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约翰·达尔文     发表日期: 2024-10-29 

读后感

全球史就是帝国争霸史，作者跳出欧洲中心视角，回顾600年欧亚帝国兴衰历史及世界权力版图分配，重新诠释全球史，希冀探索未来世界格局。

作者评述历史信手捏来，阅读稍显难度，需要有全球通史基础和全球史观。作者在纵横捭阖东西横向对比时，常常寥寥数语，点到为止，缺少深度，让人意犹未尽。

1405年，除了帖木儿去世，还有一件大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此后至1433年期间，郑和七下西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1492年，比郑和晚了60年。

明终止下西洋是中华帝国与西方帝国强弱转换的分水岭。作者虽然跳出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史观，但仍有相当的局限。

本书获得英国历史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史学奖，风格游走于历史读物与理论分析之间。

推荐指数 ****

1400时期中西对比

大约1400年，伊斯兰社会仍是欧亚大陆最有生机和最有扩张性的元素。 但是中国的财富和力量卓尔不凡。尽管受周期性的王朝起义和外部入侵的中断，但是中国展示了欧洲或伊斯兰世界无法比拟的政治和文化凝聚力。

1370年后，在新的明朝统治下，中华世界的统一得到恢复和加强。 那种统一的重要因素也许能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渊源中找到。

中国从西北起步的集约农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那儿的肥沃粮田特别适合精耕细作。 农业殖民的持续进程带着这种“中华〞文化穿越华北平原，然后到长江流域，进人南方。

它带来亚热带南方的新作物和商品，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增长。

1300时期中西对比

精细的信贷体系成长起來，纸币的使用方便了生意的扩展。 在更大规模上，中国比欧亚大陆任何其他部分更早地会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成分。

它从内部区域交流得到补偿，得到促进技术变迁的推动力。 1300年前，在农业和制造业(到那时棉织品业在长江流城完全确立）的一系列革新已经广为采用，一种发明文化有助于新技术的扩散。

这非凡的增长道路，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非常不同，塑造了中国政治及经济史。

儒家和科举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古典的道德和哲学来源于儒家经典。也许与南北交融一样重要来塑造中华的，是文化精英中的儒家学说的确立，以及构筑一个帝国官僚政治的科举考试。 一旦儒家学识和文字技巧(为科举考试要求撰写“八股文”)成为进人帝国官僚队伍的敲门砖，它们就在中华大地受到士大夫的热爱。

有文学理想的各省士绅学子对儒家学说的选择，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社会（权力由大地主行使）转变到一个农业帝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使之可能的是一个帝国体制，这个体制极少依赖于帝国中央的强制权力，更多依赖于地方精英对帝国思想的文化上的忠诚，他们自己的声誉现在与帝国紧紧地捆在一起。

作为一个在极大范围施行有效权力的准则，它令人惊讶地精巧和惊人地成功。

中国给人深刻印象的巨大规模、其城市的财富、其技师和手艺人的技巧、其消费品的质量(如丝、茶和瓷器)、其艺术和文化的精美以及儒家学说的思想感染力，在东亚和东南亚广受赞誉几乎一点都不奇怪。

明朝政府加强了皇帝对行省官僚的权威，在皇宫里用宦官来增强皇帝对抗士大夫官僚的阴谋诡计，做出巨大努力来改善农业经济及水路系统。

在 1405-1431 年间，皇帝派遣郑和大将军进行七次到印度洋的惊人航海活动，来展示中国的海上力量。 带着一支2000多人的威风凛凛的船队，郑和缓缓地航行，远到红海的吉达(Jeddah)和东非沿海。

斯里兰卡(Sri Lanka)感受到中国人的存在，其不听话的统治者被带到北京。 在欧洲人获得需要的航海诀窍发现进人南大西洋(及回来)的方法以前，中国做出姿态来显示其在东方海洋中的优势。

这个耀眼的末来并没有成为现实。

1400年后明朝为没有经历工业革命

中国历史的最大谜团是，为什么创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富庶商业经济的异常动力在1400年后似乎流走了？ 市场经济所需的中国在技术独创性和社会革新上的领导地位失去了。

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加速走向并经历了工业革命。 人们一直在激烈地讨论中国的经济轨迹问题。但是30多年前马克•埃尔文提出的假说还没有被推翻。

