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易强    发表日期: 2024-12-07 

读后感

蒙国帝国，不是一本详细记录成吉思汗和它的帝国崛起与衰落的历史书，而是一本介绍帝国内外部环境、文化之间的碰撞。 对于想了解蒙国帝国的扩张路径，蒙古骑兵战略战术，蒙古与拜占庭、罗马教皇、伊斯兰教、十字军东征的纠缠内斗，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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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摘抄如下。

蒙古屠城

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贵族，十分重视商贸和手工业。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蒙古人攻下一座城池后，往往都会有屠城之举，但工匠和技工一般能够免遭厄运，因为他们能制造出蒙古人喜欢的奢侈品。毫无疑问，对于野蛮的蒙古人来说，伊斯兰文明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尽管他们并不明白这种文明的深奥之处，以至于在攻破巴格达之后，将当地的图书馆付诸一炬。

关于宋朝

正如南宋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吕祖谦所言：“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末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大概意思是说，南宋在文治方面虽然可观，武治却未能振兴，朝廷中虽然名流众多，但基本都是名不副实，没有高明的才干和谋略，因此，虽然国家经济交化昌盛，却总是有外患之痛。

宋朝岁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而宋朝经济实力为当时世界最强。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高低的最重要依据。宋朝的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20%以上，北宋人口最多时达到1.25亿，南宋最多时也有8000万。在城市规模方面，宋朝更是遥遥领先。

北宋都城开封以及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而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例如威尼斯、热那亚等，人口只有10万左右。上面这些数字从侧面说明，宋朝的军费支出高到何种程度。然而，庞大的兵力，以及巨额的军费开支，并没形成相应的战斗力。

宋朝兵制是对唐末藩镇之乱和五代更替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内乱重于外患”的千年哲学的体现。实际上，在宋朝之后，这个哲学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明清诸代。对于专制者来说，与外患相比，内乱是近忧。既然是近忧，解决的需求就更迫切。要是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哪怕是让利于外患，也要先解决内乱。这套哲学可上溯西汉时期。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

吕蒙正回应道：“前代征辽，人不堪命。隋场帝全军陷没，唐太宗躬率群臣运土填堑，身先士卒，终无所济。”

太宗道，“炀帝昏暗，诚不足语。唐太 宗犹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联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說，往则奋镜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

于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哲学与作为统治方式的“德政”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通过解除诸将兵权，掏空地方财政，把军权和财权集中到中央之后，中央却无法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效用，以至于最终被外患所吞噬。显然，这种保守的国家政策，与中央集权制自相矛盾。

在宋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中，这种哲学的痕迹无处不在。比如，宰相赵普在呈给宋太宗的奏章中，就提到“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关于宗教

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PhilipLeeRalph）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写道：“如果说拜占庭历史的起始年代无法弄清，终止年代却可以确定在1453年，那么与此相反，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有一个清楚的起点，7世纪穆罕默德开始传教为其开端，却没有一个终点，因为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拉尔夫的这种表述方式，很能让人感觉到历史的奇妙之处。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其言下之意：任何建立在“硬实力”之上的霸业都会消亡，但强势的宗教或文明的影响则可能永存。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伊斯兰教曾经几度被逼至绝境，就更能理解这股“在现代世界中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19世纪法国宗教学家厄尼斯特•雷南(ErnestRenan）在一篇论文中如此描述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他说，与我们所了解的其他宗教不同，伊斯兰教不是孕育于神秘之中，而是在历史的全面光照下诞生。

钦察人擅长外交

钦察人不仅勇猛，还颇有谋略，擅长外交游说。他们早就明白19世纪英国名相帕麦斯顿(LordPal-merston)说过的道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钦察人经常侵扰拜占庭帝国，不过，有时为了打击第三方势力，他们又能说服拜占庭帝国与自己合作。

1091年，钦察人与拜占庭帝国合作，打败了佩切涅格人--中亚地区半游牧的突厥部落。 百年后，他们又与东欧的保加尔人和瓦拉几人（拜占庭帝国的叛乱分子）合作，打败了拜占庭。他们不时与阿兰人冲究，但当蒙古威胁迫近时，又能说服阿兰人合作。

基督教大分裂

然而，中世纪基督教的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大分裂，再次使拜占庭帝国陷人宗教纷争的困境。

