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卷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源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赡溪壑。是以盘庚萃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幷收。万物幷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大夫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蹻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羡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鮆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

错币第四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泪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刁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闇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何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奸形成也。”

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消；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而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吧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复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

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盖文王受命伐崇，作吧于丰；武王继之，载尸以行，破商擒纣，遂成王业。曹沬弃三北之耻，而复侵地；管仲负当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

文学曰：“燕雀离巢宇而有鹰隼之忧，坎井之蛙离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祸必大矣！此李斯所以折翼，而赵高没渊也。闻文、武受命，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未闻弊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皇帝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与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之士进行讨论，询问民间疾苦。

文学之士回答说：“我听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防止放纵享乐的根源，推广道德的开端，抑制工商业之利而弘扬仁义，不引导百姓追逐利益，这样教化才能兴起，风俗才能改变。如今各郡国实行盐、铁、酒类专卖和均输制度，与百姓争夺利益。这破坏了淳朴的风气，助长了贪婪鄙俗的习气。因此百姓从事农业的少，追逐工商业的多。文饰繁盛则本质衰微，工商业兴盛则农业受损。工商业发达则百姓放纵，农业兴盛则百姓诚实。百姓诚实则财用充足，百姓奢侈则饥寒产生。希望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制度，以此来促进农业、抑制工商业，广泛有利于农业，这才是便利之道。”

大夫说：“匈奴背叛不臣服，屡次侵犯边疆，防备则耗费中原兵力，不防备则侵扰不止。先帝怜悯边民长久遭受苦难，被敌人掳掠，因此修筑边塞防御，整顿烽火台，屯兵戍守以防备匈奴。边防用度不足，所以设立盐、铁专卖，实行酒类专卖和均输制度，增加财货以补助边防开支。如今有人主张废除这些制度，将使国库空虚，边防物资匮乏，使戍边将士饥寒交迫，如何供养他们？废除这些制度，是不便利的。”

文学之士说：“孔子说：‘有国有家的人，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不安定。’所以天子不谈财富多少，诸侯不谈利害得失，大夫不谈得失损益。积蓄仁义以教化百姓，推广德行以怀柔远方。这样，近处的人亲附，远方的人心悦诚服。所以善于取胜的人不用战争，善于战争的人不用军队，善于用兵的人不用布阵。在朝堂上修明政治，就能制敌取胜、罢兵回朝。王者推行仁政，天下无敌，何需耗费资财？”

大夫说：“匈奴凶暴狡诈，擅自侵入边塞，侵犯中原，杀害郡县官吏，行为悖逆不轨，早就应该讨伐。陛下仁慈，怜悯百姓尚未富足，不忍心让将士暴露于荒野；即便难以亲自披甲上阵、北征匈奴，又怎能废除盐、铁、均输制度，扰乱边防用度，损害武备战略，没有忧边之心呢？从道义上讲，这是不便利的。”

文学之士说：“古代重视德治而轻视武力。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明文德以招徕他们。既然来了，就使他们安定。’如今废弃道德而依靠武力，兴兵讨伐，屯兵戍守，军队疲于奔命，粮草转运不绝，使边疆将士饥寒在外，百姓劳苦在内。设立盐、铁制度，设立专营官员以牟利，并非长远之策。因此废除这些制度才是便利的。”

大夫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开辟农业与工商业的途径，互通有无，市场与朝廷统一需求，招徕士民，聚集万货，农商工匠各得所需，交易完成即散去。《易经》说：‘变通其道，使百姓不倦怠。’所以工匠不生产，则农具匮乏；商人不流通，则货物断绝。农具匮乏，则粮食不丰；货物断绝，则财用不足。因此盐、铁、均输制度，是为了流通积压货物、调节缓急。废除这些制度，是不便利的。”

