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卷二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老母号泣，怨女叹息；文学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幷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文学曰：“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凿，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大夫曰：“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幷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

文学曰：“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学曰：“君子进必以道，退不失义，高而勿矜，劳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顺；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妒其业。今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苏秦合纵连横，统理六国，业非不大也；桀、纣与尧、舜并称，至今不亡，名非不长也；然非者不足贵。故事不苟多，名不苟传也。”

大夫曰：“缟素不能自分于缁墨，贤圣不能自理于乱世。是以箕子执囚，比干被刑。伍员相阖闾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杀之。乐毅信功于燕昭，而见疑于惠王。人臣尽节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

文学曰：“比干剖心，子胥鸱夷，非轻犯君以危身，强谏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诚，心动于内，忘祸患之发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虽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吴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弒君，子罪莫重于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

文学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流，曾子不入胜母之闾。名且恶之，而况为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传曰：‘君子可贵可贱，可刑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是盗，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众，诛绝之义有所止，不兼怨恶也。故舜之诛，诛鲧；其举，举禹。夫以玙璠之玼，而弃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众，则天下无美宝信士也。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即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晁生忠于汉而雠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用，此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也。”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矣。”

文学曰：“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着。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幷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鱼大，父尊者子贵。传曰：‘河、海润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故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文学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受禄以润贤，非私其利。见贤不隐，食禄不专，此公叔之所以为文，魏成子所以为贤也。故文王德成而后封子孙，天下不以为党，周公功成而后受封，天下不以为贪。今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编户跛夫而望疾步也。”

大夫曰为色矜而心不怿，曰：“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方今为天下腹居郡，诸侯并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风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国家之用，寝而忘寐，饥而忘食，计数不离于前，万事简阅于心。丞史器小，不足与谋，独郁大道，思睹文学，若俟周、邵而望高子。御史案事郡国，察廉举贤才，岁不乏也。今贤良、文学臻者六十余人，怀六艺之术，骋意极论，宜若开光发蒙；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将多饰文诬能以乱实邪？何贤士之难睹也！自千乘倪宽以治尚书位冠九卿，及所闻睹选举之士，擢升赞宪甚显，然未见绝伦比，而为县官兴滞立功也。”

文学曰：“输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规矩而凿枘调。师旷之谐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宫商调。当世之工匠，不能调其凿枘，则改规矩，不能协声音，则变旧律。是以凿枘刺戾而不合，声音泛越而不和。夫举规矩而知宜，吹律而知变，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饮醇酒，倪大夫闭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为匹夫。’夫维纲不张，礼义不行，公卿之忧也。案上之文，期会之事，丞史之任也。尚书曰：‘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尹允谐。’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废，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谦卑而不邻，以劳天下之士，是以俊又满朝，贤智充门。孔子无爵位，以布衣从才士七十有余人，皆诸侯卿相之人也，况处三公之尊以养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禄之美，而不能致士，则未有进贤之道。尧之举舜也，宾而妻之。桓公举管仲也，宾而师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谓亲贤矣。以诸侯而师匹夫，可谓敬宾矣。是以贤者从之若流，归之不疑。今当世在位者，既无燕昭之下士，鹿鸣之乐贀，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贤妒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问，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贤，以禄骄士，而求士之用，亦难矣！”

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

御史进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公孙丞相以春秋说先帝，遽即三公，处周、邵之列，据万里之势，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无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荐士，文王之广贤也？然而未睹功业所成。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

文学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学曰：“无鞭策，虽造父不能调驷马。无势位，虽舜、禹不能治万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故轺车良马，无以驰之；圣德仁义，无所施之。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愍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汤，百里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信然与之霸王。如此，何言不从？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犹躄者能言远不能行也。圣人异涂同归，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民。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祭仲自贬损以行权，时也。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今硁硁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

文学曰：“伊尹之干汤，知圣主也。百里之归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主，其册素形于己，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宁穷饥居于陋巷，安能变己而从俗化？阖庐杀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闻正道不行，释事而退，未闻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季氏为无道，逐其君，夺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

