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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别传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01
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者甚众,yín亦获读其大半矣。总括言之,可别为两类。第一类为于河东君具同情者,如顾云美líng之《河东君传》等属之。第二类为于河东君怀恶意者,如王胜时yún之《虞山柳枝词》等属之。其他辗转抄袭,é谬脱漏者,更不足道。然第一类虽具同情,颇有隐讳。第二类因怀恶意,遂多枉。今欲考河东君平生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驳正之。不漏不谬,始终完善,则典籍禁毁quē之后,精力老病残废之余,势所不能,此生无望者也。故唯有姑就搜寻所得,而可信可喜者,综贯解释,汇合辑录,略具首尾,聊复成文。虽极知无所chǎn发,等于chāo,必见笑于当世及后来之博识通人,亦所不顾及矣。
三百年来记载柳如是事迹的人很多,我陈寅恪也读过其中大半。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柳如是抱有同情的人,比如顾苓(字云美)的《河东君传》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对柳如是心怀恶意的人,比如王沄(字胜时)的《虞山柳枝词》就属于这一类。其他辗转抄袭、错误百出且有脱漏的记载,就更不值一提了。不过第一类虽有同情之心,却多有隐讳;第二类因心怀恶意,便多有诬陷不实之辞。如今想要考证柳如是的生平事迹,把那些被隐讳的内容揭示出来,把那些诬陷不实的说法辩驳纠正过来。要做到毫无遗漏、毫无错误,从头到尾都完善无缺,那在典籍被禁毁、散佚之后,又加上我年老多病、精力衰颓,客观上是做不到的,这辈子也没指望了。所以只能暂且就搜寻到的、可信又可取的材料,连贯起来解读,汇总编辑,大致梳理出始末脉络,勉强写成文字。我心里很清楚这样做没有什么新的阐发,和抄书的小吏没两样,必定会被当世以及后世的博学通达之士嘲笑,但我也顾不上这些了。
就所见文籍中记载河东君事迹者言之,要推顾云美所撰《河东君传》为最佳。就其所以能致此者,不独以其人之能文,实因其人于河东君具有同情心之故。可惜者,顾氏为牧翁晚年门生,虽及见河东君,而关于河东君早岁事迹,或欲有所讳饰,或以生年较晚,关于河东君早岁身世,其隐秘微妙者,有所未详也。兹先略述云美之事迹,然后移写顾氏所撰《河东君传》中有关早岁之一节,参以他种史料,解释论证之。
就我所见到的记载柳如是事迹的文献来说,顾苓(云美)所写的《河东君传》堪称最佳。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传记,不仅是因为他文笔好,更因为他对柳如是怀有同情之心。可惜的是,顾苓是钱谦益(牧翁)晚年的门生,虽然见过柳如是,但对于柳如是早年的事迹,要么是想要隐讳修饰,要么是因为他出生较晚,对柳如是早年身世中那些隐秘微妙的细节了解得不够详细。现在先简要叙述顾苓的事迹,再抄录他所撰《河东君传》中关于柳如是早年的一节内容,参考其他史料来解读和论证。
《牧斋外集》一六《明经顾云美妻陆氏墓志铭》略云:
留守相国瞿稼轩既殉国,其幼子玄镜奉其骨归自桂林。甲午正月至常熟,顾苓云美来吊。玄镜从其兄拥杖出拜。云美问其兄,曰:“吾幼弟也。生长西南,今九年矣。” 云美出,谓其表弟严武伯曰:“子为我语瞿氏,以我女字玄镜。” 瞿氏诺之。云美告余曰:“苓以女字留守相公之幼子矣,夫子其谓我何?” 余曰:“有是哉!” 后六年己亥四月十日,云美之妻陆氏卒,越七日,云美之父处士君卒。云美居丧守礼,不置姬侍,躬保护其女。服除,而玄镜孤贫无倚,云美收为zhuì婿。壬寅五月,吉安施伟长见玄镜于云美之侧,喜而告余。及秋,余过虎丘塔影园,云美出玄镜拜床下,kōu衣奉手,目光射人。归而书云美曰:“忠贞之后,仅存一线。今得端人正士,以尊亲为师保。稼轩忠魂,亦稍慰于九京矣。”
《牧斋外集》第十六卷《明经顾云美妻陆氏墓志铭》大致说(译者注:这是钱谦益为顾苓(云美)的妻子陆氏所作的墓志铭,解读见链接)
留守相国瞿式耜(字稼轩)殉国之后,他的小儿子瞿玄镜把他的骸骨从桂林送回故乡。甲午年正月到了常熟,顾苓(云美)前来吊唁。瞿玄镜跟着他的哥哥拄着拐杖出来拜见。顾苓问他的哥哥,对方说:“这是我的幼弟,在西南长大,如今九岁了。” 顾苓出来后,对他的表弟严武伯说:“你替我告诉瞿家,我要把女儿许配给玄镜。” 瞿家答应了。顾苓告诉我说:“我把女儿许配给留守相公的小儿子了,先生您会怎么看我?” 我说:“竟有这样的事!” 六年后的己亥年四月十日,顾苓的妻子陆氏去世,过了七天,顾苓的父亲(处士)也去世了。顾苓守丧尽礼,不添置姬妾侍女,亲自护着女儿。守丧期满后,瞿玄镜孤苦贫穷、无依无靠,顾苓就招他做了上门女婿。壬寅年五月,吉安的施伟长在顾苓身边见到瞿玄镜,高兴地告诉了我。到了秋天,我路过虎丘的塔影园,顾苓让瞿玄镜出来在床前拜见我,他整衣拱手,目光有神。我回去后写信给顾苓说:“忠臣的后代,仅存这一脉。如今能得到你这样正直的人,把尊长亲眷当作老师和保护人,稼轩的忠魂,在九泉之下也能稍感安慰了。”
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顾苓传》略云:
顾苓,字云美,少学,晚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太息。女一,妻桂林留守瞿式子,易其姓名,脱于祸,人尤高之。
同治年间修订的《苏州府志》第八十八卷《顾苓传》大致说:
顾苓,字云美,年少时专心求学,晚年居住在虎丘山塘。他的居所简陋冷清,屋里挂着崇祯皇帝(思陵)的御笔书法,常常整理衣冠行两次跪拜礼,叹息不已。他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桂林留守瞿式耜的儿子,还为瞿家儿子改了姓名,让他躲过灾祸,人们尤其推崇他的义举。
寅恪案:顾氏为明末遗老,不忘故国旧君者,其人品高逸,可以想见,不仅以文学艺术见称也(译者注:陈公暗颂尊明贬清)。清代初年东南诸眷恋故国之遗民,亦大有党派及意见之分别,未可笼统视之。牧斋早为东林党魁,晚乃附和马、阮,降顺清朝。坐此为时人,尤为东南旧朝党社中人所gòu毁。斯问题于此姑置不论,倘取顾氏《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传》读之,则知云美对于牧翁平生前后异趣之见解,与当日吴越胜流之持论有所不同,而与瞿稼轩所怀者正复相类也。观全谢山祖望《jié亭外集》三一《浩气吟跋》略云:
稼轩先生少年连染于牧斋之习气。自丙戌以后,牧斋生平扫地矣。而先生《浩气吟》中犹quán惓焉,至形之梦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斋颜甲千重,犹敢为《浩气吟》作序乎?一笑也。
寅恪按:顾苓是明末遗老,是不忘故国旧主的人,其人品高洁超逸,可想而知,他不仅仅是以文学艺术闻名。清朝初年东南一带眷恋故国的遗民,也有很大的党派和意见分歧,不能一概而论。钱谦益(牧斋)早年是东林党领袖,晚年却附和马士英、阮大铖,投降归顺清朝。因此他被当时的人诟病,尤其被东南地区明朝旧臣、党社中人诋毁。这个问题暂且放在一边,如果读顾苓《塔影园集》中的《东涧遗老传》,就会知道顾苓对钱谦益一生前后志趣变化的看法,和当时吴越一带的名流所持的观点不同,反而和瞿式耜(稼轩)的想法正相类似。看全祖望(谢山,译者注:全祖望简介)《鲒埼亭外集》第三十一卷《浩气吟跋》大致说(译者注:以下两段揭示柳如是“复明”的精神内核。陈寅恪指出,像瞿式耜、文安之、顾苓这些与瞿式耜交情深厚的人,他们之所以不责怪钱谦益的晚节,反而特别推重柳如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深知钱、柳二人是“同心复明”的。陈寅恪点明,这些人看到了一个当时很多人没看到的真相:柳如是不只是一个才女,更是一位有政治抱负和行动力的女性。她“阴助牧斋复兴明室之活动”,是钱谦益晚年从事秘密反清事业的同志和战友。这极大地提升了柳如是的形象,将她从“风流遗闻”的主角,升华为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义士”。通过批判“超达道人苇江氏”,表达对柳如是的高度评价。)
稼轩先生年少时沾染了钱谦益的习气。自从丙戌年之后,钱谦益的一生声名扫地。但先生在《浩气吟》中仍对他念念不忘,甚至在梦中都出现他的身影。他们的交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钱谦益脸皮厚如千层铠甲,还敢为《浩气吟》作序?真是可笑。
可知钱、瞿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全氏之论固正,但于河东君阴助牧斋复兴明室之活动,似尚有未尽窥见者,关于此点,于第五章论之。所可注意者,即与稼轩特厚之人,不独宽谅牧斋之晚节,而尤推重河东君。就其所以然之故,当与钱柳同心复明一端有关。如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第三首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肥” 句,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 考牧斋所谓 “夷陵文相国” 者,即《明史》二七九有《传》之文安之。其人之为大学士,由瞿式耜所推荐,可知文、瞿两人交谊实为密切。云美以女妻稼轩之子,则其于稼轩与文氏有同一之观感及关系,又可推之。文氏既遗书牧斋,称道河东君若是,宜乎云美为河东君作传,其尊重之意溢于言表也。后来有 “超达道人苇江氏” 者,题云美此传后,谓其于河东君 “别有知己之感”“ē私所好”,则殊未明钱、瞿之交谊,钱、柳之关系,与夫君国兴亡,恩纪chóumóu,死生不渝之大义,所以借是发幽光而励薄俗之微旨。乃肆意妄言,无复忌惮,诚可鄙可恶,更不足置辨矣。
由此可知钱谦益和瞿式耜二人的关系如此密切。全祖望的论述固然正确,但对于柳如是暗中帮助钱谦益复兴明朝的活动,他似乎没能完全洞察,关于这一点,等到第五章再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和瞿式耜交情特别深厚的人,不仅宽恕原谅了钱谦益的晚年失节行为,还格外推崇柳如是。究其原因,应当和钱谦益、柳如是同心光复明朝这一点有关。比如钱谦益《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第三首中“堂堂七尺男儿,个个都是朝廷臣子、家国子民;国难当头,谁能像秦越相隔那样,对同胞安危、国家兴衰漠不关心?”一句,自注说:“夷陵文相国来信说过这样的话。” 考证钱谦益所说的“夷陵文相国”,就是《明史》第二百七十九卷有传的文安之。文安之能当上大学士,是由瞿式耜推荐的,由此可知文安之、瞿式耜两人的交情确实十分密切。顾苓把女儿嫁给瞿式耜的儿子,那么他对瞿式耜和文安之应当有相同的看法和关联,这也是可以推知的。文安之既然写信给钱谦益,如此称道柳如是,那么顾苓为柳如是作传,字里行间充满敬重之意,也就顺理成章了。后来有个叫“超达道人苇江氏”的人,在顾苓这篇传记后面题跋,说顾苓对柳如是“别有知己之感”“偏袒自己所喜爱的人”,这实在是不明白钱谦益与瞿式耜的交情、钱谦益与柳如是的关系,以及关乎国家兴亡、情谊深厚、生死不渝的大义,还有顾苓借此阐发幽微之光、劝勉浅薄世风的深意。此人竟然肆意妄言,毫无顾忌,实在可鄙可恶,更不值得去辩驳。
复次,关于思陵御书一事,详见杜于皇jùn《变雅堂文集》七《松风宝墨记》,兹不移录。寅恪昔年曾于完白山人后裔家,见崇祯帝所书 “松风水月” 四字(译东注:考证崇祯手迹体现江南遗民对大明的怀念,暗表陈公尊明思想,详见链接),始知于皇此文中 “端劲轩zhù” 之评,非寻常颂圣例语。邓氏家之思陵御书,自与云美所藏者不同物,初未解此三百年前国家民族大悲剧之主人翁,何以喜作 “松风” 二字之故,后检杨留chá《雪桥诗话续集》一云:
顾云美庐chāng门外,半潭绕屋,引水自隔。庄烈帝御书 “松风” 二大字,云美得之某司香,遂揭于斋中。顾黄公〔景星〕为赋诗四首。卒章有云:“奇峰名淑景,御坐正当中。五粒皆银liè,双珠倚玉童。” 谓万岁山淑景峰有石刻御坐,二白松覆焉。
然则世上留传崇祯帝 “松风” 手迹不止一本者,dài与景山石刻御坐有关耶?俟考。
此外,关于崇祯皇帝(思陵)御笔书法这件事,详细记载见杜濬(于皇)《变雅堂文集》第七卷《松风宝墨记》,这里就不抄录了。我陈寅恪早年曾在完白山人(邓石如)的后裔家中,见过崇祯皇帝所写的“松风水月”四个字。