文学之士说：“用道德引导百姓则民风淳厚；用利益诱导百姓则风俗浅薄。风俗浅薄则背弃道义而追逐利益，追逐利益则百姓在路上交易、在市场往来。老子说：‘贫穷的国家看起来却很富裕。’并非财富多，而是百姓欲望多、浮躁不安。因此王者重视农业而抑制工商业，以礼义约束百姓欲望，充实粮食与财物。市场，商人不流通无用之物，工匠不制作无用之器。所以商业只是流通积压货物，工匠只是制造工具器械，并非治理国家的根本。”

大夫说：“管子说：‘国家有肥沃的土地而百姓粮食不足，是因为工具器械不齐备；有山海之货而百姓财用不足，是因为商业手工业不发达。’陇、蜀的丹漆、旄羽，荆、扬的皮革、骨角，江南的楠木、梓木、竹箭，燕、齐的鱼盐、毡裘，兖、豫的漆器、丝织、葛布，都是维持生活、办理丧事的必需品，依靠商人流通、工匠制作。所以圣人制造舟船以通行河川，驯服牛马以通达山地；运输远方物资，流通万物以方便百姓。因此先帝设立铁官以供应农具，实行均输以充实民财；盐、铁、均输，是万民仰赖、取给之源，废除这些制度，是不便利的。”

文学之士说：“国家有肥沃的土地而百姓粮食不足，是因为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有山海之货而百姓财用不足，是因为不注重民生而追求奢侈奇巧。所以源头不能填满漏壶，山海不能满足深壑。因此盘庚迁都，舜藏黄金，高祖禁止商人做官，都是为了遏制贪婪鄙俗的风气，培养淳朴诚信的风尚。即使压制市井、堵塞利门，百姓仍可能为非作歹，何况朝廷带头牟利？古语说：‘诸侯好利则大夫鄙陋，大夫鄙陋则士人贪婪，士人贪婪则百姓偷盗。’这是开利孔为百姓犯罪铺路。”

大夫说：“以往，郡国诸侯各自进贡地方特产，往来烦杂，货物多粗劣，有时运输成本超过货物价值。因此郡国设立运输官员，统一调运，方便远方进贡，称为均输。在京师设立仓库，收购货物。价格低时买入，价格高时卖出。这样官府不受损失，商人无法牟取暴利，称为平准。平准使百姓不失本业，均输使百姓劳逸均衡。因此平准、均输是为了平衡物价、便利百姓，并非开利孔为百姓犯罪铺路。”

文学之士说：“古代向百姓征税，依据其擅长之处，不索取其不擅长之物。农民交纳粮食，女工贡献织物。如今放弃百姓所有，索取百姓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满足官府需求。有时郡国命令百姓制作布絮，官吏故意刁难，与百姓交易。官吏收取的不仅仅是齐、阿的细绢，蜀、汉的布匹，也包括民间制品。官吏从中作弊、低价强买，农民负担沉重，女工重复征税，并未见到均输之公平。官府随意征发，垄断市场，大量收购货物。货物被大量收购，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商人趁机牟利。官吏直接参与交易，则易滋生奸弊。豪吏富商囤积居奇，奸商贪吏低价收购高价出售，并未见到平准之公平。古代的均输，是为了均衡劳逸、便利进贡运输，并非为了牟利而买卖万物。”

力耕第二

大夫说：“王者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关市，掌握时机调控物价，以治理百姓。丰年收成好，就储备以防短缺；荒年收成差，就发行货币物资；流通多余物资，调剂不足。昔日大禹时水灾，商汤时旱灾，百姓贫困，互相借贷维持生计。大禹用历山之金，商汤用庄山之铜，铸币救济百姓，天下称赞他们仁慈。以往财用不足，士兵有时得不到俸禄，山东遭灾，齐、赵大饥荒，依靠均输的积蓄、仓库的储备，供养士兵，赈济饥民。所以均输的物资、国库的财富，并非仅仅用来与百姓交易、专门供养军队，也是为了救济贫困、防备水旱灾害。”