罗马帝国被分成东西两部分之后，尤其是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国家在政治、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隔阂越来越深。与此相对应，基督教内部的希腊语教派与拉丁语教派之间，原先就存在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尼西亚信经》的解读、对基督的神性与人性问题及偶像崇拜问题的回答等方面。

由于得到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东方教会的力量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在调停西欧各国冲突的过程中，西方教会的势力也极大扩张。因为势均力敌，东西方教会在宗教事务的处理原则上互不让步。东方教会认为宗教事务应尊重民主原则，应由基督教五大教区领导人召开会议商讨解决，西方教会则认为宗教事务应由罗马教皇单独行使权威。

到了11世纪中期，东西方教会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已经无法调和。1054年7月，罗马教皇利奥九进(1049—1054年在位）开除了东部君上坦丁堡主教长瑟如拉留（1043-1058年在位）的教籍，而后瑟如拉留也开除了利奥九世的教籍。基督教东西方教会从此彻底分裂。东方教会被称为东正教，西方教会被称为天主教。

十字军东征原因

给拜占庭帝国带来威胁的，首先是塞尔柱突厥人，然后是蒙古人。塞尔柱人属于中亚游牧民族，1037年，他们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是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帝国。为了争夺小亚细亚的控制权，从1043年开始，塞尔杜人不时与拜占庭帝国爆发战争。

塞尔柱人复制了匈人的战术。几百年 前，匈人经常骚扰罗马帝国。但与向人不同的是，塞尔柱人同时还用宗教武裝自己。从宗教的意义上讲，他们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是阿拉伯帝国入侵的延续。1071年8月，曼齐克特战役爆发。塞尔柱人大胜，他们还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马努斯四世。

这场战争标志着拜占庭帝国对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地区的控制力开始瓦解。在与拜占庭帝国交战的过程中，塞尔柱人及其盟友还袭击了埃及，又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次十宇军东征 (1096-1099年）的催化剂。

1095 年3月初，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意大利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拜占庭皇帝阿菜希奥斯的特使向教皇汇报了东方基督徒遭受的痛苦，并且强调，如果不能获得西方的援助，他们将继续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对于乌尔班二世来说，答应拜占庭的请求至少有两大好处：其一是团结西欧，其二是提升教皇的权力。

十字军东征

在狂热的宗教情绪及快速致富的诱惑的推动下，从1096年至1291年，在两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十字军发动了八次东征。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欧洲军队的构成：骑士占 5%，农民占 95%。毫无疑问，这样的构成是无法与蒙古帝国的军队抗衡的。

十字军的前三次东征，对拜古庭帝国有过不少援助，但同时混合了背叛和抢劫行径。无论如何，基督徒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

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3世纪的时候，南迁至今法国大都地区，西罗马帝国终结之后，他们逐步侵入法国的东北部。486年，法兰克人建立墨洛温王朝，这是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期。

十年后法兰克国王克治维皈依了基督教，实际上与罗马教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此后，罗马教会帮助法兰克王国扩张，而法兰克王国的扩张又促进了基督教的普及。经过三百多年的扩张，到了加洛林王朝（751一987年）的中期，法兰克人已经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

加洛林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是查理曼大帝。800年的圣诞节，罗马教皇为他加冕，称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正是这个具有挑鲜意味的称号，加深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 与罗马教皇之问的冲突，因为在此之前，只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才可以宣称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直接继承人。

很难说查理曼是否想创建一个大帝国，因为他并没有修改王位继承制度，将“多子继承”变为“独子继承”，使之符合帝国承继与发展的需要。查理曼大帝手814年去世之后，法兰克王国很快便走向解体。

843年，他的三个孙子缔结了《凡尔登条约》，将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分别是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855年、870年、880年，这几个法兰克子王国再道三次细分。

分裂后的加洛林王朝处境日益艰难，彼此征战的几个兄弟王国，在北方、东方和南方分别遵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匈牙利人以及阿拉伯人的人侵。总之，法兰克王国再也设有被重新统一。

卡诺莎之行

1077年1月某日，二十七岁的享利四世匆匆穿越阿尔卑斯山脉，赶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单膝跪地，请求站在他面前的教皇的宽恕。

历史学家们都愿意引用格里高利写给王公们的信中的一段话：“享利在城堡门前一直站了三天。他赤着脚，身着粗劣的衣衫，放下了君王的种种尊严，泪水流个不停，祈求教皇帮助、抚慰他。