这才知道杜濬在这篇文章里用“端劲轩翥”(笔力端正刚劲、气势飞动)来评价,并非寻常歌颂皇帝的套话。邓家收藏的崇祯御笔,自然和顾苓收藏的不是同一件,起初我不明白这位三百年前国家民族大悲剧的主角,为什么喜欢写“松风”二字,后来查阅杨锺羲(留垞)《雪桥诗话续集》第一卷说:
顾苓的居所在阊门外,半潭池水环绕房屋,引水流隔开外界。崇祯皇帝(庄烈帝)御书的“松风”两个大字,顾苓从某位掌管香火的人那里得到,就张贴在书斋中。顾景星(黄公)为这件事写了四首诗,最后一章有诗句说:“奇峰名淑景,御坐正当中。五粒皆银鬣,双珠倚玉童。” 说的是万岁山(景山)淑景峰有石刻的御座,有两株白松覆盖在上面。
既然如此,那么世上流传的崇祯皇帝“松风”手迹不止一件,恐怕和景山石刻的御座有关吧?有待考证。
顾氏《河东君传》寅恪所得见者,节略之本不计外,共有四本,即罗yuè存振玉 “殷礼在斯堂丛书”《塔影园集》本(第一卷),范声山kǎi《华笑qǐng杂笔》本(第一卷),缪筱珊quán孙《秦淮广记》本(第二之四)及葛雍吾昌méi纪闻》本(卷上)。四本中以范本为最善,兹悉依此本移录,其他诸本与范本异者,皆不一一标出也。复次,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三《顾云美书河东君传册跋》略云:
顾云美撰《柳蘼芜传》并画像真迹,乙巳冬得之吴中。《传》载蘼芜事实甚详。吴人某所著《野语秘汇》,述虞山被逮时,河东君先携重贿入都,赂当道,乃得生还。其权略尤不可及,可谓奇女子矣。《传》中记蘼芜初归云间孝廉为妾,殆先适陈卧子,他记载所未及。其归虞山在明亡前三年,时年二十四。至癸卯下发,年四十有六。逾年而值家难。光绪丁未三月将取付影印,以贻海内好事者,俾益永其传,并zhuì辞于后。上虞罗振玉刖存父。
我陈寅恪所见到的顾苓《河东君传》,除了节略本不算,共有四个版本:即罗振玉(刖存)“殷礼在斯堂丛书”收录的《塔影园集》本(第一卷)、范锴(声山)《华笑庼杂笔》本(第一卷)、缪荃孙(筱珊)《秦淮广记》本(第二部分第四卷)以及葛昌楣(雍吾)《蘼芜纪闻》本(上卷)。这四个版本中以范锴的版本最好,现在完全依照这个版本抄录,其他版本和范本不同的地方,就不一一标注了。此外,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第三卷《顾云美书河东君传册跋》大致说:
顾苓所撰《柳蘼芜传》连同画像真迹,我在乙巳年冬天从吴地得到。这篇传记记载柳如是(蘼芜)的事迹十分详细。某位吴人所著的《野语秘汇》,记述钱谦益(虞山)被逮捕时,柳如是先带着重金贿赂进入京城,贿赂当权者,钱谦益才得以生还。她的权谋智略尤其无人能及,真可以称得上是奇女子。传记中记载柳如是最初嫁给松江的孝廉做妾,大概是先嫁给陈子龙(卧子),这是其他记载没有提及的。她嫁给钱谦益是在明朝灭亡前三年,当时二十四岁。到癸卯年削发为尼,时年四十六岁。过了一年就遭遇家族变故。光绪丁未年三月,我打算把这篇传记影印出来,赠送给天下有兴趣的人,使它能永久流传,并在后面附上文字。上虞罗振玉(刖存父)记。
寅恪案:刖存先生以 “云间孝廉” 为陈卧子。五十年前能作此语,可谓特识。但其于河东君适牧斋后,尚称之为 “蘼芜”,又言其携重贿入都,俾牧斋得脱黄之案及癸卯岁年四十六下发等事,皆不免差误。详见有关各节所论,兹不辨及。
寅恪按:罗振玉(刖存)先生把“云间孝廉”认定为陈子龙(卧子),五十年前能说出这样的话,称得上是卓异的见识。但他在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之后,还称她为“蘼芜”,又说她携带重金贿赂进入京城,使钱谦益摆脱黄毓祺案的牵连,以及癸卯年柳如是四十六岁削发为尼等事,都不免有差错。详细的辨析见相关章节的论述,这里就不辩驳了。
顾《传》云:
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顾tǎng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
顾苓的《河东君传》说:
河东君(柳如是)本姓柳,最初名叫隐雯,后来改名叫是,字如是。她身材矮小,打扮利落俊俏,生性机敏警觉,富有胆识谋略,曾嫁给松江的孝廉做妾。这位孝廉擅长写文章、精通书法,教她作诗写字,她的作品婉媚无双。但她生性洒脱不羁、喜欢新奇,尤其放诞不羁,这位孝廉便让她离开了。
寅恪案:云美此《传》于河东君之本来姓氏、籍贯及在 “适云间孝廉为妾” 以前之事迹,不道及一字,当有所隐讳(译者注:此处“不道及一字...”结合后文是指没有说清楚,解析见链接),未必绝不能获知其一二也。职是之故,不得不取其他史料,以补此间隙。但此段时间,材料极少,又多为不可信者。故今仅择其材料直接出于与河东君有关之人者,以之为主,而参取后来间接传闻者,以补充之。其间若有诬枉或不可信者,则稍加驳正。固不敢谓尽得其真相,然亦不至甚远于事实也。兹引王沄《虞山柳枝词》之前,先略述胜时之事迹,盖王氏乃最反对河东君之人,其所言者,固不可尽信。然诬枉之辞外,亦有一二真实语。实因其人与陈子龙及其家属关系密切,所知河东君早岁事迹,必较多于顾云美,特恨其具偏隘之见,不欲质直言之耳。乾隆修《娄县志》二五《王沄传》略云:
王沄,字胜时,幼为陈子龙弟子。处师生患难时,卓然有东汉节义风。以诸生贡入成均,不得志。著有《wǎng川稿》。
寅恪按:顾苓这篇传记对于柳如是的本姓、籍贯,以及她“嫁给松江孝廉做妾”之前的事迹,一字不提,应当是有所隐讳,未必是完全无法知晓其中一二。正因为这样,才不得不选取其他史料来填补这个空白。但这段时期的材料极少,又大多不可信。所以现在只挑选那些直接来自和柳如是有关的人的材料作为主干,再参考后来间接传闻的材料加以补充。其中如果有诬陷不实或不可信的内容,就稍加辩驳纠正。固然不敢说能完全掌握真相,但也不会和事实相差太远。在引用王沄《虞山柳枝词》之前,先简要叙述王沄(胜时)的事迹,因为王沄是最反对柳如是的人,他的话固然不能全信,但除了诬陷不实之词外,也有一两句真实的话。这实在是因为他和陈子龙及其家属关系密切,了解的柳如是早年事迹,必定比顾苓多,只可惜他抱有狭隘的偏见,不愿如实直说。乾隆年间修订的《娄县志》第二十五卷《王沄传》大致说:
王沄,字胜时,年少时是陈子龙的弟子。在师徒遭遇患难时,他表现出东汉人那样的节义风骨。以诸生的身份被举荐进入国子监,却郁郁不得志。著有《辋川稿》。
李叔虎桓《献类征初编》四四四《顾汝则传》下附王沄事迹,引章有谟《笔记》略云:
陈黄门子龙殉难后,夫人张氏与其子妇丁氏居于乡,两世守节,贫不能给。王胜时明经沄常周恤之。
及《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岁在癸酉〔康熙三十二年〕仲春之吉,孺人命从侄倬来,知予子有女孙同岁生,请问名。予额手曰:“此小子宿心也。敬闻命矣。” 乃告于先祠,以女孙字世贵焉。
李桓(叔虎)《耆献类征初编》第四百四十四卷《顾汝则传》下附载王沄的事迹,引用章有谟《笔记》大致说:
陈子龙(黄门)殉难后,他的夫人张氏和儿媳丁氏住在乡下,两代人守节,贫困得难以自给。王沄(胜时,明经)常常周济她们。
又《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附王沄所撰《三世苦节传》大致说:
癸酉年(康熙三十二年)仲春吉日,张孺人让她的侄子陈倬前来,得知我的儿子王栘有个孙女和她家孩子同岁,询问名字。我拱手称庆说:“这正是我素来的心愿,恭敬地从命。” 于是告祭祖祠,把孙女许配给陈世贵。
寅恪案:王胜时文章行谊卓然可称,然其人憎恶河东君,轻薄刻毒丑诋之辞,见诸赋咏者,不一而足。以常情论,似不可解。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胜时孙女之字卧子曾孙,结为姻亲,时间固甚晚,然其与陈氏家庭往来,在卧子生存时已然。卧子死后,胜时周恤其家备至,即就卧子夫人张氏欲与胜时之家结为姻亲一事观之,可以推知矣。据《陈忠裕全集》所载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二年己巳” 条云:
〔祖母高〕太安人以予既昏,遂谢家政。予母唐宜人,素善病,好静,不任事。乃以guǎn钥属予妇,予始有晨昏之累矣。
及《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张〕孺人通《诗》、《礼》、史传,皆能举其大义,以及书算女红之属,无不精娴,三党奉为女师。有弟五人,庄事女兄如伯兄然。孺人屡举子女不育,为置侧室,亦不宜子。孺人心忧之。乃自越遣人至吴,纳良家子沈氏以归。
寅恪按:王沄(胜时)的文章和品行都卓然出众,值得称道,但他憎恶柳如是,在诗作中对柳如是进行轻薄、刻毒、丑化诋毁的言辞,数不胜数。按常理来说,似乎难以理解。明末的士大夫门户之见最深,不仅在国家政事上如此,即便朋友往来、家庭琐事,也都划清界限,互相排挤,如同水火不相容。所以今天我们读他的著作,更应当广泛考证、谨慎采信。王沄的孙女嫁给陈子龙的曾孙,结成姻亲,时间固然很晚,但他和陈家的往来,在陈子龙在世时就已经有了。陈子龙死后,王沄对陈家周济得十分周到,单从陈子龙夫人张氏想要和王沄家结为姻亲这件事,就能推知这一点。根据《陈忠裕全集》所载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二年己巳” 条说:
(祖母高)太安人因为我已经成婚,就不再管理家事。我的母亲唐宜人,素来多病,喜欢清静,不能操劳事务。于是把家中的钥匙交给我的妻子,我从此开始有了早晚操持家事的牵累。
又《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大致说:
(张)孺人通晓《诗经》《礼记》和史传,都能讲述其中的大义,至于书法、算数、女工等事,没有不精通熟练的,亲戚邻里都尊她为女老师。她有五个弟弟,恭敬地侍奉姐姐如同侍奉兄长一样。张孺人多次生育子女但都没能养活,为陈子龙纳妾,也没能生下儿子。张孺人心中忧虑,于是从越地派人到吴地,娶了良家女子沈氏回来(做陈子龙的妾)。
则知大zūn之妻张氏为一精明强干而能治家之人。故入陈氏之门不久,其祖姑高氏即授以家政也。假使王氏称其能通书史大义之语非出阿私,然绝不能如河东君才藻博洽,可与卧子相互酬和者,自不待论。倘若张氏转移其待诸弟之威严以临其夫,则恐卧子闺门之内亦不得不有所畏惮顾忌也。又观其为大樽选纳良家女沈氏为妾一端,知大樽之娶妾,张氏欲操选择之权,更以良家子为其意中之对象。如取以与牧斋夫人陈氏相较,则牧斋用匹嫡之礼待河东君,而陈夫人亦无可如何,安之若命者,诚大不móu矣。复观牧斋之子孺饴(孙爱)所辑《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中《柳夫人遗嘱》云: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
呜呼!假使河东君即仅在陈家二十五月,甚至二十五日,亦不能不受人之气,尤不能不受张氏之气,而张氏更不能如牧斋夫人之受河东君之气,可以断言无疑也。
由此可知陈子龙(大樽)的妻子张氏是一个精明强干、善于治家的人。所以她嫁入陈家不久,她的祖婆婆高氏就把家政交给了她。假如王沄说她能通晓经史大义的话不是偏袒之词,但她绝不可能像柳如是那样才学渊博,能和陈子龙唱和应答,这是不用多说的。倘若张氏把对待弟弟们的威严用到丈夫身上,那么陈子龙在家庭内部也不得不有所畏惧顾忌。再看她为陈子龙挑选迎娶良家女子沈氏做妾这件事,可知陈子龙纳妾,张氏想要掌控选择的权力,而且把良家女子作为她心中的合适人选。如果把她和钱谦益(牧斋)的夫人陈氏相比,钱谦益用和正妻同等的礼节对待柳如是,而陈夫人却无可奈何、听天由命,两人实在相差太远了。再看钱谦益的儿子钱孙爱(孺饴)所辑录的《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中的《柳夫人遗嘱》说:
我来到你家二十五年,从来没有受过别人的气。
唉!假使柳如是只在陈家待了二十五个月,甚至二十五天,也不能不受别人的气,尤其不能不受张氏的气,而张氏更不可能像钱谦益的夫人忍受柳如是那样忍受她,这是可以毫无疑问断言的。
河东君之与大樽,其关系虽不善终,但双方之情感则皆未改变,而大樽尤qiǎnquǎn不忘旧欢,屡屡形之吟咏。然则其割爱忍痛,任河东君之离去,而不能留之者,恐非仅由河东君之个性放诞使然,亦实因大樽妻张氏之不能相容,即不能受河东君之气,如牧斋夫人者,有以致之也。河东君所以不能见容于大樽家庭之事实及理由,王胜时必从张氏方面得知其详。三百年前陈氏家庭夫妇妻妾之间,其恩怨是非固匪吾人今日所能确知,既非负古代家属委员会之责者,自不必于其间为左右袒,或作和事老。是以此点亦不须详考。但应注意者,则胜时为大樽嫡妻张氏之党。故其所言者,皆张氏一面之辞,王氏既不能不为其尊者即大樽讳,又不能不为其亲者即张氏讳。于是遂隐没其师及张氏与河东君之关系,而转其笔锋集矢于河东君矣。苟知此意,则王氏所述河东君之事迹不可尽信,止能供作参考或谈助,而不必悉为实录,亦甚明也。
柳如是和陈子龙(大樽)的关系虽然没能善终,但两人的感情都没有改变,而且陈子龙尤其眷恋旧情,常常在诗作中流露。那么他忍痛割爱,任凭柳如是离开而无法挽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柳如是生性放诞,实际上也是因为陈子龙的妻子张氏不能容忍她——也就是张氏无法像钱谦益的夫人那样忍受柳如是的脾气,才导致了这个结果。柳如是不能被陈子龙家人接纳的事实和原因,王沄(胜时)必定从张氏那里得知了详情。三百年前陈家夫妻、妻妾之间的恩怨是非,本来就不是我们今天能确切知晓的,既然我们不是古代家族事务的评判者,自然不必在其中偏袒某一方,或者充当和事佬。所以这一点也不必详细考证。但应当注意的是,王沄是陈子龙正妻张氏的同党,所以他所说的都是张氏一方的言辞。王沄既不能不替他的尊长(陈子龙)避讳,又不能不替他的亲眷(张氏)避讳,于是就隐瞒了他的老师(陈子龙)和张氏与柳如是的关系,反而把笔锋集中指向柳如是。如果明白这一点,就很清楚王沄所记述的柳如是事迹不能全信,只能作为参考或谈资,不一定都是真实的记录。
王氏之后,复有钱钝夫zhào鳌著《质直谈耳》一书,亦述河东君早岁轶事,其言颇有与王氏类似者。
(译者注:注意陈公通过王钱的考证逻辑)然据此书钱大昕《序》云:
吾弟钝夫以暇日撰次生平所见闻,可喜可愕,足资惩劝者,汇为一编,名之曰《质直谈耳》。
又,光绪修《嘉定县志》二八《艺文别集门》载:
《巢云诗草》。钱肇鳌著。
诗规摹盛唐。
则是钝夫生年甚晚,其书所述河东君事自得之辗转间接之传闻。《巢云诗草》不知尚存否?兹取王、钱两氏所言河东君最初轶事,参以陈子龙及宋zhǐ璧(即与河东君直接有关之人)所作诗篇,考辨论证之如下。
在王沄之后,又有钱肇鳌(钝夫,译者注:人物介绍钱肇鳌著《质直谈耳》一书,也记述了柳如是的早年轶事,其中的说法有很多和王沄相似。但根据这本书中钱大昕的《序》说:
我的弟弟钝夫在闲暇时,把生平所见所闻、既可喜又可惊、足以惩戒劝勉人的事情整理出来,汇集成一册,命名为《质直谈耳》。
另外,光绪年间修订的《嘉定县志》第二十八卷《艺文别集门》记载:
《巢云诗草》,钱肇鳌著。
他的诗歌模仿盛唐风格。
由此可知钱肇鳌出生很晚,他的书中记述的柳如是事迹,都是从辗转间接的传闻中得来的。《巢云诗草》不知道是否还存在?现在选取王沄、钱肇鳌两人所说的柳如是最初的轶事,参考陈子龙和宋徵璧(是和柳如是直接有关的人,译者注:人物介绍见宋徵璧所作的诗篇,考证辨析如下。
王沄《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一首云:
章台十五唤卿卿,素影争怜飞絮轻。白舫青莲随意住,淡云微月最含情。
自注云:
姬少为吴中大家婢(译者注:下面几段为了验证吴中大家是周道登家,详见链接),流落北里。杨氏,小字影怜,后自更姓柳,名是。一时有盛名,从吴越间诸名士游。
王沄《辋川诗钞》第四卷《虞山柳枝词》第一首说:
章台柳畔十五芳华唤卿卿,身姿清雅如飞絮惹人爱怜。白舫青莲边随性栖身,淡云微月下情意最浓。
自注说:
这位女子年少时是吴地大户人家的婢女,后来流落妓院。本姓杨,小字影怜,后来自己改姓柳,名是。一时名声大噪,与吴越一带的名士交游。
钱肇鳌《质直谈耳》七 “柳如之轶事” 条云:
如之幼养于吴江周氏,为宠姬。年最稚,明慧无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独周母喜其善趋承,爱怜之。然性纵荡不羁,寻与周仆通,为群妾所觉,zèn于主人,欲杀之。以周母故,得为倡。其家姓杨,乃以柳为姓,自呼如之。居常呼bǎo母曰鸨、父曰龟。
钱肇鳌《质直谈耳》第七卷“柳如之轶事”条说:
柳如是年幼时被吴江周氏收养,做了周氏的宠姬。她年纪最小,却聪慧无比。主人常常把她抱在膝盖上,教她文学技艺,因此被其他姬妾嫉妒。只有周母喜欢她善于奉承,疼爱她。但她生性放荡不羁,不久就和周家的仆人私通,被其他姬妾发现,在主人面前诬陷她,主人想要杀她。因为周母的缘故,她得以被卖到妓院做娼妓。她本家姓杨,于是改姓柳,自称如之。平时称呼老鸨为“鸨”、老鸨的丈夫为“龟”。
综合王、钱两氏所述,河东君最初果为何家何人之婢或妾,并在何年至此家,出而流落人间耶?兹据与河东君直接有关者之所传述以考定之。宋徵璧《含真堂诗稿》五《秋塘曲(并序)》云:
宋子与大樽泛于秋塘,风雨避易,则子美měibēi之游也。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且出其所寿陈征君诗,有 “李卫学书称弟子,东方大隐号先生” 之句焉。陈子酒酣,命予于席上走笔作歌。
综合王沄、钱肇鳌两人的记述,柳如是最初到底是哪家哪个人的婢女或姬妾,又是在哪一年到这家、后来流落民间的呢?现在根据和柳如是直接有关的人的记述来考证确定。宋徵璧《含真堂诗稿》第五卷《秋塘曲(并序)》说:
我和陈子龙(大樽)在秋塘泛舟,风雨骤至而避于别处,就像杜甫(子美)游渼陂那样。座中有一位歌妓(校书),刚从吴江宰相家流落民间,她所说的话,感慨激昂,完全不像闺阁女子的言语。而且她拿出为陈征君祝寿的诗,有“李卫学书称弟子,东方大隐号先生”的诗句。陈子龙酒兴正浓,让我在席间提笔作歌。
江皋萧索起秋风,秋风吹落江枫红。楼船箫鼓互容与,登山涉水秋如许。江东才人恨未消,郁金玛瑙盛香láo。未将宝剑酬肝胆,为觅明珠照寂寥。不辞风雨常避易,鲤鱼跃浪秋江碧。长鲸泄酒殊未醉,今夕不知为何夕。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xiáxié。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huáliú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chēn。湘帘此夕亲闻唤,香lián此日重教看。乘chá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我侪闻之感太息,春花秋叶天公力。多卿感叹当盛年,风雨秋塘浩难极。
江边高地萧瑟秋风起,秋风吹红了江边枫叶。楼船箫鼓声声悠然,登山涉水间秋意如许。江东的才子愁恨未消,郁金酒杯、玛瑙酒器盛满美酒。未能以宝剑酬答知己肝胆,只为寻觅明珠照亮寂寥。不惧风雨频频避居,秋江碧波里鲤鱼跃浪。似长鲸饮酒却终未醉,今夜恍惚不知是何夕。这位歌妓年方十六,容貌美好,历经风雨却常能慷慨痛哭。本是闺阁中铮铮有声的女子,谁料沦落风尘如美玉蒙尘。曾学绣双鸳鸯,曾吹箫欲招引双凤凰。可怜她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对着官家渡口。曲径边低架着宛转桥,相思树下落花暗舞。起初玉指轻沾美酒沉醉,早知道平康坊本是风月之地。青鸟忽传仙岛情意,转眼便入权贵之家。十二重云屏后坐着美人,常以烟月自号平津。骏马怎懂将军心意,鹦鹉却偏能察觉丞相的嗔怒。今夜亲闻湘帘内的呼唤,今日又得重看她的香奁。欲乘木槎入碧霞仙宫,却因梦陷入愁绪如红锦千段。如陈王、宋玉般的才子往来相聚,歌声清越,曲调激扬。女子的意气该是何等模样?与君同沦落,如江河共浮沉。我辈听闻此事不禁叹息,春花秋叶皆由天定。幸有你在盛年抒怀感叹,秋塘风雨茫茫无尽头。
寅恪案:让木此诗乃今日吾人所知河东君早期事迹最重要材料之一。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 条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
卧子原作《秋潭曲》载《陈李唱和集》中,即在崇祯六年秋间所作,第二章已略引之矣。同为此游四人之内,河东君不论外,尚有彭燕又宾一人。其人亦当有诗纪此游,惜今未能得见,亦可不论。秋潭或秋塘者,据《陈忠裕全集》十《秋潭曲》题下附考证引《松江府志》略云:
白龙潭在府城谷阳门外,花晨月夕,箫鼓画船,岁时不绝。
寅恪按:宋徵璧(让木)这首诗,是今天我们所知的柳如是早期事迹中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根据陈子龙(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说:
处理文史事务之余,流连于声歌美酒,常常和李雯(舒章)唱和。如今的《陈李唱和集》就是由此而来。
陈子龙原作《秋潭曲》收录在《陈李唱和集》中,作于崇祯六年秋天,第二章已经简略引用过。一同参与这次游宴的四人中,除了柳如是之外,还有彭宾(燕又)。他应当也有诗记载这次游宴,可惜现在没能见到,也可以暂且不论。“秋潭”或“秋塘”的位置,根据《陈忠裕全集》第十卷《秋潭曲》题下附的考证引用《松江府志》大致说:
白龙潭在松江府城谷阳门外,花开的早晨、有月的夜晚,箫鼓声声、画船往来,一年四季都不停歇。
故知宋让木于崇祯六年秋间,在松江府谷阳门外白龙潭舟中,亲从河东君得闻其所述自身之事迹,实为最直接之史料。今依据宋氏之所传述,取与王、钱两氏所言者参证之,则第一问题,即 “吴江故相” 果为何人乎?依让木所谓 “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 之语,则此 “故相” 之时间条件为上距崇祯六年不久之宰辅。其地理条件为吴江县籍贯之人。依此两条件以求之,先检崇祯朝宰相之籍贯,唯有周道登一人适合也。陈盟《崇祯内阁行略・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号念西,吴江人。丁卯十二月金瓯之卜,以礼部尚书召入内阁,崇祯戊辰六月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己巳正月引疾去。归而著书自乐,不问户外。壬申以疾卒。
及知服斋本曹洁躬溶《崇祯五十宰相传(初稿)・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邦,吴江人。丁卯十二月,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起升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己巳正月闲住。癸酉年卒。