埃尔文强调，中国在宋代取得了“中世纪经济革命”进步，但是他强烈主张当中国从明朝初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时，一种技术停滞形式已经开始。 生产更多的产品，耕种更多士地，人口增长。但是早期的技术和组织革新背后的推动力消失了，并没有恢复。

中国是量而非质的增长。埃尔文认为，部分理由是我们早已注意到的，即中国转向内陆；随着明朝放弃海洋，中国的外部接触减少。

葡萄牙人

在15世纪80年代以后，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欧洲航海改变了西方和旧大陆余下部分的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欧洲不再是欧亚大陆面向“黑暗海洋”的远西。

16世纪中叶，它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全世界海洋贸易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从中国伸展到秘鲁的航海业的司令部，一个新的跨大西洋带贸易启程点。 葡萄牙人是欧洲扩张的海洋边疆人。葡萄牙王国是一个坐落在大西洋边缘的弱小国家。

但是，到大约1400年，其统治者和商人充分利用了它一生的重要财富--里斯本港口。 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已经变成地中海和西北欧之间的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里斯本就是欧洲两大航海经济（地中海和大西经洋经济）相遇和相交的地方。

里斯本是贸易和商业信息的集散地，是航运和水手信息的交换中心。它是殖民的起点，是海盗入侵运动的起点。 葡萄牙人早就试验了不同种类的帝国缔造。他们的地理思想不仅被亚洲贸易大商路塑造，它的西端的终点在地中海，而且被十字军思想意识的影响塑造。

西班牙人文化入侵

1620年以后，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和商业活动减慢，对西属美洲白银的渴望降低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彼此疏远。 文化上，征服的后果也是错综复杂的。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的突然袭击狂飙迅速解构了征服前的宗教机构。

到1531 年，仅在墨西哥，西班牙人就拆毁了600所庙宇，捣毁了2000尊偶像。 旧神职精英权威尽失，殖民地臣民受到广泛的宗教同化，他们几乎不加抵抗就接受了基督教崇拜与节庆。 在某种程度上，印第安贵族被同化到行政机构中去。

在更形而下的层面，西班牙人的服装取代了让教会皱眉头的传统服装。

西班牙在1805年的海军失败，导致其放松对美洲西班牙帝国的控制，其贸易被打开，主要向英国开放。由此，拿破仑失败和英国成功的累积影啊、在于摧毁重商主义旧体系的戏余。

贸易敌对国家以及它们的舰队和堡垒、它们的特许公司和商业典古权，被英国的“制海权”淘汰。

注：历史上越南、朝鲜曾隶属于中国，但是中国的帝王们只是要求他们来进贡，朝拜。没有要求他们学习汉语，学习儒家文化。 这是中国没有外扩思想的另一表现。西方入侵，传教--文化入侵是第一步。

俄国人

俄国成功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可以在16世纪伏尔加河大草原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中找到。

汗国不是王朝君主国，并且从来没有向君主制国家转变，而莫斯科公国正在转变中。汗国类似于松散联结的部落联盟，可汗依赖于部落酋长的支持。

他们的经济依赖手贸易(尤其是与中亚的贸易），依赖于定居人民的稅收，依赖于游牧民向南向西对有人定居的俄罗斯大地的劫掠。

奥斯曼

在奥斯曼欧洲，土耳其穆斯林和当地皈依者构成了政治和行政精英的核心，是奥斯曼当局终极依赖之所在。 一种提升统一价值观的共同的伊斯兰高端文化，在把辽阔帝国的当地和区域精英与帝国中心绑在一起中起了重要作用。

奥斯曼的天才在于，用几个精明的创新重新强化这种伊斯兰团结。奥斯曼体制的真正创新是定额壮丁制度--古兰制度。

明朝

对元朝被推翻造成混乱的恐惧，对农村安宁的警惕，使明朝政府不敢征收重税，尽管有着边防的重负。 到16世纪，他们还渐地实行官员少、薪水和不充分的官僚政治。过窄的税收基础和不让政府机构从事贸易，产生财政危机。

到16世纪晚期，让一支用军屯自足的军队提供防卫的尝试已经完全崩溃。到那时，农村动荡的水平也开始急剧飙升。 这在明朝大部分时间相对较少，明朝的外交旨在为内部稳定确保外部安全。

