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 卷七

大夫曰：“饰几杖，修樽俎，为宾，非为主也。炫耀奇怪，所以陈四夷，非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故列羽旄，陈戎马，所以示威武，奇虫珍怪，所以示怀广远、明盛德，远国莫不至也。”

贤良曰：“王者崇礼施德，上仁义而贱怪力，故圣人绝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不可弃也。’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贽献者，怀天子之盛德，而欲观中国之礼仪，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扬干戚、昭雅、颂以风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昔周公处谦以卑士，执礼以治天下，辞越裳之贽，见恭让之礼也；既，与入文王之庙，是见大孝之礼也。目睹威仪干戚之容，耳听清歌雅、颂之声，心充至德，欣然以归，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非重译狄鞮来观猛兽熊罴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骡驴馲驼，北狄之常畜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南越以孔雀珥门户，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今贵人之所贱，珍人之所饶，非所以厚中国，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贤臣良相，不在犬马珍怪。是以圣王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间，而折冲乎千里；不能者，虽隋、和满箧，无益于存亡。”

大夫曰：“晏子相齐三君，崔庆无道，劫其君，乱其国，灵公国围；庄公弒死；景公之时，晋人来攻，取垂都，举临菑，边邑削，城郭焚，宫室隳，宝器尽，何冲之所能折乎？由此观之：贤良所言，贤人为宝，则损益无轻重也。”

贤良曰：“管仲去鲁入齐，齐霸鲁削，非持其众而归齐也。伍子胥挟弓干阖闾，破楚入郢，非负其兵而适吴也。故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侧席；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夫贤臣所在，辟除开塞者亦远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

大夫曰：“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贤良曰：“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

贤良曰：“吴王所以见禽于越者，以其越近而陵远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夫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为所患，增主所忧。故人主得其道，则遐迩偕行而归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则臣妾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则武胜，德盛则备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而何寡也？”

贤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讨暴卫弱，定倾扶危。卫弱扶危，则小国之君悦；讨暴定倾，则无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春秋贬诸侯之后，刺不卒戍。行役戍备，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贤良曰：“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利则虎曳，病则鸟折，辟锋锐而取罢极；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二者不息，则民遗怨。此秦之所以失民心、陨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胜声相闻，疾病相恤。无过时之师，无踰时之役。内节于民心，而事适其力。是以行者劝务，而止者安业。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之我哀。’故圣人怜其如此，闵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劳赐，举失职者，所以哀远民而慰抚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称奉职承诏以存恤，或侵侮士卒，兴之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士卒失职，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国火，鲁妾不得意而鲁寝灾。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独西宫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动众则书，重民也。宋人围长葛，讥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

大夫默然不对。

丞相曰：“先王之道，轶久而难复，贤良、文学之言，深远而难行。夫称上圣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当世之所能及也。愿闻方今之急务，可复行于政：使百姓咸足于衣食，无乏困之忧；风雨时，五谷熟，螟螣不生；天下安乐，盗贼不起；流人还归，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敬以奉职，元元各得其理也。”

贤良曰：“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诗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关睢，好德如河广，何不济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及，离道不远也。颜渊曰：‘舜独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贤慕能，从善不休，则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远之有？齐桓公以诸侯思王政，忧周室，匡诸夏之难，平夷、狄之乱，存亡接绝，信义大行，着于天下。邵陵之会，予之为主。传曰：‘予积也。’故土积而成山阜，水积而成江海，行积而成君子。孔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复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时，春行秋反，秋行春来，寒暑未变，衣服不易，固已还矣。夫妇不失时，人安和如适。狱讼平，刑罚得，则阴阳调，风雨时。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赋敛省而农不失时，则百姓足，而流人归其田里。上清静而不欲，则下廉而不贪。若今则繇役极远，尽寒苦之地，危难之处，涉胡、越之域，今兹往而来岁旋，父母延颈而西望，男女怨旷而相思，身在东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乡曲恨，一人死而万人悲。诗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若此，虽祷祀雩祝，用事百神无时，岂能调阴阳而息盗贼矣？”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无目以别之。儒者口能言治乱，而无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则牧童兼乌获之力，蓬头苞尧、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则儒者何患于治乱，而盲人何患于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贤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无一者，牧童、蓬头也。言满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岂若默然载施其行而已。则执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举而务小利，慕于不急以乱群意，君子虽贫，勿为可也。药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药也。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儒者安得治乱而患之乎？”