时至今日，在许多德国人的概念中，“卡诺莎之行”这个词组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忍辱投降。

蒙古没有入侵西欧的原因

罗马教皇特使柏朗嘉宾也认识到，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分歧如此深刻，根本没有能力抵御蒙古人的人侵。因此，结束对蒙古帝国的访问之后，柏朗嘉宾没有带着蒙古使者回访欧洲，因为他抯心蒙古人了解基督教世界内部的争斗后，会对欧洲发动新一轮的军事入侵。

不过，蒙古人或许根本就没有入侵西欧的计划。理由是，这些以复仇和劫掠为军事目的的蒙古人，在征服罗斯诸公国、液兰与奥地利的过程中肯定会认识到，欧洲国家的财富根本无法与亚洲和中东地区相比。

在西方历史学家的概念中，13世纪的西欧处于“中世纪盛期”其经济实力己经飞速发展。然而，欧洲几个最大的城市，比如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居民都只有10万人左右，伦敦人口在1300年时还不足8万，有遭人侵之虞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时的人口只有2万。有着“神圣罗马帝国”称号的德意志帝国，直至12世纪才开始兴建城市，比奶，慕尼黑直到1158年才开始修建，至1175年才正式获得城市待遇，拥有修建防御工事的资格。

成吉思汗出兵籍口

正是在布哈拉，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奉行上帝的旨意对有罪行的人类进行惩罚”，第一次成为成吉思汗入侵别国的理由。

在此之前，正如前文不断强调，这个游牧民族奉行了上千年的“生存”及“复仇”等原则，是他们人侵其他家族：部族、民族与国家的主要原因或借口。而在此之后，“替天伐罪，逐街成为他们为自己的人侵行为辦护的另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理由。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判断：在征讨其他民族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已经逐渐了解到，“因罪而受到惩罚”，是许多笃信宗教的民族愿意接受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可以使他们变得更加顺从，因为这些宗教信徒不断被告知，顺从来自上帝的惩罚是冼清罪孽，的途径或方式之一。

武力和宗教

这两件事情似乎体现了某种轮回：成吉思汗用武力征服了被征服者的物质世界，被征服者则用宗教和文化征服了他的子孙们的精神世界。

对于宗教与文化的影响，蒙古人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敌意，经常会被他们用来作为实现征服战略的武器。

如果说文化作为一种征服或反征服的手段，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地影响，那么，作为另一种征服或反征服手段的宗教，通过掌握物质力量的宣扬者，则更多地表现为有意识地渗透。而无论是文化上的无意识影响，还是宗教上的有意识渗透，都贯穿蒙古人征服与统治的全过程。

蒙古帝国的分裂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之前，已将蒙古帝国一分为四，分别赐给四个儿子，但蒙古的统治权仍由一人掌握，相继登位的窝阔台、贵由和蒙哥仍能统一调配国力。

然而，1259年蒙哥去 世之后，蒙古帝国在事实上己经分裂，四个汗国各自为政。换句话说，在兄长蒙哥去世之后，旭烈兀统治下的伊儿汗国，已无法获得“中央”的支持了。

伊斯兰文明兴盛原因

英国历史学家佩西（ArnoldPacey）认为，导致伊斯兰文明兴盛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阿拔斯帝国拿握了造纸术。751年时，阿拔斯帝国与唐朝爆发怛罗斯会战。其结果是，兵力占极大优势的阿拔斯帝国获胜，许多唐兵被俘，其中就有懂造纸技术的工匠。于是，造纸技术便被阿拔斯帝国掌握。后来，穆斯林在撒马尔罕和巴格达建立了许多造纸厂。

伊斯兰文化之所以具有浓厚的“世界主义特征”，是因为它继承了拜占庭和波斯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与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处东西方商路的要冲地有关。

这个地理特点决定了它必然重视贸 易，而贸易则必然带来国际性的人口与信息交流，而这种交流又必然促进国际性文化的发展。

伊斯兰世界在科学文化上取得的成就，最终在工业与商业上得到了体现。比如，叙利亚摩苏尔生产的棉布、大马士革生产的精钢制品、伊拉克巴格达生产的玻璃器皿，以及摩洛哥生产的皮革制品等，无一不闻名手世。

这些由穆斯林占据技术优势的产品，或通过由“沙漠之舟”组成的驼队走陆路，或通过配备精妙的天文与航海仪器的货船走海路，远销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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