文学曰：“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烦乱，贤圣之忧也。是以尧忧洪水，伊尹忧民，管仲束缚，孔子周流，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负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趋，拯溺者濡。今民陷沟壑，虽欲无濡，岂得已哉？”

御史默不对。

大夫曰：“文学言：‘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谓之不乐。故民流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衣食饥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毕议，册滋国用。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拯民于难也。为人父兄者，岂可以已乎！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犹未足，今又欲罢诸用，减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

文学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故国君不安，谋臣奔驰。何者？敌国众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圣主思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使故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拯恤贫贱，周赡不足。群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纪，故问诸生。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与言也。”

文学曰：“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欲安之适足以危之，欲救之适足以败之。夫治乱之端，在于本末而已，不至劳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学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职，为人子者致孝以承业。君有非，则臣覆盖之。父有非，则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今盐、铁、均输，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有司倚于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于文学之谋也。”

文学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昭公废卿士，以省事节用，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赵高增累秦法以广威，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

大夫说：“从前商鞅在秦国为相，对内建立法律制度，严明刑罚，整顿政治教化，使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对外设置百倍之利，征收山林川泽的赋税，国家富足人民强盛，器械完备精良，积蓄充足有余。因此征伐敌国，开拓疆土，不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军队得到供养。所以财利取之不尽而百姓不知道，疆土扩展到西河而百姓不觉得困苦。盐铁之利，是用来帮助百姓应对急难，满足军队费用的，致力于积蓄以防备匮乏断绝，供给非常多，对国家有益，对人民无害。百姓有什么困苦呢？文学之士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文学之士说：“从前汉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之利而人民富足；如今有了这些制度而百姓贫困匮乏，没见到利益的益处，却见到了它的害处。而且利益不会从天而降，不会从地而出，全都取自民间，却说是百倍之利，这是计算上的失误。无异于愚蠢的人反穿皮衣背柴草，爱惜它的毛，却不知道皮磨破了。李树梅树结果多，来年就会衰败；新谷成熟而旧谷就会亏损。天地尚且不能两全其美，何况人间事务呢？所以有利于此就必然损耗于彼，就像阴阳不能同时照耀，昼夜有长短一样。商鞅实行严峻的法律追求长远利益，秦国民不聊生，一起向秦孝公哭泣。吴起崇尚武力攻伐，楚国人民骚动不安，一起向楚悼王哭泣。后来楚国日益危险，秦国日益衰弱。所以利益积蓄而怨恨积累，土地广阔而祸患构成，哪里有什么利益取之不尽而百姓不知道，疆土扩展到西河而人民不困苦呢？如今商鞅的政策在国内实行，吴起的兵略在外部运用，外出的人在路上辛苦，居家的人在室内匮乏，老母亲哭泣，未婚女子叹息；文学之士即使想不忧虑，怎么可能呢？”

大夫说：“秦国任用商鞅，国家因此富强，后来终于吞并六国成就帝业。到秦二世时，奸臣专断，公道不行，诸侯背叛松弛，宗庙毁灭灭亡。《春秋》说：‘不必说了，祭仲逃亡了。’善于歌唱的人让人接续他的歌声，善于创作的人让人继承他的功业。简陋车辆的装饰，是相土的教导。周朝大道的成就，是周公的力量。即使有裨谌的草创，没有子产的润色，有文王武王的规矩，没有周公吕尚的榫卯配合，那么功业也不能成就。如今因为赵高使秦国灭亡而否定商鞅，就像因为崇虎扰乱殷商而否定伊尹一样。”

文学之士说：“善于开凿的人建立榫卯牢固不拔，善于打基础的人筑得高而不倒塌。伊尹用尧舜之道为殷商奠定基础，子孙继承王位，百代不绝。商鞅用严刑峻法为秦国奠定基础，所以二世就被夺去。刑罚已经严峻了，又制定连坐之法，制造诽谤罪，增加肉刑，百姓恐惧战栗，不知如何举手投足。赋税征收已经频繁了，又对外禁止山林川泽的资源，对内设置百倍之利，百姓没有开口说话表达意见的机会。崇尚利益而轻视道义，推崇武力而崇尚功业，不是不扩大领土，但就像人得了水肿病，增加水分而疾病更深，知道他为秦国开创帝业，却不知道他为秦国招致灭亡之道。歪斜的凿孔，即使是鲁班也不能安好榫头。簸箕土的根基，即使是良匠也不能筑得很高。就像秋蓬遭受霜冻，遇到风就零落，即使有十个子产，又能怎么样？所以扁鹊不能让白骨长肉，微子箕子不能保存灭亡的国家。”

