,但这首诗题下自注说:“与朋友在吴中作别时写的四首诗。”其中第二首有“九月霜雁急”的句子。又根据陈子龙《自撰年谱》“六年癸酉”条说:“深秋时节和尚木等诸位友人游历京师。”以及“崇祯九年丙子”条大致说:“再次应当与计吏同行进京。冬天快结束时才能成行。”所以知道这首《录别》诗是崇祯六年所作,而不是九年所作。
卧子之《录别》诗,殆即答河东君《送别》诗者。兹录其全文于下。读者详绎诗中辞旨,益知卧子此次北行,其离情壮怀之所在矣。其一云:
悠悠江海间,结交在良时。意气一相假,羽翼无乖离。胡为有远别,徘徊临路歧。庭前连理树,生平念华滋。一朝去万里,芬芳终不移。所思日遥远,形影互相悲。出门皆兄弟,令德还故知。我欲扬清音,世俗当告谁?同心多异路,永为皓首期。
陈子龙的《录别》诗,大概就是酬答柳如是《送别》诗的。现在把全文抄录在下面。读者仔细体会诗中的词句意旨,就更能知道陈子龙这次北行,他的离情和壮怀所在了。第一首写道:
在悠长的江海之间,结交朋友要趁好时机。意气一旦相互凭借,就像羽翼一样没有背离。为什么要有远别,徘徊在岔路口。庭前的连理树,平生思念它的繁茂。一旦远去万里,芳香终究不会改变。思念的人日渐遥远,形影相互悲伤。出门在外都是兄弟,美好的品德还靠旧友相知。我想要弘扬清正的音声,这世俗之中又能告诉谁呢?同心的人多有不同道路,永远以白头到老为期许。
其二云:
揽祛临大道,浩浩趋江湖。九月霜雁急,云物变须臾。非不执君手,情短无欢娱!送我以朔风,中肠日夜孤。万里一长叹,流光催贱躯。往路日以积,来者犹未殊。晨风转秋落,怀哉在根株。猛虎依松柏,锦衾恋名姝。苟执心所尚,在物犹区区。眷焉山川路,巧笑谁能俱?
第二首写道:
拉起衣袖来到大路上,浩浩荡荡奔赴江湖。九月霜降大雁飞得急促,天地景物转瞬即变。不是不想握住你的手,只是情意短暂缺少欢愉!北风为我送行,内心日夜孤独。万里长途一声长叹,流逝的时光催逼着我微贱的身躯。前方的路程一天天累积,后来的人与我也没什么不同。晨风卷起秋天的落叶,我怀念的根本所在。猛虎依靠松柏生存,锦被爱恋着名姝。只要能坚守心中所崇尚的,身外之物都微不足道。眷恋那山川道路,谁能与我一同拥有巧笑呢?
其三云:
黄鹄怨晨风,吹君天一方。别时仅咫尺,谁知归路长?行役惨徒御,霜落沾衣裳。迢迢斗与牛,望望成他乡。锦衾与角枕,不复扬辉光。岂无盛年子?云路相翱翔。明月知我心,兰蕙知我芳。难忘心所欢,他物徒悲伤!
第三首写道:
黄鹄埋怨晨风,将你吹到天的一方。离别时近在咫尺,谁知归家的路如此漫长?行役悲苦,车夫仆从也凄惨,霜落沾湿了衣裳。遥远的斗宿与牛宿,眺望之间已成为他乡。锦被与角枕,不再闪耀光辉。难道没有盛年的男子?在云路上一起翱翔。明月知晓我的心意,兰蕙知晓我的芬芳。难忘心中所爱之人,其他事物徒然令我悲伤!
其四云:
今日逝将别,慷慨为一言。豫章生高冈,枝叶相婵媛。一朝各辞去,雕饰为君门。良材背空谷,慰彼盘石根。我行一何悲,所务难具论。非慕要路津,亮怀在飞翻。含意苟不渝,万里无寒温。勖君长相思,努力爱兰荪。常使馨香发,驰光来梦魂。
第四首写道:
今日即将离别,慷慨地说一句话。豫章树生长在高高的山冈上,枝叶相互依恋。一旦各自辞别而去,被雕饰成您门前的木材。良材背离了空谷,来慰藉那盘石般的树根。我此行多么悲伤,所追求之事难以尽述。不是羡慕显要的职位,光明的襟怀在于奋飞。只要心中所存不变,哪怕相隔万里也不觉冷暖有别。勉励您长久地思念,努力珍爱兰草与香荪。常常让芳香散发,飞驰的光芒来到梦魂之中。
(译者注:本段陈寅恪指出崇祯六年春陈子龙诗作中多为柳如是而作,因为柳如是已于崇祯五年冬从苏州迁至松江。他选录《补成梦中新柳诗》《青楼怨》等诗,其中“影”“怜”等字暗藏柳如是名字,证明为河东君而作无疑。)
复次,崇祯六年癸酉春间卧子作品中,颇多有为河东君而作之痕迹。盖河东君已于崇祯五年壬申冬,由苏州迁至松江矣。兹不欲多所移写,惟录此年春间最有关之两题,并取其他诸首中语句,略论之如下。
再者,崇祯六年(癸酉)春天陈子龙的作品中,有很多是为柳如是而作的痕迹。因为柳如是已经在崇祯五年(壬申)冬天,从苏州迁居到松江了。这里不想过多抄录,只记录这年春天最有关系的两题,并选取其他诗中的语句,大致论述如下。
(译者注:陈寅恪录《补成梦中新柳诗》,指出此诗为柳如是而作无疑。并提醒读者注意,后来柳如是嫁给钱谦益后所作的《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中“此去柳花如梦里”等句,与此诗有关,待后详论。陈子龙此时对柳如是的眷恋,可谓“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补成梦中新柳诗(七律)》云:
春光一曲夕阳残,金缕墙东小苑寒。十样纤眉新斗恨,三眠轶女正工欢。无端轻薄莺窥幕,大抵风流人倚栏。(自注:“二语梦作。”)太觉多情身不定,莫将心事赠征鞍。
《陈忠裕全集》卷一五《陈李唱和集·补成梦中新柳诗》(七言律诗)写道:
一曲《春光》唱罢,夕阳已然西沉,雕金栏杆墙外的小园,透着丝丝寒意。十样精巧的细眉,都在比拼着新添的愁怨,如春日三起三眠的杨柳般的女子,正柔情脉脉、极尽欢娱。无端飞来的黄莺轻佻地窥望帘幕,大抵风流多情的人,总爱独自凭栏。只怪自己太过多情,心神总难安定,千万不要把满腹心事,托付给即将远行的征人。
(译者注:陈寅恪录《青楼怨》二首,诗中“影”“怜”二字暗藏柳如是名字,证明为河东君而作。他结合诗题排列顺序,判断此诗作于崇祯六年春季,即陈子龙赴京会试之前。)
《陈忠裕全集》一九《属玉堂集·青楼怨(七绝)二首》云:
灯下鸣筝帘影斜,酒寒香薄有惊鸦。含情不语春宵事,月露微微尚落花。
紫玉红绡暖翠帷,夜深犹绾绿云丝。独怜唱尽金缕曲,寄与春风总不知。
《陈忠裕全集》卷一九《属玉堂集·青楼怨》(七言绝句二首)写道:
灯下弹筝,帘影倾斜,酒已寒,香已薄,有受惊的乌鸦。含情不语,春宵中的事,月露微微,尚有落花飘下。
紫玉红绡温暖着翠绿的帷帐,夜深了还挽着如绿云般的发丝。独自怜惜唱完了《金缕曲》,寄给春风,春风总是不知晓。
(译者注:陈寅恪在此综合论述崇祯六年陈子龙为柳如是所作的多首诗作,包括《春游八首》(中有“云”“杨”“影”等字)、《清明四绝句》之三与柳如是《寒食雨夜十绝句》之五互证、《梦中吹箫》《至后三首》《寒夜行兼忆舒章》等。并指出陈子龙在扬州“阅女而不当意”,更加思念柳如是,即李雯诗中“知君念窈娘”之意。)
寅恪案:此题虽列在《属玉堂集》中,然其后第七题为《渡江》,有“落叶纷纷到玉京”及“北雁背人南去尽”之句,第八题为《江都绝句,同让木赋》,故知《青楼怨》乃在崇祯六年癸酉九月卧子偕宋徵璧赴京会试以前,大约是六年春季所赋。此题二首虽是摹拟王龙标之体,然第一首有“影”字,第二首有“怜”字,则其为河东君而作可无疑也。《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又有《春游(七律)八首》,其中多有“云”字,又有“杨”“影”等字,此八首既是绮怀之作品,复载河东君之姓名,则卧子此时之情绪可以想见也。同书一九《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可与河东君《戊寅草·寒食雨夜十绝句》之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互相证发,则其为河东君而作,抑又可知。前论宋让木《秋塘曲》时,已及之矣。又,《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梦中吹箫》云“鄂君添得兰桡恨,近过扬州明月桥”,及《至后三首》之三云“梦回午夜人如玉,春到江东花满城”,并同书十《属玉堂集·寒夜行兼忆舒章(七古)》云“颇思归拥春风眠,十三雁柱秦筝前”等句,皆卧子崇祯六年往北京会试途中及抵京所作。其在扬州阅女而不当意,(李雯《蓼斋集》二五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予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云:“茂陵不与临邛并,更语相如莫浪求。”寅恪案:舒章诗用《西京杂记》三“〔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之故实,可以参证。此临邛即卓文君,殆目河东君而言。若指张孺人,则恐过于唐突矣。)故尤眷想河东君不去于怀,即前引舒章诗所谓“知君念窈娘”者也。
寅恪按:这个诗题虽然列在《属玉堂集》中,但是它后面的第七题是《渡江》,其中有“落叶纷纷到玉京”和“北雁背人南去尽”的句子,第八题是《江都绝句,同让木赋》,所以知道《青楼怨》是在崇祯六年(癸酉)九月陈子龙与宋徵璧一起赴京参加会试以前所作,大约是六年春季所写。这两首诗虽然是模仿王龙标(王昌龄)的体式,但第一首有“影”字,第二首有“怜”字,那么它们是为柳如是而作可以无疑了。《陈忠裕全集》卷一五《陈李唱和集》中还有《春游》七言律诗八首,其中多有“云”字,又有“杨”“影”等字,这八首既然是绮丽情怀的作品,又载有柳如是的姓名,那么陈子龙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了。同书卷一九《陈李唱和集·清明》七言绝句四首之三说“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可以和柳如是《戊寅草·寒食雨夜十绝句》之五“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相互印证,那么它是为柳如是而作,也就可以知道了。前面论述宋让木《秋塘曲》时,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另外,《陈忠裕全集》卷一五《属玉堂集·梦中吹箫》说“鄂君添得兰桡恨,近过扬州明月桥”,以及《至后三首》之三说“梦回午夜人如玉,春到江东花满城”,还有同书卷十《属玉堂集·寒夜行兼忆舒章》(七言古诗)说“颇思归拥春风眠,十三雁柱秦筝前”等句子,都是陈子龙崇祯六年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途中以及到达京城后所作。他在扬州挑选女子却没有遇到中意的,(李雯《蓼斋集》卷二五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予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言律诗说:“茂陵不与临邛并,更语相如莫浪求。”寅恪按:李雯的诗用了《西京杂记》卷三“〔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的典故,可以参证。这里的“临邛”指卓文君,大概是指柳如是而言。如果是指陈子龙的夫人张氏,恐怕过于唐突了。)所以他更加思念柳如是而不能忘怀,也就是前面所引李雯诗中说的“知君念窈娘”。
(译者注:陈寅恪录陈子龙《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朵相示》诗,此诗作于崇祯六年冬陈子龙旅居京师等待会试之时。诗中“缅想山中人”指柳如是,“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表达对柳如是的思念。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之后紧接《旅病》一题,陈寅恪指出凡陈子龙诗中涉及与柳如是离情别绪之作,其后往往有愁病之什,可见陈子龙乃“为情死”之人。)
复次,六年冬更有可注意之诗一篇,移录于后。
《陈忠裕全集》七《属玉堂集·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朵相示。此江南篱落间植耳,都下珍为异产矣。感而赋之(五古)》云:
天寒岁方晏,朔土风无时。有客驰缄素,中更尺一辞。室迩人则远,何以寄乖离?启缄灿孤英,炯然见寒姿。问谁植此卉?戚里扬葳蕤。温室张锦幕,玉手云所私。常因清风发,怀佩慰朝饥。紫萼摘玄鬓,金屋分香褵。我家大江南,落树冰霜枝。缅想山中人,日暮对樊篱。丰容貌丘壑,冉冉羞华滋。一朝媚帝里,婉娈先春期。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
再者,崇祯六年冬天还有一首值得注意的诗,抄录在后面。
《陈忠裕全集》卷七《属玉堂集·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朵相示。此江南篱落间植耳,都下珍为异产矣。感而赋之》(五言古诗)写道:
天气寒冷,一年将尽,北方的风没有定时。有客人送来书信,其中还附了一纸短笺。住处虽近,人却遥远,用什么来寄托分离之情?打开书信,一朵灿烂的孤花闪耀其中,明亮地显现出寒天的姿容。问是谁种植了这花?外戚之家正繁盛茂密。温暖的屋子里张挂着锦幕,玉手说这是它所偏爱的。常常随着清风散发香气,怀揣玉佩以慰藉早晨的饥饿。紫色的花萼从乌黑的发鬓边摘下,金屋中分出一缕芳香。我的家乡在大江以南,树上满是冰霜的枝条。遥想山中的人,日暮时面对着篱笆。丰美的容貌属于丘壑,渐渐地羞于面对繁盛的华滋。一旦在帝京献媚,柔美地抢在春天之前。微小的生物欣喜于有所依托,令人长久地相思。
(译者注:陈寅恪对此诗作总结性评论,指出凡涉及与柳如是离情别绪之作,其后往往有愁病之什,可见陈子龙用情之深。他感叹陈、杨因缘终不善终,令人悲叹。)
寅恪案:此篇前一题为《杂感》。其第二首有“仲冬日易晦”之句。知此篇乃崇祯六年冬卧子偕宋徵璧旅居京师,待应次年春会试之时所作。篇中所言,大约因宋氏缄示帝里之腊梅为玉手所私、金屋所分者,遂忆及江南故乡,感物怀人,不觉形诸吟咏耳。殊可注意者,此篇之后即接以《旅病》一题。综观卧子《集》中,凡关涉河东君离情别绪之作,其后往往有愁病之什,俟后论之。兹即此一端而论,亦足见卧子乃“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者(见《世说新语·任诞类》“王长史登茅山”条)。然陈、杨因缘卒不善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悲夫!
寅恪按:这一篇的前一题是《杂感》。其第二首中有“仲冬日易晦”的句子。知道这一篇是崇祯六年冬天陈子龙与宋徵璧旅居京城,等待参加第二年春天会试时所作。诗中所说的,大概是因为宋徵璧展示京城的腊梅是被玉手所偏爱、从金屋中分来的,于是回忆起江南故乡,感物怀人,不觉在吟咏中表现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篇之后紧接着就是《旅病》一题。纵观陈子龙的文集,凡是涉及与柳如是离情别绪的作品,后面往往有愁苦病痛的诗篇,等以后再论述。即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足以看出陈子龙是“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的人(见《世说新语·任诞类》“王长史登茅山”条)。然而陈、杨的姻缘最终没有善终,是谁造成的,是什么导致的,可悲啊!