文学之士说：“古代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湖泊渔梁按时开放而无禁令，百姓都耕种农田而不失本业。所以耕种三年可余一年的储备，耕种九年可余三年的储备。这是大禹、商汤防备水旱、安定百姓的方法。荒草不除，田地不耕，即使独占山海之财，通晓各种工商业之利，仍不能富足。因此古代重视农业、努力耕作、种植繁茂，亲自耕种、顺应农时，则衣食充足，即使连年灾荒百姓也不困苦。所以衣食是百姓的根本，耕种是百姓的本业。这两者做好了，国家就富强、百姓就安定。《诗经》说：‘家家户户粮食充裕，妇女儿童安宁。’”

大夫说：“圣贤治家不只有一种方法，富国不只有一条道路。昔日管仲用权谋称霸，而纪氏因固守农业而灭亡。如果治家谋生必须依靠农业，那么舜就不该制陶，伊尹就不该做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当天下轻视时我重视，当天下轻贱时我珍视。以工商业交换农业，以虚名动摇实际。如今山海之财、均输的储备，是用来调控物价、役使诸侯的。汝、汉地区的黄金、精细的贡品，是用来引诱外国、获取胡、羌珍宝的。中国一匹素绢，可换得匈奴大量金银，从而削弱敌国的财力。因此骡驴骆驼，接连入塞，良马宝马，都成为我国的牲畜，鼲貂狐貉、彩色毛毯，充满内府，璧玉珊瑚琉璃，都成为国宝。这样外国物资流入，利益不外泄。外国物资流入则国家财用充裕，利益不外泄则百姓供给充足。《诗经》说：‘家家户户粮食充裕，妇女儿童安宁。’”

文学之士说：“古代商人流通货物而不欺诈，工匠制作坚固而不伪劣。所以君子耕种捕鱼，本质相同。商人则擅长欺诈，工匠则善于修饰，内心窥伺机会而不惭愧，因此轻薄者欺骗、敦厚者变薄。昔日夏桀用歌舞伎充满宫室，穿着绣花衣裳，所以伊尹远走他乡，最终歌舞伎使国家灭亡。如今骡驴的功用，不及牛马；鼲貂毛毯，不如锦绣丝绸实用。美玉珊瑚产自昆仑山，珠玑犀象产自桂林，这些地方距离汉朝万里之遥。计算耕桑的辛劳、资财的耗费，是一件物品卖出百倍的价格，一次作揖换得万钟粮食。君主喜爱珍奇，则奢侈风气向下蔓延；珍视远方之物，则财货外流。因此王者不珍视无用之物以节约民力，不爱好奇货以富强国家。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节约用度、重视农业，实行井田制而已。”

大夫说：“从京师向东西南北，经过山川郡国，众多殷富大都，无不是道路四通八达，商人聚集、万物生长之处。所以圣人顺应天时，智者利用地财，上等士人取之于人，中等士人劳苦自身。长沮、桀溺，没有百金的积蓄；盗跖、庄蹻，没有猗顿的财富；宛、周、齐、鲁的商人遍布天下。所以商人的财富，有的积累万金，这是追逐利润、乘机牟利所致。富国何必一定要依靠农业，足民何必一定要实行井田制？”

文学之士说：“洪水滔天，而有大禹的功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的工程。商纣暴虐，而有孟津的谋划；天下纷扰，而有追逐利润的富人。上古太平之世，百姓淳朴、重视农业、安乐少欲。那时，道路上行人稀少，市场长满荒草。所以耕种不勤者无法充饥，纺织不力者无法遮体。即使有市场聚集的要地，陶朱公、宛地商人的技巧，也无处施展。从古至今，不付出而得回报、不劳动而有功绩的事，从未有过。”