大夫曰：“不轨之民，困桡公利，而欲擅山泽。从文学、贤良之意，则利归于下，而县官无可为者。上之所行则非之，上之所言则讥之，专欲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尚安得上下之义，君臣之礼？而何颂声能作也？”

贤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养有度，乐岁不盗，年饥则肆，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籍敛，不过十一。君笃爱，臣尽力，上下交让，天下平。‘浚发尔私’，上让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职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也。’君君臣臣，何为其无礼义乎？及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上公，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作也。卫灵公当隆冬兴众穿池，海春谏曰：‘天寒，百姓冻馁，愿公之罢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饱者不能食饥。’故余粱肉者难为言隐约，处佚乐者难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广厦洞房者，不知专屋狭庐、上漏下湿者之也。系马百驷、货财充内、储陈纳新者，不知有旦无暮、称贷者之急也。广第唐园、良田连比者，不知无运踵之业、窜头宅者之役也。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纨蹑韦、搏粱啮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米舌）之苦也。从容房闱之间、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跖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坚驱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檐步行者之劳也。匡床旃席、侍御满侧者，不知负辂挽船、登高绝流者之难也。衣轻暖、被美裘、处温室、载安车者，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孙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妇之悲恨也。耳听五音、目视弄优者，不知蒙流矢、距敌方外者之死也。东向伏几、振笔如调文者，不知木索之急、棰楚者之痛也。坐旃茵之上，安图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难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义以度，所好恶与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刘好货，居者有积，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文王作刑，国无怨狱。武王行师，士乐为之死，民乐为之用。若斯，则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讥？”

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

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

奏曰︰“可。”

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

大夫曰：“前议公事，贤良、文学称引往古，颇乖世务。论者不必相反，期于可行。往者，县官未事胡、越之时，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先帝绝三方之难，抚从方国，以为蕃蔽，穷极郡国，以讨匈奴。匈奴壤界兽圈，孤弱无与，此困亡之时也。辽远不遂，使得复喘息，休养士马，负绐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解，必为巨患。是以主上欲扫除，烦仓廪之费也。终日逐禽，罢而释之，则非计也。盖舜绍绪，禹成功。今欲以军兴击之，何如？”

文学曰：“异时，县官修轻赋，公用饶，人富给。其后，保胡、越，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利害，算车舡，以訾助边，赎罪告缗，与人以患矣。甲士死于军旅，中士罢于转漕，仍之以科适，吏征发极矣。夫劳而息之，极而反本，古之道也，虽舜、禹兴，不能易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灾，百姓孔勤，罢于笼臿，及至其后，咸享其功。先帝之时，郡国颇烦于戎事，然亦宽三陲之役。语曰：‘见机不遂者陨功。’一日违敌，累世为患。休劳用供，因弊乘时。帝王之道，圣贤之所不能失也。功业有绪，恶劳而不卒，犹耕者倦休而困止也。夫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也。”

文学曰：“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虎兕相据，而蝼蚁得志。两敌相抗，而匹夫乘闲。是以圣王见利虑害，见远存近。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

大夫说：“装饰几案手杖，准备酒器食器，是为了宾客，不是为了主人。展示奇珍异宝，是用来陈列给四方夷狄看的，不是为了百姓。普通人家有客人来，还有歌舞杂技等娱乐，何况朝廷呢？所以陈列羽旄仪仗，展示战马车骑，是用来显示威武；陈列奇虫怪兽，是用来表示怀柔远方、彰显盛德，这样远方国家没有不来的。”