又,《明史稿》二三五《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道登者。吴江人。崇祯初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先后交劾之,遂放归。居五年卒。
《明史》二五一《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吴江人。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交劾之,乃罢归。阅五年而卒。
及乾隆修《吴江县志》二八《人物门・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岸。七年冬庄烈帝立,首重阁臣之选,上自祝天,取会推诸臣姓名置金瓶中卜之,得钱龙锡六人,道登与焉。召为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春,御史任赞化等交章论列,上遂勒令致仕。归就道,复疏言蓟门重地,兵额不宜过汰。家居一年卒。值温体仁当国,赐祭葬咸杀礼。
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周道登” 条云:
吴江周相国性木强,不好矜饰。一日侍朝默笑。先帝见之,诘其故。不对,亦不谢。既出,华亭钱相国尤之。曰:“已笑矣,奈何!” 上自此浸疏。讣闻,仅祭一坛,予半葬。典礼虽薄,犹同官斡护之。
由此可知,宋让木在崇祯六年秋天,于松江府谷阳门外的白龙潭船上,亲自从柳如是自己口中听到她讲述自身经历,这实在是最直接的史料。现在根据宋让木的转述,拿来和王沄、钱肇鳌两人所说的相互印证,那么第一个问题——“吴江故相”究竟是谁?按照让木所说的“刚从吴江旧宰相家流落人间”这句话,这位“故相”的时间条件是距离崇祯六年不久的内阁宰辅。他的地理条件是吴江县籍的人。按照这两个条件去寻找,先检查崇祯朝宰相的籍贯,只有周道登一人符合。陈盟《崇祯内阁行略·周道登传》大致说:
周道登,号念西,吴江人。丁卯(天启七年)十二月通过选拔,以礼部尚书身份被召入内阁,崇祯戊辰(元年)六月加封太子太保,晋升文渊阁大学士。己巳(崇祯二年)正月称病离职。回家后著书自乐,不过问外面的事。壬申(崇祯五年)因病去世。
以及知服斋本曹溶《崇祯五十宰相传(初稿)·周道登传》大致说:
周道登,字文邦,吴江人。丁卯十二月,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升任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己巳正月被罢职闲住。癸酉(崇祯六年)去世。
另外,《明史稿》第二三五卷《李标传》附周道登传大致说:
周道登,吴江人。崇祯初年与李标等人一同入阁。御史田时震先后多次弹劾他,于是被放归故里。在家住了五年后去世。
《明史》第二五一卷《李标传》附周道登传大致说:
周道登,吴江人。崇祯初年与李标等人一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人联合弹劾他,于是被罢官归乡。过了五年去世。
以及乾隆年间修订的《吴江县志》第二十八卷《人物门·周道登传》大致说:
周道登,字文岸。崇祯七年冬天庄烈帝即位,首先重视阁臣的选拔,皇帝亲自祭天,将会推大臣的姓名放在金瓶里占卜,抽中了钱龙锡等六人,周道登也在其中。被召为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春天,御史任赞化等人接连上奏弹劾,皇帝于是勒令他退休。回乡路上,又上疏说蓟门是重地,兵员名额不宜裁减过多。在家住了一年去世。正值温体仁掌权,赐予的祭奠和葬礼都降低了规格。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周道登”条记载:
吴江周相国性格刚直,不喜欢矫饰。有一天上朝时默默发笑。先帝(崇祯)看见了,问他原因。他不回答,也不谢罪。出来后,华亭钱相国责备他。他说:“已经笑了,又能怎样!”皇帝从此渐渐疏远他。死讯传来,只祭奠了一坛,给予半葬。典礼虽然简薄,还是靠同僚帮忙周旋才得以办理。
寅恪案:周道登之卒年虽有问题,然据陈盟、曹溶两书,其卒当在崇祯五年。《明史稿》“放归,居五年卒” 之语,其所谓 “五年” 者,即从崇祯二年己巳正月算起,亦不过谓道登卒于崇祯六年而已。若《明史》谓 “罢归,阅五年而卒”,则殊有语病矣。至乾隆修《吴江县志》言 “上遂勒令致仕。家居一年卒” 之 “一” 字,疑是误字也。考潘力田柽章(译者注:潘柽章出身吴江望族,其弟潘耒是顾炎武的弟子、清初著名学者,遗民诗人。陈寅恪通过他编撰的《松陵文献》确认柳如是与周道登的关系,更内容见链接)《松陵文献》六有《周道登传》。柽章弟耒作此书《后序》云:
乙丑春,归自都门,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书者,索而观之,信然。
稼堂所谓《新志》,即康熙间叶星期燮所修之《吴江志》,而乾隆间沈冠云彤所修之《吴江县志》乃承用叶《志》之旧文。今观潘氏《松陵文献》中《周道登传》,不著道登卒年,故康熙《志》亦阙而不载。乾隆沈《志》所书道登卒年,殆取他书移补《旧志》之阙耳。然则潘氏与周氏为姻戚,乃阙书道登之卒岁,可知柽章作《传》时已不能详矣。但力田所作《道登传》末云 “道登事兄如父。无子,以兄子振孙为后” 数语,与兹所考证者有关。其他如道登人品、学术之记载,于此姑置不论。总而言之,道登之卒,早则在崇祯五年壬申,迟则在崇祯六年癸酉,或者其卒实在五年,而京师抚恤典之发表乃在六年,致有卒于 “癸酉” 之纪载耶?寅恪以为道登之卒,在崇祯五年,或崇祯六年,固未敢确定。但河东君之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则当为崇祯四年辛未,可于卧子《几社稿》中崇祯五年绮怀诸作及《癸酉长安除夕诗》考之。复参以陈卧子崇祯五年所赋《柳枝词》“妖鬟十五倚身轻”,及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章台十五唤卿卿” 诗句,尤足证河东君于崇祯四年辛未十四岁时,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其始遇卧子,实在五年,其年龄正为十五岁。或疑让木《秋塘曲序》中 “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 之 “新” 字,其界说如何?鄙意欲决定此字意义,不必旁征,即可于卧子诗中求得例证。如《陈忠裕全集》六《陈李唱和集・酬万年少(五古)二首》其一云:
与君新结交,意气来相凭。帝京共游戏,江表观徽绳。
其二云:
秋英粲林麓,扬舲大江湄。
考万寿祺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与卧子为乡试同年。卧子之得交年少,应在崇祯三年秋南京乡试时。榜后,陈、万两人并与诸名士会饮于秦淮舟中。自陈、万两人结交之日起,下距卧子崇祯六年秋作此二诗时止,其间已有三年之久。卧子于距离三年之时间,既可云 “新”,则让木于崇祯六年秋作《秋塘曲》时,上溯至四年,更得谓之 “新”。然则陈、宋辈之作诗文,其用 “新” 字之界说,亦不必泥执为数旬数月之义,固可包括至三年之时日。由此言之,河东君在崇祯四年辛未出自周家,流落人间,让木仍可谓之 “新” 也。
陈寅恪按:周道登的去世年份虽然有问题,但根据陈盟、曹溶两本书,他应当死在崇祯五年。《明史稿》中“放归,居五年卒”这句话,所说的“五年”,是从崇祯二年己巳正月算起,也不过是说周道登在崇祯六年去世罢了。至于《明史》说的“罢归,阅五年而卒”,就有些语病了。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吴江县志》说“皇帝于是勒令他退休。在家住了一年去世”中的“一”字,我怀疑是错字。考证潘柽章《松陵文献》第六卷有《周道登传》。潘柽章的弟弟潘耒为这本书作《后序》说:
乙丑(康熙二十四年)春天,我从京城回来,有人说《新志》完全采用了我亡兄的书,我找来一看,果然如此。
潘耒所说的《新志》,就是康熙年间叶燮所修的《吴江志》,而乾隆年间沈彤所修的《吴江县志》则是沿用叶《志》的旧文。现在看潘氏《松陵文献》中的《周道登传》,没有记载周道登的去世年份,所以康熙《志》也空缺不载。乾隆沈《志》所写的周道登去世年份,大概是取其他书来补上《旧志》的缺失。既然潘家与周家是姻亲,却空缺了周道登的去世年份,可知潘柽章写传的时候已经无法详知了。但潘柽章所作《道登传》末尾说“周道登侍奉兄长像父亲一样。没有儿子,以兄长的儿子振孙为后嗣”这几句话,与这里考证的内容有关。至于其他关于周道登人品、学术的记载,暂且不论。总而言之,周道登的去世,早则在崇祯五年壬申,晚则在崇祯六年癸酉,或者他实际死于五年,而京城的抚恤典仪是在六年发布的,导致有死于“癸酉”的记载?我认为周道登死于崇祯五年还是六年,确实不敢确定。但柳如是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应当是在崇祯四年辛未,可以从陈子龙《几社稿》中崇祯五年的一些感怀作品以及《癸酉长安除夕诗》考证出来。再参考陈子龙崇祯五年写的《柳枝词》“妖鬟十五倚身轻”,以及王沄《虞山柳枝词》“章台十五唤卿卿”的诗句,更足以证明柳如是在崇祯四年辛未十四岁时,离开周家,流落人间。她初次遇见陈子龙,实际在五年,当时年龄正好十五岁。有人或许疑问让木《秋塘曲序》中“座中有校书,刚从吴江旧宰相家流落人间”的“新”字,它的含义如何界定?我的意见是,要确定这个字的意义,不必旁征博引,就可以从陈子龙的诗中找到例证。如《陈忠裕全集》第六卷《陈李唱和集・酬万年少(五古)二首》其一说:
与君新结交,意气来相凭。帝京共游戏,江表观徽绳。
其二说:
秋英粲林麓,扬舲大江湄。
考证万寿祺是崇祯三年庚午的举人,与陈子龙是乡试同年。陈子龙结识万寿祺,应当在崇祯三年秋天南京乡试的时候。发榜后,陈、万两人与各位名士在秦淮河的船上聚会饮酒。从陈、万两人结交那天算起,往下到陈子龙崇祯六年秋天写这两首诗的时候,其间已有三年之久。陈子龙对于相隔三年的时间,尚且可以说“新”,那么让木在崇祯六年秋天写《秋塘曲》时,向上追溯到崇祯四年,更可以称之为“新”了。如此看来,陈子龙、宋让木这些人写诗作文,他们对“新”字的界定,也不必拘泥于几十天几个月的含义,本来就可以包括长达三年的时间。由此说来,柳如是在崇祯四年辛未离开周家、流落人间,让木仍然可以称之为“新”。
又,让木《秋塘曲》中 “平津”“丞相” 之辞,自指道登本人而言,其家庭诸男子,如其兄或振孙等,皆不足以当此 “平津”“丞相” 之名。故河东君其初必为周道登之妾,可以推知。若王沄《虞山柳枝词》谓河东君为 “吴中大家婢”,则婢妾之界线本难分判,自可不必考辨。然则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乃 “吴中周氏宠姬”,要是可信。至言周氏主人在崇祯四年时尚有母在,固为可能之事,但无证据,未敢确定。或者此端乃是传闻之误,亦未可知也。
另外,让木《秋塘曲》中的“平津”“丞相”这些词,自然是指周道登本人而言,他家里的那些男子,比如他兄长或侄子振孙等人,都不足以担当“平津”“丞相”这样的称呼。因此柳如是起初一定是周道登的侍妾,可以推知。至于王沄《虞山柳枝词》说柳如是是“吴中大户人家的婢女”,那么婢女和侍妾的界限本来就很难分辨,自然不必去考辨。那么钱肇鳌《质直谈耳》说柳如是是“吴中周氏的宠姬”,应当是可信的。至于说周家主人崇祯四年时还有母亲在世,固然是可能的事,但没有证据,不敢确定。或许这一说法是传闻之误,也说不定。