从这种观点出发，由永乐派遣郑和大将军领导的著名的印度洋远航是一次脱离常规的行动，也许受到帖木儿及其继承人攻击的担忧所激发。 “第二奠基人”永乐皇帝的统治从1403年到1424年，他是一个特别有决断力和富有进取性的君主。

他的海洋帝国主义，把越南融入其帝国的长期努力，以及他的针对内亚游牧民的军事行动，可能都是确认中国在东亚优势的早产策略的一部分。

但是，压力大了。他的继任者采用了极端的另类选择，迅速放弃海车力量的冒险，禁止人海上旅行和贸易。 为使中国北方免遭来自大草原的入侵，或不欢迎与游牧民的接触，他们宁愿依赖长城，而非军事远征。

长城大体上是1470年后建筑并在下一个世纪完工用来扩展或加强早期边疆防御。1644年，当明灭亡时，长城还在建筑中。

中国的游牧邻居抢劫和掠夺获取中原拒绝或禁止贸易的商品。在海边，随着中国感受到欧洲商业侵入的早期后果。 并且更重要的是，感受到日本政治经济转型的影响，同样的限制政策滋生了走私泛滥和海盗猖獗。

日本

自从12世纪晚期起，日本一直通过一种折中办法来统治，其正统权威归天皇，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将军手里，他被帝国宫廷正式承认为总督或摄政。 将军或“征夷大将军”是一个世袭的军事独裁者，通常从天皇的将军行列中升迁而来。然而，将军力量的真正基础是他与封建领主及他们的武士同盟的结合。

15世纪的日本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商业扩张阶段。日本种植新作物，出口新商品，包括铜、硫黄和剑。 明朝控制贸易意味着商品通过走私贩、海盗渠道进人日本主要市场。

但是，将军的垮台和诸侯大名的崛起，鼓励日本海洋贸易的喷发，将军对非官方走私贸易也不满，许多当地“地产”领主大名对贸易有着直接的兴趣。 到16世纪50年代，日本商人、海盗和倭寇(wako）海盗漫游远到泰国、缅甸和印度。

日本的白银生产使之成为亚洲的“墨西哥”，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太平洋的重要贸易伙伴。 1567 年，明朝皇帝放弃了与非法贸易的较量，开放了中国的港口尽管并不是对日本开放。1578 年，广东向外国商人开放。 1571年，日本允许葡萄牙商人安顿在长崎。

对明朝来说，商业特许权和他们绥靖边疆游牧民敌意的尝试都没能带来长久缓和。

清

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的终结，而是有意作为新满洲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外国商业接触，满洲统治者比明朝先辈本能上少些敌意。

但是在政治意义上，他们对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不那么信任，这里在地理上是遥远的、难以控制的，还有只能慢慢被打败的明朝遗老遗少们。

清王朝的最大成就是逆转了明朝灾难性的内向边疆政策。清朝娴熟的大草原外交有助于把内蒙古变成一个绥冲地带，把中华帝国权力驱入内亚。 来自北方内陆的对中国稳定的威助被有效地抵消。

随着一度具有破坏性的日本现在安全地退缩到新儒家的孤立中去，以及儒家思想在朝鲜和越南的牢困地位，清朝建立宣告了东亚世界秩序的惊人恢复。

也许清朝统冶的最显著特征，是它倡导了一个特别生机勃勃的文化复兴。康熙自己喜欢与耶稣会传教士在宫廷里交谈，他甚至学习如何弹钢琴。

但是，他拒绝中国与欧洲间的定期交往的想法。“中国与西方没有共同关注的事”是其干净利落的结论。欢迎像耶稣会的西方人来，但是他们得留下来并学习儒家思想。

通过文献和艺术，通过对作为当地大众宗教焦点的官方“崇拜”和献祭的国家规定，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前所未有地广泛深人。 由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整合与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同步发展，这是在与西方的关系更紧张而后发生武力交锋前的最后时代实现的。

在某些方面，18世纪的中国甚至更显著地内向。1727年，雍正皇帝逆转了从蒙古时代起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有限宽容。 甚至当欧洲的思想输人时，它们似乎在中国背景中显得毫无用处或毫不相干。

清朝根深带固的保守主义，把巨大的社会权力赋子官僚以及行会、家族或部落的共同体，它们在维持一个等级社会的纪律上起着关键作用。 清朝统治也许给一个封闭的社会带来了额外的转折。