(译者注:陈寅恪总结崇祯六年柳如是《戊寅草》中与陈子龙有关的诗词,如《寒食雨夜十绝句》与陈子龙《清明四绝句》的关系已在前面论及。其他诗作读者可自行比对,两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窥见。)
今检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所作之诗词颇不少,其与卧子有关者,古诗、乐府及词,则俟后论之;诗则有明显证据如《寒食雨夜十绝句》与卧子《陈李唱和集》中《清明四绝句》之关系等,前已论及,兹不复赘。其他诸诗,读者可取两人所作,其时间及题目约略相近及类似者详绎之,中间相互之影响,亦能窥见也。
现在查阅柳如是的《戊寅草》,崇祯六年所作的诗和词相当不少,其中与陈子龙有关的,古诗、乐府和词,等以后再论述;诗则有明显的证据如《寒食雨夜十绝句》与陈子龙《陈李唱和集》中《清明四绝句》的关系等,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其他的诗,读者可以选取两人所作的时间及题目大致相近和类似的作品仔细体会,其中的相互影响,也能够窥见。
(译者注:陈寅恪指出崇祯七年陈子龙会试落第后杜门谢客、专志于学,所作古诗、乐府百余章。但其中绮怀之作多为柳如是而作,与柳如是《戊寅草》中题目相同者甚多,证明两人此年仍有密切的诗词唱和。)
崇祯七年甲戌春卧子会试下第归乡后,既不得志,自更致力于文字。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七年甲戌”条云:
春,复下第罢归。予既再不得志于春官,不能无少悒悒,归则杜门谢客,寡宴饮,专志于学矣。是岁作古诗、乐府百余章。
但检卧子此年所作其绮怀之篇什,明显为河东君而作者颇多。又取河东君《戊寅草》中古诗、乐府与卧子此年所作,其题目相同者亦复不少。然则卧子之古诗、乐府仍是与河东君有关也。兹略论述之于下。
崇祯七年(甲戌)春天陈子龙会试落第回乡之后,既然不得志,自然更加致力于文字。据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七年甲戌”条记载:
春天,再次落第罢官而归。我既然再次在礼部考试中不得志,不能不稍有郁闷,回来后闭门谢客,很少宴饮,专心致志于学问了。这一年写作古诗、乐府一百多章。
但查阅陈子龙这一年所作的绮怀类诗篇,明显是为柳如是而作的相当多。又取柳如是《戊寅草》中的古诗、乐府与陈子龙这一年所作的比较,题目相同的也不少。那么陈子龙的古诗、乐府仍然是和柳如是有关的。兹大致论述如下。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陈、柳两人《拟古诗十九首》同为崇祯七年所作。《古诗十九首》被推为五言诗之祖,两人同作此题,明显是同时唱和。此外《长歌行》《剑术行》等也是同年之作。兹选录陈子龙《长歌行》与柳如是《长歌行》,以见两人酬咏之关系。)
卧子《属玉堂集·拟古诗十九首》(《陈忠裕全集》七),河东君《戊寅草》首载《拟古诗十九首》。今检《戊寅草》诸诗排列次序,大抵依作成之时间先后。河东君崇祯六年后所作诗,反列于《拟古诗十九首》之后者。盖自昔相传《古诗十九首》为枚乘所作。《昭明文选》亦因袭旧说,列之于李陵之上。其意实推之为五言之祖(参《文选》二九《古诗十九首》李善《注》)《河东君集》首载《拟古诗十九首》者殆即斯旨,非以作成之时间在崇祯六年以前。然则陈、杨两人《集》中,同有此题,明是同时所作,即崇祯七年所作也。此外可决定两人乐府、古诗皆在七年所作者,有《长歌行》《剑术行》。兹择录卧子《长歌行》与河东君《剑术行》于后,聊见两人酬咏相互之关系云尔。
陈子龙《属玉堂集·拟古诗十九首》(《陈忠裕全集》卷七),柳如是《戊寅草》开篇就载有《拟古诗十九首》。现在查阅《戊寅草》各诗的排列次序,大抵是按照作成的时间先后。柳如是崇祯六年以后所作的诗,反而列在《拟古诗十九首》之后。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相传《古诗十九首》是枚乘所作。《昭明文选》也沿袭旧说,将它列在李陵之上。其用意实际上是推崇它为五言诗的始祖(参见《文选》卷二九《古诗十九首》李善注)。《河东君集》开篇就载《拟古诗十九首》,大概就是这个用意,并不是因为它的作成时间在崇祯六年以前。那么陈、柳两人文集中,同有此题,明显是同时所作,即崇祯七年所作。此外可以判定两人乐府、古诗都是在七年所作的有《长歌行》《剑术行》。兹选录陈子龙的《长歌行》和柳如是的《剑术行》在后面,姑且借以见两人酬唱应答的相互关系罢了。
卧子《长歌行》(《陈忠裕全集》四《属玉堂集》)云:
绮绮庭中树,春至发华滋。迟我羲和驾,念子好容姿。秋风不能待,仍随众草衰。托身时运中,一往各成悲。亮怀千秋志,盛名我所师。
仙人餐沆瀣,肌体何馨香。手持五岳行,下袭素霓裳。携手同一游,尘世三千霜。弱龄好辞翰,宛转不能忘。时诵宝鸿(鸿宝)书,谐戏群真乡。忘言违至道,罚我守东厢。
白云横仲秋,昭昭明月心。清光袭素衣,徘徊露已深。明灯鉴遥夜,宿鸟惊前林。所思日万里,临风为哀吟。河梁一闲之,在远不能寻。摘我琼瑶佩,绕以双南金。常恐馨香歇,无时寄清音。畴昔一长叹,使我悲至今。
陈子龙《长歌行》(《陈忠裕全集》卷四《属玉堂集》)写道:
美丽繁茂的庭中树木,春天到来时开花繁盛。迟到了我的羲和车驾,思念您美好的姿容。秋风等不及,仍然随着众草一起衰败。托身于时运之中,一去不返各自成悲。光明磊落地怀有千秋之志,盛大的名声是我所效法的。
仙人餐食夜间的雾气,肌体多么芳香。手拿着五岳行走,下披着素色的霓裳。携手一同游历,尘世中已过三千年。年轻时就喜爱文辞,缠绵不能忘怀。时常诵读宝鸿(鸿宝)之书,在群仙之乡谐谑嬉戏。忘言而违背了至道,罚我守卫东厢。
白云横亘在仲秋,昭昭明月般的心。清光照着素衣,徘徊时露水已深。明灯照亮长夜,宿鸟惊飞于前林。思念的人在万里之外,临风为之哀吟。河梁上闲居一处,在远方不能追寻。摘下我的琼瑶玉佩,用双南金缠绕。常常担心芳香消歇,没有机会寄托清音。往昔一声长叹,使我悲伤至今。
河东君《长歌行》(《戊寅草》)云:
变瀷谷中翮,霄房有余依。念子秋岩际,炫炫西山微(薇)。绥鸟悲不回,毖草狎轻葳。盛时弄芳色,陷势无音徽。我思抱犊人,翻与幽虫微。
仙人太皎练,华髻何翩然。混遁东蒙文,光策招神渊。登此玄陇朔,读此秘宝篇。玄台拔嗜欲,握固丹陵坚。何心乘白麟,吹妙璚凤烟。灵飞在北烛,八琅弹我前。
夙昔媚华盛,明月琅玕苍。鳞枝发翠羽,双镜芙蓉光。自谓坚绸缪,翔协如笙簧。至今扬玉质,更逐秋云长。薿薿杂花凤,皎皎照绮鸯。朱弦勿复理,林鸟悲金塘。怅矣霜露逼,灵药无馨香。望望西南星,独我感乐方。
柳如是《长歌行》(《戊寅草》)写道:
变化着山谷中的羽翼,霄房还有余留的依凭。思念您在秋岩之际,炫炫西山上的薇菜。绥鸟悲哀不再回还,毖草狎昵着轻繁的枝叶。盛时玩弄芳艳之色,陷于时势没有音信。我想念那抱犊之人,反而与幽处的虫声一样微小。
仙人太皎洁白净,华美的发髻何等翩然。混迹遁藏于东蒙之文,光明的策书召来神渊。登上这玄陇的北方,阅读这秘宝之篇。玄台拔除嗜欲,握固丹陵使之坚实。何心乘着白麟,吹奏美妙的璚凤之烟。灵飞在北烛,八琅之乐弹奏在我面前。
往昔妩媚繁盛,明月与琅玕苍翠。鳞枝发出翠羽,双镜映照芙蓉之光。自以为坚贞绸缪,飞翔协和如同笙簧。至今扬溢玉质,更追逐秋云而增长。茂密的杂花之凤,皎皎地照耀着绮丽的鸳鸯。朱弦不要再理了,林鸟悲鸣于金塘。怅然啊霜露逼迫,灵药没有馨香。望望西南方的星星,唯独我感受着快乐的所在。
(译者注:陈寅恪选录柳、陈两人崇祯七年所作近体诗《五日雨中》与《五日》,指出两人用韵相同,词语如“阿童游”“芙蓉昌歜”等也相同,似为同时所作。又录陈子龙《平露堂集·五日二首》,虽怀疑为崇祯八年作品,但诗题与柳诗“五日雨中”相合。)
杨、陈两人崇祯七年所作近体诗之有相互关系者,择录数题于下。
河东君《五日雨中》(《戊寅草》)云:
苍茫倚啸有危楼,独我相思楼上头。下杜昔为走马地,阿童今作斗鸡游。(自注云:“时我郡龙舟久不作矣。”)兰皋不夜应犹艳,明月为丸何所投。家近芙蓉昌歜处,怜予无事不多愁。
卧子《五日》(《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云:
液池漫漫晓风吹,昌歜芙蓉绿满枝。三殿近臣齐赐扇,六宫侍女尽联丝。采虫玉树黄娥媚,斗草金铺红药宜。莫忆长安歌舞地,独携樽酒吊江蓠。
吴天五月水悠悠,极目烟云静不收。拾翠有人卢女艳,弄潮几部阿童游。珠帘枕簟芙蓉浦,画桨琴筝舴艋舟。拟向龙楼窥殿脚,可怜江北海西头。
柳、陈两人崇祯七年所作近体诗中有相互关系的,选录几题如下。
柳如是《五日雨中》(《戊寅草》)写道:
苍茫中倚靠着高楼长啸,只有我一人在楼上相思。下杜昔日是走马的地方,阿童如今作斗鸡之游。(自注说:“当时我们郡里的龙舟已经很久不举行了。”)兰皋不夜应该还艳丽,明月作为药丸投向哪里。家靠近芙蓉和昌歜之处,怜惜我无事也不多愁。
陈子龙《五日》(《陈忠裕全集》卷一五《属玉堂集》)写道:
液池漫漫晨风吹拂,昌歜和芙蓉绿满枝头。三殿的近臣一齐被赐扇,六宫的侍女都联起丝线。采虫玉树黄娥妩媚,斗草金铺红药合宜。不要回忆长安的歌舞之地,独自携带酒樽凭吊江蓠。
吴地的天空五月水势悠悠,极目望去烟云静静地不收。拾翠的有卢女艳丽,弄潮的有几部阿童在游。珠帘枕簟在芙蓉浦,画桨琴筝在舴艋舟。打算向龙楼窥看殿脚,可怜江北海西头。
卧子《平露堂集》又有《五日(七律)二首》(《陈忠裕全集》一六)云:
繁香杂彩未曾收,五月清晖碧玉楼。丽树浓荫宜斗草,疏帘宿雨戏藏钩。王孙条达萦金缕,小妾轻罗染石榴。自有新妆添不得,可无双燕在钗头。
画槛芙蓉一夜生,吴城雨过百花明。兰香珠幌通人远,麝粉金盘入手成。清暑殿颁纨扇丽,避风台试绛绡轻。遥传烟火回中急,更赐灵符号辟兵。
陈子龙《平露堂集》中还有《五日》七言律诗二首(《陈忠裕全集》卷一六)写道:
繁花杂彩还没有收拾,五月的清辉映照着碧玉楼。美丽的树木浓荫正适宜斗草,稀疏的帘幕积雨过后戏玩藏钩。王孙的条达缠绕着金缕,小妾的轻罗染上了石榴色。自有新妆无法再添加,怎能没有双燕落在钗头。
画槛边的芙蓉一夜之间生长出来,吴城雨过之后百花明媚。兰花的香气从珠帘中飘散到远方,麝香粉在金盘中随手制成。清暑殿颁发纨扇格外美丽,避风台尝试绛绡轻盈无比。远远传来回中烟火紧急,又赐予灵符以辟除兵灾。
(译者注:陈寅恪进一步比较柳、陈《五日》诗,指出两人用韵相同、词语相同,似为同时所作。并附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中一首关于端午的诗,借以展现三百年前士大夫对人事恩仇、国家治乱的观念,虽与陈、杨关系无直接关联,但可作旁证。)
若取河东君之作与卧子《属玉堂集(中)·五日》第二首相较,则两人之诗所用之韵同,所用之辞语如“阿童游”及“芙蓉昌歜”等亦同,似为两人同时所作。至卧子《平露堂集(中)·五日二首》,第一首“疏帘宿雨戏藏钩”及第二首“吴城雨过百花明”等句,虽与河东君《五日雨中》之题有所符合,但仍疑是卧子崇祯八年之作品。盖“五日”天气往往有雨,或者七年、八年五日皆有雨,而七年特甚耳。牧斋《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三云:
纱縠禅衣召见新,至尊自贺得贤臣。都将柱地擎天事,付与搔头拭舌人。内苑御舟恩匼匝,上尊法酒赐逡巡。按图休问卢龙塞,万里山河博易频。(自注:“壬午五日鹅笼公有龙舟御席之宠。”)
如果拿柳如是的作品与陈子龙《属玉堂集(中)·五日》第二首相比较,那么两人的诗所用的韵相同,所用的词语如“阿童游”和“芙蓉昌歜”等也相同,似乎是两人同时所作。至于陈子龙《平露堂集(中)·五日二首》,第一首“疏帘宿雨戏藏钩”和第二首“吴城雨过百花明”等句子,虽然与柳如是《五日雨中》的诗题有所符合,但仍怀疑是陈子龙崇祯八年的作品。因为端午节的天气常常有雨,也许崇祯七年、八年端午节都有雨,而七年尤其厉害罢了。钱谦益《有学集》卷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三写道:
穿着纱縠禅衣被新近召见,皇帝亲自庆贺得到了贤臣。把所有柱地擎天的大事,都交给那些搔头拭舌的小人。内苑御舟的恩泽周遍环绕,上尊法酒赐予得逡巡不前。按图不要问卢龙塞,万里山河轻易被频繁交易。(自注:“壬午年端午节鹅笼公有龙舟御席的恩宠。”)
(译者注:陈寅恪评论钱谦益此诗,指出牧斋平生最快意之事是遇柳如是,最不快之事是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而不得。此诗与陈子龙《五日》诗都涉及朝廷之事,借以推见三百年前士大夫的人事恩仇与国家治乱观念。)
寅恪案:牧斋卒于康熙三年甲辰五月二十四日。此诗当为此年五日病中感忆旧事而作,距卒前仅二十日耳。夫牧斋平生最快意之事,莫过于遇河东君。故有《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之三十四《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之作。其最不快之事,则为与温、周争宰相而不得,故亦有此作。卧子《五日》之诗言及当日京朝之事,牧斋此诗亦复如此,虽所咏有异,时代前后尤不相同。然三百年前士大夫心目中之人事恩仇、国家治乱之观念,亦可借以推见一斑矣。因并附录于此。
寅恪按:钱谦益卒于康熙三年(甲辰)五月二十四日。这首诗应当是这一年端午节在病中感怀回忆旧事而作,距离去世前仅二十天罢了。钱谦益平生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遇见柳如是。所以有《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的作品。他最不愉快的事情,则是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夺宰相而不得,所以也有这一首作品。陈子龙《五日》诗谈及当时朝廷中的事情,钱谦益这首诗也是如此,虽然所吟咏的不同,时代前后尤其不相同。然而三百年前士大夫心目中的人事恩仇、国家治乱的观念,也可以借此推见一斑了。因此一并附录在这里。
(译者注:陈寅恪指出陈子龙崇祯七年所作诗中为柳如是而作者颇多,如《甲戌除夕》诗“去年犹作长安客,是时颇忆江南春。惟应与客乘轻舟,单衫红袖春江水”等句,可见其对柳如是的钟情。兹再录《水仙花》《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早梅》等篇。)
崇祯七年甲戌陈、杨两人作品之互有关系者,除前所论述诸篇外,卧子此年所赋诗中,其为河东君而作者亦颇不少。如《陈忠裕全集》十《甲戌除夕(七古)》略云“去年犹作长安客,是时颇忆江南春。惟应与客乘轻舟,单衫红袖春江水”等,即是其例。兹更录数篇,借此可见卧子钟情河东君,一至于此也。
崇祯七年(甲戌)陈、柳两人作品中有相互关系的,除了前面所论述的各篇之外,陈子龙这一年所写的诗中,为柳如是而作的也相当不少。如《陈忠裕全集》卷十《甲戌除夕》(七言古诗)大略说“去年还在长安做客,那时颇为思念江南的春天。只应该与客人乘着轻舟,单薄衣衫红色衣袖在春江水中”等,就是例子。兹再抄录几篇,借此可见陈子龙钟情于柳如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译者注:陈寅恪录《水仙花》七律,指出末二句“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可与崇祯五年《吴阊口号》第十首“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相参证,都是借曹植《洛神赋》典故写对柳如是的思念。)
《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水仙花(七律)》云:
小院微香压锦茵,数枝独秀转伤神。仙家瑶草银河近,侍女冰绡月殿新。捣玉自侵寒栗栗,弄珠不动水粼粼。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
《陈忠裕全集》卷一五《属玉堂集·水仙花》(七言律诗)写道:
小院里微微的香气压过了锦褥,几枝独自绽放反而令人伤神。仙家的瑶草靠近银河,侍女的冰绡如月殿般清新。捣玉自然浸透着寒气栗栗,弄珠不动只见水波粼粼。徒然怜惜那流盼于芝田馆的目光,不要回忆陈王赋中所写的人。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此诗作于崇祯七年冬,末二句与崇祯五年《吴阊口号》第十首后二句相参证,都是借洛神典故写柳如是。)
寅恪案:此首后有《孟冬之晦,忆去年方于张湾从陆入都二首》。故知此《水仙花(七律)》乃七年冬所作。末二句可与前引五年冬《吴阊口号(七绝)》第十首后二句“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相参证也。
寅恪按:这一首后面有《孟冬之晦,忆去年方于张湾从陆入都二首》。所以知道这首《水仙花》(七言律诗)是崇祯七年冬天所作。末尾两句可以和前面引用的崇祯五年冬天《吴阊口号》(七言绝句)第十首的最后两句“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相互参证。
(译者注:陈寅恪录《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诗中“紫萼不愁寒月影,红笺先赋早春行”等句,当与柳如是有关。)
《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云:
清晖脉脉水粼粼,腊日芳园意气新。岂有冰盘堆绛雪,偏浮玉蕊动香尘。鸳鸯自病溪云暖,翡翠先巢海树春。今日剪刀应不冷,吴绫初换画楼人。
五陵旧侣重倾城,淑景年年倚恨生。紫萼不愁寒月影,红笺先赋早春行。蒯缑虚拟黄金事,班管俱怜白凤情。已近艳阳留一曲,东风枝上和流莺。
《陈忠裕全集》卷一五《属玉堂集·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写道:
清朗的日光脉脉含情,水波粼粼,腊月的芳园意气清新。哪里有什么冰盘堆积着绛雪,偏偏浮动着玉蕊扬起香尘。鸳鸯自病于溪云的温暖,翡翠先筑巢于海树的春意。今日剪刀应该不冷,吴绫刚刚换给了画楼中的人。
五陵的旧友重在意倾城,美好的景致年年倚靠着遗憾而生。紫萼不愁寒月的影子,红笺先赋写早春的行程。蒯缑徒然虚拟黄金之事,班管都怜惜白凤之情。已近艳阳留下一曲,东风枝上和着流莺。
(译者注:陈寅恪录《早梅》诗,指出“昨岁相思题朔漠”指崇祯六年冬在北京时对柳如是的思念,“念尔凌寒难独立”等句表达对柳如是的牵挂。此诗当作于崇祯七年十二月立春前后,所谓“早春”指十二月的立春节候,非正月立春。)
《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早梅》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陈忠裕全集》卷一五《属玉堂集·早梅》写道:
垂垂低挂不动在早春之间,整日青冥之色布满山间。去年相思题写在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此时留下遗憾在江关。干戈遍地多是愁苦之眼,草木迎着风暂且破颜一笑。念你凌寒难以独立,不要推辞冰雪更要追随攀登。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早梅》诗的创作时间,通过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指出崇祯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有立春,故诗中的“早春”指十二月的立春节候,非正月立春。此诗当作于崇祯七年除夕之前。)
寅恪案:卧子此诗之佳读者自知,其为河东君而作更不待言。第三句之“昨岁”,指崇祯六年冬留北京候会试之时。“相思”之语,亦可与前引《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一朵相示(五古)》“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之结语相参证也。兹有一事可注意者,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所载,崇祯六年癸酉无立春。七年甲戌正月六日立春。十二月十七日又立春。郑《表》七年正月之立春,应列于六年十二月。其误不待言(可参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陈忠裕全集》将卧子此诗编为《属玉堂集·七律》最后一题。陈《集》次卷《平露堂集·七律》第一题为《乙亥元日》。由此言之,卧子《早梅》诗,当作于崇祯七年甲戌十二月立春相近之时,而在除夕以前。故卧子此诗所谓“早春”之“春”,乃指郑氏《表》中此年十二月之立春节候,并非指《表》中此年正月立春之节候而言明矣。
寅恪按:陈子龙这首诗的佳妙之处读者自会知道,它是为柳如是而作更是不待多言。第三句的“昨岁”,指崇祯六年冬天留在北京等候会试的时候。“相思”这句话,也可以与前面引用的《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一朵相示》(五言古诗)中“微物欣所托,令人长相思”的结语相互参证。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所记载,崇祯六年(癸酉)没有立春。七年(甲戌)正月初六立春。十二月十七日又立春。郑《表》中七年的正月立春,应当列在六年的十二月。其错误不待多言(可以参看后面论述柳如是嘉定之游的部分)。《陈忠裕全集》将陈子龙这首诗编为《属玉堂集·七言律诗》的最后一题。陈《集》的下一卷《平露堂集·七言律诗》的第一题是《乙亥元日》。由此来说,陈子龙的《早梅》诗,应当作于崇祯七年(甲戌)十二月立春相近的时候,而在除夕以前。所以陈子龙这首诗所谓的“早春”之“春”,是指郑氏《表》中这一年十二月的立春节候,并不是指《表》中这一年正月的立春节候,这是很明确的。
(译者注:陈寅恪录《朝来曲二首》《古意二首》《长乐少年行二首》《丽人曲》等五首绝句,虽不能确定具体年份,但怀疑是崇祯七年所作。诗中“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等句,皆能为柳如是写真传神。)
《陈忠裕全集》一九《属玉堂集·朝来曲二首》之一云:
晓日垂杨里,云鬟锁绛纱。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
又,《古意二首》其一云:
日暮吹罗衣,玉闺未遑入。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
其二云:
移兰玉窗里,朝暮傍红裳。同有当春念,开时他自香。
又,《长乐少年行二首》之二云:
问妾门前花,殷勤为郎起。欲攀第几枝,宛转春风里。
又,《丽人曲》云:
自觉红颜异,深闺闭晓春。只愁帘影动,恐有断肠人。
《陈忠裕全集》卷一九《属玉堂集·朝来曲二首》之一写道:
清晨的阳光在垂杨里,云鬟锁在绛纱之中。自怜容貌美好,不戴碧桃花。
又,《古意二首》其一道:
日暮时吹动罗衣,玉闺还没来得及进入。不是自夸身体自带香气,本来就喜爱迎着风站立。
其二道:
把兰花移栽到玉窗里面,从早到晚依傍着红裳。同样有当春的思念,花开时它自然散发香气。
又,《长乐少年行二首》之二写道:
问我门前的花,殷勤地为郎君开放。想要攀折哪一枝,在春风里宛转徘徊。
又,《丽人曲》写道:
自觉红颜与众不同,深闺紧闭着封锁晓春。只愁帘影晃动,恐怕有断肠的人。
(译者注:陈寅恪评论这些绝句,认为陈子龙此类玉台体诗可与权德舆竞美。诗中所描写的女性姿态,如“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等,皆能为柳如是写真传神。)
寅恪案:以上所录绝句五首,虽不能确定为何年之诗,然仍疑是崇祯七年所作。盖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虽云“是岁有《属玉堂集》”,若依前论《属玉堂集》中《录别》及《青楼怨》实作于崇祯六年,《水仙花》实作于崇祯七年等例观之,则卧子所谓崇祯八年有“属玉堂集”之语,亦不过崇祯八年编定《属玉堂集》之意耳。未可拘此以概《属玉堂》之诗,悉是崇祯八年所作也。兹姑附此绝句五首于七年,俟后详考。卧子此类玉台体诗可与权载之竞美,洵可谓才子矣。诗中所描写之女性,其姿态动作如“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及“殷勤为郎起”“宛转春风里”诸句,皆能为河东君写真传神者也。
寅恪按:以上所抄录的五首绝句,虽然不能确定是哪一年的诗,但仍然怀疑是崇祯七年所作。因为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八年乙亥”条,虽然说“这一年有《属玉堂集》”,如果依照前面论述《属玉堂集》中《录别》及《青楼怨》实际上是作于崇祯六年,《水仙花》实际上是作于崇祯七年等例子来看,那么陈子龙所谓崇祯八年有“属玉堂集”的话,也不过是崇祯八年编定《属玉堂集》的意思罢了。不可拘泥于此而认为《属玉堂》中的诗全是崇祯八年所作。兹姑且将这五首绝句附于崇祯七年,等以后再详细考证。陈子龙这类玉台体诗可以与权德舆竞相媲美,真可以说是才子了。诗中所描写的女性,其姿态动作如“自怜颜色好,不带碧桃花”“非矜体自香,本爱当风立”以及“殷勤为郎起”“宛转春风里”等句子,都能够为柳如是写真传神。
(译者注:陈寅恪录《秋闺曲》其三,诗中“临风抱影斜”“自怜能倾国”等句藏有“影怜”之名,自是为柳如是而作无疑。此诗虽依排列次序可能在崇祯六年,但陈寅恪认为《录别》是后来补录,故仍定为崇祯七年作。)
《陈忠裕全集》七《属玉堂集·秋闺曲(五古)三首》之三云:
非关秋易恨,惟近月为家。灭烛凝妆坐,临风抱影斜。自怜能倾国,常是傍霜华。
《陈忠裕全集》卷七《属玉堂集·秋闺曲》(五言古诗三首)之三写道:
不是因为秋天容易生恨,只因为靠近月亮就像回到家。吹灭蜡烛凝妆而坐,临风抱着斜斜的身影。自怜能够倾国倾城,常常是依傍着霜华。
(译者注:陈寅恪进一步确认此诗为柳如是而作,诗中“临风抱影斜”“自怜能倾国”等句藏有“影怜”之名。他分析诗题排列次序后,仍将此诗定为崇祯七年作。)
寅恪案:此诗前一首为《七夕》,《七夕》前逆数第三题为《录别》。前论《录别》一题实作于崇祯六年,若依诗题排列之次序而言,似此《秋闺曲》亦作于六年秋者。但《录别》一题,本卧子后来所补录而插入七年所作诗中者,未可泥是遂谓《秋闺曲》亦作于六年也。故今仍认此曲为七年之作。其诗“临风抱影斜”及“自怜能倾国”等句中,藏有“影怜”之名,自是为河东君而作无疑也。
寅恪按:这首诗的前一首是《七夕》,《七夕》向前倒数第三题是《录别》。前面论《录别》一题实际作于崇祯六年,如果依照诗题排列的顺序而言,似乎这首《秋闺曲》也作于六年秋天。但《录别》一题,本是陈子龙后来补录而插入七年所作的诗中的,不能拘泥于此便说《秋闺曲》也作于六年。所以现在仍然认定这首曲是七年的作品。诗中“临风抱影斜”和“自怜能倾国”等句中,藏有“影怜”的名字,自然是为柳如是而作无疑了。
(译者注:陈寅恪录《何处》七绝,此诗前有《中秋逢闰二首》,崇祯七年闰八月,故知为七年所作。诗中“萧娘”指柳如是,后二句用元稹《莺莺传》“肠断萧娘一纸书”之典,或为重读柳如是《送别》诗而作。)
《陈忠裕全集》一九《属玉堂集·何处(七绝)》云:
何处萧娘云锦章,殷勤犹自赠青棠。谁知近日多憔悴,欲傍春风恐断肠。
《陈忠裕全集》卷一九《属玉堂集·何处》(七言绝句)写道:
哪里的萧娘有云锦般的文章,殷勤地还自己赠送青棠。谁知近日多有憔悴,想要依傍春风又恐怕断肠。
(译者注:陈寅恪进一步解释《何处》诗,指出崇祯七年闰八月,故知此诗为七年所作。诗中“萧娘”指柳如是,后二句用元稹《莺莺传》“肠断萧娘一纸书”之典,或为陈子龙重读柳如是《送别》诗后有感而作。柳如是的《送别》诗与世俗小说中佳人送才子的话语有天渊之别,足见其深情卓识。)
寅恪案:此首之前为《中秋逢闰二首》。此首后二首为《仲冬之望,泛月西湖,得三绝句》。考崇祯七年闰八月,故知《何处》一首乃七年所作。此可与上引《偕让木北行志慨(七古)》参证。当崇祯六年秋卧子由松江北行会试,河东君必有赠行之篇什,疑即是《戊寅草》中《送别(五律)二首》。前已论及,兹不复赘。若所推测者不误,则河东君《送别》之诗,其辞意与世俗小说中佳人送才子赴京求名时之语言有天渊之别。河东君之深情卓识,迥异流俗,于此可见一斑。由是言之,此才子虽是科不得列于状头之选,然亦不至因此而以辜负佳人之期望为恨也。卧子此诗下二句殆用元微之《莺莺传》中杨巨源《崔娘诗》所云“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之语,而微易其意。或者卧子此时重睹河东君《送别》之诗,因感去秋之情意,遂赋此篇耶?俟考。
寅恪按:这一首的前面是《中秋逢闰二首》。这一首后面两首是《仲冬之望,泛月西湖,得三绝句》。考证崇祯七年闰八月,所以知道《何处》一首是七年的作品。这可以与前面引用的《偕让木北行志慨》(七言古诗)相互参证。当崇祯六年秋天陈子龙从松江北行参加会试,柳如是必定有赠行的诗篇,我怀疑就是《戊寅草》中的《送别》(五言律诗二首)。前面已经论述过,这里不再赘述。如果我的推测不错,那么柳如是《送别》诗中的言辞意旨,与世俗小说中佳人送才子赴京求取功名时的话语有天渊之别。柳如是的深情和卓越见识,迥异于流俗,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斑。由此说来,这位才子虽然在科举中不能名列状头,但也不至于因此以辜负佳人的期望为遗憾。陈子龙这首诗的下两句大概用了元稹《莺莺传》中杨巨源《崔娘诗》所说的“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的话,而稍微改变了其中的意思。也许是陈子龙此时重读柳如是的《送别》诗,因而感念去年秋天的情意,于是写了这一篇呢?待考。
(译者注:本段开始讨论《男洛神赋》。陈寅恪指出此赋是柳如是作品中“最可注意而有趣味者”,但因传写讹误,仅能略加考论。赋序称“友人感神沧溟”,此“友人”即陈子龙。柳如是戏称陈子龙为“男洛神”,是对当时文人称她为“洛神”的幽默回应。)
复次,今日综合河东君作品之遗存者观之,其中最可注意而有趣味者,莫如《男洛神赋》一篇。此文虽多传写讹误之处,尚未能一一校正。然以其关系重要,故姑移录之于下,并略加考论,以俟通识君子教订。
吴县潘景郑君藏河东君《戊寅草》钞本,载诗八首,《别赋》及《男洛神赋》二篇。其《男洛神赋》之文云:
友人感神沧溟,役思妍丽,称以辨服群智,约术芳鉴,非止过于所为,盖虑求其至者也。偶来寒溆,苍茫微堕,出水窈然,殆将惑其流逸,会其妙散。因思古人征端于虚无空洞者,未必有若斯之真者也。引属其事,渝失者或非矣。况重其请,遂为之赋。
再者,今日综合柳如是留存下来的作品来看,其中最值得注意而有趣味的,莫过于《男洛神赋》这一篇。这篇文章虽然多有传写错误之处,尚未能一一校正。但因为它的关系重要,所以姑且抄录在下面,并略加考证论述,以待通晓的君子指教订正。
吴县潘景郑先生收藏的柳如是《戊寅草》抄本,载有诗八首,《别赋》和《男洛神赋》两篇。其《男洛神赋》的正文说:
友人感念于沧海之神,心思专注在美丽的人身上,称说以辨服众智,约束方法于芳美的鉴赏,不只是超过所作所为,大概是考虑追求那极致罢了。偶然来到寒冷的水边,苍茫中微微沉落,出水时窈窕的样子,几乎要被那流逸所迷惑,领会那妙曼的散逸。于是想到古人从虚无空洞中寻求端绪的,未必有像这样真实的。引述相关的事情,若有疏失或许是不对的。何况他郑重地请求,于是为他写了这篇赋。
(译者注:陈寅恪提出关于此赋的两个问题:一为谁而作?二作成于何年?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引用《神释堂诗话》指出昔人不知所指。他考证当时文人称柳如是为“洛神”者甚多,如陈子龙《吴阊口号》《水仙花》及汪然明《无题》等。柳如是戏作《男洛神赋》,应是回应陈子龙,因为陈子龙正当少壮、才高气盛,是她心中最理想之人。)
寅恪案:关于此赋有二问题。(一)此赋实为谁而作?(二)此赋作成在何年?