贤良说：“王者崇尚礼仪施行德政，推崇仁义而轻视怪力乱神，所以圣人不谈论这些。孔子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敦厚恭敬，即使在蛮夷之邦，也不可丢弃。’如今远方国家的君主前来进献礼物，是感怀天子的盛德，想要观看中原的礼仪，所以应该设立明堂、辟雍来展示，演奏干戚之舞，宣扬雅、颂之乐来教化他们。现在却用玩好无用的器物、奇异不养的野兽、角抵杂技等炫耀之物来夸耀，恐怕与周公对待远方的方式不同了。从前周公谦卑待士，以礼治理天下，辞谢越裳国的礼物，表现恭敬礼让；之后，让他们进入文王庙，是让他们见识大孝之礼。亲眼目睹威仪干戚的容貌，耳听清歌雅颂的声音，心中充满至德，欣然归去，这是四方夷狄仰慕道义而归附的原因，不是通过翻译官来看猛兽熊罴的。犀牛、大象、兕、虎，是南方夷狄地区多的；骡、驴、骆驼，是北方狄人常养的。中原所稀少的，外国却视为低贱，南越用孔雀羽毛装饰门户，昆仑山旁用玉璞来砸乌鸦。现在珍视别人轻视的，宝贝别人富余的，这不是用来厚待中原、彰显盛德的方法。隋侯珠、和氏璧，是世上的名宝，但不能使国家安危存亡。所以彰显德政显示威仪，只在于贤臣良相，不在于犬马珍怪。因此圣王以贤人为宝，不以珠玉为宝。从前晏子在酒宴之间修好外交，就能在千里之外击退敌军；无能的人，即使隋侯珠、和氏璧装满箱子，对国家的存亡也没有益处。”

大夫说：“晏子辅佐齐国三位君主，崔杼、庆封无道，劫持君主，扰乱国家，齐灵公时国家被围；齐庄公被杀；齐景公时，晋国来攻，夺取垂都，占领临淄，边境城邑被削，城墙被焚，宫室毁坏，宝器尽失，晏子能击退什么敌军呢？由此看来：贤良所说的贤人是宝，那么得失就没有轻重之分了。”

贤良说：“管仲离开鲁国到齐国，齐国称霸而鲁国削弱，不是带着他的部众归附齐国的。伍子胥挟着弓求见吴王阖闾，攻破楚国进入郢都，不是带着他的军队去吴国的。所以贤者所在的国家就强盛，离开的国家就衰弱。楚国有子玉（成得臣），晋文公就坐不安席；虞国有宫之奇，晋献公就睡不着觉。贤臣所在的地方，消除障碍开通闭塞的作用是很深远的。所以《春秋》说：‘山中有虎豹，野菜就没人去采；国家有贤士，边境就不会受害。’”

大夫说：“俗语说：‘贤者能容忍而不受辱。’按世俗来说，乡里有凶暴的人，人们还要避开他。如今圣明天子在位，匈奴公然为寇，侵扰边境，这是仁义被侵犯而百姓遭殃。从前狄人侵犯周太王，匡地人威胁孔子，所以不仁的人，是仁义的祸害。因此朝廷加强武备以讨伐不义，设置军械以防备不仁。”

贤良说：“匈奴居住在沙漠之中，生活在不毛之地，是上天轻视抛弃的地方，没有房屋居住，没有男女之别，以广阔原野为街巷，以毡帐为家室，穿皮衣披毛皮，吃肉喝血，赶集时行走，牧童般居住，就像中原的麋鹿一样。好事的大臣，要求他们讲道义，责备他们守礼节，使得中原战争至今不止，万里边疆设置防备，这正是《兔罝》所讽刺的，所以小人不是公侯的心腹捍卫者。”

大夫说：“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四方百姓，按理没有不愿做臣妾的；然而还要修筑城郭，设置关隘桥梁，训练武士，在宫室加强守卫，这是为了防范远方的灾难而防备各方。现在匈奴尚未臣服，即使暂时无事，想要放弃防备，怎么办？”

贤良说：“吴王之所以被越国擒获，是因为他欺凌邻近的越国而忽视远方的威胁。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对外防备胡、越而内部政治败坏。对外用兵，内政败坏，防备成为祸患，增加君主的忧虑。所以君主掌握正确方法，那么远近都会归附，周文王就是这样；没有掌握正确方法，那么臣妾也会成为寇盗，秦始皇就是这样。文德衰微则武力取胜，德政兴盛则防备减少。”

大夫说：“从前，四方夷狄都很强盛，一起为寇暴虐：朝鲜越过边界，劫掠燕国东部；东越越过东海，掠夺浙江以南；南越向内侵扰，扰乱政令；氐、僰、冉、駹、巂唐、昆明等部族，侵扰陇西、巴、蜀。现在三方边境已经平定，只有北方边境尚未安定。一旦出兵就会使匈奴震恐，中外解除防备，这有什么可减少的呢？”