大夫说：“说话不难，实行才难。所以贤明的人注重实际而追求功效，也不是仅仅陈述空文而已。从前商鞅精通开通闭塞的方法，借助当时的权力，为秦国谋取利益成就功业，因此战必胜攻必取，吞并邻近消灭远方，驾驭燕国赵国，欺凌齐国楚国，诸侯整理衣襟，面向西方归顺。后来，蒙恬征讨匈奴，开拓土地千里，越过黄河以北，如同摧枯拉朽。为什么？因为商鞅遗留的谋略，平时就已经整备修治。所以行动就有利益，举动就有功效。积蓄储备谋划计算，是国家强盛的原因。所以松懈废除而归之于民，没见到宏大计谋而涉及大道。”

文学之士说：“商鞅的开塞之术，不是没有实行；蒙恬击退匈奴千里，不是没有功劳；威震天下，不是不强大；诸侯闻风归顺，不是不服从；然而这些都是秦国灭亡的原因。商鞅用权谋危害秦国，蒙恬因获得千里土地而使秦朝社稷灭亡：这两个人，只知道利益不知道危害，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所以果然身死而众人失败。这就是所谓的恋朐之智，愚人的计策，哪里有什么大道呢？所以说：‘小人开始迎合后来违逆，起初虽然得势，最终必然悲泣流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大夫说：“善良美好的人，谄媚之徒会嫉妒；贤能智慧的人，卑贱无能之人会厌恶。所以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公伯寮在季孙面前诽谤子路。商鞅出身平民，从魏国进入秦国，一年就被任命为相，改革法令彰明教化，而秦人大治。所以军队出动就割取土地，军队休整国家就富足。秦孝公非常高兴，封给他于、商之地五百里，功劳如山，名传后世。世人做不到，因此一起嫉妒他的才能而挑剔他的功劳。”

文学之士说：“君子进身必须遵循正道，退身不失道义，地位高而不自夸，有功劳而不炫耀，地位尊贵而行为恭敬，功劳大而道理顺；所以世俗不憎恨他的才能，世人不嫉妒他的事业。如今商鞅抛弃正道而使用权谋，废弃德行而依靠武力，严峻刑法，以暴虐凶残为风俗，欺骗旧友作为功劳，刑罚公族来建立权威，对百姓无恩，对诸侯无信，人人怨恨他，家家仇恨他，虽然获得功劳受封，就像吃了毒肉暂时饱足而遭受灾祸。苏秦合纵连横，统领六国，事业不是不大；夏桀商纣与尧舜并称，至今不被人遗忘，名声不是不长；然而不好的不值得珍贵。所以事业不能随便求多，名声不能随便流传。”

大夫说：“白绢不能在黑墨中自己区分，贤圣不能在乱世中自己保全。因此箕子被囚禁，比干被处死。伍子胥辅佐阖闾称霸，夫差不守道义，流放并杀害他。乐毅在燕昭王时建立功勋取得信任，却在燕惠王时被怀疑。臣子尽忠节而殉名声，遭遇君主不任用。大夫文种辅佐越王，为他深谋远虑，最终擒获强大的吴国，占有东夷之地，最后却被赐属镂剑而死。骄纵的君主背弃恩德，听信流言，不计算他的功劳，难道是臣子自身的罪过吗？”