海洋

海洋亚文化的茁壮成长。

到16世纪，非常清楚，欧洲对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的比较优势，在于其早熟的海上活动的开发。 美洲和印度的远程贸易的同时增长是这种迹象之一，另一个迹象是北大西洋鳕鱼业的巨大增长。

欧洲水手在海上使用武力特别在行，把它作为贸易的一种替代选择。或作为贸易的一种辅助物。

中国宗教信仰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高效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其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浑然一体，以至于外在势力(包括基督教）无法成功渗透。

俄罗斯

欧洲的扩张有着两面性：面向海洋和面向大陆。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期间，欧洲人的最富有生机的陆上扩张是沿着俄罗斯边疆。 在欧洲扩张的全部历史中，俄罗斯的作用一直充满争议。整个俄罗斯的历史是与其殖民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与成为中欧或西欧列强对等大帝国的英勇转型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对许多西欧观察家来说，俄罗斯常常似乎是一个半野蜜的“亚洲”国家，“西化”的薄薄外饰沙皇专政的东方根基。 在更近的时代，在欧洲的世界统治计划中，俄罗斯一直起着含糊不清的作用。

法国

在18世纪中叶欧亚大陆有两个地缘政治动荡中心。第一个在欧洲，欧洲紧张的直接原因似乎非常明显，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天生的扩张主义者。 在前工业时代，权力等于拥有土地及人口，或等于热带产品的贸易垄断及其光彩夺目的金银盈余的前景。王朝野心和相互怀疑增加了领士风险。

在西欧，上个世纪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的四方较量，已经提出了英国或法国是否会是大西洋欧洲的支配力量，有效控制了欧洲在美洲大西洋扩张的海上通道。

欧洲对抗的另一大极是一个“内陆美洲”：东欧的江阔边疆。由四个主权国家分享：俄国、奥地利、波兰和奥斯曼帝国。 18世纪50年代中叶，争吵不休的大陆的摇摇欲坠的稳定，主要是由欧洲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法国的优势来维持的。

法国不再拥有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全部霸权，但它仍是欧洲外交的仲裁者，它有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公共财政和欧洲最强大的军队。

与其伟大的文化声誉一起，一个发达的商业、一支威严的海军和最复杂的外交与知识机构，法国即使不能支配欧洲也能指望它以保证其显著地位的方式斡旋大陆事务。

法国有着和四个世界强国相媲美的资源和能力。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它也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它的对外投资仅次于英国(英国占了欧洲的一半)，主要的投资均在欧洲，尤其是对俄国的投资较多。

法国的观念和文化在全球的影响以区法国作家在世界上的声望、法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均和以前一样了不起。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世界强国，法国有三大弱势：

第一，从国内而言，它的人口数量增长停滞不前，工业发展落后于德国，与英国相差更大。 <第二，尽管法国是拥有众至殖民地的殖民帝国，它的经济潜力十分薄弱。英国有帮忙支付巨额账单的殖民地印度，法国没有。

德国有成为其贸易伙伴和战争同盟的殖民地，法国也没有。更加糟糕的是，法国拥有的殖民帝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路需要，而防卫这个帝国的海军力量也逐渐弱化了。

第三，法国在欧洲的版图使它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难以防守，在面对边境入侵时，政府中心和工业中心没有海洋或者陆地的任何屏障加以保护。

毫不惊讶，法国的政治倾向很难在与英国加深友谊和与德国调和之间做出选择，第三共和国的覆灭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加重了法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因素。

新欧洲

1840年，英国移民抵达新西兰。第二个“新欧洲”(也许挑战美洲）正在形成中。1763年以后的30年是欧洲对世界领土资源的巨大扩展时期。 尽管“新领土”的财富还更是期望中的而不是实际的。

使这更有意义的是，它与欧亚旧大陆均势的同样重要的戏剧性变迁相一致，构成了19世纪欧洲优势的双重基础。

这种变迁可以在伊斯兰世界、印度并且到19世纪30年代在东亚也能看到。在18世纪70—80年代的黑海北岸，俄国的到来(兵力)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一个向欧洲政治商业势力打开伊斯兰近东的重要阶段。 随者西北欧人口扩张，北美内陆和南太平洋不久会被兼并，它们会成为“新欧洲”。