贤良说：“古时候，君子树立仁义，来安抚百姓，所以近处的人学习良善，远方的人归顺。因此孔子在鲁国做官，前三个月就与齐国和解，后三个月就与郑国和解，致力于用德政安定近处而安抚远方。那时，鲁国没有敌对国家的危难，邻境的祸患。强臣改变态度而忠诚顺从，所以季桓子拆毁他的都城。大国畏惧道义而结好，齐国归还郓、讙、龟阴的土地。所以用德政治理国家，不只是避免祸害击退敌军，想要的不求而自然得到。现在百姓之所以怨声载道，中外不安宁，过错在于匈奴。内部没有房屋的守卫，外部没有田地的积累，跟随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匈奴不改变生业，而中原因此骚动。像风聚合云散开，靠近它就灭亡，攻击它就溃散，不可能一代人就解决。”

大夫说：“古时候，明君讨伐暴虐保卫弱小，平定倾覆扶助危难。保卫弱小扶助危难，小国的君主就高兴；讨伐暴虐平定倾覆，无罪的人就归附。现在不征伐，暴虐祸害就不会停止；不防备，就是把百姓抛弃给敌人。《春秋》贬斥诸侯的后代，讽刺不能完成戍守任务。服役戍守防备，自古以来就有，不只是现在。”

贤良说：“匈奴地域广大，战马迅捷轻便，他们容易骚动。有利时就如老虎拖物，不利时就如飞鸟折翅，避开锋芒而攻击疲惫；出兵少就不足以应付，出兵多则百姓不堪劳役。劳役频繁则力量疲敝，费用多则财政匮乏。这两者不止息，百姓就会遗留怨恨。这就是秦朝失去民心、丧失社稷的原因。古时候，天子京城方圆千里，徭役不出五百里，胜利的消息互相听到，疾病互相抚恤。没有过期的军队，没有超期的劳役。对内节制民力，做事量力而行。所以服役的人努力做事，在家的人安居乐业。现在山东的战马甲士戍守边郡的，极其遥远，身在胡、越之地，心中怀念老母。老母垂泪，妻子悲恨，想到他们的饥渴，念及他们的寒苦。《诗经》说：‘从前我出征时，杨柳轻轻飘扬。如今我归来时，大雪纷纷飘落。道路漫长迟缓，又饥又渴难当。我的心中悲伤，没人同情哀伤。’所以圣人怜悯他们这样，同情他们长期离开父母妻儿，暴露在荒野中，居住在寒苦之地，所以春天派遣使者慰劳赏赐，举报失职者，这是哀怜远方百姓而安慰老母。恩德很深厚，但官吏未能奉职承诏来抚恤，有的侵犯侮辱士卒，把他们当作市场劳力，加倍劳作，不合理地役使他们。所以士卒失职，而老母妻儿感伤怨恨。宋伯姬愁思而宋国发生火灾，鲁国妾室不得意而鲁国宫殿遭灾。如今天下不得志的人，不只是西宫的女子、宋国的老母。《春秋》记载动用民众，是重视百姓。宋国围攻长葛，讽刺长期劳役。君子的用心一定是这样。”

大夫默然不回答。

丞相说：“先王之道，年代久远难以恢复，贤良、文学的言论，深远难以实行。称颂上古圣王的高尚行为，讲述至德的美好言辞，不是当世所能达到的。希望听听当今的紧急事务，可以在政治上实行的：使百姓都丰衣足食，没有匮乏困苦的忧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害虫不生；天下安乐，盗贼不起；流亡的人归还，各自返回家乡田地；官吏都廉洁正直，敬业奉职，百姓各自得到治理。”