文学之士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装进皮袋沉江，不是轻率冒犯君主而危害自身，强行劝谏而求取名声。忧伤悲痛的忠诚，内心感动，忘记祸患发生在外部，志向在于匡正君主拯救人民，所以身死而不怨恨。君子能实行正道但不能制止邪恶，即使遭受刑戮，也不是他的罪过。因此比干死而殷人怨恨，伍子胥死而吴人痛恨。如今秦国怨恨商鞅的法律，超过私人仇恨，所以秦孝公去世之日，全国攻击他，东西南北无处可逃，仰天叹息说：‘唉，执政的弊端，到了这种极端啊！’最终被车裂灭族，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他自己杀自己，不是别人杀他。”

大夫说：“《春秋》的原则，对君主和父母不能有叛逆之心，有就必须诛杀。所以臣子的罪没有比弑君更重的，儿子的罪没有比弑父更重的。先前，淮南王、衡山王研习文学，招揽四方游士，崤山以东的儒家、墨家都聚集在江淮之间，讲学议论，著书数十篇。然而最终背弃道义不守臣节，阴谋叛逆，被诛杀连累宗族。晁错改变法令变更常规，不遵用制度，逼迫压制宗室，侵夺削弱诸侯，诸侯王不归附，骨肉不亲近，吴楚积蓄怨恨，将晁错斩首于东市，来慰劳三军将士并向诸侯谢罪。这也是谁杀了他呢？”

文学之士说：“孔子不喝盗泉的水，曾子不进胜母的里巷。名字尚且厌恶，何况做不臣不子的事呢？因此孔子沐浴后上朝，告诉鲁哀公。陈文子有马四十匹，舍弃而离开他。古书上说：‘君子可以尊贵可以卑贱，可以受刑可以处死，但不能让他作乱。’如果外表装饰而内无实质，口诵文章而行为不遵循道义，这是盗贼，本来与盗贼相同而不被君子所容纳。《春秋》不因为少数人冒犯多数人，诛杀灭绝的道义有所限度，不兼带怨恨厌恶。所以舜帝诛杀，诛杀鲧；他举荐，举荐禹。因为美玉的瑕疵，而抛弃它的璞玉；因为一个人的罪过，而牵连众人，那么天下就没有美玉和诚信之士了。晁错说诸侯封地太大，富足就会骄奢，危急就会合纵。所以借吴国的过失而削夺会稽郡，借楚国的罪过而夺取东海郡，用来均衡轻重，分散权力，而为万世考虑。弦高欺骗秦国而取信于郑国，晁错忠于汉朝而与诸侯结仇。臣子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为自己的国家所用，这就是解杨厚待晋国而薄待楚国的原因。”

大夫说：“如今越国的具区泽，楚国的云梦泽，宋国的钜野泽，齐国的孟诸泽，拥有国家的财富和称霸称王的资本。君主统一并控制它们就强盛，不加禁止就灭亡。齐国把要害交给别人，家族强大而不加控制，枝叶太大而折断主干，是因为独占大海的财富和垄断鱼盐的利益。权势足以驱使众人，恩德足以抚恤下属，因此齐国内部团结而外部归附。权力转移到臣子手中，政权落于私家，公室衰微而田氏强大，车辆在海边游荡的有三千乘，根本失误而末节不可挽救。如今山川海泽的资源，不只是云梦泽、孟诸泽。鼓风铸造煮海水为盐，势必在深谷幽僻之处，而人民很少到达。奸猾之人在山海之间交结，恐怕产生大奸。乘机谋利骄横过度，散失淳朴滋生虚伪，那么重视根本的人就少了。大司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奏请求：‘希望招募百姓自己负担费用，借用官府的器具，煮盐供给使用，以杜绝虚浮伪诈之路。’由此看来：法令意图禁止微小弊端，有关部门的考虑也很深远啊。”