通有第三

大夫说：“燕地的涿、蓟，赵地的邯郸，魏地的温轵，韩地的荥阳，齐地的临淄，楚地的宛、陈，郑地的阳翟，三川地区的二周，富甲天下，都是天下著名都会，并非因为帮助耕种其土地，而是地处交通要道，横跨通衢之路。所以物资丰盛则人口繁衍，住宅靠近市场则家庭富裕。富裕在于策略方法，不在于身体劳苦；利益在于地理位置，不在于努力耕种。”

文学之士说：“荆州、扬州南有桂林的富饶，内有江、湖的便利，左有陵阳的黄金，右有蜀、汉的木材，砍伐树木种植谷物，焚烧荒草播种粮食，火耕水耨，土地广阔而物产丰富；然而百姓懒惰苟且，喜好衣食奢华，即使住茅屋草庐，唱歌弹琴，生活勉强维持，早晨歌唱傍晚忧愁。赵、中山地带黄河，地处交通要道，是天下必经之路，商人交错于道路，诸侯往来于道上；然而百姓放纵好末，奢侈浪费而不务农业，田地不修，男女讲究装饰，家中无斗米之储，却琴声满室。因此楚、赵的百姓，普遍贫穷而少富。宋、卫、韩、梁等地，重视农业耕作，编户齐民，无不家给人足。所以利益在于自我珍惜，不在于地理位置；富裕在于勤俭努力、顺应农时，不在于官府征收赋税。”

错币第四

大夫说：“货币流通，百姓生活困苦，物资有所兼并。计算农业收成与储备，百姓仍有饥饿者，是因为粮食有所囤积。智者有百人的功效，愚者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君主不调控，百姓贫富悬殊。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储备百年余粮，有人连糟糠都吃不饱。百姓太富，则不能用俸禄驱使；太强，则不能用刑罚威慑。不分散积聚、均衡利益，就不能使百姓平等。所以君主积累粮食，控制财用，限制有余，调剂不足，禁止超额利润，限制牟利途径，然后百姓才能家给人足。”

文学之士说：“古代重视道德而轻视利益，重视道义而轻视财富。夏、商、周三王之时，交替兴盛衰落。衰落则扶持，倾斜则安定。所以夏朝忠厚、商朝恭敬、周朝文雅，学校教育、恭让之礼，鲜明可见。到后来，礼义崩坏，风俗消亡，所以领取俸禄的君子，违背道义而争夺财富，大小相互吞并，互相倾轧。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储备百年余粮，有人无法充饥蔽体。古代做官者不种田，种田者不打渔，守门打更的小吏都有固定俸禄，不得兼取多种利益。这样，愚笨者与聪明者功劳相同，不相倾轧。《诗经》说：‘那里有遗留的禾把，这里有掉落的谷穗，是寡妇的收益。’说的是不取尽财物。”

大夫说：“商汤、周文王继承衰世，汉朝兴起于弊端之中。质朴与文华交替，并非随意改变常规。风俗败坏则更定法令，并非一定要改变古制，而是为了挽救过失、扶持衰微。所以教化随风俗改变，弊端随时代变化。夏朝用玄贝，周朝用紫石，后世用金钱刀布。事物发展到极点则衰落，这是始终循环的规律。所以不征收山泽之税，则君臣同享利益；不禁止货币，则奸诈与忠贞之人并行。臣子富裕则互相奢侈，下级专利则互相倾轧。”

文学之士说：“古代市场没有货币，各自以所有交换所无，以布换丝而已。后来才有龟贝金钱，交替使用。货币多次变更，百姓更加虚伪。挽救虚伪用质朴，防止过失用礼义。商汤、周文王继承衰世，改革法令、改变教化，殷、周之道兴盛。汉朝初年承袭弊端，却不加改变，积累财富、变更币制，想要回归农业，这好比用油灭火、用火止沸。君主崇尚礼义则百姓暗自修饰，君主喜好财货则百姓拼命逐利。”