贤良说：“孟子说：‘尧、舜之道，并非远离人们，只是人们不去思考罢了。’《诗经》说：‘追求不到，日夜思念。’像《关雎》那样追求，像《河广》那样爱好德行，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所以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前行，虽然不能达到，但离道不远了。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思慕贤能，从善不休，那么成康时代的习俗可以达到，唐虞时代的道德可以赶上。公卿没有思考啊，先王之道，有什么遥远的呢？齐桓公作为诸侯思念王政，忧心周室，匡救华夏的危难，平定夷狄的动乱，存亡继绝，信义大行，显扬于天下。邵陵之会，成为盟主。传文说：‘是积累的结果。’所以土积累而成山丘，水积累而成江海，行为积累而成君子。孔子说：‘我从《河广》知道德的极致。’想要得到这些，各自返回根本，恢复古代而已。古时候，服役不超过时限，春天出发秋天返回，秋天出发春天回来，寒暑没有变化，衣服没有更换，就已经回来了。夫妇不失去时机，人们安和舒适。诉讼公平，刑罚得当，就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上面不苛政扰民，下面不烦劳疲惫，各自修习本业，安于本性，那么害虫不生，水旱不起。赋税简省而农民不误农时，百姓就富足，流亡的人返回家乡。上面清静无欲，下面就廉洁不贪。像现在这样，徭役极远，尽是寒苦之地，危难之处，跋涉胡、越地域，今年去明年回，父母伸颈西望，男女长期分离相互思念，身在东楚，心在西河，所以一人服役而乡里怨恨，一人死亡而万人悲伤。《诗经》说：‘王事没有止息，不能种植庄稼，父母依靠什么？’‘思念那些恭谨的人，泪落如雨。难道不想回家？害怕这罪网。’官吏不奉法抚恤，背公营私，各自用权力满足嗜欲，人民愁苦怨恨，上面不体恤治理，就恶政盛行而邪气发作；邪气发作，就害虫生而水旱起。像这样，即使时时祭祀祷告，动用百神，难道能调和阴阳而平息盗贼吗？”

大夫说：“盲人能说黑白，但没有眼睛来辨别。儒者能说治乱，但没有能力实行。坐着空谈而不实行，那么牧童也可以兼有乌获的力量，蓬头垢面的人也可以包含尧舜的德行。所以如果言论切近实际，那么儒者何必担忧治乱，盲人何必担忧黑白呢？话不轻易出口，是以自身做不到为耻。所以地位低而言论高，能说不能做的人，君子认为是可耻的。”

贤良说：“能说不能做的人，是国家的宝物。能做不能说的人，是国家的工具。二者兼备的人，是君子。二者都没有的人，是牧童、蓬头之人。言论传遍天下，恩德覆盖四海，周公就是这样。嘴上说的，亲身实行，难道不如默默施行而已。那么执政者有什么可担忧可耻辱的呢？如今大道不施行而追求小利，羡慕不急之务而扰乱众人心意，君子即使贫穷，也不可做这样的事。药酒，对治病有利；正直的言论，是治国的良药。公卿如果真能自强自制，采纳文学的至理名言，除去权术诡计，罢免谋利之官，一切都归于百姓，亲近周公之道，那么天下大治而颂歌响起。儒者怎么会担忧治乱呢？”

大夫说：“不法的百姓，困扰公家利益，想要垄断山林湖泽。按照文学、贤良的意思，那么利益归于下面，朝廷就无事可做了。朝廷所做的就非议，朝廷所说的就讥讽，专门想损害上面顺从下面，亏待君主而迎合臣子，还哪里有上下的道义，君臣的礼节？又怎么能产生颂歌呢？”