让木诗中所言河东君事迹,辞语不甚明显,但以其关系重要,未可忽视。故姑就鄙见,推测解释之于下。

诗云:
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

寅恪案:“校书婵娟年十六”句,“婵娟”不仅为通常形容女性之美辞,疑亦兼寓河东君原名“云娟”中之“娟”字。此点已详第二章所论,兹不复赘。“年十六”则正是河东君纪年实录。盖崇祯六年河东君之年岁如此。以若是之妙龄女子,而能造诣超绝,与几社胜流相比并,固不必同于世俗之女性,往往自隐讳其真实年龄也。“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初读之,颇不能解。后得见河东君《戊寅草》,并取卧子《集》中有关之篇什参互证之,始恍然知让木此句实指崇祯六年春季河东君所赋风雨诸篇什而言。(译者注:即下面三首诗是柳如是写的.)

宋徵璧诗中所说的柳如是事迹,词语不甚明显,但因为关系重要,不可忽视。所以姑且就我的见解,推测解释如下。

诗说:
那位名叫校书的美貌少女,年纪才刚十六,经历几多风雨磨难,总能放声痛哭倾诉衷肠。本在闺阁之中,就已是品性刚正、声名出众,谁能料到,如今竟沦落风尘,与庸碌之人同列。

陈寅恪按:“校书婵娟年十六”句,“婵娟”不仅是一般形容女性的美辞,怀疑也兼寓柳如是原名“云娟”中的“娟”字。这一点已在第二章详论,这里不再赘述。“年十六”正是柳如是的纪年实录。因为崇祯六年柳如是年龄正是如此。以这样妙龄的女子,而能造诣超绝,与几社名流相比并,当然不必同于世俗的女性,往往自隐讳她的真实年龄。“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初读时,很不理解。后来见到柳如是的《戊寅草》,并取陈子龙《集》中有关的篇章互相参证,才恍然明白宋徵璧这句诗实在是指崇祯六年春季柳如是所赋风雨诸篇什而言。

如《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云:

琢情青阁影迷空,画舫珠帘半避风。缥缈香消动鱼钥,玲珑枝短结zhòu红。
同时蝶梦银河里,并浦鸾湖玉镜中。历乱愁思天外去,可怜容易等春蓬。

如《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说:

在青阁之中雕琢情思,身影迷离,恍若虚空,画舫之上,珠帘半卷,稍稍遮挡春风。香气缥缈散尽,门锁轻轻转动,似有人至,花枝玲珑而短,环绕着红墙花池,紧紧相拥。
你我曾一同入梦,如蝴蝶翩飞在银河之间,又相伴同游,似鸾鸟双栖在湖面玉镜之中。纷乱无尽的愁思,飘向遥远天外,可叹这美好时光,轻易便如春日飞蓬般飘散无踪。

《伤歌》云:

翔禽首飘翳,白云寄贞私。岁月荡繁圃,风物遑弃时。
揽衣眷高,义大难为持。沙棠亦已实,乌bēi亦已侈。
渌水在盛霄,碧月回晴思。厉飙忽若截,洞志讵有私。
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
诚恐不悟此,一日沦无期。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
我行非不远,我念非不宜。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
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
一言违至道,谅为达士嗤。
飞鸟的头顶掠过云影,我以一片白云,寄托自己坚贞的心事。时光在繁花满园中匆匆流逝,眼前景物,哪肯轻易辜负时节。 披衣起身,仰望高飞的鸟翼,这份情义太过深重,难以自持把持。沙棠树已经结出果实,乌椑树也已枝繁叶盛,清湛的水波映照着高远的天空,碧绿的明月勾起我明朗又缠绵的情思。 忽然一阵狂风横空掠过,仿佛要将一切截断,而我内心纯粹坚定的志向,又何曾有过半分私心。 人生在天地之间,最容易出错、迷失心性,往往是为了美色。得到的又能有多少?到头来树叶还是要辞别枝头。 实在怕人不能悟透这一点,一旦沉沦,便再没有归期。伴侣不可轻率托付,美好的相会也总是飘忽不定。 我行路并非不够远,我的思念也并非不合时宜。忧愁袭来时常猝不及防,泪水沾湿衣襟,止也止不住。 春风容易促成相伴的缘分,春雨绵绵,聚积成万千愁丝。谁能看透我内心深处的隐情,你啊,为何迟迟不来。 只要一句话违背了至真至纯的大道,想必定会被通达事理的人所耻笑。

又,《寒食夜雨十绝句》,其五云:

房栊云黑暮来迟,小语花香冥冥时。想到yǎo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
窗畔天色昏黑,暮色来得迟缓,花香朦胧、夜色冥冥之中,低声细语。想起当年窈娘善舞的地方,这般红颜美色在手,世间还有谁能知晓?