文学之士说：“有关部门的考虑深远，而权贵家族的利益近在眼前；法令意图禁止微小弊端，而僭越奢侈之道显著。自从盐铁酒榷设立，三种事业兴起，权贵之家，车辆在路上如云行驶，车轴在路上互相碰撞，侵犯公法，伸张私利，跨越山泽，垄断官市，不只是大海鱼盐；执掌国家权柄，在天下行使，不只是田常的势力、陪臣的权力；威势重于晋国六卿，财富累积超过陶朱公和子贡，车马服饰僭越王公，宫室超过制度，兼并连片的宅第，隔断街巷，阁道交错连接，足以游览观赏，开凿池塘曲折道路，足以驰骋遨游，临渊钓鱼，放狗追兔，比赛斗鸡，中山美女在堂上弹奏乐曲，在堂下敲击巴渝鼓乐，妇女穿着罗纨，婢妾拖着细葛布，子孙车马相连，打猎出入，捕鸟迅捷。因此耕田的人放下农具不勤快，百姓如冰融化而懈怠。为什么呢？自己做的而被别人取走，僭越奢侈互相效仿，上升而不停止，这是百姓滋生虚伪而很少回归根本的原因。”

大夫说：“官职尊贵的俸禄丰厚，根本美好的枝叶茂盛。所以周文王有德而子孙受封，周公为相而伯禽富有。水域广阔鱼就大，父亲尊贵儿子就显贵。古书上说：‘黄河大海润泽千里。’盛大德行遍及四海，何况妻子儿女呢？所以丈夫在朝廷尊贵，妻子在家中尊贵，富有叫做暂且美好，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孟子说：‘王者与常人相同，而那样不同，是所处的地位使然。’处于编户平民的行列，却期望成为卿相的子孙，这就像跛脚的人想赶上善于跳跃的楼季，没有钱却想要千金的宝物，不也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吗！”

文学之士说：“大禹、后稷出身平民，想到天下有不得其所的人，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所以出来辅佐尧帝，治理水土，教导人民耕种收获。他们自己承担天下责任如此之重，哪里是说拿俸禄养活妻子儿女而已呢？享用万人劳动的人，承受他们的忧愁，担当他们的劳苦。一人失职，一官不治，都是公卿的牵累。所以君子做官，实行道义，不是喜欢权势。接受俸禄来滋养贤才，不是私占利益。见到贤才不隐瞒，享用俸禄不独占，这就是公叔文子被称为文，魏成子被称为贤的原因。所以周文王德行成就而后封子孙，天下不认为是结党，周公功业成就而后受封，天下不认为是贪婪。如今却不是这样。亲戚互相推举，朋党互相举荐，父亲在官位尊贵，儿子在内部满溢，丈夫在朝廷显贵，妻子在外面干预。没有周公的德行而有他的财富，没有管仲的功劳而有他的奢侈，所以编户平民中的跛脚者却期望快步行走。”

大夫面色严肃而心中不悦，说：“安居的人不知道背负重物的劳累，在旁边议论的人与当事者的忧虑不同。如今作为天下的中心郡，诸侯齐集，内外不安，心中不安就像渡大河，遇到风而没到岸边。因此日夜思考国家的用度，睡觉忘记睡眠，饥饿忘记吃饭，计算筹划不离面前，万事在心中检视。丞史才能小，不足以谋划，独自郁结于大道，想见到文学之士，就像等待周公召公而期望高子。御史考察郡国事务，察举廉正推举贤才，每年都不缺。如今贤良、文学之士来了六十多人，怀有六艺之术，畅所欲言尽情议论，应该像开启光明启发蒙昧；相信往古而违背当今，称道古代而不合时务。想来是不足以了解士人呢？还是大多修饰文辞诬蔑才能而扰乱实情呢？为什么贤士这么难见到！自从千乘倪宽因为研究《尚书》官至九卿，以及所见所闻选举的士人，提拔升迁很是显耀，然而没见到超群绝伦，而为朝廷兴利除弊建立功业。”