大夫说：“汉文帝时，允许百姓铸钱、冶铁、煮盐。吴王垄断海泽之利，邓通专有西山之财。山东的奸猾之徒，都聚集到吴国，秦、雍、汉、蜀等地依附邓通。吴王、邓通的钱币遍布天下，因此才有铸钱的禁令。禁令一旦确立，造假行为就平息了；造假平息，则百姓不期望非分之得，各自安守本业；不回归农业又能做什么？所以统一货币，则百姓不三心二意；货币由朝廷发行，则百姓不怀疑。”

文学之士说：“古代货币多样、财货流通，百姓安乐。后来逐渐废除旧币，改用白金龟龙等新币，百姓多伪造新币。货币多次变更，百姓更加怀疑。于是废除天下各种钱币，专命水衡三官铸造。官吏工匠侵吞利润，有的不合规格，所以钱币有薄厚轻重之分。农民不熟悉，物品仿照钱币，相信旧币怀疑新币，不知真假。商人以好币换坏币，以一半换一倍。买者吃亏，卖者不合理，怀疑更加严重。铸造伪币虽有法律，但钱币的好坏并未增减。挑选钱币则货物流通不畅，百姓尤其受苦。《春秋》说：‘政策不考虑蛮夷之地则行不通。’所以王者对外不垄断海泽以方便民用，对内不禁止刀币以畅通百姓交易。”

禁耕第五

大夫说：“家人有宝物，尚且用盒子珍藏，何况君主拥有的山海之利呢？权利所在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获取其利。从前盐铁未收归国有，平民中有朐邴，君主中有吴王，都是盐铁私营的议论。吴王垄断山泽之利，减轻百姓赋税，赈济贫困，以建立个人威信。个人威信积累则叛逆之心生。不早绝其源头而担忧其末流，好比决开吕梁洪水，泛滥开来，伤害必然很多。太公说：‘一家危害百家，百家危害诸侯，诸侯危害天下，王法要禁止。’如今放纵百姓追逐权利，废除盐铁以资助暴强，满足其贪心，众邪聚集，私门结党，则豪强势力日益失控，兼并之徒奸邪形成。”

文学之士说：“百姓财物藏于家中，诸侯财物藏于国中，天子财物藏于海内。所以百姓以围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箱柜。天子到诸侯国，从东阶登堂，诸侯交出钥匙，执策听命，表示不敢为主。因此王者不积聚财物，财物藏于民间，远离浮利，致力于百姓的道义；礼义确立，则百姓教化于上。这样，即使商汤、周武王在世，也无须担忧。工商之事，铸剑工匠之责，能成什么奸邪？三桓专权于鲁国，六卿瓜分晋国，并非因为盐铁。所以权利深厚者，不在山海，而在朝廷；一家危害百家，祸在内部，而不在朐邴。”

大夫说：“山海有禁令，则百姓不倾轧；物价有公平，则百姓不怀疑。官府设立标准，人人各得所需，即使让孩童去市场，也没人能欺骗他。如今废除这些制度，则豪民垄断其用、专享其利。在街巷决定物价，高低全凭口舌，贵贱无常，端坐而成为豪民，这是培养豪强、压制弱者，使财富藏于盗跖之手。强得扶持、弱受压制，则平民消亡；好比杂草茂盛而危害五谷。一家危害百家，不在朐邴，又在哪里？”

文学之士说：“山海是财用的宝路，铁器是农民的得力工具。工具得力，则杂草除尽；杂草除尽，则田野开辟；田野开辟，则五谷丰登。宝路开通，则百姓富足、民用充足，民用充足则国家富强。国家富强而用礼义教化，则路人有礼让，工商不相欺，人人怀敦厚朴实之心交往，而不互相牟利。秦、楚、燕、齐等地，土质不同，刚柔各异，大小之用，方圆曲直之宜，风俗殊异，各有所便。官府统一管理，则铁器不合其宜，农民不得其便。工具不便，则农民疲于田野而荒草不除。荒草不除，则百姓困乏。所以盐铁冶炼之处，大多依山傍水，靠近铁矿炭源，地理位置偏远而劳作艰苦。郡中轮流服役的士卒，多不堪其苦，雇人代替。县衙按户口征收铁税，却压低价格。良家按路程雇佣运输盐铁，费用烦琐，百姓困苦不堪。我见一官之害波及千里，未见其害在朐邴。”