贤良说：“古时候，上面征收有定量，自己享用有限度，丰年不多取，荒年就缓征，使用民力，一年不超过三天，征收赋税，不超过十分之一。君主厚爱，臣子尽力，上下互相谦让，天下太平。‘尽力耕种你的私田’，是上面让利于下面。‘于是顾及我的私田’，是先公后私。孟子说：‘没有仁人遗弃他的亲人，义人怠慢他的君主。’君像君，臣像臣，怎么会没有礼义呢？等到周朝末期，恩德阻塞而嗜欲增多，君主奢侈而上面索取多，百姓困苦在下面，怠慢上面公事，因此有按亩征税，《硕鼠》这样的诗就出现了。卫灵公在严冬征发民众挖池，海春劝谏说：‘天寒，百姓受冻挨饿，希望您停止劳役。’灵公说：‘天寒吗？我怎么不觉得冷呢？’人们说：‘安逸的人不能体恤危难的人，吃饱的人不能给饥饿的人食物。’所以剩饭剩肉的人难以理解穷困，安逸享乐的人难以体会勤苦。那些住在高堂深院、广厦大屋的人，不知道住狭窄漏雨茅屋的人的苦处。拴着百匹马、财货满屋、新旧储备的人，不知道朝不保夕、借贷为生的人的急迫。拥有大宅园、良田相连的人，不知道没有立锥之地、寄居他处的人的劳役。原野上马匹满山，牛羊满谷的人，不知道没有猪崽瘦牛的贫穷。高枕而卧、无人叫喊的人，不知道担忧私债与官吏催逼的愁苦。穿绸缎踏皮靴、吃细粮咬肥肉的人，不知道穿粗布衣的寒冷、吃糠秕的苦楚。在房帷之间从容、垂手端碗吃饭的人，不知道赤脚耕种的勤苦。乘好车骑良马、随从成行的人，不知道背挑步行的劳累。安卧床榻、侍从满侧的人，不知道拉车挽船、登高涉险的艰难。穿轻暖衣、披美裘皮、住温室、坐安车的人，不知道守边城、漂泊胡、代之地、迎着清风的危险寒冷。妻子和睦，子孙安康的人，不知道老母憔悴、妇女悲恨。耳听音乐、眼看杂耍的人，不知道冒着箭矢、在远方抵御敌人的死亡。东向伏案、挥笔调文的人，不知道木枷锁链的紧、棍棒鞭打的痛。坐在毛毡坐垫上，觉得图书言论容易的人，也不知道跋山涉水的艰难。从前商鞅在秦国执政，惩罚人像割茅草，用兵像弹丸；从军的人尸骨暴露在长城，戍边漕运的人车船相望，活着去，死了回，他们难道不是人的儿子吗？所以君子用仁来宽恕，用义来衡量，喜好厌恶与天下人相同，不对人不施仁政。公刘爱好财物，在家的人有积蓄，出行的人有干粮。太王爱好女色，宫内没有怨女，宫外没有旷夫。文王制定刑法，国内没有冤狱。武王行军，士兵乐意为他死，百姓乐意为他用。像这样，百姓怎么会苦而怨，有什么要求而讥讽呢？”

公卿面色改变，寂静无声。于是停止讨论。

上奏说：“贤良、文学不明白朝廷事务，苟且认为盐铁不便。请求暂时罢免郡国的酒类专卖、关内的铁官。”

批复说：“准奏。”

贤良、文学接受任命，都担任大夫官职，辞别丞相、御史。

大夫说：“之前讨论公事，贤良、文学称引古代，很违背现实需要。讨论问题不必相反，期望可以实行。从前，朝廷没有对胡、越用兵时，边境四面受敌，北方边境尤其受苦。先帝解决三方危难，安抚顺从的国家，作为屏障，竭尽郡国力量，来讨伐匈奴。匈奴境地如困兽圈，孤立无援，这是困窘灭亡的时机。因路途遥远没有完成，让他们得以喘息，休养兵马，欺骗西域。西域接近胡寇，丧失信心内部瓦解，必然成为大患。因此皇上想要扫除，烦劳国库的费用。整天追逐禽兽，疲惫而放掉，就不是好计策。舜继承基业，禹成就功绩。现在想要动用军队攻击他们，怎么样？”

文学说：“从前，朝廷实行轻赋，公用充足，人民富足。后来，保卫胡、越，沟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办有利有害的事，计算车船，用财产资助边防，赎罪告发逃税，给人民带来祸患。甲士死于军旅，中等士人疲于转运，再加上法律征发，官吏征调达到极点了。劳累后要休息，极端后要返回根本，是古人的道理，即使舜、禹兴起，也不能改变。”

大夫说：“从前夏禹治理洪水灾害，百姓非常勤劳，疲于挖土挑担，等到以后，都享受他的功劳。先帝时候，郡国很烦扰于战事，但也宽免了三方边境的劳役。俗话说：‘看到时机不行动的人毁败功业。’一天放过敌人，几代成为祸患。休息劳累供应物资，趁着疲惫抓住时机。帝王之道，圣贤不能失误。功业有头绪，厌恶劳累而不完成，就像耕者疲倦休息而困乏停止。做事半途而废的人没有功劳，耕作懈怠的人没有收获。”

文学说：“地域广阔而不施德政的国家危险，兵力强盛而欺凌敌人的自身灭亡。老虎犀牛相斗，蝼蚁得以得意。两敌相对抗，匹夫乘机得利。所以圣王见到利益考虑危害，见到远方顾念近处。现在为朝廷谋划，不如停止战争让士兵休息，用丰厚财物结好和亲，修明文德而已。如果不体恤人民的急难，不计较其中的困难，疲敝所依靠的力量去穷尽无用之地，损失十分得到一分，这不是文学所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