文学之士说：“公输班制作木材，端正规矩而榫卯协调。师旷调和五音，端正六律而宫商协调。当今的工匠，不能调整榫卯，就改变规矩，不能协和声音，就变更旧律。因此榫卯抵触不合，声音散乱不和谐。拿起规矩就知道合适，吹奏律管就知道变化，这是上等；因循守旧而不创作，等待那样的人，这是次等。因此曹丞相每天喝美酒，倪大夫闭口不言。所以治理大事不能繁琐，繁琐就混乱；治理小事不能懈怠，懈怠就荒废。《春秋》说：‘政治宽弘博大，宽弘博大可以做卿相。政治苛察细碎，苛察细碎只能做平民。’法度纲纪不张，礼义不行，是公卿的忧虑。案牍文书，定期考核的事务，是丞史的职责。《尚书》说：‘才德出众的人在官位，百官互相效法，百工按时工作，众官长和谐融洽。’说的是官职得到适当人选，人人担任适当事务，所以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废，士人恪守职责，大夫治理职位，公卿总理大要而已。所以任用能人督促成就而不劳累，任用自己事情荒废而无功。齐桓公对于管仲，耳闻目见。所以君子在求贤上劳累，在用人上安逸，哪里说得上懈怠呢？从前周公为相，谦卑而不傲慢，为天下士人操劳，因此才俊充满朝廷，贤智充满门庭。孔子没有爵位，以平民身份跟随才士七十多人，都是诸侯卿相的人才，何况处于三公的尊位来培养天下士人呢？如今以公卿的高位，爵禄的丰厚，却不能招致士人，那是没有进贤的途径。尧帝举荐舜，以宾客之礼娶女儿给他。桓公举荐管仲，以宾客之礼拜他为师。以天子的身份把女儿嫁给平民，可以说是亲近贤人了。以诸侯的身份拜平民为师，可以说是尊敬宾客了。因此贤人归附如流水，归顺不疑。如今当权在位的人，既没有燕昭王礼贤下士，也没有《鹿鸣》招贤的乐事，却实行臧文、子椒的意图，遮蔽贤才嫉妒能人，自以为高明，诋毁别人的才能，自我满足而不询问，轻视士人而不交友，以地位崇尚贤才，以俸禄骄纵士人，而要求士人发挥作用，也很难啊！”

大夫沉默不语，贤良之士长声叹息。

御史进言说：“姜太公辅佐文王武王统一天下，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所以贤者得到职位，就像龙得到水，腾蛇遨游云雾。公孙丞相以《春秋》学说进言先帝，迅速官至三公，处于周公召公的行列，据有万里的权势，作为天下的准绳，穿衣不重色彩，吃饭不兼味道，为天下表率，却对治理没有益处。博士褚泰、徐偃等人，秉承明诏，持节驾驿车疾行，巡视郡国，举荐孝廉，劝勉百姓，而流俗不改。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越级升迁官爵，有的官至卿大夫，这不是燕昭王推荐士人，周文王广纳贤才吗？然而没见到功业成就。恐怕不是龙蛇之才，而是《鹿鸣》所乐于招纳的贤人。”

文学之士说：“冰和炭不能同器，太阳和月亮不能同时照耀。在公孙弘的时候，君主正设谋留意四方少数民族，因此权变诡诈的计谋进用，荆楚之士被任用，将帅有的封侯食邑，而攻城略地的人都蒙受厚赏，因此奋勇击敌之士由此兴起。后来，战争不休，军队相望，士兵疲惫，朝廷用度不足，所以设险兴利之臣兴起，磻溪熊罴之士隐退。泾水渭水开凿水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立盐铁制度，谋划各种利益，富人买爵位卖官职，免除刑罚，公家用度更多而做事的人徇私，上下一起索取，百姓不能忍受，疲惫而服从法律，所以严酷急躁之臣进用，而见知、废格的法律兴起。杜周、咸宣之类，以严峻法律判决处理而显贵，而王温舒之流以鹰隼般击杀而显赫。那些想依据仁义正道事奉君主的人少，苟合取悦的人多。只有一个公孙弘，又能怎么样？”

御史说：“文学之士效法孔子，称颂他的德行，认为从古至今，没有能比得上的。然而孔子在鲁国卫国之间修养道德，在洙水泗水之上施行教化，弟子没有因此改变，当世没有因此得到治理，鲁国的削弱更加严重。齐宣王褒扬儒学尊重学术，孟轲、淳于髡等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职务而议论国事，大约齐国稷下先生有一千多人。那个时候，不只一个公孙弘。弱小的燕国攻打齐国，长驱直入到临淄，齐愍王逃跑，死在莒县而不能救援；齐王建被秦国擒获，一起被俘虏而不能保存。像这样，儒者安定国家尊崇君主，从来没有效果。”