复古第六

大夫说：“原扇水都尉彭祖宁归来说：‘盐铁法令条文非常明确。工匠由官府供养，铸造铁器，供给很多，不妨碍百姓。但有的官吏不良，禁令不行，所以百姓烦苦。’法令意图统一盐铁，并非仅仅为了增加收入，而是为了建立根本、抑制末业，离散朋党，禁止奢侈，杜绝兼并之路。古代名山大泽不封给私人，是为了防止下级专利。山海之利、广泽之蓄、天地之藏，都应属于少府；陛下不私自占有，归属大司农，以辅助百姓。不务正业的奇民，喜好垄断山海之货，以致富家业，役使平民，所以反对此事者众多。铁器兵刃，是天下重要工具，并非百姓所宜经营。以往豪强大族，得以掌管山海之利，开采铁矿铸造，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有时达千余人，大多收容流民。远离家乡，抛弃祖坟，依附大族，聚集在深山穷泽之中，从事奸伪之业，形成朋党权势，轻易作恶为害也很大！如今广开进贤之路，精选守尉，不需废除盐铁也能安定百姓。”

文学之士说：“扇水都尉所说，是权宜之计、一时之术，不能长久施行、传之后世，这不是明君治国养民之道。《诗经》说：‘悲哀啊这种谋划，不效法先民，不经由大道，只听浅近之言。’这是诗人讽刺不通王道、善于权谋者。汉武帝驱逐九夷，平定百越，多次出兵，粮食不足。所以设立田官，置钱纳粮得官，救济急困、供给不足。如今陛下继承大业，养育劳倦之民，这是需要救济之时；公卿应考虑如何安定百姓，兴利除害，以仁义辅佐明主，完善宏大事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已有六年，公卿未曾请求裁减不急之官，罢免机利之人。权力悬置太久，百姓殷切期望于上。陛下宣扬圣德，昭示光明，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驿车到朝廷，议论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上书陈述安危利害之分，意图明确。如今公卿辩论，未有定论，这正是所谓守小节而失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

大夫说：“屋檐下的燕雀不知天地之高，浅井里的青蛙不知江海之大，贫苦的百姓不知国家之忧，小商贩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算外国之利，预料胡、越的兵力，敌人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所以顺势主导四方夷族，沿海靠山，连接长城，北取河外，开通匈奴之地，功业未成。周文王受命伐崇，在丰地筑城；周武王继之，载着文王灵位出征，破商擒纣，成就王业。曹沬抛弃三次败北之耻，而收复失地；管仲背负当世之累，而建立霸业。所以志向远大者忽略小事，运用权谋者脱离世俗。有关部门考虑姜太公之计，继承先帝之业，志在消灭胡、貉，擒获单于，所以无暇顾及进谏之义，而采纳迂腐儒生的议论。”

文学之士说：“燕雀离开屋檐则有鹰隼之忧，浅井之蛙离开居所则有蛇鼠之患，何况翱翔千仞、游历四海呢？其祸害必然更大！这就是李斯折翼、赵高沉没的原因。听说周文王、武王受命，讨伐不义以安定诸侯大夫，未听说使中原疲弊以役使夷、狄。昔日秦朝常举天下之力以对付胡、越，竭尽天下之财以供其用，然而众人不能完成；而以百万大军，为一人的野心服务，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况且多次战争则百姓劳苦，长期用兵则军队疲惫，这是百姓所疾苦、迂腐儒生所忧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