今取《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之诗,其作成时间确知为崇祯六年癸酉春季者,如《花朝大风》《寒食雨郊行(七古)二首》及《清明四首》之三云:

梨花冷落野中分,白蝶茫茫剪翠裙。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yǎo娘坟。

河东君之“画舫珠帘半避风”“可怜容易等春蓬”“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即让木所谓“雨雨风风能痛哭”者,而“想到窈娘能舞处”与卧子“雨中独上窈娘坟”同用一典,其相互关系,自不待言。又,李舒章所谓“春令之作,始于辕文者”,当亦指此时而言。盖崇祯六年春季特多风雨,而辕文与河东君此际关系甚密,宜有春闺风雨之作也。

现在取《陈忠裕全集》所载陈子龙的诗,其作成时间确知为崇祯六年癸酉春季的,如《花朝大风》《寒食雨郊行(七古)二首》及《清明四首》之三说:

梨花在荒野中凄清地开放, 白色的蝴蝶纷飞,像掠过你青色的裙边。 如今最让人伤心的是哪里? 就是在这冷雨中,独自登上你的坟墓。

柳如是的“画舫珠帘半避风”“可怜容易等春蓬”“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就是宋徵璧所谓“雨雨风风能痛哭”者,而“想到窈娘能舞处”与陈子龙“雨中独上窈娘坟”同用一典,其相互关系,自不待言。另外,李雯所谓“春令之作,始于宋徵舆者”,当也指此时而言。因为崇祯六年春季特别多风雨,而宋徵舆与柳如是此时关系甚密,宜有春闺风雨之作。

抑更有可论者,据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条载宋辕文因受责于其母,遂与河东君踪迹稍疏事。推计其时间,约略相当于河东君赋《伤歌》之际。此歌云“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岂河东君以徵舆踪迹稍疏,出此怨语耶?后来终与辕文决绝,而转向卧子,其端倪盖已微见于此诗矣。

更值得讨论的是,据钱肇鳌《质直谈耳》卷七《柳如之轶事》条记载宋徵舆因受母亲责备,于是与柳如是来往稍有疏远。推算其时间,大约相当于柳如是写《伤歌》的时候。这首歌说“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岂不是柳如是因为宋徵舆来往稍疏,而发出这样的怨语吗?后来终于与宋徵舆决绝,而转向陈子龙,其端倪大概已隐约见于这首诗了。

诗云:
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
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

似谓河东君最初所居之地也。其地虽难确定,若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云“听其音,禾中人也”之语,应是指河东君原籍之嘉兴而言。但鄙意此点不必过泥,颇疑宋诗之“横塘”,即谓吴江县盛泽镇之归家院。陈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上巳行》云:“重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陈诗之“古渡”,即宋诗之“官渡”;陈诗之“寒塘路”,即宋诗之“横塘路”。卧子赋此诗时,在崇祯十二年己卯。河东君于崇祯八年乙亥秋深离松江往居盛泽归家院。虽其间去来吴越“行云无定所”,然其经常住处,当仍为归家院。故可以取归家院地域形势以统属河东君。据此陈、宋两诗可以互相证明也。余参后论陈卧子《上巳行》节。

诗说:
学着在绣锦上绣出一对鸳鸯,吹起玉箫,想要引来成双的凤凰。可怜我家住在横塘岸边,门前就是大道,紧邻着渡口。 弯弯的小路旁,架着婉转的小桥,纷飞的落花,在相思树下暗暗飘舞。

似乎是说柳如是最初所居的地方。这地方虽然难以确定,如果依照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说“听她说话,是嘉兴人”的话,应当是指柳如是原籍的嘉兴而言。但我认为这一点不必过于拘泥,颇怀疑宋诗的“横塘”,就是吴江县盛泽镇的归家院。陈子龙为柳如是而作的《上巳行》说:“重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陈诗的“古渡”,就是宋诗的“官渡”;陈诗的“寒塘路”,就是宋诗的“横塘路”。陈子龙写这首诗时,在崇祯十二年己卯。柳如是于崇祯八年乙亥秋深离开松江前往盛泽归家院居住。虽然其间去来吴越“行云无定所”,但她的经常住处,应当还是归家院。所以可以取归家院的地域形势来统属柳如是。据此陈、宋两诗可以互相证明。其余参看后论陈子龙《上巳行》一节。

更考“横塘”地名之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者,恐当推《文选》五左太冲《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méng舛互。”其地实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者更多,故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即就让木同时人之诗言之,如吴梅村《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之“横塘”,依靳介人《注》,则在苏州。钱牧斋《茸城惜别》诗“绣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之“横塘”,依钱遵王《注》,则在嘉兴。此皆其例证。由是言之,让木诗中之“横塘”,虽与嘉兴之环境符合,然吴越水乡本甚相似,故亦能适合吴江盛泽镇归家院之地,不必限于禾中一隅也。仲廷机《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略云:徐佛原名翿dào,字云xuān,小字阿佛。嘉兴人。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同书四《街里门》略云:市北自西荡口北岸至东,以xiàng名者,曰归家院。东市口曰梭子归家。百嘉桥之北,曰石敢当。

再考“横塘”地名的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的,恐怕当推《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地实际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的更多,所以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就拿与宋徵璧同时代人的诗来说,如吴伟业《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的“横塘”,依靳荣藩《注》,则在苏州。钱谦益《茸城惜别》诗“绣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的“横塘”,依钱曾《注》,则在嘉兴。这都是例证。由此说来,宋徵璧诗中的“横塘”,虽然与嘉兴的环境符合,但吴越水乡本甚相似,所以也能适合吴江盛泽镇归家院这个地方,不必限于嘉兴一隅。仲廷机《盛湖志》卷十《列女名妓门》大致说:徐佛原名翿,字云翾,小字阿佛。嘉兴人。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同书卷四《街里门》大致说:市北从西荡口北岸到东,以巷为名的,叫归家院。东市口叫梭子归家。百嘉桥之北,叫石敢当。

同书同卷《桥梁门》“百嘉桥”条下注云:俗称栢家,旧名终慕。

同书五《古迹门》云:归家院在终慕桥北堍,地名十间楼,明才媛柳是故居。

下注引王鲲《十间楼》诗云:柳阴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只有可人杨爱爱,家家团扇写风流。

及卷末《杂识门》云:十间楼者,栢家桥北一带是也。即《觚剩》所云“归家院”。

寅恪案:《盛湖志》所纪徐佛所居之归家院,亦可与让木诗语相合。岂河东君最初亦居盛泽归家院近旁耶?让木诗“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者,谓河东君少小待字闺中也。“横塘”“官渡”“宛转桥”“相思树”等四句,乃指禾中盛泽之地,谓河东君即居其处也。

同书同卷《桥梁门》“百嘉桥”条下注说:俗称栢家,旧名终慕。

同书卷五《古迹门》说:归家院在终慕桥北边桥头,地名叫十间楼,是明代才女柳如是的故居。

下注引用王鲲《十间楼》诗说:柳阴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只有可人杨爱爱,家家团扇写风流。

以及卷末《杂识门》说:十间楼,就是栢家桥北边一带。也就是《觚剩》所说的“归家院”。

陈寅恪按:《盛湖志》所记载的徐佛所居的归家院,也可以与宋徵璧的诗语相合。难道柳如是最初也住在盛泽归家院附近吗?宋徵璧诗“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是说柳如是少小待字闺中。“横塘”“官渡”“宛转桥”“相思树”等四句,是指禾中盛泽这个地方,说柳如是就住在这里。

诗云:
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

似谓河东君初入徐佛家为婢,后复由徐氏转入周道登家。河东君与徐佛本同乡里,云翾收取为婢,自极寻常。至周家之收购,则必经一度之访觅也。后来河东君被逐于周氏,流落人间,辗转数年,短期与卧子同居,又离去卧子复返盛泽,居云翾寓所,与诸女伴如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等同在一地耳。

诗说:
才用玉指沉醉般抚弄着流光如霞的琴弦,早已深知平康巷本就是浮华险恶的风尘之地。仙鸟刚传来远方仙境般的情意,转眼就伴着香风紫雾,进入了权贵豪门之家。

似乎是说柳如是初入徐佛家为婢,后来又由徐氏转入周道登家。柳如是与徐佛本同乡,徐云翾收她为婢,自极寻常。至于周家的收购,则必经一番访觅。后来柳如是被周氏逐出,流落人间,辗转数年,短期与陈子龙同居,又离开陈子龙再返盛泽,住在徐云翾的寓所,与诸女伴如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等在同一地方。

寅恪初读让木“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之句,以为“平康”“狭邪”出自唐人《李娃传》,非不易解之故实。至“玉指”“流霞”之句,则难通其义。“流霞”之语,虽与《李义山诗集(中)・花下醉(七绝)》“寻芳不觉醉流霞”句有关,然疑尚不能尽宋氏之旨意,当必更有其他出典。因检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七下《草部》“凤仙”条云:时珍曰:其花头翅足具备,翘然如凤状,故以名之。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其实状如小桃,老则迸裂,故有指甲、急性、小桃诸名。宋光宗李后讳凤,宫中呼为好女儿花。张宛丘呼为菊婢。韦后呼为羽客。

始悟让木实有取于张文潜目此花为“菊婢”之意,暗寓河东君初在徐佛家为婢事。其辞微而显,婉而成章,可谓深得春秋之旨矣。又,河东君性情激烈,以“急性子”方之,亦颇适切。又,卧子词有云“小桃纤甲印流霞”,可取与让木此句参证也。

陈寅恪初读宋徵璧“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之句,以为“平康”“狭邪”出自唐人《李娃传》,不是难解的典故。至于“玉指”“流霞”之句,则难通其义。“流霞”之语,虽然与李商隐《花下醉》“寻芳不觉醉流霞”句有关,但怀疑还不能完全体现宋氏的旨意,一定另有其他出处。于是检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七下《草部》“凤仙”条说:李时珍说:它的花头翅足具备,翘然如凤状,所以以此命名。女人采它的花和叶包染指甲。它的果实形状像小桃,老了就迸裂,所以有指甲、急性、小桃等名称。宋光宗李后避讳凤字,宫中呼为好女儿花。张耒呼为菊婢。韦后呼为羽客。

才悟出宋徵璧实有取于张耒称此花为“菊婢”的意思,暗寓柳如是初在徐佛家为婢的事。用词隐微而显豁,婉转而成章,可谓深得春秋笔法的旨趣了。另外,柳如是性情激烈,用“急性子”来比方,也很贴切。还有,陈子龙词有“小桃纤甲印流霞”的句子,可以拿来与宋徵璧此句参证。

“紫烟便入五侯家”句,合用吴王夫差女小玉,即紫玉化烟事,并韩君平《寒食》诗“轻烟散入五侯家”之语,易“轻烟”为“紫烟”,与“青鸟”为对文耳。此固易晓,不待多论。至“青鸟乍传三岛意”句,则青鸟为西王母之使者,亦常用典故,无取赘释。“青鸟”与“三岛”连用,自出《李义山诗集(上)・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语,又不待言也。所可注意者,据钱氏所述周文岸之母以河东君善于趋承,爱怜之。后又因周母之故,免于被杀,得鬻为娼。似河东君与周母之间,原有特别关系。或者河东君之入周家,本由周母命人觅购婢女以侍奉己身。故河东君初时实为周母房中之侍婢。宋氏用青鸟之典,以西王母比周母,即指此而言。文岸之以河东君为妾,殆从周母处乞得之者。此类事例,乃旧日社会家庭中所恒见。若作如此假设,关于河东君所以因周母而得免于死之故,更可明了矣。(译者注:陈公像一个侦探,通过破解诗中的“密码”,还原了柳如是早年在周家的真实处境。详见链接)