(一)葛昌楣《蘼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诗话》云:
〔柳〕如是当(尝)作《男洛神赋》,不知所指为谁?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耶?文虽总(?)杂,题目颇新,亦足传诸好事者。
据此可见昔人虽深赏此赋之奇妙,而实不能确定其所指为何人也。细绎此赋命题所以如此者,当由于与河东君交好之男性名士,先有称誉河东君为“洛神”及其他水仙之语言篇什,然后河东君始有戏作此赋以相酬报之可能。(寅恪偶检《石头记》四三《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回,以水仙庵所供者为洛神。其三八回为《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盖由作者受《东坡集》一五《书林逋诗后(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句之影响。至卧子则深鄙苏诗,所赋《水仙花》诗与此无涉,固不待辨。但《文选》一九曹子建《洛神赋》题下李善《注》云:“《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为神。’”卧子或有取于此,而以“水仙花”目河东君,亦未可知也。俟考。)考当时文人目河东君为洛神者多矣。如前引卧子《吴阊口号十首》之十云“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及《水仙花(七律)》云“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又,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三《游草》中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云“美女如君是洛神”等,可为例证。若河东君戏作此赋,乃是因誉己为“洛神”之男性名士而发者,则依下所考证,然明赋《无题》诗在崇祯十一年戊寅。此年然明已六十二岁。暮齿衰颜,必无“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姿态。故其诗亦云“老奴愧我非温峤”,殊有自知之明。河东君所指之“男洛神”,其非然明,固不待辨。至卧子赋《吴阊口号》,在崇祯五年壬申,年二十五岁;赋《水仙花》诗,在崇祯七年甲戌,年二十七岁。此数年间,卧子与河东君情好笃挚,来往频繁。卧子正当少壮之年,才高气盛,子建赋“神光”之句,自是适当之形容。况复其为河东君心中最理想之人耶?宜其有“男洛神”之目也。自河东君当日出此戏言之后,历三百年,迄于今日,戏剧电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男洛神”,亦可谓预言竟验者矣。呵呵!
寅恪按:关于这篇赋有两个问题。(一)这篇赋到底是为谁而作?(二)这篇赋作成于哪一年?
(一)葛昌楣《蘼芜纪闻(上)》记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用《神释堂诗话》说:
柳如是她曾经作《男洛神赋》,不知道指的是谁?她大概是自矜才高八斗,想要作女中的曹植吧?文章虽然有些驳杂,题目却很新颖,也足以流传给好事者。
据此可见昔人虽然深深欣赏这篇赋的奇妙,却实在不能确定它所指的是谁。仔细推究这篇赋之所以如此命题,应当是由于与柳如是交好的男性名士,先有称誉柳如是为“洛神”以及其他水仙的言语和诗篇,然后柳如是才有戏作此赋来酬答他们的可能。(我偶然翻阅《石头记》第四十三回《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其中说水仙庵所供奉的是洛神。其第三十八回为《林潇湘魁夺菊花诗》。大概是因为作者受到《东坡集》卷一五《书林逋诗后》(七言古诗)中“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句的影响。至于陈子龙则深深鄙薄苏轼的诗,他所赋的《水仙花》诗与此无关,自不必分辨。但《文选》卷一九曹植《洛神赋》题下李善注说:“《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为神。’”陈子龙或许取意于此,而以“水仙花”称呼柳如是,也未可知。待考。)考证当时文人称柳如是为洛神的很多。如前引陈子龙《吴阊口号十首》之十说“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以及《水仙花》(七言律诗)说“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又如汪汝谦(字然明)《春星堂诗集》卷三《游草》中为柳如是而作的《无题》说“美女如君是洛神”等,可以作为例证。如果柳如是戏作此赋,乃是因被称誉为“洛神”的男性名士而发,那么依照下面的考证,汪然明赋《无题》诗在崇祯十一年(戊寅)。这一年汪然明已经六十二岁。暮年衰颜,必定没有“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的姿态。所以他的诗也说“老奴愧我非温峤”,很有自知之明。柳如是所指的“男洛神”,不是汪然明,自不必分辨。至于陈子龙赋《吴阊口号》,在崇祯五年(壬申),年二十五岁;赋《水仙花》诗,在崇祯七年(甲戌),年二十七岁。这几年间,陈子龙与柳如是情好深厚真挚,来往频繁。陈子龙正当少壮之年,才高气盛,曹植赋中“神光”的句子,自然是恰当的形容。更何况他是柳如是心中最理想的人呢?应该会有“男洛神”的称呼。自柳如是当日出此戏言之后,历经三百年,直到今天,戏剧电影中竟有了“雪北香南”的“男洛神”,也可以说是预言竟然应验了。呵呵!
(译者注:关于第二个问题,陈寅恪推断此赋作于崇祯七年秋冬。依据有二:一是汪然明《无题》诗作于崇祯十一年,此赋必在此之前;二是赋序“偶来寒溆”指秋冬时节。柳如是崇祯八年春与陈子龙同居,初夏离别后心境忧苦,再无闲情作此雅谑之文,故应作于八年之前,即崇祯七年秋冬。赋中“骋孝绰之早辩,服阳夏之妍声”以刘孝绰、谢灵运比拟陈子龙,与柳如是后来称陈子龙为“邺下逸才”一致。)
(二)据汪然明《无题》诗“美女如君是洛神”之句,知然明赋诗时必已先见《男洛神赋》,然后始能作此语。汪诗既作于崇祯十一年秋季,则此赋作成之时间自当在此以前无疑。此赋序中有“偶来寒溆”之语,则当作于秋冬之时。河东君于崇祯八年春间与卧子同居,是年首夏离卧子别居;秋深去松江,往盛泽归家院。故八年秋冬以后数年,河东君之心境皆在忧苦中。其间虽有遇见卧子之机会,当亦无闲情逸致作此雅谑之文以戏卧子。由此言之,此赋应作于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之时也。又,赋序有“友人感神沧溟”,赋中有“协玄响于湘娥,匹匏瓜于织女”等语,颇疑河东君此赋乃酬答卧子《湘娥赋》之作。检《陈忠裕全集》载《湘娥赋》之前二首为《为友人悼亡赋》,其序略云:
同郡宋子建娶妇徐妙,不幸数月忽焉陨谢。宋子悲不自胜,命予为赋以吊之。
同书一九《平露堂集》载《送宋子建应试金陵,随至海州成婚(五言排律)》一首。考宋存标此次应试,乃应崇祯九年丙子科江南乡试。其在海州成婚,疑当在是年秋。其妻徐妙婚后数月即逝,时间至迟亦不能超过十年春间。可知卧子为子建作赋,当在崇祯十年也。若依此推论,则《湘娥赋》似为十年以后所作。但《为友人悼亡赋》之前为《琴心赋》(同书同卷),《琴心赋》之前为《秋兴赋》(同书一),其《序》略云:
潘安仁春秋三十有二,作《秋兴赋》。余年与之齐,援笔续赋。
又,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略云:
是岁,予春秋三十二矣。感安仁二毛之悲,遂作《秋兴赋》。
则是崇祯十二年之作品,列于崇祯十年作品之前。今《陈忠裕全集》所载诸赋,其作成之年月实不能依卷册及篇章排列之先后而推定。故《湘娥赋》虽列于《为友人悼亡赋》之后,亦不可拘此认其为崇祯十年以后之作品。殊有作于崇祯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间之可能也。今以此赋作成时间无确定年月可考,姑依河东君与卧子关系之一般情势推测,附录于崇祯七年甲戌之后。尚待他日详考,殊未敢自信也。此赋传写既有讹脱,复惭俭腹,无以探作者选学之渊深,除就字句之可疑者及出处之可知者,略著鄙意,附注于原文之下外,兹举此赋辞语之可注意者,稍述论之于下。赋云:
骋孝绰之早辩,服阳夏之妍声。
(二)根据汪然明《无题》诗“美女如君是洛神”的句子,知道汪然明赋诗时必定已经先看到了《男洛神赋》,然后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汪诗既然作于崇祯十一年秋季,那么这篇赋作成的时间自当在此以前无疑。此赋序中有“偶来寒溆”的话,则应当作于秋冬之时。柳如是在崇祯八年春天与陈子龙同居,这一年初夏离开陈子龙别居;秋深离开松江,前往盛泽归家院。所以八年秋冬以后数年,柳如是的心境都在忧苦之中。其间虽然有遇见陈子龙的机会,应当也没有闲情逸致来写这种雅谑的文章来戏弄陈子龙。由此说来,这篇赋应当作于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之时。另外,赋序有“友人感神沧溟”,赋中有“协玄响于湘娥,匹匏瓜于织女”等语,颇怀疑柳如是此赋乃是酬答陈子龙《湘娥赋》的作品。查阅《陈忠裕全集》中载《湘娥赋》之前两首是《为友人悼亡赋》,其序大致说:
同郡的宋子建娶妻徐妙,不幸几个月忽然去世。宋子建悲痛不能自胜,命我写赋来悼念她。
同书卷一九《平露堂集》载有《送宋子建应试金陵,随至海州成婚》(五言排律)一首。考证宋存标这次应试,乃是参加崇祯九年(丙子)科的江南乡试。他在海州成婚,怀疑当在是年秋天。他的妻子徐妙婚后几个月就去世了,时间至迟也不能超过十年春天。可知陈子龙为宋子建作赋,应当在崇祯十年。如果依照这个推论,那么《湘娥赋》似乎是十年以后所作。但是《为友人悼亡赋》之前是《琴心赋》(同书同卷),《琴心赋》之前是《秋兴赋》(同书卷一),其序大致说:
潘安仁三十二岁时,作了《秋兴赋》。我的年龄与他相同,提笔续写此赋。
另外,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大致说:
这一年,我年龄三十二岁了。感念潘安仁二毛的悲慨,于是作了《秋兴赋》。
那么这是崇祯十二年的作品,却列在崇祯十年的作品之前。如今《陈忠裕全集》所载的各篇赋,其作成的时间实际上不能依照卷册及篇章排列的先后来推定。所以《湘娥赋》虽然列在《为友人悼亡赋》之后,也不可拘泥于此而认为它是崇祯十年以后的作品。它很有可能是作于崇祯八年以前,即七年秋冬之间。如今因为这篇赋作成的时间没有确定年月可考,姑且依照柳如是与陈子龙关系的一般情势推测,附录于崇祯七年(甲戌)之后。还有待他日详细考证,实在不敢自信。这篇赋传写既有讹误脱漏,我又惭愧腹笥俭陋,无法探究作者在《文选》之学上的渊深,除了就字句可疑之处以及出处可知的地方,略表鄙意,附注在原文之下以外,这里举出此赋词语中值得注意的,稍作论述如下。赋中说:
骋孝绰之早辩,服阳夏之妍声。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赋中“孝绰”(刘孝绰)和“阳夏”(谢灵运)的典故,指出柳如是以刘、谢比陈子龙,非常恰当。后来柳如是《与汪然明尺牍》中称陈子龙为“邺下逸才,江左罕俪”,也是同样的推崇。)
寅恪案:河东君以“孝绰”及“阳夏”比“感神沧溟”之“友人”。检《梁书》三三《刘孝绰传》(参《南史》三九《刘孝绰传》)略云:
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绘齐世掌诏诰,孝绰年未志学,绘常使代草之。
《宋书》六七《谢灵运传》(参《南史》一九《谢灵运传》)略云: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同书五三《谢方明传》附惠连传(参《南史》一九《谢方明传》附子惠连传)云:
子惠连,幼而聪敏。年十岁能属文。
《南齐书》四七《谢朓传》(参《南史》一九《谢裕传》附朓传)云: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也。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
然则河东君心目中之刘、谢为何人耶?见卧子《自撰年谱(上)》“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寅恪案:是年卧子年十岁)条云:
先君(寅恪案:卧子父名所闻)教以《春秋三传》《庄》《列》《管》《韩》《战国》短长之书,意气差广矣。时予初见举子业,私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及《尧以天下与舜》二篇。先君甚喜之。
寅恪按:柳如是以“孝绰”和“阳夏”来比“感神沧溟”的“友人”。查阅《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参看《南史》卷三九《刘孝绰传》)大致说:
刘孝绰幼年聪敏,七岁能写文章。他的舅舅齐中书郎王融深深赏识他,觉得他特异。常与他同车去拜访亲友,称他为神童。他的父亲刘绘在齐朝掌管诏诰,刘孝绰未到十五岁,刘绘常让他代写草稿。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参看《南史》卷一九《谢灵运传》)大致说: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幼年便聪慧颖悟。年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南没有人能比得上。
同书卷五三《谢方明传》附谢惠连传(参看《南史》卷一九《谢方明传》附子谢惠连传)说:
其子谢惠连,幼年聪敏。十岁能写文章。
《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参看《南史》卷一九《谢裕传》附谢朓传)说:
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年少好学,有美好的名声。文章清丽。
那么柳如是心目中的刘、谢是什么人呢?请看陈子龙《自撰年谱(上)》“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寅恪按:这一年陈子龙十岁)条说:
先父(寅恪按:陈子龙的父亲名所闻)用《春秋三传》《庄子》《列子》《管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教导我,我的意气因此大为开阔。当时我刚接触科举学业,私下撰写了《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和《尧以天下与舜》两篇文章。先父非常喜欢。
同书“天启元年辛酉”条略云:
先君得刑部郎,改工部郎。每有都下信,予辄上所为文于邸中,先君手为评驳以归。择其善者以示所亲或同舍郎。是时,颇籍籍,以先君为有子矣。
同书“天启元年辛酉”条大致说:
先父得到刑部郎中的官职,后改任工部郎中。每次有京城来的信件,我就把自己的文章呈送到邸中,先父亲自加以评阅批驳后寄回来。他挑选其中好的文章给亲近的人或同僚看。这时候,舆论纷纷,都认为先父有了个好儿子。
《明史》二七七《陈子龙传》云:
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
《明史》卷二七七《陈子龙传》说:
生来有异于常人的才华。擅长科举学业,同时研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文尤其精妙。
(译者注:陈寅恪引用《明史》等材料,证明陈子龙确有刘、谢之才,柳如是以刘孝绰、谢灵运比拟陈子龙,非常恰当。后来柳如是称陈子龙为“邺下逸才,江左罕俪”,也是同样的推崇。)
故河东君取刘、谢以方卧子,殊为适当。后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与汪然明书》(《柳如是尺牍》第二五通。见下所论)称誉卧子云:
间恬遏地。有观机曹子,切劘以文。其人邺下逸才,江左罕俪。
所以柳如是以刘孝绰、谢灵运来比拟陈子龙,非常恰当。后来柳如是在崇祯十三年《与汪然明书》(《柳如是尺牍》第二十五通。见后面所论述)中称赞陈子龙说:
间或恬淡自抑。有一位善于洞察机锋的曹子,以文章相互切磋。此人是邺下超逸之才,江南少有能与之匹敌的。
(译者注:陈寅恪指出赋中“听坠危之落叶,既萍浮而无涯”句,取材于江淹、陆机等人的赋语,自比为孤臣孽子、萍流浮转。此赋措辞用典多出《昭明文选》,可见柳如是受几社名士《文选》学影响之深。赋中语亦与《戊寅草》中《悲落叶》诗有关,兹录《听钟鸣》《悲落叶》二诗,以见其身世之感。)
又,此赋云:
听坠危之落叶,既萍浮而无涯。
寅恪案:此两句出处,已于上录此赋原文句下标出,不待更论。盖河东君取材于江、陆《赋》语,自比于孤臣孽子,萍流浮转。《男洛神》一赋,其措辞用典,出诸昭明之书,似此者尚多,不遑详举。由此言之,河东君受卧子辈几社名士选学影响之深,于此亦可窥见一斑矣。复检《戊寅草》中有《听钟鸣》及《悲落叶》二诗,绎其排列次序,似为崇祯六年癸酉所作。若推测不误,则此赋之语亦与《悲落叶》诗有关,此两诗实为河东君自抒其身世之感者,其辞旨尤为凄恻动人。故移录之于下,当世好事者,可并取参读之也。
另外,这篇赋说:
听那从高危处坠落的落叶,已经像浮萍一样漂流无涯。
寅恪按:这两句的出处,已经在上面抄录此赋原文时在句子下标明了,不待再论。大概柳如是取材于江淹、陆机等人的赋语,自比为孤臣孽子,如浮萍般漂流辗转。《男洛神赋》这篇作品,其措辞用典,都出自《昭明文选》,像这样的地方还很多,来不及一一列举。由此说来,柳如是受到陈子龙等几社名士《文选》学影响之深,从这里也可以窥见一斑了。又查阅《戊寅草》中有《听钟鸣》和《悲落叶》两首诗,推究其排列次序,似乎是崇祯六年(癸酉)所作。如果推测不误,那么这篇赋中的语句也与《悲落叶》诗有关,这两首诗实在是柳如是自我抒发身世之感的作品,其词旨尤其凄恻动人。所以抄录在下面,当世好事者,可以一并取来参读。
《听钟鸣(并序)》云:
钟鸣叶落,古人所叹。余也行危坐戚,恨此形骨久矣。况乎恻恻者难忘,幽幽者易会。因仿世谦之意,为作二词焉。
听钟鸣,鸣何深。妖栏妍梦轻。不续流苏翠羽郁清曲,乌啼正照青枫根。一枫两枫啼不足,鹍弦烦激犹未明。凄凄朏朏伤人心。惊妾思,动妾情。妾思纵陈海唱弯弧,君不得相思树下多明星。(寅恪案:“动妾情”下疑有脱误,未能补正。)用力独弹杨柳恨,尽情啼破芙蓉行。月已西,星已沉。霜未息,露未倾。妾心知已乱,君思未全生。情有异,愁仍多。昔何密,今何疏。对此徒下泪,听我鸣钟歌。
《听钟鸣(并序)》说:
钟鸣叶落,是古人所感叹的。我行走于危境、坐卧于忧戚之中,怨恨这副形体已经很久了。何况那恻恻之情难以忘怀,幽幽之意容易领会。于是仿照萧综(字世谦)的意旨,作了两首词。
听钟鸣,鸣声何其深沉。妖娆的栏杆、美丽的梦境都轻浮无凭。不续流苏翠羽那郁结清曲,乌鸦啼叫正照着青枫的根。一株枫树两株枫树啼叫不足,鹍弦烦乱激越仍未天明。凄凄朏朏伤害人心。惊动我的思绪,触动我的情怀。我的思绪纵然陈说如海唱弯弓,君却不能在相思树下看到众多明星。(寅恪按:“动妾情”下疑有脱误,未能补正。)用力独弹杨柳之恨,尽情啼破芙蓉之行。月亮已经西沉,星辰已经坠落。霜尚未止息,露尚未倾尽。我的心已经乱了,君的思虑尚未完全消除。情有不同,愁仍很多。昔日何等亲密,今日何等疏远。对此只能徒然落泪,听我唱这首鸣钟歌。
《悲落叶》云:
悲落叶,重叠复相失。相失有时尽,连翩去不息。鞞歌桂树徒盛时。乱条一去谁能知?谁能知,复谁惜?昔时荣盛凌春风,今日飒黄委秋日。凌春风,委秋日。朝花夕蕊不相识。悲落叶,落叶难飞扬。短枝亦已折,高枝不复将。愿得针与丝,一针一丝引意长。针与丝,亦可量。不畏根本谢,所畏秋风寒。秋风催(摧?)人颜,落叶催(摧?)人肝。眷言彼姝子,落叶诚难看。
《悲落叶》说:
悲叹落叶,层层叠叠又相互失散。相互失散有时尽,连绵翩飞去不停息。鞞歌桂树徒然繁盛一时。杂乱的枝条一旦离去谁能知道?谁能知道,又有谁怜惜?往昔荣盛凌越春风,今日飒黄萎落于秋日。凌越春风,萎落秋日。早晨的花傍晚的蕊互不相识。悲叹落叶,落叶难以再飞扬。短枝也已经折断,高枝不能再依傍。愿得到针与丝,一针一丝牵引情意绵长。针与丝,也是可以度量的。不畏惧根本凋谢,所畏惧的是秋风寒冷。秋风摧残人的容颜,落叶摧残人的肝胆。眷恋地说那位美丽的女子,落叶实在是难看。
(译者注:陈寅恪指出萧综(字世谦)的《听钟鸣》《悲落叶》二词见《梁书》。柳如是以萧综自比,是否仅限于身世飘零之感,抑或出生本末有类似萧综之处(如萧综为萧宝卷遗腹子、梁武帝养子等身世),则未敢多所揣测。这为柳如是的出身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疑问。)
寅恪案:世谦者,南北朝人兰陵萧综之字。其所作《听钟鸣》及《悲落叶》两词,见《梁书》五五《豫章王综传》。关于综之事迹,可参《南史》五三《梁武帝诸子传·豫章王综传》、《魏书》五九《萧宝夤传》附宝夤兄子赞传、《北史》二九《萧宝夤传》附赞传及《洛阳伽蓝记》二“城东龙华寺”条。至河东君之以世谦自比,是否仅限于身世飘零、羁旅孤危之感,抑或其出生本末更有类似德文者,则未能详考,亦不敢多所揣测也。
寅恪按:世谦,是南北朝时期兰陵人萧综的字。他所做的《听钟鸣》和《悲落叶》两首词,见于《梁书》卷五五《豫章王综传》。关于萧综的事迹,可以参看《南史》卷五三《梁武帝诸子传·豫章王综传》、《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附宝夤兄子萧赞传、《北史》卷二九《萧宝夤传》附萧赞传以及《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龙华寺”条。至于柳如是以萧综自比,是否仅限于身世飘零、羁旅孤危之感,抑或是她的出生本末更有类似萧综的地方(如萧综为萧宝卷遗腹子、梁武帝养子等身世),则未能详细考证,也不敢多所揣测。
(译者注:本段开始论述柳如是的嘉定之游。陈寅恪指出柳如是嘉定之游共有两次:第一次为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第二次为崇祯九年正月初至二月末。此次游历与谢三宾所刊《嘉定四君集》有关,柳如是欲效仿王修微与嘉定四先生交游,以增加身价并学习文艺。)
河东君嘉定之游
此期河东君与卧子之关系,已如上述。兹附论河东君此期嘉定之游。就所见材料言之,河东君嘉定之游,前后共有二次。一为崇祯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今依次论述之。虽论述之时间,其次序排列先后有所颠倒,然以材料运用之便利,姑作如此结构,亦足见寅恪使事属文之拙也。
柳如是嘉定之游
这一时期柳如是与陈子龙的关系,已经如上面所述。兹附论柳如是这一时期的嘉定之游。就所见到的材料来说,柳如是的嘉定之游,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崇祯七年(甲戌)暮春至初秋。第二次是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现在依次论述。虽然论述的时间,其排列顺序先后有所颠倒,但是为了材料运用的便利,姑且作这样的结构,也足以见出我陈寅恪处理事情、撰写文章的笨拙了。
(译者注:陈寅恪分析柳如是第一次嘉定之游的动机,认为与谢三宾刻印的《嘉定四君集》有关。嘉定四先生(程嘉燧、唐时升、娄坚、李流芳)喜与名姝酬酢,柳如是见到这些诗篇后心动,也想效仿王修微与四先生交游,以增加身价并学习文艺。)
河东君第一次所以作嘉定之游者,疑与谢三宾所刊之《嘉定四君集》有关。其中程嘉燧《松圆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记云:
庚午春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
及马元调为谢氏重刻《容斋随笔》卷首《纪事一》略云:
去年春,明府勾章谢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应手,屡欲散去。元调实董较勘,始谋翻刻,以寓羁縻。崇祯三年三月朔,嘉定马元调书于僦居之纸窗竹屋。
据此《嘉定四君集》刻成在崇祯三年春季,崇祯七年河东君在松江,其所居之地距嘉定不远,经过四五年之时日,此集必已流布于几社诸名士之间,河东君自能见及之。如《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娄贡士坚诗,其中有《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赋》一题,足证嘉定四先生颇喜与当日名姝酬酢往还,河东君得睹此类篇什必然心动,亦思仿效草衣道人之所为。揆以河东君平生之性格及当日之情势,则除其常所往来之几社少年外,更欲纳交于行辈较先之胜流,以为标榜,增其身价,并可从之传受文艺。斯复自然之理,无待详论者也。至若嘉定李宜之与王微之关系,可参赵郡西园老人(寅恪案:此乃上海李延昰之别号)《南吴旧话录》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及附注,兹不详引。又检《有学集》二十李缁仲《诗序》所言“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及申论伶玄“淫乎色,非慧男子不至”之说,疑即暗指李、王一段因缘。牧斋于王修微本末多所隐饰。如《列朝诗集》闰四《草衣道人王微小传》,不言其曾适茅元仪及后适许誉卿复不终之事实。(见《明诗综》九八妓女门《王微小传》。)盖为挚友名姝讳。其作缁仲《诗序》亦同斯旨也。
柳如是第一次之所以作嘉定之游,怀疑与谢三宾所刊刻的《嘉定四君集》有关。其中程嘉燧《松圆浪淘集》卷首谢三宾《序》后面附记说:
庚午春日,莆田宋瑴书写于垫巾楼中。
以及马元调为谢氏重刻《容斋随笔》卷首《纪事一》大致说:
去年春天,县令勾章谢公刻印子柔先生等人的文集,工匠的稿子不顺手,屡次想要散去。我马元调实际上主持校对,才谋划翻刻,以寓羁縻之意。崇祯三年三月初一,嘉定马元调书写于租住的纸窗竹屋之中。
据此《嘉定四君集》刻成于崇祯三年春季,崇祯七年柳如是在松江,她所居住的地方距离嘉定不远,经过四五年时间,这本文集必定已经流传于几社诸名士之间,柳如是自然能够见到它。如《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娄贡士娄坚的诗,其中有《秋日赴友人席,修微有作同赋》一题,足以证明嘉定四先生很喜欢与当时的名妓来往应酬,柳如是看到这类诗篇必定心动,也想效仿草衣道人王微的所作所为。按照柳如是平生的性格和当时的情势来揣度,除了她经常往来的几社少年之外,更想要结交行辈较先的名流,以作为标榜,增加自己的身价,并且可以从他们那里传授学习文艺。这又是自然的道理,不待详细论述。至于嘉定李宜之与王微的关系,可以参考赵郡西园老人(寅恪按:这是上海李延昰的别号)《南吴旧话录》卷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及附注,这里不详引。又查阅《有学集》卷二十李缁仲《诗序》中所说的“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以及申论伶玄“淫乎色,非慧男子不至”的说法,怀疑就是暗指李、王一段因缘。钱谦益对于王微的本末多有隐讳掩饰。如《列朝诗集》闰四《草衣道人王微小传》,不说她曾经嫁给茅元仪以及后来嫁给许誉卿又没有善终的事实。(见《明诗综》卷九八妓女门《王微小传》。)大概是为挚友和名妓避讳。他作李缁仲《诗序》也是同样的用意。
(译者注:陈寅恪总结柳如是两次嘉定之游的差异,并勾勒她择婿的地域与时间轨迹:崇祯八年秋晚前为松江时期;八年秋晚至九年在嘉定与盛泽之间;十一年至十三年在杭州嘉兴;此后至虞山访钱谦益,遂为一生归宿。柳如是风尘奔走近十年,终于遇钱谦益,可谓不幸中之幸。)
河东君第一次作嘉定之游,虽应有介绍之人,然今既不易考知,亦不必详究。但其作第二次之游则疑与第一次有别,即除共嘉定耆宿商讨文艺之外,更具有“观涛”之旨趣(见后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五通)。故就河东君择婿程序之地域与年月之关系约略言之,崇祯八年秋晚以前,为松江时期。八年秋晚以后至九年再游嘉定复返盛泽归家院,为嘉定盛泽间时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为杭州嘉兴时期。此后则至虞山,访牧斋于半野堂,遂为一生之归宿。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达十年之久。中间离合悲欢,极人生之痛苦。然终于天壤间得值牧斋,可谓不幸中之幸矣。古人有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见《战国策》六《赵策》、《史记》八六《刺客传·豫让传》、《汉书》六二《司马迁传》及《文选》四一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等。)河东君以儒士(见《牧斋遗事》“国朝录用前期耆旧”条所述牧斋戏称河东君为柳儒士事)而兼侠女,其杀身以殉牧斋,复何足异哉?