1803年后，英国海军力量摧毁了重商主义所依赖的海军力量（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的平衡，从而拆除了把世界贸易划分成独占区的重商主义区。

1757一1817年阶段性实行的南亚剧变，给英国提供了巨额的飞来横财。通过控制印度最富裕的地区孟加拉的财政与贸易，英国一下子获得了他们需要撬开进入中国南方经济大门的杠杆。

有印度作为他们船只与信货的基地，跟亚洲与欧洲间的远程贸易相比，东亚与东南亚的区城贸易更容易接洽妥当。东亚世界的商业隔绝终于受到挑战。

中国“宗教”

乾隆统治期间（1735-1796)是一个政治稳定、繁荣及（在中国本身)和平的统治。用当时的口号，它是“盛世”(Flourishing A5e)。 他们对动荡大草原的最后胜利（对内亚的征服使清朝的成就圆满），它平定、 统一、巩固和保卫中国领士。异族入侵使王朝崩溃的永久威胁终于被解除了。

当然有社会和文化压力。对缅和越南的军事失利，增长的官僚腐败现象，像白莲教起义的大众动乱，所有都暗示了帝国衰落的开始。 “天命”的逐渐衰败，天命应该是王朝合法性的基础。

但是儒家传统仍然空前强大。其中心思想浸透着孔子的家长主义和等级制度思想，即在官僚上大夫统治下社会幸福最大化。 带着道家因素的儒家思想，并没有面对重大的思想挑战。宗教在中国起着非常不同于其欧洲伙伴的宗教的作用。

尽管“纯”道家有着某些思想影响，其神秘的信仰吸引着大众追随，但是，它没有公共地位，被儒家官僚怀疑，传道者的信仰为官方所不齿。

佛教主要在西藏和蒙古受到追捧。皇帝小心翼翼地表示尊敬它。在中国本土，它是边缘化的。和尚与道上一样，被视为分裂性的和讨厌的。

日本

在闭关锁国下（注：日本也曾闭关锁国），日本变得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外贸微不足道。国内经济被分为不同的藩或王侯领地，尽管江户的需求创造了巨大的国内贸易，尤其是食物贸易。 在18世纪，一个稳定的人口和一个“勤勉革命”更集约的农业和使用家庭劳动力纺织--产生了适度的繁荣。

1792年，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出现在北海道岛，10年后，俄国人回来要求进入长崎做生意。 更吓人的是，1808年一艘英国军舰出其不意地抵达长崎港，它只是在对补给品的威胁性需求得到满足后才离去。

这是18世纪80年代以来将军得到的欧洲大西洋世界变化的第一份警告。 其他的非正式访问，寻求淡水和食物的捕鲸船，是不受欢迎的提醒者，提醒西方船只已经到了北太平洋，提醒日本正处于美洲与中国海上的主要商路中。

日本学者中的主流观点，强烈地确认了“神圣王国”对西方野蛮人及其隐藏的思想的内在优越性。甚至更为严格地实施禁止外国人登陆的禁令。

结果是，在离欧洲国家最远的地方，在中国的庇护下(欧洲注意的首要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堡垒又使日本的闭关锁国延续了20年。

非洲

与列强在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争夺相比，非洲的争夺并不是最主要的。 但是瓜分非洲的事件确实让我们承认，1870年后欧洲强权的地缘政治条件在非洲要比在其他地区更清起明显。

它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非洲国家在面对外来破坏(欧洲造成的)时，显得比亚洲国家更加脆弱？

争夺非洲的激烈过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政府认为它们有权力大量盗占非洲的领地？ 事实上欧洲掠夺非洲的行为与它们在中东、中国和拉美的行为都不同。究竟为什么？

大部分答案认为因为欧洲人敌视非洲和非洲文化。

其实很少欧洲人能真正认识非洲和非洲文化，欧洲人对非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有非洲经历的传教士、探险家和商人获得的，而这些人大多对非洲存在偏见。

欧洲人普遍认为非洲内陆地区是非常蛮混乱的，那里奴隶制盛行，远离文明。在“柏林会议协议”下，欧洲列强声称要一个一个征服非洲国家。

但这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欧洲政府允许商人和士兵参与政府冒险扩大领地的事务。其实答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要占领非洲，从边境向内地扩展是必然的，所以边境的利益非常重要，这些利益己经由英国国内的支持者反复诉说深入人心。