文学之士说：“没有鞭子，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驾驭四匹马。没有权势地位，即使是舜、禹也不能治理万民。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八卦图，我完了吧！’所以轻车好马，没有地方驰骋；圣德仁义，没有地方施行。齐威王、宣王的时候，显扬贤才进用士人，国家富强，威势施行到敌国。到齐愍王，奋发两代遗留的功业，向南攻取楚国淮河地区，向北吞并强大的宋国，包含十二国，向西摧毁三晋，击退强大的秦国，五国服从，邹国、鲁国的君主，泗水上的诸侯都来称臣。夸耀功劳不停，百姓不能忍受。众儒生劝谏不被听从，各自分散，慎到、捷子离去，田骈到薛地，而荀子到楚国。内部没有良臣，所以诸侯合谋讨伐它。齐王建听信流言，相信反间计，采用后胜的计策，不与诸侯合纵亲善，因而亡国。被秦国擒获，不也是应该的吗？”

御史说：“伊尹以烹饪事奉商汤，百里奚以喂牛要求秦穆公，开始是苟且迎合，确实给予他们霸王之道。像这样，什么话不听从？什么道不实行？所以商鞅以王道游说秦孝公，不被采用，就用强国之道，终于成就功业。邹衍以儒术求见君主，不被采用，就用变化始终的理论，终于显扬名声。所以马能行千里，不一定是胡地代地的马；士人贵在成功，不一定需要文辞。孟轲坚守旧学说，不知道时务，所以在梁国宋国受困。孔子能方正不能圆通，所以在黎丘挨饿。当今近世的儒者勤修德行，时常有匮乏，言论被认为不对，因此受困不能实行。自周朝以来，一千多年，只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如果说一定要参验一个，拿所不能达到的来称颂，就像跛脚的人能说远但不能行走。圣人道路不同归宿相同，有的实行有的停止，他们的旨趣是一样的。商鞅虽然改革法令改变教化，志向在于强国利民。邹衍的著作，变化之术，也归结于仁义。祭仲自我贬损以行使权变，是时势需要。所以小的弯曲大的正直，君子这样做。如今固执地坚守一种道，引用尾生的意思，就是晋文公欺诈诸侯以尊崇周室不值得称道，而管仲蒙受耻辱以保存灭亡的国家不值得称赞。”

文学之士说：“伊尹求见商汤，是知道他是圣明君主。百里奚归附秦国，是知道他是明君。这两位能知道霸主，他们的谋划平素就形成于自己，不是昏暗而糊里糊涂决断事情。孔子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说话不顺事情就不成。’怎么能够苟且迎合而成就霸王呢？君子秉持德行掌握道义而行动，所以匆忙之时一定这样，困顿之时一定这样。孟子说：‘处在当今的朝廷，不改变风俗，而成就千乘的势力，不能有一朝安居。’宁愿穷困饥饿住在陋巷，怎么能改变自己而随从世俗变化？阖闾杀死僚，公子季札离开到延陵，终身不进吴国都城。鲁公杀死子赤，叔眄退隐，不吃他的俸禄。损害道义得到尊贵，违背正道取悦于人，效死也不做。听说正道不能实行，放弃事务而隐退，没听说违背正道以求取容身。”

御史说：“《论语》说：‘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进入他的地方。’有这样的话而行为不足以遵从。季氏做无道之事，驱逐他的君主，夺取他的政权，而冉求、仲由做他的臣子。礼制说：‘男女不亲手递接东西，不互相敬酒。’孔子到卫国，通过宠臣弥子瑕见卫夫人，子路不高兴。子瑕是谄媚之臣，孔子通过他，是不正当的。男女不交往，孔子见南子，是不合礼的。礼义由孔子制定，尚且贬低道义以求取容身，哪里是放弃事务而隐退呢？”