柳如是第一次作嘉定之游,虽然应当有介绍的人,但如今既然不容易考知,也不必详细追究。但她第二次之游则怀疑与第一次有别,即除了与嘉定耆宿商讨文艺之外,更具有“观涛”的旨趣(见后面论述柳如是《与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五通)。所以从柳如是择婿程序的地域与年月的关系约略来说,崇祯八年秋晚以前,是松江时期。八年秋晚以后到九年再次游历嘉定又返回盛泽归家院,是嘉定盛泽间时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是杭州嘉兴时期。此后则到虞山,拜访钱谦益于半野堂,于是成为一生的归宿。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乎达到十年之久。中间离合悲欢,极尽了人生的痛苦。然而终于在天壤之间遇到了钱谦益,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了。古人说过:“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见《战国策》卷六《赵策》、《史记》卷八六《刺客传·豫让传》、《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等。)柳如是以儒士(见《牧斋遗事》“国朝录用前期耆旧”条所述钱谦益戏称柳如是为柳儒士之事)而兼有侠女之气,她以身殉钱谦益,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译者注:陈寅恪介绍柳如是首次嘉定之游的主要材料来源——程嘉燧《耦耕堂存稿》中的《朝云诗八首》。他注意到《朝云诗》前五首与后三首可能分属两组,后三首及《今夕行》与唐时升有关,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只选前五首,原因未明。)
河东君首次嘉定之游,今仅从程松圆诗中得知其梗概。唐叔达时升虽亦有关涉此事之诗,但《嘉定四君集》刻成于崇祯三年春季,故唐氏所赋之诗未能收入,殊为可惜。更俟他日详检旧籍,倘获见唐氏诸诗,亦可弥补缺陷也。
上海合众图书馆藏《耦耕堂存稿》诗钞本上、中、下三卷。其中卷载有《朝云诗八首》,(孟阳之婿孙石甫介藏钞本,题作《艳诗》。刻本钞补题作《朝云诗》。此原钞本,本题《朝云诗》,旁用朱笔涂改“伎席”二字。孙石甫事迹可参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八《金望传》,及同书一九《金献士传》并《有学集》一八《耦耕堂集序》等。)《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诗》,虽选《朝云诗》,但止《耦耕堂存稿》诗此题之前五首,而无后三首。兹全录《耦耕堂存稿》诗中此题八首,略就其作成时间及河东君寓居地点,并与河东君共相往来酬和诸人,分别考述之于下。
柳如是首次嘉定之游,现在仅能从程嘉燧(字松圆)的诗中得知其梗概。唐时升(字叔达)虽然也有涉及此事的诗,但《嘉定四君集》刻成于崇祯三年春季,所以唐氏所赋的诗未能收入,很是可惜。再等将来详细查检旧籍,倘若能见到唐氏的诸首诗,也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上海合众图书馆藏有《耦耕堂存稿》诗钞本上、中、下三卷。其中卷载有《朝云诗八首》,(程嘉燧的女婿孙石甫介藏的钞本,题作《艳诗》。刻本钞补题作《朝云诗》。这个原钞本,本题《朝云诗》,旁边用朱笔涂改“伎席”二字。孙石甫的事迹可参看光绪修《嘉定县志》卷一八《金望传》,以及同书卷一九《金献士传》和《有学集》卷一八《耦耕堂集序》等。)《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诗》,虽然选了《朝云诗》,但只选了《耦耕堂存稿》诗中这一题的前五首,而没有后三首。兹全部抄录《耦耕堂存稿》诗中这一题的八首,大致就其作成时间及柳如是寓居地点,以及与柳如是共同往来酬唱诸人,分别考述如下。
(译者注:陈寅恪详细考证《朝云诗八首》的创作时间,指出诗中“送春”“针楼巧席”等句表明是从晚春到初秋,而非冬季。他推测这八首诗是陆续写成,前五首为一组,后三首为另一组,后三首及《今夕行》与唐时升有关。钱谦益选录前五首而遗去后三首,原因未明。)
今综合松圆在崇祯七年甲戌一年内所作诸诗排列次序考之,《朝云诗八首》殊有问题。此题之前诸题,自《甲戌元日闻鸡警悟》,即《朝云诗》前第十五题,为崇祯七年所赋第一诗。其他诸题如《朝云诗》前第十二题为《花朝谭文学,载酒看梅,复邀泛舟,夜归即事》,前第九题为《三月晦日过张子石留宿同茂初兄作》,前第六题为《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此皆注明月日,与诗题排列次序先后符合,甚为正确,绝无疑义。但《朝云诗》前第二首《送侯豫章之南吏部》,(寅恪案:“章”应作“瞻”。)据《侯忠节公〔峒曾〕集》首附其子所编《年谱》“崇祯七年甲戌”条云“是冬十一月之官南中”,《朝云诗》前第一题为《和韵送国碁汪幼清同侯铨曹入京先柬所知》中有“归装岁暮停”之句。又,《朝云诗》后第三题《邹二水知郡枉访有赠》,题下自注云:“南皋公孙,由汝上,流寓京口。”据《耦耕堂存稿》诗自序云:“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初视之,似《朝云诗八首》乃崇祯七年冬季所作。细绎之,诗中所言景物不与冬季相合。《耦耕堂存稿》诗钞本《朝云诗》第七首上有朱笔眉批云:“八诗自晚春叙及初秋,时序历历可想。”此批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即就此题第一首第一句“买断铅红为送春”及第七首第一句“针楼巧席夜纷纷”之语观之,可证其言正确,不必详察其余诗句也。然则此题诸诗必非一时所赋,乃前后陆续作成者。岂此题诸诗作成之后复加修改,迟至冬季始告完毕,遂编列于崇祯七年冬季耶?更有可注意者,此题八首诗中,前五首与后三首,虽时节气候相连续,然此后三首中所述款待河东君之主人,皆在其城内寓所。主人固非一人,但直接及间接与唐叔达有关。颇疑此题前五首为前一组,此题后三首为后一组。此后一组与此题八首后一题之《今夕行》,复有密切相互之关系。牧斋编选《列朝诗集》,择录《朝云诗》前五首,而遗去《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何以不为孟阳讳转为叔达讳,其故今未敢臆测。然《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与《朝云诗》前五首所赋咏者有别,亦可据此以推知矣。
如今综合程嘉燧在崇祯七年(甲戌)一年内所作各诗的排列次序来考察,《朝云诗八首》很有问题。这一题之前的各题,从《甲戌元日闻鸡警悟》,即《朝云诗》前第十五题,为崇祯七年所作的第一首诗。其他各题如《朝云诗》前第十二题为《花朝谭文学,载酒看梅,复邀泛舟,夜归即事》,前第九题为《三月晦日过张子石留宿同茂初兄作》,前第六题为《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这些都注明了月日,与诗题排列次序先后符合,非常正确,绝无疑义。但是《朝云诗》前第二首《送侯豫章之南吏部》,(寅恪按:“章”应作“瞻”。)据《侯忠节公〔侯峒曾〕集》卷首附其子所编《年谱》“崇祯七年甲戌”条说“这年冬天十一月到南中赴任”,《朝云诗》前第一题为《和韵送国碁汪幼清同侯铨曹入京先柬所知》中有“归装岁暮停”的句子。另外,《朝云诗》后第三题《邹二水知郡枉访有赠》,题下自注说:“南皋的孙子,从汝上而来,流寓在京口。”据《耦耕堂存稿》诗自序说:“甲戌冬天,我到京口五州山下祭扫闵氏妹的坟墓。”初看之下,似乎《朝云诗八首》是崇祯七年冬季所作。仔细推究,诗中所说的景物与冬季不相符合。《耦耕堂存稿》诗钞本《朝云诗》第七首上有朱笔眉批说:“八首诗从晚春叙述到初秋,时序历历可想。”这个批语虽然不知道出自何人之手,但就从这一题第一首第一句“买断铅红为送春”和第七首第一句“针楼巧席夜纷纷”的话来看,可以证明其说法正确,不必详细察考其余的诗句了。那么这一题各诗必定不是同一时间所作,而是前后陆续写成的。难道是这一题各诗写成之后又加以修改,迟至冬季才告完成,于是编列在崇祯七年冬季吗?更值得注意的,这一题八首诗中,前五首与后三首,虽然时节气候相连续,但是这后三首中所述款待柳如是的主人,都在其城内寓所。主人固然不是一个人,但直接及间接与唐时升(字叔达)有关。颇怀疑这一题前五首为前一组,这一题后三首为后一组。这后一组与这一题八首后面一题的《今夕行》,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选录了《朝云诗》前五首,而遗去了《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为什么不为程嘉燧避讳反而为唐时升避讳,其中的缘故我现在不敢臆测。然而《朝云诗》后三首及《今夕行》,与《朝云诗》前五首所赋咏的内容有所不同,也可以据此来推知了。
(译者注:陈寅恪开始考证程嘉燧、唐时升等人在嘉定的居宅或别墅所在,这是理解程嘉燧为柳如是所作绮怀诸诗的前提。他引用程嘉燧《耦耕堂集自序》等材料,说明程嘉燧在嘉定的居所变迁。)
今欲考此次河东君嘉定之游,所居住游宴之地,必先就程孟阳嘉燧、唐叔达时升、张鲁生崇儒、张子石鸿磐、李茂初元芳、孙火东元化诸人居宅或别墅所在,约略推定,然后松圆为河东君此次游练川所作绮怀诸诗,始能通解也。
程松圆嘉燧《耦耕堂集自序》云:
天启〔五年〕乙丑五月由新安至嘉定,居香浮阁。宋比玉〔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度岁于此,梅花时所题也。〔崇祯三年〕庚午四月,携琴书至拂水,比玉适偕,钱受之属宋作八分书“耦耕堂”,自为之记。〔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余偶归,而唐兄叔达适至,因取杜诗“相逢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之句颜西斋曰“成老亭”。先是〔崇祯四年〕辛未冬娄兄物故,已不及见移居。〔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
现在想要考证这次柳如是嘉定之游,所居住游宴的地点,必须先就程嘉燧(字孟阳)、唐时升(字叔达)、张崇儒(字鲁生)、张鸿磐(字子石)、李元芳(字茂初)、孙元化(字火东)等人的住宅或别墅所在,约略推定,然后程嘉燧为柳如是这次游历嘉定(练川)所作的绮怀诸诗,才能通晓理解。
程嘉燧《耦耕堂集自序》说:
天启五年(乙丑)五月从新安到嘉定,居住在香浮阁。宋珏(字比玉)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在这里度岁,是梅花时节所题写的。崇祯三年(庚午)四月,携带琴书到拂水,宋珏恰好同来,钱谦益(字受之)嘱咐宋珏用八分书写“耦耕堂”,自己为它作记。崇祯五年(壬申)春,两个儿子移居西城。我偶然回来,而唐兄时升恰好到来,于是取杜甫诗“相逢成二老,来往亦风流”的句子,将西斋题名为“成老亭”。在此之前,崇祯四年(辛未)冬娄兄娄坚去世,已经来不及看到移居。崇祯七年(甲戌)冬,我到京口五州山下祭扫闵氏妹的坟墓,过江回来,已经逼近除夕,于是感慨老成之人没有几个可以相见了,就留在这里,日夜与唐兄寻花问柳于东邻西圃,像这样过了两年,而唐兄也仙逝了。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垫巾楼”的位置和命名。垫巾楼在嘉定城南,是汪明际为程嘉燧、宋珏等人开辟的饮酒赋诗之所。楼名取郭林宗“林宗巾”的典故,以山人处士身份自比。)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云:
垫巾楼,辅文山后,积谷仓前。员外郎汪明际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
同书一九《汪明际传》略云:
汪明际,字无际,一字雪庵。弱冠名籍甚,精易学,工诗画。万历戊午举于乡,选寿昌教谕。(寅恪案:乾隆修《严州府志》十《官师表》,载明崇祯间寿昌县教谕,有“汪无际,嘉定人”。)读书魏万山房,倡导古学。迁国子学录,历都察院司务,营缮司主事,晋员外郎。督修京仓,以疾告归。给谏邹士楷遗书劝驾,拟特疏荐举,辞。后以同官接管误工,拜杖死。子彦随,字子肩,工画。崇祯〔六年〕癸酉副榜。痛父冤殁,终身庐墓。
徐沁明《画录》五云:
汪明际,字无际,余姚人,占籍华亭。登乡荐。画山水,苍凉历落,笔致秀逸,以士气居胜。
光绪年间修《嘉定县志》卷三十《第宅园亭门》说:
垫巾楼,在辅文山后面,积谷仓前面。员外郎汪明际开辟,作为程嘉燧、宋珏等人饮酒赋诗之所。
同书卷一九《汪明际传》大致说:
汪明际,字无际,又字雪庵。二十岁时名声很大,精通易学,擅长诗画。万历戊午年乡试中举,被选为寿昌县教谕。(寅恪按:乾隆年间修《严州府志》卷十《官师表》,记载明代崇祯年间寿昌县教谕,有“汪无际,嘉定人”。)在魏万山房读书,倡导古学。升任国子监学录,历任都察院司务、营缮司主事,晋升员外郎。督修京仓,因病告归。给谏邹士楷写信劝他出仕,打算特上奏疏推荐他,他推辞了。后来因为同僚接管时误工,被杖责而死。儿子汪彦随,字子肩,擅长绘画。崇祯六年(癸酉)副榜。痛心父亲冤死,终身在墓旁守庐。
徐沁《明画录》卷五说:
汪明际,字无际,余姚人,占籍华亭。乡试中举。画山水,苍凉历落,笔致秀逸,以士气取胜。
(译者注:陈寅恪进一步考证程嘉燧在嘉定的居所变迁。他指出程嘉燧自万历四十年至崇祯五年寄居在城南垫巾楼,崇祯五年春后移居西城。垫巾楼与西城寓所非同一地,与柳如是的嘉定之游无关。)
寅恪案:孟阳以新安人侨寓嘉定,虽早欲买田宅于练川,而未能成。(见《松圆浪淘集·总目》“蓬户卷四”目下注云:“〔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葬毕还吴,同孙三履和至梁宋间。〔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五年〕丁酉,皆闲居,日从丘〔子成集〕、张〔茂仁应武〕二丈,唐〔叔达时升〕、娄〔子柔坚〕二兄晤言,有《蓬户诗》。买田城南未成。”及《空斋卷五》载《买田宅未成,戏为俚体》诗,首二句云:“城南水竹称幽情,几念还乡买未成。”)故在崇祯五年春,移居西城以前,往往寄居友人别业。其在嘉定寓居之垫巾楼,亦略同于常熟拂水山庄之耦耕堂。耦耕堂之得名,已详载于《初学集》四五《耦耕堂记》。垫巾楼之名亦与此相同,实出孟阳友人所题,而非松圆所自名也。《后汉书·列传》五八《党锢传·郭太传》云:
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如此。
寅恪按:程嘉燧(字孟阳)以新安人的身份侨寓嘉定,虽然早想在练川买田宅,但未能成功。(见《松圆浪淘集·总目》“蓬户卷四”目下注说:“〔万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葬毕还吴,同孙三履和至梁宋间。〔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五年〕丁酉,皆闲居,每日跟从丘子成、张茂仁二位丈人,唐时升、娄坚二位兄长晤谈,有《蓬户诗》。买田城南未成。”以及《空斋卷五》载《买田宅未成,戏为俚体》诗,首二句说:“城南水竹称幽情,几念还乡买未成。”)所以在崇祯五年春,移居西城以前,往往寄居友人的别墅。他在嘉定寓居的垫巾楼,也大致类似于常熟拂水山庄的耦耕堂。耦耕堂的得名,已经详细记载于《初学集》卷四五《耦耕堂记》。垫巾楼的名字也与此相同,实出于程嘉燧友人所题写,而不是他自己命名的。《后汉书·列传》卷五八《党锢传·郭太传》说:
曾经在陈国、梁国之间行走,遇到下雨,头巾的一角垫湿了。当时的人就故意折起头巾的一角,称为“林宗巾”。他被人仰慕到了这种程度。