他们的游说在流行出版物上完全公开，从宗数和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贪梦的商业性等方而向大众灌输殖民非洲的思想。

因为19世纪90年代欧洲遇到了价格持纹下跌的经济向题。由于商人和边界士兵通常控制了非洲所有的信息，他们对事件的解读是比较权威的。

为什么占领非洲内地非常廉价？为什么非洲统治者不把他们的独立卖个好价钱呢？

历史学家普遍同意一个关键的事实：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资源短缺的，有大量无人居住和未开发的土地。 这可能归因于一种不同寻常的荒芜环境，奴隶贸易的影响和疾病的影响。其结果是残酷的。

在殖民前的非洲建国昇常地艰辛，对居民强行征税无论在哪里都非常困难。 但是，反抗只是意味着离开，然后寻找一小块地方，这种不稳定自然是一种负面影响。

除非有好的地方(如西非地区)，统治者能够紧紧控制贸易，但根据欧亚的标准西非各国还是很小很弱。 他们处于被国际商业开发的地位，无力购买任何现代武器或者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队伍，无力击退欧洲人的进攻。

最糟糕的是缺乏政治和文化上的团结，暴露了非洲统治者的致命弱点。在每次殖民斗争中，欧洲入侵者非常容易取胜，似乎根本设有非洲联盟存在。

美国

美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与欧洲强国相等。作为一个殖民强国，尤其是1898年后取得了中国治外法权的特权后，它的利益和发展前景似乎与欧洲的相同。

美国著名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宣称，美国是“一个帝国式的共和国，是一个新的世界强国”。 美国对欧洲的全球殖民主义的态度依然是有距离的，美国虽然出席了柏林的非洲会议，但美国没有分享非洲的瓜分。

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在亚洲也没有利益，殖民帝国的角色在1898年激起了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的争论，罗斯福的海军计划在国会中受到怀疑论者的攻击。 罗斯福本人把美国新式的海军视为盎格鲁-撒克逊海上强国联盟中的后进者，他指出，英国是海上优势国家，“是世界和平的伟大捍卫者”。

英国

1880年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英国是唯一在世界各地都拥有财产和利益的国家，它巨大的殖民帝国范围，包括从加拿大西部到南非，从苏伊士到香港。

英帝国的大部分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就快速建成，许多地方人口稀少刚刚开始发展。在英国许多殖民地范围内，英国的影响得到默认自然就存在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其他列强涉足。

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当瓜分世界的狂潮掀起时，仅靠默认已经行不通了。英国的占领声明越来越正式，有时还利用武力来达到它占领的目的。

在进一步瓜分世界的过程中，英国在新的殖民地遇到了棘手的竞争者，需要新的防御和警惕，其结果是荒谬的。 虽然英帝国变得越来越大，外交家和战略家竭尽全力维护，但是英帝国的忧虑也越来越多。因为英帝国有如此多的殖民地分散在世界各地，它们似乎总是与各地发生矛盾、争执不休。

英帝国如同一个巨人，一个年长的有病痛的呻吟者“亡患有痛风的手指和脚趾伸向 四面八方”，片刻就被其他人逼近触痛，害怕得浑身疼痛尖叫。 这是一幅英国与他国外交的图画，战略家们非常拘谨，他们神经质地把美国的海军力量和少量专业军队视为过度危险的扩展。

一些最敏镜的观察者想知道，美国完成了铁路的扩建是否已把精力转到了扩充强大的海军力量上。 可能现在需要保特的优势在于谁具有不可战胜的陆地力量，像俄国在内陆的专横和强大，可以免受英国的责难。

南非战争期问，英国像这样的恐恨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暴露了英国军事实力的尴尬。更令英国担忧的是英国的强劲对手将孤住这一黄金时机挤搾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

全球经济

从19世纪 70年代起，现代世界经济开始崭露头角。当然，大陆间的贸易是一贯存在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涉及的。 欧洲人通过得到美洲的白银而在16世纪创立了一套全球贸易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大宗金银和奢侈品的交易。