文学之士说：“天下不安定，众国不宁靖，是明君的忧虑。上没有天子，下没有方伯，天下烦乱，是贤圣的忧虑。因此尧帝忧虑洪水，伊尹忧虑人民，管仲被束缚，孔子周游列国，忧虑百姓的祸患而想安定他们的危险。因此背负鼎俎、被囚禁、爬行来拯救他们。所以追赶逃亡的人快跑，拯救溺水的人沾湿。如今百姓陷入沟壑，即使想不沾湿，怎么可能呢？”

御史沉默不回答。

大夫说：“文学之士说：‘天下不安定，众国不宁靖，是明君的忧虑。’所以王者对于天下，就像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叫做不快乐。所以人民流离失所而不拯救，不是仁惠的君主。国家有灾难而不忧虑，不是忠臣。坚守节操死于患难，是臣子的职责；供给衣食饥寒，是慈父的道理。如今子弟在远方劳累，君主为此日夜不安，群臣尽力商议，谋划增加国家用度。所以少府丞令请求建立酒类专卖，来供给边防，给予战士，在灾难中拯救人民。作为父亲兄长，怎么可以停止呢！内部节省衣食来抚恤在外的人，尚且不够，如今又想废除各种用度，减少供奉边防的费用，不能算是慈父贤兄。”

文学之士说：“周朝末年，天子微弱，诸侯以武力征伐，所以君主不安，谋臣奔走。为什么呢？敌国众多而国家危急。如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在朝廷悠闲，观看群臣畅所欲言，内部吟咏雅颂，外部鸣响和銮，纯粹德行鲜明，与唐尧虞舜并列，功业流传子孙。那些蛮貊之人，不能耕种的土地，哪里值得烦虑，而有战国的忧虑呢？如果陛下不放弃，施加德行，施行恩惠，北方夷族必然内向，叩塞门自己到来，然后使匈奴作为外臣受控制，那么匈奴终身不吃自己的用度了。”

大夫说：“圣明君主忧虑中原不安宁，北方边境不安定，派遣原廷尉评等人询问民间疾苦。救济抚恤贫贱，周济供给不足。群臣所宣扬的明王德行，安定天下的人，没有得到纲纪，所以询问你们这些儒生。你们议论不是上干天意就是下入深渊，竟然想用乡里的治理，来比拟国家的大事，也不切合实际了！出身田间，来自僻巷，不知道冰水的寒冷，就像喝醉刚醒，完全不值得交谈。”

文学之士说：“想要安定人民富裕国家的道路，在于返回根本，根本确立而道产生。顺应天理，依据地利，就不劳累而功成。不修治源头而从事末流，没有根本来统率，即使竭尽精神，费尽思虑，对治理没有益处。想安定它恰好足以危害它，想拯救它恰好足以败坏它。治乱的关键，在于本末而已，不至于劳心而道可以得到。孔子说：‘不通晓理论的人难于谈论治理，道路不同的人，不互相谋划。’如今公卿心意有所偏倚，所以文学之士的话，不能被采用。”

大夫说：“我听说做臣子的尽忠而恪守职责，做儿子的尽孝而继承事业。君主有过错，臣子掩盖它。父亲有过错，儿子隐瞒它。所以君主去世，臣子不改变君主的政策，父亲去世，儿子不改变父亲的道路。《春秋》讥讽毁坏泉台，因为它毁坏祖先的作为，而宣扬君父的过错。如今盐铁、均输，由来已久了，而想废除它们，难道不损害先帝的功业，而妨碍圣主的德行吗？有关部门依据忠孝之路，这是道路不同而与文学之士的谋划不一致。”

文学之士说：“明智的人顺应时势而变通，智慧的人随着世道而制定措施。孔子说：‘麻布礼帽，合乎礼，如今用丝料，节俭，我随从众人。’所以圣人崇尚贤才不背离古代，顺应世俗而不偏执。鲁定公排列昭穆顺序，顺从祖先，鲁昭公废除卿士，来省事节用，不能说是改变祖先的作为，而改变父亲的道路？秦二世扩充阿房宫来继承发扬先业，赵高增加秦朝法律来扩大威势，而不能说是忠臣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