(译者注:陈寅恪辨析“城南”与“西城”的区别。程嘉燧自万历四十年至崇祯五年寄居在城南垫巾楼,崇祯五年春后移居西城,两者有城墙相隔。垫巾楼与柳如是的嘉定之游无关。)
盖孟阳以山人处士之身份,故可借林宗之故事以相比。若孟阳本人,似不应以此名自夸。至于汪无际后来由乡荐,(寅恪案:光绪修《嘉定县志》一四《选举志·科贡门》“举人”栏,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载有汪明际之名。)仕至员外郎,其在孟阳僦居之前,尚希用世,更不宜即以处士终身之林宗自况,亦甚明矣。然则此楼之名,岂汪氏特为松圆而命耶?俟考。
大抵程孟阳以山野隐士的身份,所以可以借用郭林宗(郭太)的故事来比拟。若是孟阳本人,似乎不应当用此名来自夸。至于汪无际后来由乡试中举(寅恪按:光绪年间修《嘉定县志》卷一四《选举志·科贡门》“举人”栏,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年记载有汪明际的名字),官至员外郎,他在孟阳租住之前,尚且希求入世为官,更不应当以终身不仕的林宗自比,这也是很明白的。既然如此,那么这座楼的名字,难道是汪氏特地为了程嘉燧(字松圆)而命名的吗?待考。
(译者注:陈寅恪继续辨析“城南”与“西城”的方位区别。他指出“城南”指城墙以外以南,“西城”指城内西部,两者有城墙相隔。这一区分对于理解柳如是在嘉定的居住游宴地点很重要,因与唐时升园圃的位置有关。)
复次,取《松圆浪淘集·总目》“春帆卷十三”下注略云:“〔万历四十年〕壬子秋僦居城南垫巾楼,与唐孟先同舍并居。〔四十一年〕癸丑冬宋比玉〔珏〕至。”并《春帆集》中《移居城南送李缁仲〔宜之〕乡试,并寄〔龚〕仲和〔方中〕》《垫巾楼中宋比玉对雪鼓琴》两题,及《松寥卷十四·元日同唐孟先垫巾楼晏坐》,又,前引《浪淘集》首谢三宾《序》后附“庚午春莆阳宋瑴书于垫巾楼中”及孟阳《耦耕堂集自序》“〔崇祯五年〕壬申春二子移居西城”等语,综合观之,则知孟阳自万历四十年秋至崇祯五年春,二十年间,其在嘉定,乃寄居汪无际城南之垫巾楼,而与崇祯五年春间以后所移居之西城寓所非同一地,自与河东君嘉定之游不相关涉者也。盖昔人“城南”一词,习指城墙以外之南方而言,如《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博陵崔护”条“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等,可为例证。孟阳习于旧籍成语,自故用此界说。至其所谓西城,则指城内之西部。由是言之,“城南”与“西城”,其间实有城墙之隔离也。此点似无足关轻重,但以与河东君在嘉定居住游宴之问题有关,且孟阳诗中屡见“垫巾楼”之名,易致淆混,遂不避烦琐,先辨之如此。余可参下论唐时升园圃条等。
再者,取《松圆浪淘集·总目》“春帆卷十三”下注释大致说:“〔万历四十年〕壬子年秋天租住在城南的垫巾楼,与唐孟先(唐时升)同舍并居。〔四十一年〕癸丑年冬天宋比玉(宋珏)到来。”以及《春帆集》中的《移居城南送李缁仲(李宜之)乡试,并寄〔龚〕仲和(龚方中)》《垫巾楼中宋比玉对雪鼓琴》两题,还有《松寥卷十四·元日同唐孟先垫巾楼晏坐》,又,前面引用的《浪淘集》卷首谢三宾《序》后附有“庚午年春天莆田宋瑴书写于垫巾楼中”以及孟阳《耦耕堂集自序》“〔崇祯五年〕壬申年春两个儿子移居西城”等话,综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程孟阳从万历四十年秋天到崇祯五年春天,二十年间,他在嘉定,乃是寄居在汪无际位于城南的垫巾楼,而与崇祯五年春天以后所移居的西城寓所不是同一个地方,自然与柳如是的嘉定之游没有关系。因为古人“城南”一词,习惯上指城墙以外以南的地方,如《辛氏三秦记》中的“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博陵崔护”条中的“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等,可以作为例证。程孟阳熟悉旧籍成语,自然沿用这一界说。至于他所说的西城,则是指城内的西部。由此说来,“城南”与“西城”,其间实在有城墙相隔。这一点似乎无关轻重,但因为与柳如是在嘉定居住游宴的问题有关,而且孟阳诗中多次出现“垫巾楼”的名称,容易引起混淆,于是不避繁琐,先辨析如此。其余可参看下面论述唐时升园圃等条目。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唐时升的宅圃位置,引用《嘉定县志》等材料,指出唐时升宅在北城(城内西北区),其园圃与居舍相连,有梅庵、娱晖亭、紫萱冈、琴台等景。程嘉燧崇祯五年春移居西城后,成为唐时升的东邻,两人日夜“寻花问柳”,这句可能别有含义。)
《列朝诗集》丁一三上《唐处士时升小传》略云:
黄世祚等修《嘉定续志》附前志一九《人物志·文学门·唐时升传》考证云:
时升工山水。有《西隐寺纳凉册》六幅,随意挥洒,颇得云林天趣。自题云:“余不善画,亦不工书。〔万历十九年〕辛卯长夏,避暑西隐之竺林院。山窗无事,用遣岑寂,非敢与前人计争巧拙也。留与元老禅兄一笑。”程庭鹭、施锡卫皆有跋。又,宋道南曾见先生画幅,石摹子久,树仿云林,颇神似。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处士唐时升宅”条云:“北城。”其后附张鹏翀(寅恪案:鹏翀嘉定人。事迹见《嘉定县志》一六《宦迹门》及《清史稿》五百九《艺术传》等。又,《嘉定县志》二七《艺文志·别集类》载:“《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张鹏翀著。”)《过叔达先生故居》云:
吾乡四先生,程、李、娄与唐。阅世未百年,遗迹多苍茫。惟有唐翁居,犹在北郭旁。今朝好风日,邻曲春酒香。招呼共娱乐,醉步校猎场(寅恪案:“校猎场”谓演武场也)。回桥俯清溪,新柳三两行。宛然幽人姿,疏梅出颓墙。叩门伫立久,春风为低昂。入门抚奇树,云已百岁强。念此手泽存,剪拜毋敢伤。更有古桂花,四时自芬芳。先生手摩挲,黄雪名其堂。庭之枣纂纂,河之水洋洋。灌园足自给,不藉耕与桑。(下略。)
同书同卷“唐氏园”条云:
演武场西。中有梅庵,娱晖亭。有土阜名紫萱冈。架石为读书台,亦名琴台。唐时升辟。
同书二《官署门》“演武场”条云:
旧在西门外,高僧桥西。今在西城七图。基地三十三亩七分三厘九毫。明正统二年,巡抚周忱建广储库,贮官布。嘉靖十五年,知县李资坤改演武场。二十三年,知县张重增筑外垣,建讲武堂。垣与堂久废。国朝因之。(寅恪案:《嘉定县志》三十《古迹门》“城头”条附张陈典《寻疁城故址》诗云:“有元于此地,曾设演武场。”可知嘉定县之演武场乃元代所建,本在城外。明嘉靖十五年改西城内之广储库为演武场。故今《嘉定县志》卷首县城图所绘演武场,即在城内。唐氏园东之演武场,自应在城内。恐读者误解,特附识于此。又,《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载崇祯中诸生王绂《同朱介繁观演武场团练》诗,并可参阅,以资谈助。)
同书三一《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略云:
西城七图。元泰定元年僧悦可建。明万历十八年僧存仁修。徐学谟、张其廉增创竺林院藏经阁。
《列朝诗集》丁一三上《唐处士时升小传》大致说:
黄世祚等人修《嘉定续志》附前志卷一九《人物志·文学门·唐时升传》考证说:
唐时升擅长山水画。有《西隐寺纳凉册》六幅,随意挥洒,颇有云林山水的天然情趣。自题说:“我不擅长画画,也不擅长书法。〔万历十九年〕辛卯年长夏,到西隐寺的竺林院避暑。山窗无事,用来排遣寂寞,不敢与前人计较巧拙。留给元老禅兄一笑。”程庭鹭、施锡卫都有题跋。又,宋道南曾见先生画幅,石头摹仿黄公望(字子久),树木仿效倪瓒(号云林),颇为神似。
光绪年间修《嘉定县志》卷三十《第宅园亭门》“处士唐时升宅”条说:“北城。”其后附张鹏翀(寅恪按:张鹏翀是嘉定人。事迹见《嘉定县志》卷一六《宦迹门》及《清史稿》卷五〇九《艺术传》等。又,《嘉定县志》卷二七《艺文志·别集类》载:“《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张鹏翀著。”)《过叔达先生故居》诗说:
我乡四位先生,程、李、娄与唐。经历世事不到百年,遗迹大多苍茫。只有唐翁的居处,还在北郭旁边。今日风日晴好,邻里的春酒飘香。招呼一起娱乐,醉步走到校猎场(寅恪按:“校猎场”指演武场)。回桥俯看清溪,新柳三两行。宛然幽隐之人的姿态,疏梅从颓墙中伸出。敲门伫立许久,春风为之低昂。入门抚摩奇树,说已经百岁有余。念及此先人手泽犹存,剪枝拜谒不敢损伤。更有古桂花树,四季自然芬芳。先生亲手摩挲,以“黄雪”命名其堂。庭中的枣树果实累累,河水洋洋。灌园足以自给,不依靠耕田与采桑。(下略。)
同书同卷“唐氏园”条说:
演武场西面。其中有梅庵、娱晖亭。有土丘名叫紫萱冈。架石为读书台,也名琴台。唐时升开辟。
同书卷二《官署门》“演武场”条说:
旧时在西门外,高僧桥西。如今在西城七图。基地三十三亩七分三厘九毫。明正统二年,巡抚周忱建广储库,贮藏官布。嘉靖十五年,知县李资坤改为演武场。二十三年,知县张重增筑外垣,建讲武堂。垣墙与堂屋早已废弃。清朝沿袭下来。(寅恪按:《嘉定县志》卷三十《古迹门》“城头”条附张陈典《寻疁城故址》诗说:“有元于此地,曾设演武场。”可知嘉定县的演武场是元代所建,本来在城外。明嘉靖十五年将西城内的广储库改为演武场。所以现在的《嘉定县志》卷首县城图所绘的演武场,就在城内。唐氏园东面的演武场,自然应在城内。恐怕读者误解,特此附记。又,《嘉定县志》卷三二《轶事门》记载崇祯年间诸生王绂《同朱介繁观演武场团练》诗,也可以参阅,以资谈助。)
同书卷三一《寺观门·县城》“西隐寺”条大致说:
西城七图。元泰定元年僧悦可修建。明万历十八年僧存仁重修。徐学谟、张其廉增建竺林院藏经阁。
(译者注:陈寅恪引用唐时升《园中十首》中的两首,以见唐时升的田园生活。这些诗描写了唐时升灌园、耕作的隐逸生活,与柳如是的嘉定之游无直接关系,但有助于理解嘉定文人的生活环境和心态。)
《列朝诗集》丁一三唐处士时升《园中十首》,其二云:
自为灌园子,职在耒耜间。秋来耕耨罢,独往仍独还。河水清且涟,紫蓼被其湾。踌躇落日下,聊用娱心颜。瓠叶黄以萎,其下生茅菅。遂恐穿堤岸,嘉蔬受扳援。丁宁戒僮仆,耰锄当宿闲。宴安不可为,古称稼穑艰。
其六云:
昔我游京华,达者日晤言。著书三公第,开宴七贵园。中心既无营,澹若蓬荜门。归来治环堵,无计以自温。批葱疏平圃,种薤满高原。不辞筋力尽,所苦人事繁。虽有方丈食,不如一壶餐。非力不自食,大哉此道尊。
《列朝诗集》丁一三唐处士时升《园中十首》,其二说:
自已成为灌园的人,职责在农具之间。秋来耕耘锄草结束,独自前往仍独自回还。河水清澈且泛起涟漪,紫蓼覆盖着河湾。踌躇在落日之下,姑且用来愉悦心颜。瓠叶已经枯黄萎落,其下生长着茅草和菅草。于是担心它们穿透堤岸,使嘉美的蔬菜受到攀援。叮咛告诫僮仆,耰锄应当在夜间闲置。安逸享乐不可为,古人称道稼穑艰难。
其六说:
往昔我游历京华,与通达之人日日晤谈。在三公的宅第著书,在七贵的园圃开宴。内心既然无所经营,淡泊如同蓬草荊条编成的门。归来整治四周的土墙,没有办法使自己温暖。分栽葱于平坦的园圃,种植薤于整个高原。不推辞筋力用尽,所苦的是人事繁多。虽有方丈大的食物,不如一壶粗饭。不是自己出力就不自己食用,此道真是伟大而尊崇。
(译者注:陈寅恪引用唐时升《题娱晖亭四首》,描写其园中娱晖亭的景色,其中“冈腰暮霭凝碧”指紫萱冈,“北寺”指西隐寺。这些诗有助于了解嘉定文人的园林环境。)
同书同卷《题娱晖亭四首》(《嘉定四君集》中《三易集》,此题原为八首)云:
负郭家家水竹,残春处处烟花。开尊欲栖鸟雀,举网频得鱼虾。
春霁耰锄札札,昼长棋局登登。行就南邻酒伴,立谈北寺归僧。(寅恪案:“北寺”当指西隐寺。)
风拗藤丝脱树,雨余柳絮为萍。闲居莫来莫往,小酌半醉半醒。
鹊喜携尊新客,鱼迎散食小僮。冈腰暮霭凝碧,(寅恪案:此指紫萱冈。)水面残阳漾红。
同书同卷《题娱晖亭四首》(《嘉定四君集》中《三易集》,此题原为八首)说:
背城而居家家有水有竹,残春时节处处烟花。开樽饮酒想要招栖鸟雀,举网频频得到鱼虾。
春晴时耰锄发出札札之声,白昼漫长棋局响起登登之音。走去就南邻的酒伴,站着与北寺归来的僧人交谈。(寅恪按:“北寺”应当指西隐寺。)
风拗断了藤丝从树上脱去,雨后的柳絮化为浮萍。闲居时莫要来往,小酌时半醉半醒。
喜鹊报喜携樽迎来新客,鱼儿迎接撒食的小僮。山冈腰部的暮霭凝成碧色,(寅恪按:此指紫萱冈。)水面上的残阳荡漾着红色。
(译者注:陈寅恪引用程嘉燧《赠西邻唐隐君诗》,证明程嘉燧移居西城后成为唐时升的东邻。诗中“西邻唐隐君”即唐时升,程嘉燧自称东邻,两人日夜“寻花问柳”,这句可能别有含义。)
《耦耕堂存稿》诗卷中《赠西邻唐隐君诗》云:
西家清池贯长薄,中垒岑隅望青郭。仲长岂羡帝王门,樊须自习丘园乐。春前土菘美如玉,雨后露茄甘胜酪。邻翁拾果换金钱,溪鸟衔鱼佐杯勺。君家老兄山泽儒,诗文咳唾成玑珠。长篇短句杂谣咏,名(如?)君乐事世所无。山中旧业今乌有,十年衣食常奔走。归来虽曰耦耕人,儿女东西不糊口。茅斋稻畦村巷东,花时招我邻舍翁。今年春秋富佳日,药阑芰沼连桂丛。安得逐君种鱼翦韭仍披葱,不愿吹竽列鼎兼鸣钟。
《耦耕堂存稿》诗卷中《赠西邻唐隐君诗》说:
西邻人家的清池贯通长林,中垒的山隅遥望青翠的城郭。仲长统岂会羡慕帝王之门,樊须自然学习丘园之乐。春前的土菘美如白玉,雨后的露茄甘甜胜过奶酪。邻翁拾取果实换取金钱,溪鸟衔来鱼儿佐助杯勺。您家老兄是山泽儒士,诗文脱口而出即成珠玑。长篇短句夹杂谣歌咏唱,像您这样的乐事世间所无。山中的旧业如今已乌有,十年衣食常常奔走。归来虽然说是在田间耦耕的人,儿女东西离散难以糊口。茅屋稻田位于村巷之东,花开时节招呼我这位邻舍老翁。今年春秋是富足的佳日,药栏芰沼连接着桂丛。怎能追随您种鱼剪韭又分葱,不愿吹竽列鼎兼鸣钟。
(译者注:陈寅恪综合考证唐时升宅圃的方位,认为位于嘉定城内西北区,故可称北城或西城。程嘉燧移居西城后,成为唐时升的东邻。他又辨析“东南风”与“东风”的典故,指出“借东风”是俗语之误,顺便批评流俗。这一辨析与考证孟阳、叔达居宅方位有关。)
寅恪案:牧斋言叔达“锄舍后两畦地,剪韭种菘”,可知其园圃与居舍相连接,实为一地。其地乃位于嘉定县城内之西北区。《嘉定县志》所载“唐时升宅”条,谓在北城。张抑斋诗谓在“北郭旁”。但同书“演武场”条及“西隐寺”条谓演武场及西隐寺俱在西城。盖唐氏宅圃之位置,实在城内之西北区,故可言在北城,亦可言在西城也。孟阳崇祯五年春以后移居西城,作叔达兄弟之东邻:(此据松圆崇祯七年甲戌所赋《赠西邻唐隐君》诗,假定唐隐君为叔达之兄弟行,因而推得之结论。如唐隐君非叔达之兄弟行,则须更考也。又,前引孟阳《耦耕堂集自序》云:“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东邻”孟阳自指,“西圃”指叔达。斯亦孟阳所居实在叔达园圃东之一旁证也。又,孟阳《序》中所谓“寻花问柳”疑别有含义耶?一笑!)又据孟阳《今夕行》“南邻玉盘过(送)八珍”(见下引此诗全文并附论),则孟阳所居复在叔达宅圃之北,若详确言之,则叔达实为孟阳之西南邻,不过孟阳省去“西”字耳。昔人赋咏中涉及方位地望者,以文字、声律、字句之关系,往往省略一字,如《三国志》五四《吴书》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述黄盖诈降曹操事云:“时东南风急。”《全唐诗》第八函杜牧四《赤壁(七绝)》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盖牧之赋七言诗,以字数之限制,不得不省“东南风”为“东风”。实则当时曹军在江北,孙军在江南,“东”字可省,而“南”字不可略。今俚俗“借东风”之语,已成口头禅,殊不知若止借东风,则何能烧走曹军?倘更是东北风者,则公瑾、公覆转如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所谓“灰飞烟灭”,而阿瞒大可锁闭二乔于铜雀台矣。一笑!兹因考定孟阳与叔达居宅所在,附辨流俗之误于此。博识通人或不以支蔓见讥耶?