18世纪经历了海运贸易的大扩张，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茶叶和来自印度的棉织品被进口至遥远的美洲和西非，但是最大量的洲际贸易还是跨越大西洋进行的。 通过19世纪上半叶西北欧、不列颠岛以及东北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19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主体是以北大西洋海港为基地向全球新的部分扩张形成的商业网，包括南美 非洲的部分地区、印度、东南亚、澳洲以及东亚。

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西方的势力遍及全球，不但奢侈品而且非常普通的商品的价格也不仅受本地或地区因素影响，而且为全球市场左右。

商人的利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开放的经济”，没有贸易障碍，借货、资本以及人员(尤其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这就是英国人从19世纪40年代竭力将这些强加给拉美、中东以区中国和印度所追求的“自由贸易帝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需要新的交通运输技术将世界其他地区拉入欧美商贸圈。

伦敦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市场是不平衡的，相互的买卖结算会形成障碍。 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多边的外汇体系，允许一个国家购买外国产品不需要直接支付。这种乡边外汇体系的实施，需要一种共同流通的货币形式，而这种货币得到大乡致贸易国家的认可，符合不同国家的货币储备。

另外，需要建立一种汇率，不同国家可以兑换它们的货币，以实现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货币价值相等。

为了迎合这种复架的国际贸易需要，伦敦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自由交易的金本位制使英镑成为世界最坚挺的流通货币，以英镑结算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值得依赖的结算模式。

伦敦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处于欧美世界的中心地地，是英-印体系大帝国的首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云集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都能笔不困难的兑换各种货币，寻找合适的消费对象。

文化战笋

全球殖民主义带来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分化。 综观这个世界，新的商业经济创造了一个主宰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而非欧洲国家对国际经济和国际需求的变化，其适应能力是较弱的。

全球殖民主义是一个三维的结构，文化维度是建立在强大武力和普遍影响上面的。 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主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宣扬激进的扩张主义。

1880年后，欧洲的实际势力范围横贯亚洲、非洲和太平洋，这意味着欧洲文化影响的扩散范围比早期更加广泛，也更具权威性。 如欧洲的各种思潮、科学研究方法、对历史的解释、社会秋序的理念、公共道德的模式、邪恶与正义的概念、文学表述方式，甚至欧洲人对健康、休闲观念和着装款式的处理方式，都成为衡量其他文化是否文明的“标准”。

维持殖民地稳定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支持殖民地本地的习俗法规(而不是直接引进西方的法律法规)。 通过支持新的具有本地传统的人担任统治者(那些接受被殖民统治的当地权贵），而不是西方的殖民精英直接担任统治者。

在有些情况下，通过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来维持稳定是比较安全的，有问题通过官方任命的南非本土事务机构讨论解决。 这样欧洲人在处理他们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时没有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并没有明确揭示出帝国主义扩张的信息。

的确，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激烈反对文化和种族融合，他们认为文化和种族的融合会冲淡西方先进文化和优秀种族的纯度。 在讨论欧洲具有特殊活力的原因之时，欧洲人决不认同非西方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其殖民侵略导致的结果。

宗教

平民的文化抵制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出现。一如既往，欧洲人倾向将伊斯兰教或印度教视为基督教的巨大竞争者，是没落的。 伊斯兰教的教义是一种陈日的经院哲学，在过去有它辉煌的历史，可没有未来的价值。

伊斯兰学者被束缚在其古典的教科书上，认识不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思想已经陷人了经验主义的泥潭。

日本与中国

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已经涉足东亚商业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他们将商业作为桥头堡(通商口岸)强加给中国和日本，然后强迫这两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给子外国人在居住和财产等方面的一系列特权。

日本是1890年后验证欧洲在东亚影响提升的最好的例证。有点讽刺意味的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 日本的胜利引发了欧洲列强之间争夺世界的竞赛，日本不愿充当西方帝国主义“小兄弟”的角色，日本对欧洲的意图深表怀疑，害怕欧美联合破坏日本还不稳定的自治。

伊藤博文在1882年考察西方政体后评论道，欧洲人“帮助并爱护他们的亲戚朋友，试图逐渐消灭边远和无关的人……东方的情况像一座建在鸡蛋上的塔一样脆弱…… 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增强和扩大我们的武力”。在“脱亚人欧”中，福泽喻吉，日本现代化的伟大倡导者，提出脱亚论。