“紫烟便入五侯家”句,合用吴王夫差女儿小玉即紫玉化烟的典故,以及韩翃《寒食》诗“轻烟散入五侯家”之语,把“轻烟”换成“紫烟”,与“青鸟”对仗罢了。这固然容易明白,不待多论。至于“青鸟乍传三岛意”句,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也是常用典故,无须赘释。“青鸟”与“三岛”连用,自然出自李商隐《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语,也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据钱肇鳌所述周道登的母亲因为柳如是善于趋奉,爱怜她。后来又因为周母的缘故,免于被杀,得以被卖为娼。似乎柳如是与周母之间,原有特别关系。或者柳如是进入周家,本是由周母派人买来侍奉自己的婢女。所以柳如是起初实在是周母房中的侍婢。宋徵璧用青鸟的典故,以西王母比周母,即指此而言。周道登把柳如是为妾,大概是从周母那里讨来的。这类事例,是旧日社会家庭中所常见的。如果做这样的假设,关于柳如是之所以因周母而得免于死的缘故,就更加清楚了。

诗云:
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huáliú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

似谓河东君自周家放逐,流落人间之由,即钱肇鳌所云,河东君为周氏群妾所忌,谮于主人,谓其与仆通,因被放逐之事。据诗意,即河东君所自述,乃周仆不解事,与己身无干也。让木诗此节第一、第二两句,言周文岸素以风流著称,姬妾甚多也。“十二云屏坐玉人”者,用杨国忠故事,与下文“鹦鹉偏知丞相嗔”句之出《杜工部集》一《丽人行》诗“慎莫近前丞相嗔”之指杨国忠者相照应也。“将军”一辞出辛延年《羽林郎》诗,以冯子都比周仆。“鹦鹉”乃河东君取以自比之辞,即卧子崇祯六年癸酉《秋夕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七律)二首》之二所谓“已惊妖梦疑鹦鹉”者,皆用唐天宝宫中白鹦鹉梦为鸷鸟所搏,后果毙于鹰之故典。盖指在周家为群妾所谮,几被杀之事而言,但不免过于刻薄耳。

诗说:
十二扇云母屏风间,坐着一位如玉美人,她常在烟月风月之中,名号堪比平津侯。 千里马哪里能懂得将军的心意,可那灵巧的鹦鹉,却偏偏清楚丞相的喜怒嗔怨。

似乎是说柳如是从周家被放逐、流落人间的缘由,就是钱肇鳌所说的,柳如是被周氏群妾嫉妒,向主人进谗言,说她与仆人私通,因而被放逐的事。据诗意,即柳如是自述,是周仆不解事,与自己无关。宋徵璧此诗第一、第二两句,是说周道登素以风流著称,姬妾很多。“十二云屏坐玉人”一句,用杨国忠的典故,与下文“鹦鹉偏知丞相嗔”句出自杜甫《丽人行》“慎莫近前丞相嗔”所指的杨国忠相照应。“将军”一词出自辛延年《羽林郎》诗,以冯子都比周仆。“鹦鹉”是柳如是取以自比的词语,也就是陈子龙崇祯六年癸酉《秋夕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七律二首之二所说的“已惊妖梦疑鹦鹉”,都是用唐天宝宫中白鹦鹉梦为鸷鸟所搏,后来果然死于鹰的典故。大抵是指她在周家被群妾谗害、几乎被杀的事,但未免过于刻薄了。

诗云:
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chá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

让木此诗《序》言,河东君在白龙潭舟中,出示寿陈眉公继儒诗。又,卧子《秋潭曲》中“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可知河东君此时必将其诗稿出示同舟之陈、宋、彭诸人。让木此四句诗似述卧子、河东君两人今夕之因缘也。“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即谓此次集会之事。“乘槎拟入碧霞宫”者,自是指泛舟白龙潭而言。但《李义山诗集(上)・碧城三首》之一,其首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注家相传以为“碧城”即碧霞之城。义山此题之二,其首句云:“对影闻声已可怜。”宋氏用以指河东君当时“影怜”之名。又,《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自慨四首》之四,其第三、第四两句“难谐紫府仙人梦,近好华阳处士风”自注云:予七八岁时,梦天阙榜名,题云:“乘槎入北海,紫府录清虚。”余近好读《真诰》,故有“华阳”之句。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

诗说:
这夜的竹帘旁,我亲耳听见有人轻声呼唤,妆匣之中,如今又让人重新翻看旧物。本想乘着木筏,进入那云霞缥缈的仙境,却因一场梦境,对着满是愁绪的红锦缎痴痴凝望。

宋徵璧此诗《序》说,柳如是白龙潭舟中,出示她为陈继儒祝寿的诗。另外,陈子龙《秋潭曲》中“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可知柳如是此时必定将她的诗稿出示同舟的陈子龙、宋徵璧、彭宾诸人。宋徵璧这四句诗似乎是叙述陈子龙、柳如是两人今夕的因缘。“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即指这次集会之事。“乘槎拟入碧霞宫”,自然是指泛舟白龙潭而言。但李商隐《碧城三首》之一,首句说“碧城十二曲阑干”,注家相传以为“碧城”即碧霞之城。李商隐此题之二,首句说:“对影闻声已可怜。”宋徵璧用以指柳如是当时“影怜”之名。另外,《陈忠裕全集》卷十五《陈李唱和集・自慨四首》之四,其第三、第四两句“难谐紫府仙人梦,近好华阳处士风”自注说:我七八岁时,梦见天阙榜名,题写:“乘槎入北海,紫府录清虚。”我近来好读《真诰》,所以有“华阳”之句。那么宋徵璧也取陈子龙所梦之意入诗。这个梦一定是陈子龙平日或当日在舟中与宋氏及其他友朋谈及过的。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

河东君平生学问受卧子影响颇大,其著述中吾人今日所得见者,亦有明著《真诰》之名,如《与汪然明尺牍》第二七通云“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之类,即是例证。卧子作《自慨》诗与作《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诗,皆在崇祯六年癸酉秋季,此时间卧子与河东君情意甚密,又为卧子好读《真诰》之时。故疑河东君之与《真诰》发生关系,实在此际。盖河东君于崇祯六年癸酉,年仅十六岁,在此以前未必果能深赏华阳处士之书也。后来牧斋即取《真诰》之语,以绛云为楼名,暗寓河东君之原名,已详第二章。然则河东君与陶隐居殊有文字因缘,而陈、杨关系未能善终,岂“难谐紫府仙人梦”之句,乃其诗谶欤?“因梦向愁红锦段”者,用温飞卿诗“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之语。此句言今则两人同舟共载,不必如向时之赋诗寄怀矣。

柳如是平生的学问受陈子龙影响很大,她的著述中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也有明确提到《真诰》之名的,如《与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七通说“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之类,就是例证。陈子龙作《自慨》诗与作《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诗,都在崇祯六年癸酉秋季,这期间陈子龙与柳如是情意甚密,又是陈子龙好读《真诰》的时候。所以怀疑柳如是与《真诰》发生关系,实在是在此时。因为柳如是于崇祯六年癸酉,年仅十六岁,在此以前未必真的能深赏陶弘景的书。后来钱谦益就取《真诰》之语,用绛云作为楼名,暗寓柳如是的原名,已在第二章详论。那么柳如是与陶弘景颇有文字因缘,而陈、杨关系未能善终,难道“难谐紫府仙人梦”之句,竟是诗谶吗?“因梦向愁红锦段”一句,用温庭筠诗“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之语。这句说如今两人同舟共载,不必像从前那样赋诗寄怀了。

诗云:
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

似即让木此诗《序》中所谓“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想见河东君当时及平日气概之一斑矣。

诗说:
陈思王曹植、辞赋家宋玉相继从眼前经过,激越的楚调商声扬起,清歌嘹亮。女子这般意气风骨,又想要追求怎样的归宿?与君一样,沦落漂泊,共赴这滔滔江河。

这大概就是宋徵璧此诗《序》中所说的“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以想见柳如是当时及平日气概之一斑了。

复次,据《陈眉公集》卷首载其子梦莲所作《年谱》(译者注:该段主要介绍陈公考证《赠杨姬》能是陈继儒为柳如是所作),崇祯六年眉公年七十六岁,其生日为十一月初七日,则《宋诗序》中所引河东君寿眉公诗,自不能作于崇祯六年。此寿诗之作成,疑在崇祯四年冬或五年冬眉公七十四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之时耶?又,河东君“李卫学书称弟子”之句,李卫者,李矩妻卫铄之谓,盖以卫夫人自比。此虽是用旧辞,然其自负不凡,亦可想见矣。更观此句,似河东君亦尝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以常情测之,当不过虚名而已。今资益馆本眉公《晚香堂小品》五有《赠杨姬》诗云:

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

暗寓对“影”不自怜,而自妒之意。盖以河东君之名为戏也。此诗后接以《登摄山(五绝)》。摄山在南京近旁,或疑此杨姬亦与南京有关。但检“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六有《赠金陵妓》及《马姬画兰》两首,似亦与南京有关。唯未载《赠杨姬》及《登摄山》两诗,不解何故。考陈梦莲编《陈眉公集》附梦莲撰《眉公年谱》,六十岁以后并不载其往游金陵事。“眉公集十种”本之《眉公诗钞》及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其诗编纂往往不依年月先后,甚难确定此《赠杨姬》诗之年月,亦不知其与《登摄山》诗究有无地理上之关系也。兹因《赠杨姬》诗,依其内容有“对影自怜”之意,暗藏“影怜”名字。姑假定此乃为河东君而作者,与《登摄山》诗并无关系也。

其次,据《陈眉公集》卷首载其子陈梦莲所作《年谱》,崇祯六年陈继儒七十六岁(译者注:陈继儒简介见链接,他的生日是十一月初七日,那么宋徵璧诗《序》中所引的柳如是祝寿诗,自然不能作于崇祯六年。这首祝寿诗的写成,怀疑在崇祯四年冬或五年冬陈继儒七十四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的时候?另外,柳如是“李卫学书称弟子”的句子,李卫是指李矩的妻子卫铄,这是以卫夫人自比。这虽然是用了旧典,但她的自负不凡,也可以想见了。再看这句,似乎柳如是也曾像同时代的名姝王修微等人一样,到陈继儒门下“问字”。以常情推测,不过虚名而已。现在资益馆本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五有《赠杨姬》诗说:

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

暗寓对“影”不自怜,反而自妒的意思。这是用柳如是的名字开玩笑。这首诗后面接着《登摄山》五绝。摄山在南京附近,或许这位杨姬也与南京有关。但检“眉公集十种”本中的《眉公诗钞》卷六有《赠金陵妓》及《马姬画兰》两首,似乎也与南京有关。只是没有收录《赠杨姬》和《登摄山》两诗,不知什么缘故。考陈梦莲编《陈眉公集》附梦莲撰《眉公年谱》,六十岁以后并不记载他往游金陵的事。“眉公集十种”本的《眉公诗钞》和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其诗的编纂往往不依年月先后,很难确定这首《赠杨姬》诗的年月,也不知道它与《登摄山》诗究竟有没有地理上的关系。现在因为《赠杨姬》诗,根据其内容有“对影自怜”的意思,暗藏“影怜”名字。姑且假定这是为柳如是而作的,与《登摄山》诗没有关系。