寅恪按:钱谦益说唐叔达“锄去屋后两畦地,剪韭菜种白菜”,可知其园圃与居舍相连接,实际上是一处地方。其地位于嘉定县城内的西北区。《嘉定县志》所载“唐时升宅”条,说在北城。张抑斋诗说在“北郭旁”。但同书“演武场”条及“西隐寺”条说演武场和西隐寺都在西城。大概唐氏宅圃的位置,实际在城内的西北区,所以可以说在北城,也可以说在西城。程孟阳崇祯五年春天以后移居西城,作为唐叔达兄弟的东邻:(这是根据程嘉燧崇祯七年甲戌年所赋《赠西邻唐隐君》诗,假定唐隐君是唐叔达的兄弟辈,因而推得的结论。如果唐隐君不是唐叔达的兄弟辈,则须再考。又,前面引用的孟阳《耦耕堂集自序》说:“日夜与唐兄寻花问柳于东邻西圃,像这样过了两年。”“东邻”是孟阳自称,“西圃”指叔达。这也是孟阳所居实在叔达园圃东边的一个旁证。又,孟阳《序》中所说的“寻花问柳”怀疑别有含义呢?一笑!)又据孟阳《今夕行》“南邻玉盘过(送)八珍”(见下面所引此诗全文并附论),那么孟阳所居又在叔达宅圃之北,若详细准确地说,则叔达实际上是孟阳的西南邻,不过孟阳省略了“西”字罢了。古人赋诗吟咏中涉及方位地望的,因为文字、声律、字句的关系,往往省略一个字,如《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卷九《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叙述黄盖诈降曹操之事说:“当时东南风急。”《全唐诗》第八函杜牧《赤壁》(七言绝句)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因为杜牧写七言诗,受字数的限制,不得不把“东南风”省作“东风”。实际上当时曹军在江北,孙军在江南,“东”字可以省略,而“南”字不可省略。如今俚俗“借东风”的说法,已成口头禅,却不知道如果只借东风,那怎么能烧走曹军?倘若更是东北风的话,那么周瑜、黄盖反而会像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所说的“灰飞烟灭”,而曹操大可把二乔锁闭在铜雀台了。一笑!因为考证确定孟阳与叔达居宅的所在,顺便辨析流俗的误解于此。博学通达之士或许不会以支离蔓衍来讥笑我吧?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张崇儒的薖园,位于鹤槎山西,是程嘉燧、宋珏等人饮酒赋诗之所,内有招隐亭、老桂数十株。张崇儒字鲁生,是张廷棫的族孙,与程嘉燧等交游。薖园与柳如是的嘉定之游有关。)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薖园”条(参张承先《南翔镇志》一一《园亭门》“薖园”条)云:
鹤槎山西,张崇儒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亭名“招隐”。植桂数十株。(《南翔镇志》作“老桂四十株”。)宝珠山茶,百余年物。
程嘉燧诗:“秋月当门秋水深,岸花寂历野虫吟。西窗旧事人谁在,溪雨梧风夜罢琴。”(寅恪案:此诗见《松圆浪淘集·春帆一三》,题作《八月夜过鲁生题扇》。)
张承先《南翔镇志》六《文学门·张廷棫传》略云:
张廷棫,字子薪,兵部郎楙族子。工诗文,与李孝廉流芳、程山人嘉燧为友。族孙崇儒字鲁生,筑招隐亭,名流多过从觞咏,风致可想见云。
同书一一《园亭门》“薖园”条附杨世清《薖园耆英会诗序》略云:
溪北三里张氏薖园在焉。中有招隐亭,植桂数十本,间以梅杏,环以翠篠,真幽人之居也。昔长琴山人雅与松园(圆)诗老长蘅先生辈善,时时过从,觞咏弗绝。所谓数十株者,固已干霄合抱,偃蹇连蜷。花时一林黄雪,香闻数里。予时一寓目,窃叹前辈宴游,未觏此盛。予屡欲偕耆年过之,每届花时,辄以他阻。〔康熙三十年〕己未秋闰乃得邀〔柯〕集庵〔时〕萍庵诸老偿宿愿焉。
光绪年间修《嘉定县志》卷三十《第宅园亭门》“薖园”条(参看张承先《南翔镇志》卷一一《园亭门》“薖园”条)说:
鹤槎山西面,张崇儒开辟。是程嘉燧、宋珏等人饮酒赋诗的地方。亭子名叫“招隐”。种植桂树数十株。(《南翔镇志》作“老桂四十株”。)宝珠山茶,是百余年之物。
程嘉燧诗:“秋月当门秋水深,岸花寂历野虫吟。西窗旧事人谁在,溪雨梧风夜罢琴。”(寅恪按:此诗见《松圆浪淘集·春帆卷一三》,题作《八月夜过鲁生题扇》。)
张承先《南翔镇志》卷六《文学门·张廷棫传》大致说:
张廷棫,字子薪,兵部郎张楙的同族侄子。擅长诗文,与李举人流芳、程山人嘉燧为友。族孙张崇儒字鲁生,修筑招隐亭,名流多来往饮酒赋诗,风致可以想见。
同书卷一一《园亭门》“薖园”条附杨世清《薖园耆英会诗序》大致说:
溪北三里处张氏的薖园在那里。其中有招隐亭,种植桂树数十棵,间杂以梅花杏树,环绕以翠绿的小竹,真是隐士的居处。往时长琴山人雅好与松园诗老李流芳(字长蘅)等人友善,时时来往,饮酒赋诗不绝。所谓数十株桂树,早已高耸入云、两手合抱,屈曲盘绕。开花时满林如黄雪,香气传数里。我当时一睹其景,私下感叹前辈的宴游,没有见到过这样盛大的。我屡次想要偕同耆年之人前往,每到花开时节,总是因为其他事情阻碍。〔康熙三十年〕己未年闰秋才得以邀请柯集庵、时萍庵诸老偿还了宿愿。
(译者注:陈寅恪考证孙元化宅的位置,位于西城天香桥。孙元化是明末登莱巡抚,因用辽人守登州导致孔有德之叛而被杀。其子孙和斗曾帮助解救陈子龙的遗孤,陈寅恪借此考证清初对陈子龙遗孤的庇护,以及孙、王、宋等人的关系。)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孙中丞元化宅”条云:
西城拱六图,天香桥。
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平桥丛桂近诸天,小巷垂杨记隐仙。雨过清池常贮月,云深乔木不知年。抱琴人立香花外,洗砚僮归草色边。迟尔清尊同啸咏,莫因兴尽又回船。”原注:“桥因薖园丛桂得名,西有法华庵。”据此,则隐仙巷别有薖园,未详谁筑。
同书一六《宦迹门·孙致弥传》略云:
孙致弥,初名翙,字恺似,一字松坪。明登莱巡抚元化孙。父和斗,字九野,一字钟陵。笃于孝友,埋名著述,不与世故。元化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不应。尝经理侯峒曾家事,计脱陈子龙遗孤,有古人风。致弥才思藻逸,书法逼似董文敏,诗词跌宕流逸。总纂《佩文韵府》,书垂成而卒,年六十八。(寅恪案:《佩文韵府》首载清圣祖《序》云:“〔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又,孙和斗计脱陈子龙遗孤事,可参杨陆荣编《三藩纪事本末》四《杂乱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兆胜据城以叛”条。其文云:“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执子龙于广富林。子龙乘间赴水死。出其尸戮之。子特陈方五岁,亦论杀。”据《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及沄撰《张孺人三世苦节传》,卧子之子名嶷,字孝岐,生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冬。今杨氏书以特陈为子龙子之名,又谓顺治四年其年“方五岁”,皆与王氏所言不同,自是讹误。《三世苦节传》又云:“〔张孺人〕抱孤儿,变姓氏,毁容羸服,远避山野,如是者累岁,嶷始成立。孺人乃还故乡。”则疑张孺人实避居嘉定,而九野乃保存陈氏孤儿之人。特胜时作《传》时,有所忌讳,不欲显言之耳。《志传》言九野父之旧部曲多贵显,讽之仕,终不应。盖火东旧部如孔有德、耿仲明等,皆为辽东人于明末降清者,且初阳官登莱巡抚,以用辽人之故,遂有孔、耿之叛,竟坐此弃市。及建州入关,此辈辽人降将在新朝为显贵。九野虽不仕清,当亦可间接借其势力以庇护陈氏遗孤也。复据《清史稿》二四十《耿仲明传》,仲明以部卒匿逃人,畏罪自经死。然则清初法制严酷如此,王氏隐讳保存陈氏遗孤者之姓名,更有不得已之苦衷也。检《初学集》五一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徐公墓志铭》,其文略云:“公姓徐氏,嘉兴海盐人也,讳从治,字仲华。崇祯四年辛未起山东武德道兵备,及淮,而孔有德叛,攻陷济南六邑。倍道宵征赴监军之命于莱。无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二月朔与莱抚谢公琏同日受事,即日贼已抵城下。四月十六日〔贼徒〕架〔孙〕元化所遗西洋大炮,攒击城西南隅,势甚厉。公方简阅丁壮,指麾出战,炮中颡额,身仆血膋中。莱抚驰而抚之,绝矣。”考牧斋此文,乃据方拱乾所撰《仲华行状》而作,与管葛山人,即海盐彭孙贻之《山中闻见录·徐从治传》,俱出一源,惟骏孙作《传》,兼采钱氏之文,故微有不同耳。仲华主剿,初阳主抚,旨趣大异,于此姑不置论。所可注意者,则徐氏之死,实因孙氏所遗之大炮所致一事也。又,初阳用辽丁三千驻防登州之本末,可参《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关于“孙中丞元化”诸条。其中引赵俞之言曰:“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以其越出本文范围,兹不具论。至满洲语所以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称为“尼堪超哈”者,推原其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此点可参清《文献通考》七七《职官考》及一七九《兵考》。《清史列传》四《佟养性传》及七八《祝世昌传》。《清史稿》二三七《佟养性传》及二四五《祝世昌传》。并《茶余客话》六“红衣袍”条等。倘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又偶检《梅村家藏稿》二八《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其中以嵇康比陈卧子,山涛比宋辕文,自比向秀、阮籍。据此推知,辕文当有暗中协助卧子遗孤之事。王胜时与辕文关系颇密,宋氏协助之事,或由王氏间接为之耶?)
光绪年间修《嘉定县志》卷三十《第宅园亭门》“孙中丞元化宅”条说:
西城拱六图,天香桥。
孙致弥《友人见访不识敝居》诗:“平桥丛桂近诸天,小巷垂杨记隐仙。雨过清池常贮月,云深乔木不知年。抱琴人立香花外,洗砚僮归草色边。迟尔清尊同啸咏,莫因兴尽又回船。”原注:“桥因薖园丛桂得名,西有法华庵。”据此,则隐仙巷另有薖园,不详是谁所筑。
同书卷一六《宦迹门·孙致弥传》大致说:
孙致弥,初名孙翙,字恺似,又字松坪。是明代登莱巡抚孙元化的孙子。父亲孙和斗,字九野,又字钟陵。笃行孝友,埋首于著述,不参与世事。孙元化的旧部曲很多显贵,婉言劝他出仕,他不答应。曾经经理侯峒曾的家事,设计解救陈子龙的遗孤,有古人之风。孙致弥才思藻逸,书法逼似董其昌(谥文敏),诗词跌宕流逸。总纂《佩文韵府》,书将成而卒,年六十八。(寅恪按:《佩文韵府》卷首载清圣祖《序》说:“〔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又,孙和斗设计解救陈子龙遗孤一事,可参看杨陆荣编《三藩纪事本末》卷四《杂乱门》“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兆胜据城以叛”条。其文说:“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于广富林捉拿陈子龙。陈子龙乘机投水死。将其尸体捞出戮尸。其子特陈才五岁,也被判杀。”据《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及王沄撰《张孺人三世苦节传》,陈子龙之子名陈嶷,字孝岐,生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冬。今杨氏书以特陈为陈子龙之子的名字,又说顺治四年其年“方五岁”,都与王氏所说不同,自然是讹误。《三世苦节传》又说:“〔张孺人〕怀抱孤儿,改变姓氏,毁坏容貌穿着瘦弱衣服,远避山野,像这样过了多年,陈嶷才得以成立。孺人于是返回故乡。”那么怀疑张孺人实际上是避居嘉定,而孙九野乃是保存陈氏孤儿的人。只是王沄作《传》时,有所忌讳,不想明说罢了。《志传》说孙九野父亲的旧部曲多显贵,婉言劝他出仕,他始终不应。大概孙元化的旧部如孔有德、耿仲明等,都是辽东人在明末投降清朝的,而且孙元化官登莱巡抚,因为任用辽人的缘故,于是有孔、耿之叛,竟因此被弃市。及至建州入关,这些辽人降将在新朝成为显贵。孙九野虽然不仕清,应当也可以间接借助他们的势力来庇护陈氏遗孤。又据《清史稿》卷二四〇《耿仲明传》,耿仲明因为部卒藏匿逃人,畏罪自缢而死。那么清初法制严酷如此,王氏隐讳保存陈氏遗孤者的姓名,更有不得已的苦衷。查阅《初学集》卷五一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徐公墓志铭》,其文大致说:“公姓徐氏,嘉兴海盐人,讳从治,字仲华。崇祯四年辛未年起用为山东武德道兵备,行至淮安,而孔有德反叛,攻陷济南六邑。加倍赶路连夜奔赴莱州接受监军之命。不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二月初一与莱州巡抚谢琏同日受事,当天贼兵已抵城下。四月十六日〔贼徒〕架设〔孙〕元化所遗留的西洋大炮,集中轰击城西南角,势头很猛烈。徐公正在简阅壮丁,指挥出战,炮中额头,身体仆倒在血泊中。莱州巡抚驰马来抚慰他,已经断气了。”考钱谦益此文,乃是据方拱乾所撰《仲华行状》而作,与管葛山人,即海盐彭孙贻的《山中闻见录·徐从治传》,同出一源,只是彭孙贻作《传》,兼采钱氏之文,所以稍有不同罢了。徐从治主剿,孙元化主抚,意旨大异,这里姑且不讨论。值得注意的,则是徐从治之死,实因孙氏所遗留的大炮所致这一事。另外,孙元化用辽丁三千驻防登州的本末,可参看《嘉定县志》卷三二《轶事门》关于“孙中丞元化”诸条。其中引用赵俞的话说:“火攻之法,使用有奇效。我之所长,反而转为祸端。”这几句话实为明清兴亡的一大关键,因为超出本文范围,这里不具论。至于满洲语之所以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称为“尼堪超哈”者,推究其缘故,大概是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的仿制西洋火炮,并任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这一点可参看清《文献通考》卷七七《职官考》及卷一七九《兵考》。《清史列传》卷四《佟养性传》及卷七八《祝世昌传》。《清史稿》卷二三七《佟养性传》及卷二四五《祝世昌传》。以及《茶余客话》卷六“红衣袍”条等。倘若读者再取《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名长姐儿的叙述相互印证,那么对于民族兴亡的大事以及家庭琐屑的末节,就都能通晓理解了。又,偶然检《梅村家藏稿》卷二八《宋直方〔宋徵舆〕林屋诗草序》,其中以嵇康比陈子龙,山涛比宋辕文,自比为向秀、阮籍。据此推知,宋辕文应当有暗中协助陈子龙遗孤之事。王沄与宋辕文关系颇为密切,宋氏协助之事,或许是由王氏间接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