但脱亚论并不是说日本应该和西方列强结盟，怡恰与其相反，日本明确的目的是要担当亚洲的领导者并保护亚洲的自由。 确实，日本人对中国的想法反映出矛盾的情感：鄙视中国的“落后”，垂涎中国的资源。

1911年，日本重新得到了完全的关税自主，至此日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拥有自己的利益范團。日本因远离主要敌对者欧洲中心是安全的。

西方商业利益在中国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日本的妒忌和警觉。在欧洲国家的势力正处于顶峰的时候，日本是如何极其有效地成功应对这种挑战呢？

主要原因是西方长期低估了日本。

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国际贸易已经很有竞争力了：本土特产的丝绸原料、棉质服装，都成为日本最主要的外贸商品。 关键是日本实现工业化，并没有依赖对民族工业不利的外来资本。

美国策略

像卡伯特.治奇那些希望美国成为世界强者的人，反对美国加人国联，还有像博拉那样认为外国的纠缠是对民主威胁的人，也反对美国加人国联。 对“强权“学派而言，国联是一副阻止美国扩张的镣铐，并能够将美国困在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体系之中。

也有许多专家宣称：美国在国联之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经济力量可以取代领士控制。 当测试世界实力的时候，美国末来真正的优势是靠华尔街的银行家，而不是靠日内瓦的外交家。因此不加人国联并不意味着美国走向孤立。

美国人的生意遍及欧洲南美甚至亚洲，好莱坞领导的美国文化传播得更广。美国领导者倡导世界和平的思想，希望通过同英国合作遏制海洋的军备竞赛。 但美国的想法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它期望变革现在的世界秩序，而不是有助于其保存下去。

美国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指通过同化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而把这些民族置于帝国统治之下。 正如我们所知的，这不是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欧洲有时试图将其向前推进，它也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 有时它借助对广阔地区的政治控制，通过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来掩饰统治，有时通过对外移民进行统治。

美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有着空前的范围。以前没有哪一个世界大国曾在欧亚大陆两侧确立它的统治，或者有权力这样做。 美国能确立这样的统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人们对美国友谊的渴望，并欢迎美国扮演领导角色。英美联盟就是一个在衰落大国和它最明显的继任者之间成功合作的非凡的例子。

在关键的时刻，双方实现了平等并建立了联合统治的形式。在西欧，按照吉尔•伦德斯塔绝妙的说法：美国应邀建立了一个帝国。 在日本，如我们所知，政治特权阶层宁愿接受安全条约的复杂条款，也不愿冒民众信念向共产主义倾斜的风险。

在1990年后，美国变成了仅存的世界帝国。这个帝国，在方式上，几乎强行干预世界的任何一部分。 在军事实力上，拥有超过任何一个潜在对手的巨大优势。在经济的发达程度上，是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的两倍多。 美国没有殖民地财富，这一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的全球显赫地位，它对美国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美帝国的组成部分可以做这样简短的列举。第一，在2003 年，美国在130不国家拥有700多个基地（和234个军用大基地）。 25万多名在海外服役的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美国控制的广大区域工作，这些区城就是划分世界的大平洋、南部、中心区城。

美画用54艘核潜艇，12膄航空母舰、12艘直升机母舰和一个巨大的保障舰队，控制着海洋指择权。 在大空、空中利陆地上的现代战争中，美国的优越性几乎是无可挑战的。第二，在经济上，美国的财富规模也是令人震惊的。几乎生产了世界总产值的 1/3。

第三，经济的成功和美国式民主的声望及吸引力，已经结合在一起在全世界创造了新的桥头堡的影响。 经过与外国的合作和友谊，美国获得了巨额回报，美国通过教育联系和最富有的定居美国的移民建立了社会网络，给美国势力更广泛和更深人的扩展提供了方便。

美帝国(像以前的英国一样）不是官方政府的保护者和各国政策的制定者，所以加速美国扩张的许多能量是非政府的和私人的因素。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霸权会无限地存在下去。而是从任何一个标准来看，今天的美国在势力上超出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自15世纪早期以来任何帝国的限度。 那些把美国的霸权地位比作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的作家，暴露出对两国历史的令人震惊的忽视。

美国霸权会使世界更安全呢，还是通过不良管理的干预激化了世界的冲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没有哪一种预言是可靠的。正如所有前人一样，我们面临的未来，没有猜测，只有制订我们的。

完

评论