至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四《端午日白龙潭同杨校书侍儿青绡廿一首》,其第一二首云“别后双鱼书一纸,秦淮江上正通潮”,及第一三首云“白门红板渐平潮,侬比垂杨侬更妖”“醉后思家留不住,倩谁同挽紫罗绡”。则此杨校书及其侍儿青绡居处在金陵,必非河东君可知。“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此廿首之后,即接以《赠妓》一题,其诗首句云:“翰墨姻缘岂有私,旧知毕竟胜新知。”故知此妓当是青绡之主人杨校书。眉公因过誉其侍儿之故,遂别作一诗稍慰其意耳。此诗又云:“团扇挥毫字字奇。”明是一能书之人。考“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白石樵真稿》一七载有《题杨媛书》一文,中有“止生复购永兴禊帖,归作道师。此后散花卷上,不待言矣”,是此“杨媛”即茅元仪妾杨宛。《列朝诗集》闰四及《明诗综》九八《杨宛小传》,俱载其为金陵妓,善草书。然则上引“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所谓“杨校书”及“赠妓”之“妓”,乃指杨宛叔而言,与河东君无涉也。

至于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卷四《端午日白龙潭同杨校书侍儿青绡廿一首》,其第一二首说“别后双鱼书一纸,秦淮江上正通潮”,以及第一三首说“白门红板渐平潮,侬比垂杨侬更妖”“醉后思家留不住,倩谁同挽紫罗绡”。那么这位杨校书和她的侍儿青绡住在金陵,一定不是柳如是可知。“眉公集十种”本中的《眉公诗钞》卷五这二十首之后,接着就是《赠妓》一题,其诗首句说:“翰墨姻缘岂有私,旧知毕竟胜新知。”所以知道这位妓女应当是青绡的主人杨校书。陈继儒因为过分夸赞她的侍儿的缘故,于是另作一诗稍稍安慰她的心意罢了。这首诗又说:“团扇挥毫字字奇。”分明是一个能书法的人。考“眉公集十种”本中的《白石樵真稿》卷十七载有《题杨媛书》一文,中有“止生复购永兴禊帖,归作道师。此后散花卷上,不待言矣”,那么这位“杨媛”就是茅元仪的妾杨宛。《列朝诗集》闰集卷四及《明诗综》卷九十八《杨宛小传》,都记载她是金陵妓女,善草书。那么上面所引“眉公集十种”本中的《眉公诗钞》卷五所谓的“杨校书”及“赠妓”的“妓”,是指杨宛叔而言,与柳如是无关。

又,卧子《秋潭曲》言及书法一端,则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兹暂不广征,即据第二章所引牧斋《观美人手迹》七诗,已足证知。云美之《传》及其他记载,皆称河东君之能书,自非虚誉。寅恪所见河东君流传至今之手迹,既甚不多,复不知其真伪,固未敢妄论。然据翁叔平同龢《瓶庐诗稿》七《客以河东君画见示,伪迹也。题尤不伦。戏临四叶,漫题》云:

铁腕拓银钩,曾将妙迹收。可怜花外路,不是绛云楼。

翁氏乃近世之赏鉴家,尤以能书名,其言如此,则河东君之书为同时人所心折,要非无因,而“狂草”“奇气”更足想见其为人矣。

另外,陈子龙《秋潭曲》提到书法一端,则当时柳如是在同辈诸名姝中,特别以书法著称。这里暂且不多征引,仅据第二章所引钱谦益《观美人手迹》七诗,已足够证明。顾苓的《传》及其他记载,都称柳如是能书,自然不是虚誉。陈寅恪所见柳如是流传至今的手迹,既不多,又不知真伪,固然不敢妄论。但据翁同龢《瓶庐诗稿》卷七《客以河东君画见示,伪迹也。题尤不伦。戏临四叶,漫题》说:

刚劲的笔力,写出银钩般的书法,也曾将这般精妙的墨迹珍藏。可叹这繁花之外的所在,终究不是当年那座藏书藏画、温柔相守的绛云楼。

翁同龢是近代的鉴赏家,尤其以能书名,他这样说,那么柳如是的书法为同时代人所心折,总不是没有原因的,而“狂草”“奇气”更足以想见她的为人了。

抑更有可论者,卧子《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两诗,皆明著杨姬之名,其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但有一疑问,尚须略加解释。即卧子平生狭邪之游、文酒之会,多与李舒章、宋辕文相偕,何以崇祯六年癸酉秋季白龙潭舟中及集杨姬馆中,与卧子同游会者,仅彭宾、宋徵璧二人,而不见李雯、宋徵舆之踪迹耶?考光绪修《华亭县志》一二《选举上·举人表》云:宋徵璧。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及嘉庆修《松江府志》四五《选举二·明举人表》云:彭宾,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然则卧子崇祯六年秋季作此两诗时,与彭宾、宋徵璧皆是举人。李雯、宋徵舆二人,尚未中式乡试。崇祯六年秋季适届乡试之期,李雯之应试,自无问题。又假定宋徵舆虽年十六亦得有应试资格,此两人谅必离去松江。陈、彭、宋三人则已是举人,因留本籍,以待往北京应次年春间之会试耳。此两次游会所以无李、宋二人之参预者,殆职是之故欤?

更有值得讨论的,陈子龙《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两诗,都明白写出杨姬的名字,其为柳如是而作,自不待言。但有一个疑问,还需要略加解释。即陈子龙平日的狭邪之游、文酒之会,多与李雯、宋徵舆相偕,为什么崇祯六年癸酉秋季白龙潭舟中及集杨姬馆中,与陈子龙同游会的,只有彭宾、宋徵璧二人,却不见李雯、宋徵舆的踪迹呢?考光绪修《华亭县志》卷十二《选举上·举人表》说:宋徵璧。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及嘉庆修《松江府志》卷四十五《选举二·明举人表》说:彭宾,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那么陈子龙崇祯六年秋季作这两首诗时,与彭宾、宋徵璧都是举人。李雯、宋徵舆二人,尚未考中乡试。崇祯六年秋季正是乡试之期,李雯去应试,自无问题。又假定宋徵舆虽然年十六也得以有应试资格,这两人想必离开了松江。陈子龙、彭宾、宋徵璧三人则已经是举人,因而留在本籍,以待往北京应次年春天的会试。这两次游会之所以没有李雯、宋徵舆二人参与,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河东君自为吴江周氏所放逐,遂流落人间,至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前引李舒章《蓼斋集》二六《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所谓“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正谓此时河东君出自念西之家,而以杨影怜为称也。

又,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云: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中略)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之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蚤赴约,如之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之急令篙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之,为太夫人所怒,跪而责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之请辕文商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之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

柳如是从被吴江周氏放逐以后,就流落人间,到松江与云间名流往来交好。前面所引李雯《蓼斋集》卷二十六《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所谓“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正是指此时柳如是从周道登家出来,而以杨影怜为称。

另外,钱肇鳌《质直谈耳》卷七《柳如之轶事》说:一叶扁舟放浪湖山之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她在云间,与宋徵舆、李待问、陈子龙三位先生交情最密。……(中略)当初,宋徵舆还没有与柳如是相遇时,柳如是约他泊舟白龙潭相会。宋徵舆早早就去赴约,柳如是还未起床,让人传话说:“宋郎暂且不要登舟,郎若果然有情,应当跳入水中等着。”宋徵舆就跳入水中。当时天寒,柳如是急忙让篙师把他拉上来,挟到床上,拥在怀中温暖他。从此情好遂密。宋徵舆被柳如是迷惑,他的母亲大怒,让他跪着责罚他。宋徵舆说:“她并不费儿的钱财。”母亲说:“钱财有什么妨碍?她不要你的钱,正是要你的命呢。”宋徵舆因此渐渐疏远。不久,柳如是被郡守驱逐,请宋徵舆来商量。案上放着一张古琴,一口倭刀。她问宋徵舆说:“为今之计,怎么办?”宋徵舆慢慢回答说:“姑且避其锋芒。”柳如是大怒说:“别人说这话,不足为怪。你不该如此,我与你从此绝交了。”拿刀砍琴,七弦俱断。宋徵舆惊骇而出。

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第六首云:(译者注:以下几段考证李待问与柳如是的旧情。李待问是谁?见链接)

尚书曳履上容台,燕喜南都绮席开。闪烁珠帘光不定,双鬟捧出“问郎”来。

自注云:姬尝与陇西君有旧约,以“问郎”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君在坐,姬遣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

寅恪案:“问郎”者,华亭李存我待问也。胜时讳其名字,仅称“陇西君”,以其与河东君有旧约为可耻,遂为贤者讳耶?殊可笑也。嘉庆修《松江府志》五五《李待问传》略云:李待问,字存我,华亭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受中书舍人。工文章,精书法。沈犹龙事起,待问守城东门。城破,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追者至,遂遇害。

王沄《虞山柳枝词》第六首说:

尚书踏着从容的步履登上高台,南都欢宴之上,华美的筵席已然排开。珍珠帘在光影里闪烁不定,两名侍女簇拥着,捧出了那曲《问郎》。

自注说:柳如是曾与陇西君有旧约,以“问郎”玉篆赠别。甲申年在南都,钱谦益为礼部尚书,一天宴客,陇西君在座,柳如是派婢女出来问安,把玉篆归还给他。

陈寅恪按:“问郎”是指华亭李待问(字存我)。王沄避讳他的名字,只称“陇西君”,因为觉得他与柳如是有旧约是可耻的,于是为贤者讳吗?实在可笑。嘉庆修《松江府志》卷五十五《李待问传》大致说:李待问,字存我,华亭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工文章,精书法。沈犹龙起兵抗清,李待问守城东门。城破,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追兵赶到,于是遇害。

查伊璜继佐《国寿录》二《进士李待问传》云: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玄宰尝泛滥于古帖,然气骨殊减,自蝇头及大额而外,便不令人嘉赏。待问傲然为独步,与玄宰争云间,然位不及,交游寡,其为攻苦不若。要之得意处有过董家者。

王东溆应奎《柳南续笔》三“李存我书”条云: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寅恪案:董玄宰所题衙宇寺院匾额,亦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千里家驹《说梦》二“黑白传”条。

查继佐《国寿录》卷二《进士李待问传》说: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其昌曾泛览古帖,但气骨很不足,除了小字和大幅匾额之外,便不令人嘉赏。李待问傲然自认为独步,与董其昌争胜于云间,但地位不及,交游也少,他的刻苦也不如董其昌。总之得意处有超过董其昌的地方。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李存我书”条说: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高出董其昌。凡是乡里寺院有董其昌题额的,李待问就另外书写,列在旁边,想以此来显示自己胜过董其昌。董其昌听说后前往观看,说:“书法果然佳,但有杀气,恐怕不得好死。”后来李待问果然因为起义阵亡,董其昌确实有眼力。另外,董其昌因为李待问的书法如果留于后世,一定会掩盖自己的名声,于是暗中派人用重价收买,买到就烧掉,所以李待问的书法到今天很不多见了。陈寅恪按:董其昌所题的衙宇寺院匾额,也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家驹《说梦》卷二“黑白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